旧友谊，新领袖：撤出坦桑尼亚的中国投资客

【编者按】在中国大陆的历史叙事中，“第三世界”是一个无法被遗忘的外交术语。“三个世界”的理论来源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同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决裂，继而中国在外交上走向“亚非拉”——向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输出革命、建设和援助。在这其中最早也最重要的国家之一，是位于非洲东部的坦桑尼亚。1970年动工，1975年建成的中国援助项目坦赞铁路，被列入全国的中小学教科书，但除此之外，更多援助的工农业项目在多年之后则渐渐不再被人提起。近年来，随着中国“一带一路”的推进，围绕在非洲的中国人和中国资本，又多了许多讨论，而此时的坦桑尼亚，则又成为了一个特殊的例子——新总统与其新政策正在让许多中国人离开这个浸透了“传统友谊”的地方。这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

终于，在2013年，一位在坦桑尼亚工作的中国女士偶然发现了二十世纪早期的华人墓园，证明了清末民初中国人飘洋过海到这个非洲国家生根发芽的传说。1965年，新华社记者高梁和王治在坦曾经粗浅走访一些当地人，根据他们提供的消息推测，最早来到坦桑尼亚的华人很可能是为德国修筑中央铁路的华工。由于当时条件所限，记者无法深入。当然，那时候打探这些消息，也不是出于闲情逸趣，更和如今学界热衷的“离散华人”故事无关。其目的是政治的：“夯实”从1960年代开始的两国乃至亚非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和承受共同命运”的政治论述。

中国人从1960年代开始出现在坦桑尼亚，成为坦桑尼亚建国后关系最紧密的外国人群体之一。1980年代开始，他们慢慢淡去，1990年代末，中国人又骤然回潮。

“有人说我们是东非沉睡的巨人”，在达累斯萨拉姆大学历史学系办公室里，奥斯瓦格教授苦笑着说，他身子往后探，肢体语言透露出他相当认可此说法。

所谓沉睡的巨人，一方面指坦桑尼亚从独立以来打拼下来的遗产，识字率和妇女就业率在非洲都属较高水平。另一方面，这个意气风发的国家却依旧在经济发展常跌跟头。在新千年后的中国人非洲投资狂潮中，坦桑尼亚凭借早年与中国的政治情谊和多年来积累的熟识程度，成为中国人的重要落脚点。一家中坦合资公司的负责人告诉我，在几年前最高峰时，在坦桑的各色中国人有“六七万左右”。在首都达累斯萨拉姆，曾经有着大片中国城，华人往来络绎不绝，饭店和超市众多。首都没有哪个出租车司机甚至摩托手会没听说过。

这之中，中资企业有数千到上万人。就像在其它非洲国家一样，中国接受的大型基建工程依旧是投资主体。公路、桥梁、房建、供水、机场和港口，这些项目有大量是由中国承包。而其它华人或私人资本介入较多的，则是小生产领域，如建材、摩托车、鞋帽、餐具和箱包等等。这两者会共同参与的，则包括农业、矿业和电力等。贸易涉及各类生活用品的批发，产品销往周边邻国。

但就在近几年，中国人迅速流失。准确地说，是从2015年的马古富利（John Magufuli）总统上任开始。2018年5月中国官方发布的对外投资指南中，估测在坦华人有两万，而当我到达坦桑的2019年7月，当地中国人告诉我，他们只剩下大约六七千。

“也就十分之一吧，其余的都走了”。

中国在坦桑

对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而言，坦桑尼亚是最好的朋友之一。

在等候过关时，我遇见一个大约四十岁的中国男子，他在柜枱边上无比焦虑。只会中文的他打印好了朋友填好的过关申报表，打算照抄，却发现机场的表格换了版本。

他是一个来自福建福清的煤矿合伙人，次日一早还要搭班机去姆万扎（Mwanza），那儿有他的老乡经营的煤矿。对于生意状况，他只表示“就那样”，无论如何得先做着。他带着两个显示器大小的纸箱，两盒精品茶叶，一个塞得鼓鼓的书包——全是散装的大红袍。纸箱里全是一摞摞空白的表格。“做账用的”，他说。

约两周后，我听说姆万扎的矿上“死了两个挖矿的中国人”，我赶紧发消息问他，但他没有再回我。至于死亡原因，听一个与大使馆关系密切的华人社团工作人员说，是“矿上的人不注意卫生”，染了病。两个人的死讯在快速整理后上报了中国大使馆。

