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越清专访：真正需要我们打动的人，常常是不读我们作品的人

【编者按】：阮氏出生时姓名在越南登记为 Nguyễn Thanh Việt，到美国之后，他的姓名被登记为 Viet Thanh Nguyen，作者本人曾经公开说明过这个不美丽的误会，他不再介意之余，后者也成为他作家身份的标记为世人熟知，初入中文世界时，台湾的出版社译为阮越清。自本访问进行时起，我们亦考虑到底采用哪一个名字，为读者进入这位优秀作者世界的窗。他所书写的越南裔在美国的处境，与他姓名的误会一起，皆成为少数族裔作家在英文世界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我们绝非对作者不敬，却也无法撤销全世界经由 Viet Thanh Nguyen 而认识并了解阮氏的现状。至少，这指代了阮氏如今的人生阶段。

今年五月，爱荷华作家工作坊张贴出“大师课”的通知，所有人看到造访的大师是阮越清（Viet Thanh Nguyen）时都激动不已。他书写有关越战的长篇小说《同情者》（The Sympathizer）摘获了2016年的普立兹小说奖。小说的叙事者是一位越法混血的双重间谍，既是事件的直接参与者，又是不动声色的观察者，越共和美国双方的人性与非人之处都通过他的视角被一一捕捉。

通常，大师课是写作工作坊的延伸，来访作家读学生的作品，而后进行点评。阮越清完全不同，他的大师课更像是公众演讲和问答的结合，我们借由文学谈论更广阔却更切近的现实。“我在伯克利（Berkeley）读的大学，”他说，“那儿有一句话，文学拯救世界。不，文学不能拯救世界，但是社会运动可以。”

这也是他如今多重身份中的一种：作家，大学教授，社会运动者，公共知识分子。他去美国各地演讲，给《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时代周刊》等报刊撰写社论专栏，他自言很珍惜这些机会，因为他的声音可以通过这些渠道触及不读文学作品的普罗大众，那才是思想碰撞真正发生的场域。

他也谈了少数族裔作家不得不面临的困境，因为讲述本族群的作品不多，所以写作的时候不得不担心是否要顾及这个群体的“整体形象”，然而，他表示当写作《同情者》之时，他把这些顾虑统统抛除，“要写一部我真正想写的小说，我知道我必须不去想这些。”

如今，美国乃至全世界的民主制度都暴露出各种问题，越来越多年轻人感到不能只在书斋里闷头钻研，阮越清成了给人无限力量的楷模。身为作家，他绝不放弃对美学的追求；身为学者，他努力给少数族裔作家创建舞台；身为社会运动者和公共知识分子，他大胆直言，希望激起更多人的共情心和宽容心。

我们于十月通过skype有了以下的对话（本文英文版刊登于The Millions）。

《同情者》的文学野心

端传媒（以下简称“端”）：我想从《同情者》聊起。和所有人一样，小说的开头就牢牢地抓住了我：“我是间谍，是卧底，是内鬼，是个双面人。”这种中间人的视角挑战了大众常有的二元思维方式。我们没办法去评价这个叙事者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也没办法用“胜负”来衡量这场战争。你是怎么会想到这个视角的？

阮越清（以下简称“阮”）：那时候，我觉得我要写长篇。而且我想写一部既严肃又吸引人的小说，一部能同时去质问越战的历史和政治的小说。间谍小说能够容纳以上所有的诉求，而且因为我很喜欢读间谍小说，所以我也很熟悉这种题材类型。作为作家，我既喜欢比如现代主义这样的严肃文学，也喜欢如类型小说这样的通俗文学，我不同意这种分类方式，但间谍小说让我可以打破并衔接这种分类。

写双面人的这种想法一开始就有了，因为我希望这部小说同时也成为文化批评，我希望这部作品能够处理两种文化对立论：所谓的东西方文明二分法，以及所谓的意识形态冲突：冷战时期的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对峙。叙事者这个双面人就是这么来的。为了要让他看起来鲜活，而不是只有我强加给他的意志，我把他塑造成混血儿——一半越南血统，一半法国血统，而且他本身就是一个着迷于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间谍。把这些以及其他的性格特征放到他身上之后，才让这些理论先行的构思变得很自然，尤其随着情节发展，他会更鲜活。