1961年，东非大陆上的坦格尼卡脱离英国殖民不久，便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1963年，海上的桑给巴尔岛也独立，并和中国建交。1964年，坦格尼卡与桑给巴尔两国合并为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成为泛非主义极少落地的实际成果。开国总统尼雷尔（Julius Kambarage Nyerere）也成为联合共和国的国父（Baba wa Taifa）、导师（Mwalimu）与国家象征。在他卸任三十多年及逝世二十年后，尼雷尔的肖像依旧高悬在每间餐厅、教室、车站和办公室里。

尼雷尔是第三世界一位广受敬仰的战士，在他任内，坦桑尼亚推动了泛非运动和东非共同体，也积极推进了南部非洲解放运动、不结盟运动和联合国的新经济秩序。对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而言，尼雷尔是最好的朋友之一。在周恩来1963年到1964年的系列访非后，两国于1964年6月签订了《中坦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对北京而言，摆脱已被批为革命意志消退的苏联路线，独立践行自己所构想的“亚非拉”自主建设新蓝图，需要一个坚实的朋友；而对新生的坦桑尼亚而言，在连续遭到美、苏、英甚至联合国的冷遇后，也急需找到一个愿意真心支援的大国。

从1965年起，第一批中国援坦工程迅速落地，包括了一批高质量的工厂——涵盖纺织、制革、制糖、卷烟等众多轻工业。1968年投产的友谊纺织厂（Urafiki Textile Mill）成为了东非最大的工厂，高峰时刻拥有近六千工人。随后由中国援建的坦桑尼亚-赞比亚铁路（TAZARA Railway），更是战后非洲仅次于苏联在埃及的阿斯旺大坝的第二大工程。

坦桑尼亚版本的社会主义称为“乌贾马”（ujamaa）运动。乌贾马思潮和国有化政策一起持续到1980年代中期，然后转轨，变为市场化及多党制。在这个过程中，坦桑尼亚一如既往保持了政治稳定，但这并非国家机器强大的结果，而是尼雷尔时代成功塑造的国家认同所致。

我落脚在友谊纺织厂大院附属的“中方专家组大院”，如今这里没有什么专家，住在这里的中国人都以大院“院士”来互相打趣彼此。在友谊厂里，中坦友谊史仍在诡异运转——为数不多的中国人聚在一起吃饭，环境也打扫得一尘不染。

这是一个社会主义工业项目的复制品，从车间、食堂、办公楼、诊所到集体宿舍，应有尽有。织布车间中，织布机像海洋一样排开，在年久失修的照明设备下几乎看不到尽头，这是当年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骄傲，五六千人所在的工厂。坦桑尼亚经济的“长子”，五大国有企业之一。一个老工人告诉我，尼雷尔曾经隔三岔五来看望工人，给他们打气。“每次他来厂里，都会在办公楼前面的空地上对我们讲话，我们就端着凳子到那儿坐好”，他回忆到一次更特殊的经历，在1970年代某天，他从车间出来往办公楼方向走，在转角处撞见了总统一行人，“我完全惊呆了，僵直地站着不知所措，导师（mwalimu）笑着地走过来和我握手，说小伙子，你今天努力工作了吗？你们可要多多生产啊。我连声答应，连蹦带跳跑回车间跟大家宣布，我刚跟导师握手了！”

如周恩来在对外援助“八项原则”中承诺的，中国用了最好的设备和最高技术水平投入到友谊厂。中方技术人员在开工后依旧留守培训年轻的坦桑尼亚工人，直到这些新手都独立掌握技术，才在1974年离开。另一个老机修工告诉我他在1977年和二十来位工友们前往上海进修了半年。他给我看那时的照片——在外白渡桥和上海大厦的背景前，他们满脸朝气地望着远方，无一例外地穿着喇叭裤，“那时候很流行，我们都是从电影里看来的”。

车间里零星地出现几个工人的身影。这是因为如今友谊厂只是“有限开工”。从1980年代中后期起，对国家经济状况力不从心的尼雷尔主动辞去总统职务，决心换上年轻人，在IMF和世界银行的强力影响下，新政府快速启动了市场化和私有化进程，诸如友谊厂一类的样板国有企业则渐渐失去了竞争力，而新老工人之间缺乏足够的技术传承，使得新一代工人无法支撑高速大规模生产，工厂效益逐步衰退，直至亏损。到1990年代中期，工厂亏损到几乎快关停。

1995年，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访坦，处理友谊厂是出行目的之一。朱对工厂的状况感到痛心甚至愤怒。最后的解决方案是：中资以51%的股份来与坦方共同管理这个亟需学习市场化的企业。

在中国进出口银行一亿美元商业贷款的支持下，新的友谊纺织有限公司于1997年正式成立，然而除了当年盈利以外，往后的每一年，工厂都仍然亏损。中方管理人员认为这其中的原因在于生产成本过高，工人技能不足，坦方依未能摆脱以往社会主义“大锅饭”的“惰性”，管理层处处受人掣肘，无法随意解雇工人、无法拒绝涨工资。而他们的竞争对手们，则是无需揹负历史包袱的的完全私有化市场化的企业——比如印度裔经营的的纺织品牌Neda，长期以来一直靠从模仿和尾随，现已经渐渐占得上风。

新总统

营商环境恶化，这是这几年对坦桑时局最常见的评价。

坦桑尼亚人，尤其是首都居民，对中国并不陌生。尼雷尔一生五次访华，其后的总统也延续与中国友好，说双方是“老朋友”并不夸张。

不起眼的转折发生在2015年，现任总统马古富利上任。他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获得了不少居民的赞赏——“卫生有改善，承诺修的东西也在修”，“过海关不用塞小费了”，“德国人帮着做的BRT质量很好，车辆是从中国买来的” 。

然而，马古富利的上台后的表现让中国感到错愕。他一改数十年的对华紧密交往政策，对中国表现得相当冷淡。2013年，习近平上任以来首次以中国国家主席身份出访，就选择了坦桑尼亚。与之形成对比的是，马古富利上任已有四年，没出访过一次中国。

不过，马古富利政府对中国并无敌意，言辞上也无涉反华反共，坦桑也没有排华。

“其实他不是仅对中国冷淡，他对美国也冷淡，他好些对外国投资不怎么感兴趣”，一个中国私企的工作人员跟我说到。只是，对一贯与中国关系紧密的坦国而言，这种冷淡已表现得非常明显。“我们都在揣测他想干什么，这样的政策还要持续多久，很多人等不及已经走了。” 营商环境恶化，这是这几年对坦桑时局最常见的评价，“税太高了，把人往死里逼，我们的收入至少少了三分之一”。

马古富利保持着一种独特的内聚观，不仅对中美都不感兴趣，甚至连欧洲也懒得打理，上任四年来足迹竟不出非洲，就算这样他也只在东非和南部非洲两个区域简单走访。同时他对高级官员出访外国下达众多限令，不是必须的、重要的活动，都不支持出行。据报导，四年来仅是因此省下来的差旅开支就达1.8亿美元，这对这个非洲国家来说已是巨款。在全国范围内，马古富利打击贪污、玩忽职守、裙带关系、偷税漏税和珍稀资源出国，包括加快迁都工作的一系列政策则都在强力推行中。现政府大有要让国家改头换面的决心。

在一次饭局中，一位中国驻坦桑某公司的本地人高管对我直言他对马古富利的敬佩：“你不知道，在非洲，这样的总统太难得了！大部分总统上台都是糊弄。我们这里各种关系盘根错节，政令都是表面文章，执行的都很少。这个人不一样，他能够把事情真正推下去。”

接下来他的谈话更让我惊诧：“他会去找那些富商谈，说我们有个项目想得到你的支持，你的钱的来头我们都知道，你难道不想回馈社会吗？这样国家就有钱推行项目了，总之有各种各样的方法来推进这个国家”。

这位高管对中国的改革路线相当认同，他自称是中国改革的见证人。“我1980年代去中国时，中国有的地方和坦桑尼亚没那么大差别，后来1990年代我又去上海念研究生，发现开始不同了，一直到今天”。他断言，坦桑尼亚面临的最大困难“还是在观念上”，“我在1990年代中国已经开始跟踪一些中外合资的案例，那时候这东西还很新，但我已经看到了未来的趋势”。在种种问题上，他总能跟中国管理层能想到一块儿去，以至在一次处理罢工时，坦方管理层担心他的立场，后来干脆让他提前退休，离开工厂，但工资照发。这这并不是什么坏事——他又在另一家完全市场化的公司找到了相似的管理层职务，领着第二份工资。