端：这个双面人其实还让我想到非裔美国作家W.E.B.杜波依斯（W.E.B.Dubois）在《黑人的灵魂》（The Souls of Black Folk）里写的话，他说美国让黑人无法建立“真正的自我意识，只让他通过外界的启迪看到自己，”他永远都感到自己是“双重的”：“既是美国人，又是黑人；两个灵魂，两种思想，”“黑皮肤的身体里困着两种相互交战的理想。”《同情者》的开篇也在向非裔美国作家拉尔夫·埃里森（Ralph Ellison）的名作《看不见的人》（Invisible Man）致敬。非裔美国文学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你的写作，影响了你对昔日的亚洲殖民地（越南，韩国和菲律宾）族群的观察？

阮：我还有一本书叫《万物不灭》（Nothing Ever Dies），书名就是来自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的小说《宠儿》（Beloved）。在我的这本书里，我也提到了W.E.B.杜波依斯，用了你刚才引用的这段话。杜波依斯提到黑人无法避免的“双重性”，说他们必须从自己的眼睛和他人的眼睛里同时看自己，在很大程度上，这些对亚洲移民和亚裔美国人同样适用。你可以在韩裔美国作家李昌来（Changrae Lee）的杰作《母语人士》（Native Speaker）里看到类似的感受。非裔美国文学对我有极大的影响，这点毫无疑问。我觉得非裔美国作家创建的文学作品不仅美学造诣极高，而且又提出了很重要的政治质询。那些最有成就的非裔文学实践者，比如托妮·莫里森和拉尔夫·埃里森那样的大师向你展示了，你可以同时兼顾艺术性和政治性。而且，如果你属于这个国家的少数族裔，那么你必须同时兼具两者。所以，他们兼具美学和政治两者的作品成了我的写作的典范。

端：还有哪些作家影响了你的写作？能不能谈谈你的其他文学“养料”？

阮：我成长的时候接受了非常好的文学教育。也就是说，我在上大学之前就读了很多西方现代主义和经典时期的作品。然后我上了大学，我也接触到了非裔美国文学和亚裔美国文学，包括汤亭亭（Maxine Hong Kingston）曾是我的老师。所以，我就试图把所有这些不同的“养料”汇聚起来。亚裔美国文学应该说对我影响很大，包括汤亭亭，还有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李昌来的《母语人士》，还有很多其他的作品，因为他们把亚裔美国人的生活经历置于前景。其他对我而言很重要的亚裔作家有经典的约翰·冈田（John Okada），卡洛斯·卜娄杉（Carlos Bulosan），赵健秀（Frank Chin），汤亭亭之后的当代作家有苏珊·崔（Susan Choi），她的《外国学生》（The Foreign Student），裘莉·大冢（Julie Otsuk），她写的日本人在战时被拘留的小说。

我写《同情者》的时候，我希望这部小说能够同时是一部少数族裔小说（它不需要为生活在美国的少数族裔来辩护），但我也希望它能够媲美反映越战的经典作品和作为整体的美国文学。我还希望它能够成为在世界文坛占据一角的美国小说。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同情者》必须直面越战，这样我就可以跟那些书写越战的美国作家较量一下了，比如蒂姆·奥布莱恩（Tim O’Brien），这是其中最有名的一位。

写《同情者》的时候，我直接瞄准了美国文学“正典”的位置。因为我研究过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和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我希望这部小说能够不逊于这些重要的作品，他们重要的思考，以及他们对美国文学和文化的关照。另外，写《同情者》的时候，我也在读欧洲现代主义文学，因为我总觉得这不单是一部美国小说，这会是美国小说的欧洲现代主义版本。所以我的影响源还有陀思妥耶夫斯基，法国1920年代的路易-费迪南·塞利纳（Louis-Ferdinand Celine），葡萄牙1970年代的安东尼奥·洛博·安图内斯（Antonio Lobo Antunes）。所以我真的很希望我的作品不仅是亚裔美国文学，也是美国文学，我还有着世界文学的野心。

《 The Sympathizer 》

作者：阮越清

出版商：Grove Press

出版日期：2015-04-07

族群，历史，写作的顾虑

端：你成长的时候是“叙事匮乏”的时期，也就是说，从亚裔美国人角度讲述的故事很少。也是因为这样，少数族裔作家很担心他们作为一个群体展现在大屏幕或者小说里的形象。你写作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你的读者可能有的反应？有没有做些什么来防止被误读和被误解？

阮：我担心这些事情。写《同情者》之前，我在写短篇集《难民》（The Refugees），我很担心读者会怎么想我的作品，包括美国读者还有越南裔的读者。但是当我开始写《同情者》之时，我决定我不再去理会读者会怎么想，因为如果要写出我真正想写的小说，我必须不再去计较这些。因为即使“叙事匮乏”存在——它的确是事实——我觉得作家不能容许自己被这个现象左右。我们必须认识到这种匮乏，但是我们不能让自己的写作受其操控。比如说，很多时候来自族群的声音告诉我们，关于我们的故事太少了，我们必须用自己的故事给族群建立正面的形象，不管是哪个族群。

《同情者》是从一个共产主义间谍的角度来写的，我这么做的时候，我知道我自己的族群——越南裔美国族群——中的很多人会拒绝这部作品，因为共产主义是他们的彻头彻尾的对立面。但是我不能去在乎这些。然后，我也知道很多美国人会拒绝这部小说，因为这部小说带有强烈的对美国文化的批判。但是我也不能去管那个。要写我想写的小说，我不能去管。所以，生活在“叙事匮乏”里的作家都处在这种尴尬的位置，我们必须意识到这个现象。我们必须进行反击，但是我们不能让作品受这种“叙事匮乏”所引起的焦虑的左右。

端：你有家人读过《同情者》吗？他们的反应是怎么样的？

阮：我不知道我家里有多少人读过这本书。我没问，因为问出来感觉会怪怪的。但我觉得他们都为我骄傲，包括很多越南和越南裔美国社群的人。所以，当《同情者》出版后收获一致好评时，而且越南和越南裔美国社区的反馈差别不大，我想， 这是因为很多社群的人都不读小说。哈哈，我夸张了一点儿。我的意思是，有些越南裔美国人专门找到这本书，我得到他们给我的好评，但是我知道大多数的越南裔美国人没有读这本书，他们没读可能是因为他们本来就不读文学，或者因为他们听说这是从越共的间谍角度写，他们不想看。但是一等这部小说拿了普立兹奖，一夜之间，这些从来没有读过而且可能永远都不会读这本书的越南裔美国人为我感到骄傲。在越南，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不过，我觉得普立兹奖确实让他们中更多的人去读这本书。比如说，在越南，尽管这本书没法读到，年轻的懂英语的越南读者会找到英语原文来读。因为我在美国见到了一些越南来的留学生，他们告诉我这本书提供了一些越南没法看到的视角，和政府视角完全不同的历史。

端：如果我没弄错，小说的叙事者的历史原型是范春安（Pham Xuan An），这个越南间谍在没被发现的时候深得美国记者的喜爱。你能谈谈你是怎么平衡历史事实和虚构的吗？你期待读者怎么看待这个“半真半假”的设定？

阮：写《同情者》的时候，我觉得我终于有这个独特的机会沉浸在真实的历史事件和真实的历史人物之中，因为我知道很多越战的事情，也深知它改变了很多越南人的生命轨迹，这些都是越南难民社区里的常识，然而，在更广大的地区，包括世界的很多地区，这些事很少被谈论，很少被知道。小说的情节主线相对容易搭建，因为所有的事件几乎都来自历史。小说里没有什么历史大事件是虚构的。但是，对很多人来讲，这仍是一个全新的故事。写这部历史题材作品，我觉得我比很多其他书写更知名的历史的作家要轻松。最大的挑战是要放进分量刚刚好的历史细节，少了，这些事件就缺乏说服力，多了就像历史书一样厚重了。所以，我总是要读比实际书中所用到的材料多得多的书。

我说历史，但这里有来自于我本人对越战的着迷（三十年来，我读了大量的书，看了大量的电影），还有来自我为小说专门做的研究。比如说，我知道西贡陷落发生了，我也知道事件的大概，但我还是必须读至少十到十五本有关西贡陷落的书，就为了把小说开头的五十页写得栩栩如生。

端：你会采集口述历史吗？

阮：不会，这是记者接受的训练，不是我想写的书。

端：你五月来访爱荷华作家工作坊的时候，你谈了为何小说的开篇必须设定在西贡。你说，如果小说一开始就在美国，结束也在美国，那全书的内容就成了美国梦的死与生了。这让我想到移民文学里常见的叙事模式。尽管很多作家希望质疑美国梦，但是故事本身就建立在“移民受美国梦的吸引才来到美国”这个前提基础上，所以到头来，就成了你说的，“向美国人肯定了美国。”但是，你说你的身份是难民作家。能不能聊聊难民故事和移民故事有何差异？