中国人对马古富利的抱怨，他看在眼里。他的确觉得有些政策限制了中国人的部分利益，但是“你知道，不是所有中国人都是合法经营的”。他绘声绘色讲述了一个听来的故事：有一个严重漏税的小厂，被坦桑税务局查获，罚款上亿先令，并没收护照。老板直接从大使馆补了护照坐飞机溜回国了。

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看法。在机场，我和司机排队等着缴费。马古富利巨大的画像立在一排同尺寸的华为手机广告中，每个人想进市区的人都要面对他的微笑。

“这个人你喜欢吗？”我问司机。

“那你喜欢你爸爸吗？”

“我听说他打击腐败很厉害。”

“哪个总统不这样说呢？”

“听说他之前当部长时就很清廉？”

“清不清廉你知道？政治的东西，不是我们这些普通人能搞懂的，说不定他当时已经捞够了钱，然后现在开始打击腐败了吧。”

司机1955年出生，1975年开始做了十年的海员，跑了半个地球。我问他觉得现在和过去有何不同。他答没什么不同，生活总是艰难（life is always hard）。

另有一次，一个开着二手两厢丰田车的年轻司机跟我抱怨现在的政府不懂经济。他平时在银行上班，下班开UBER赚外快。他认为现在政府能收到的税越来越少，税收越少，他们就越要榨取，结果撤离的资本就更多——“这样一个循环他们看不到吗？”

加强执法

减少外资进入，也许是马古富利获得更大权威的办法，而权威是他眼中推动建设的保障。

让中国人困惑的是，坦桑尼亚的新政策与其说是对外的，不如说是内政的延续。

许多人反映，基层执法人员活动的密度和力度都加大了，不像以前那么好打交道。不过，如果考虑政府内部的博弈情况，之前外资所牵涉的经济部门的权力恐怕过大。减少外资的进入，也许是马古富利希望获得更大权威的办法，而这一权威是他眼中推动建设的保障。

马古富利需要打击的一连串施政障碍中，包括了坦桑尼亚政府与外资接触的中间地带。传统上，这个领域不太受国家的控制——尤其外资是更强更有谈判筹码的一方。而如果要想驱动政府机关和动员基层执法人员，马古富利也得赋予或默许他们拥有更大的执法权或执法自由。从掌控官僚队伍的和调动资源的角度而言，这些政策也就变得可以理解了。

“随意执法”是中国人抱怨最多的。早先，执法人员会以环保、消防和移民的名义来检查，“所谓检查就是来要钱，我们厂的排污的确是不达标的，他们来检查我们，我们准备一点钱给执法人员就行了，每个人给个几万先令（合人民币数百元）。”一位商人告诉我。

但现在，事情变得有些棘手。首先是检查的力度骤然加大。查验的频率高了许多，我所接触的每个人几乎都碰到过这样的情况。并且执法人员不那么好说法了，“容易逮人，先把你抓到局子里再说”。

在一个经营建材的小厂里，一个三十来岁的中国人正在准备回国休假，他前不久才被移民局抓进去，情况一度有些严重，面临递解出境的危险。其原因是他拿着学生签证进入坦桑，却在合伙经建材公司。执法人员在某日突然出现在公司门口，要查看所有人的移民证件，他护照上的学生签证让执法人员疑虑顿生——他为何出现在公司里并且一幅正在办公的样子？结果他直接被带走，“后来，钱还是送进去了，他也放出来了。人扣在他们那儿，我们也没太大讨价还价的余地”。

即便是中资机构派驻的经理人，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一群中国高管在首都附近一个景点用餐，离他们桌子不远处，几个当地官员也在吃饭。几位中国人正吃的开心，那几位官员径直走了过来，直接说“请出示一下你们的证件”。一群在餐厅用餐的中国人有多少会随身带护照呢？结果是所有人被带走，被扣留了半天后，又都放了回来。

不少中国商人对新政府对待外资的态度非常不满，认为这一做法无异杀鸡取卵。一个2014年来坦桑经营小规模玻璃公司的人告诉我他们的营业额比以前少了四成，税率增高，而且税的门类也在变化，“这样下去，根本赚不到钱！他们不懂经济，人都走光了，谁还给你贡献税收！”另一位合伙人则表示，由于玻璃是特殊行业，难以长途运输，一般就地生产，且当地已经形成一批老顾客，因此尚未搬走。现在利润率不如以前，但在找到下一个地点之前，只能继续观望。