阮：我觉得移民故事和难民故事有重合的地方，我们没办法百分比地区分两者。但是，正如你说的，移民文学通常有条主线，从一个国家来到了另一个国家。而且移民文学暗示，他们最终定居在一个新国家。所以我们是离开了一个家，然后建立了另一个家。在美国这个移民叙事非常强盛的地方，定居在美国不可避免地向美国人肯定了“美国梦”这个神话。所以，即便移民作家在写美国的生活多么艰难，或许因为种族歧视，或许因为经济上的窘迫，但是不管怎么说，移民故事本身——我们在读移民小说这个事实本身——就是移民故事和美国梦成功的证据。

难民故事引入了其他一些元素，会打破这种移民叙事以及美国梦的神话。这些元素包括最根本意义上的，很多难民来到美国是因为美国对他们的家园做了些什么。难民作家，只要指认这段历史，就引入了让美国故事不安的元素。所以，越南裔难民作家只要聊起越南难民，就会指认出越南战争的事实，这就意味着读这些书的美国人或其他人必须承认至少这场战争发生了。

现在的问题是，移民故事和难民故事重合的地方在于难民作家最终仍然在美国定居，即便他们指认了难民的身份，美国的干预等等。所以，到头来，难民故事看起来还是像移民故事。这是我觉得为什么很多更关注难民生活的越南裔美国文学最终把故事主线放在了美国。

写《同情者》的时候，我不想这么做。回头看美国文学对越战题材的处理，这部分的经验在文学中是断裂的。多数是美国作家写战争，然后是越南裔作家写在美国的难民经历。也有难民涉及战争和移居两部分，但是他们写的是越南期间作为平民的经历和之后作为难民移居他乡。能够写战争故事的越南士兵用越南语写作，也就是说他们的书英语读者读不到。于是，美国人仍然主宰了对这场战争的话语权。我觉得，《同情者》在这个意义上是独特的，它拒绝了移民故事，用难民故事来展现美国干预的诸多自相矛盾之处，而且直面真实发生在越南的战争，这不是美国读者习惯的方式。所以我觉得，正是因为使用了难民的视角，这本书才与众不同。

写作者的自我修养

端：你觉得写长篇和短篇最大的差异是什么？你需不需要为不同的形式训练“不同部位的肌肉”？

阮：我花了二十年写我的短篇小说集《难民》，我觉得我训练了很多“肌肉”，但或许是很多不同部位的肌肉，而且或许我从来没能把它们协调起来。所以，就算到了现在，我仍没法解释给你听，在那些小说里我到底在做什么，我又是如何做出那些决定的。那本书很大程度上是非常本能的试错的过程，很多时候我感到挫败。因为我不是一个天生的短篇小说家，我可能对短篇这种形式没有很好的理解。但是，我确实在训练“肌肉”。所以，等到我开始写长篇，突然之间，我觉得所有的肌肉都能调动起来，而且它们动作飞快，特别能发力。这体现在长篇里就是，一切读起来都很自然。所以，我不能说短篇小说和长篇之间没有联系，我的感觉是它们调用的是不同的生理/思想机能。我写长篇花了两年半，但短篇集却花了二十年，尽管《同情者》是《难民》的两倍长。所以，我觉得如果不是先写《难民》，我写不出《同情者》。但是就算那样，我不想回去写短篇，再去训练那些肌肉。

端：阅读会不会是你练肌肉的另外一个方式呢？

阮：对。我尽量读一些能够感动我的书，或者是故事本身动人，或者是书所关心的议题，不过书还必须能在句子的层面打动我。所以，我总是拿起一本书，读第一句话或者第一段，然后就决定是否要接着读。我的时间太有限了，我没办法浪费时间读一本在任何层面都无法打动我的书，尤其是句子层面。但很不幸的，你也知道，在我现在的生活里，我必须读大量的非我选定的书，除非是我为了帮别人写腰封而读的书。

但说到为我自己的写作而阅读，我尽量找一些能够在文学技巧或者政治考量上能教会我东西的书。还是说回《同情者》，发现路易-费迪南·塞利纳的《长夜行》（Journey to the End of the Night）以及安东尼奥·洛博·安图内斯的《世界尽头的陆地》（The Land at the End of the World）对我来说至关重要，这两本书在句子层面和政治层面所做的尝试都富有启迪，而且整部小说的形式都别出心裁。到我真的开始写作时，我尽量读诗歌，因为诗歌的节奏，对意象和声音的运用都对我很重要，我希望自己能像诗歌那样构建句子和启用意象。