铁路与僵局

在1972年的轰动一时的相声《友谊颂》里，相声大师马季扮演一位赴坦工作的技术人员。如今他的学生想来再续前缘，却无人关注。

在坦赞铁路的总部，我见到了中国中车集团派驻的工程师。目前有两位中国工程师在坦赞铁路工作，负责解决较难的技术问题，这是从1976年坦赞铁路全线竣工后的技术合作的延续，数十年来从未中断。

他告诉我，他的同伴正在国内休假，此刻就只有他在这儿独单大任。而他已经在这儿工作四年了，“本来是两年一轮，我们早该回了，但是新协议一直没有，换了人又不好交接，我们就只能等。”

由于货量不足、产权拆分及管理不当等原因，坦赞铁路在1980年代后期以来陷于亏损和运营困难，目前“半死不活”。来往于全线两端的客车一周只有两班，其它只剩下联通首都与城郊的短途通勤班车，每日三班，每趟约四十分钟，行程二十余公里。

中坦赞三国在2013年有过一次重新激活坦赞铁路的协议，中国将为铁路提供技术升级，使坦赞铁路重新发挥作用。中国方面对铁路是带有感情的。三方谈得都好，但到了签协议的时候，马古富利已在任上，对此事迟迟不决，而“赞比亚那边早就签了，坦桑这边不签，就卡住了”。

至于不签订的原因是，马古富利政府始终对其中一些条款中的权责和坦赞铁路未来的定位不能完全敲定。如今，坦赞铁路早已作为一个中非友好的历史符号进入历史，鲜有人问津，跟当下的投资开发热潮没有太大关系。

今年8月，中国相声演员姜昆随中国曲艺协会艺术团到非洲慰问华人团体，他专程走访坦赞铁路车站及当时的工程指挥部，为他已经故去的师傅马季实现“遗愿”——而这一事，并无主流媒体报导，只是在诸如《非洲侨网》和相关公众号，又或者姜昆本人的微信朋友圈里才能看到。在1972年的轰动一时的相声《友谊颂》里，马季扮演一位赴坦工作的技术人员，他台词里的“拉菲克” （斯瓦西里语“朋友”）曾是那一代中国人所熟知的外来词。如今他的学生想来再续前缘，却无人关注。

实际上，马古富利政府是想大力振兴铁路运输的。他强调对铁路运输的重视是继承先总统尼雷尔的遗志。一位工程师告诉我，现政府并对坦赞铁路不可能不感兴趣，不然总统也不会专门去走访坦赞铁路。他说的是7月25日，那天马古富利在首都总站隆重登车，前往莫罗戈罗地区参加活动。在总站，总统发表了将加大投资坦赞铁路使其能够可持续盈利的讲话。他决定投入超过153亿先令（合660万美元）用以购买新的火车头和货罐车。而在2016年10月，马古富利就与到访的中国商务部副部长钱克明谈及铁路事宜，不过那是关于中央铁路——德国殖民政府在一战前修筑的一条线路。马古富利有一个宏伟的计划，这条百年铁路往外延展至卢旺达和布隆迪，使其成为一条国际铁路。这也是马古富利目前力推的30个大型发展项目之一。当时，中国对此表示支持，一如他们继续参与坦方的大型基建项目。但由於坦赞铁路新协议拖沓，中方逐渐意识到在坦方的新构想里，坦赞铁路可能会被边缘化，这是中国在利益和情感上都难以接受的未来。到今年，中坦双方围绕铁路一事几乎已成僵局。中国大使馆对中央铁路显示了足够的冷淡，而几个长期驻扎在坦的中国工程承包类巨型企业也步伐一致地不参与其投标活动，这让马古富利颇为恼火。

而在近处，首都一个小海湾上的由日本在八十年代援建的公路桥已近饱和，逐渐成为城市交通的一处瓶颈。政府希望再建一座与该桥平行的桥梁，缓解车流。而这次，马古富利则要求不接受中国公司投标。工程最终包给了韩国人。

讽刺的是，韩国人又把工程分包给了中国公司，“因为只有中国基建能够满足坦方的条件——价格好，速度快。

“马古富利不是不知道，因此对于韩国公司转包给中国后，也没说啥”，在我经过日本桥时，开车的人对我说。

这样的小摩擦始终没有升级。在国家层次的外交关系中，双方没有出现明显的措辞变化，依旧互相表示友好与欢迎。变化也只在细微处，中国驻坦大使馆会明确告诉前来咨询的中国投资客，目前不建议来坦投资。而在中国官方的投资指南中则指出“营商环境恶化”。当然，坦方的行为毕竟不涉及违法，因此中方也并无抗议之说，只能劝告中国投资者，目前坦桑政府正经历变化，之前很多生存经验，不能再沿用了。

尾声

“我很抱歉这个国家辜负了你们的帮助，但请不要怪它，事情太艰难了”。

似乎在现阶段，坦桑尼亚政府对于外资和外援的态度是复杂的。一方面，一个孱弱的经济体不可能不接受外来力量，另一方面，从独立起到现在大半个世纪的输血，并没有使这个国家拥有自立的经济。尼雷尔晚年的最大遗憾在于，作为一个把自力更生作为国家总路线的导师，却成为非洲最能争取外援的领导人。

在坦桑尼亚，尼雷尔始终深受敬仰，他几乎被视作一个“无瑕”的政治家。他的非洲社会主义看上去也相当温和，不过知识分子们更喜欢指出他的经济政策实让国家经济陷入泥淖——尼雷尔就像一个辛辛苦苦的农夫，但总是管不好自家的地，喂不饱他的孩子，每到饥荒就只能外出向邻居乞讨，讨到的食物他都毫无保留地分给孩子们。

如果说尼雷尔时代，坦桑尼亚还有清晰的愿景和坚定的意志，以及在革命中获得的政治尊严，那么1985年以后的坦桑，则是一个尴尬的，不断接受外援又挣扎着起不来的国家。尼雷尔时代工业化的努力都在那之后逐渐消逝，到目前，大量的工业制成品都必须依靠进口。

我曾打听过如今已不存在的乌本戈农具厂（UFI），那是中国在1969年援建的生产小型农机具的轻工业基地，产品小到镰刀大到手推车。因其质量好，当年农民只认这个牌子，别的都看不上。TZ Business News 的一位兼职撰稿人告诉我他曾经做过这个厂“人间蒸发”的情况。在私有化改革中停产的农具厂被卖给私人，老板急着处理，把厂里的机械设备当废铜烂铁按照重量贱卖给肯尼亚。更唏嘘的是，在后来，肯尼亚把这些机械重新粉刷后，按照新品价格卖回给坦桑尼亚农业部。在这场为关于“坦桑尼亚国有资产流失”的调查中，这位撰稿人多次试图进入UFI的原厂区而不得。厂房仍在，但他听说现在是一个生产塑料管道的公司在使用场地。

“我们是一个农业国啊，你把生产农业器械的厂砸了，这是什么道理？现在又要一切从头来了。”

作为一个曾目睹坦赞铁路施工现场的青少年，现已六十多岁的他对中国人有些情感。“我很抱歉这个国家辜负了你们的帮助，但请不要怪它，事情太艰难了”。

实际上，坦桑尼亚依旧维持着某种尊严和体面。作为一个国家建设（national building）成功的后殖民政治体，坦桑尼亚在政治上有着最基本的完整性，“国家”超越所有的部落和区域差别而成为最根本的公约数。它的人民虽然贫穷，但并无可怜相。尼雷尔希望非洲团结和联合能够不限于原殖民政府留下的边界和国家机器。在即将立国的前夜，为了等待乌干达和肯尼亚加入联合共和国的可能，尼雷尔甚至推迟了宣告国家成立的时间，泛非主义已是其制宪精神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坦葛尼卡与桑给巴尔岛的联合是他迈出的第一步，当然也是唯一的走通的一步。后来退而求其次的东非（经济）共同体，则是此类理想的延续。

马古富利似乎仍谈希望在某种程度上激活尼雷尔的遗产。他喊出“再工业化”的口号，希望建成一个“半工业化”的国家，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他宣称他是导师真正的接班人。不过，与导师不同的是，第三世界的互助网络已经解体，如今的坦桑尼亚必须要在全球市场上孤独地为自己待价而沽。即便相信自己有着“巨人”的底子，但能否及时醒来也仍是巨大考验。也许对马古富利而言，外资即便重要，也绝无整合这个国家在此刻更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