端：我非常喜欢你给《流离失所的人》（The Displaced）所写的序言。你谈到了记忆。你说你对流离失所的记忆让你更有共情心和同情心，你说记得人性中最美好的一面可以让我们一同努力打造我们向往的理想图景。但是其他人或许因为相同的原因走向对立的一面：过去的创伤教会了他们必须要先关注自我，保护自我，他们对人性中最残酷的一面的记忆成为了必须关闭国界的理由。目前来看，这两类人很多时候连心平气和的对话都无法完成。如果怀着理想图景的作家想跟后一群人沟通，你会给怎样的建议？

阮：跟那些心智封闭的人？我觉得这很难。因为作家和那些反对移民，反对难民的人生活在完全不同的环境和市场里。作为作家，我们习惯相信如果我们写出了一个重要的故事，这个故事会打动人，会改变人们的心智，因为那是我们的经历，我们都被故事打动过。但是真正需要我们打动的人常常是不读我们的作品的那类人，可能是因为他们不读文学，或者他们读其他类型的书。我可以很肯定地告诉你这一点，因为我能登到亚马逊的网站，查看我的作者页面，然后知道我的书被卖去了哪里。多数都在所谓的“蓝色”（民主党）地区，在东西海岸和大城市。但是美国还有大片的地区不买书，那里常常是乡村或者“红色”（共和党）地区。那就意味着作者——尤其是写小说和诗歌的文学作者——我们必须实际地看待我们写作能产生的影响。

我们必须认识到，如果我们的信息不是纯美学的，而涉及了政治，我们常常需要做不同的事情来传播我们的信息，这是为什么我写社论，为什么我去美国的不同地方做讲座。读我写的社论的人很多时候不会读我的书。而那些我为之供稿的报刊，比如《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时代周刊》，他们肯定不是极左的，有时候他们甚至不是自由派。所以，当我看到人们读这些的时候，我心里很痛快，我有些小时候的朋友肯定不会读我的书，但是他们会看《时代周刊》。再比如我去做讲座，我必须去到这个国家非常“红色”的地方。而且，就算我在“红州”里的“蓝色地区”做讲座，比方说在大学里，有时候会来一些听众，他们对我要说的东西抱有敌意。所以他们必须听，而我也必须承认他们的存在。有时候，价值观完全不同的听众会抛给我极其困难的问题。所以要改变人们的心智，常常不是写书能够做到的，而是要通过人与人的交流，要去到那些地方，进行那些困难的对话，去人们生活的地方面对他们。

端：你如何应对敌意？

阮：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幸运，因为我知道，女性，尤其是少数族裔女性，得到的批评远比我恶劣，而且她们在任何行业都遭受更多的敌意。就我而言，我仍旧遭受敌意，但是这些敌意常常是克制的。你知道，人们会给我写邮件，寄信，内容很苛刻，但是他们仍旧礼貌。我听到的最糟糕的话是“哪里来的，就滚回哪里去”，这话很难听，但比起其他人会说的要好的多。社交网络让人们有更直接的接触；人们会在推特，或者脸书上给我发简讯，或者通过我的个人网站。人们当面对我说出刻薄话的情况也发生过，但是比较少，而且在我得了普立兹奖之后就更少了。所以我觉得我比其他人得到更多层的保护，女性尤其是少数族裔的女性或许没有这些保护。

我怎么应对？在面对面交流的时候——这样的时刻很有意义——不要退缩，要继续对话。我不介意。就其他的交流而言，有时候我会回复邮件或简讯，但有时候这些对话会即刻终止，因为对方可能气到不想再说下去。但是有时候我们也会各自往前迈了一步，也就是说我们都更理解了对方一点儿。

端：普立兹奖如何改变了你的作家生涯？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各有哪些？

阮：都有。我当然不会抱怨。有负面影响，但是正面影响早就远远盖过了这些瑕疵。负面影响主要是我被征用了很多时间。我一年半前就应该把新小说交给出版人了，但是我没完成。所以，如果要我计算普立兹奖征用了我多少时间，一年半，就是这个代价，我到处讲演，应酬，推荐别人的书等等。好处是我赚了大把的钱。而且普立兹奖延长了我的写作生涯，让我拥有更大的读者群，《同情者》从没有售出一本海外版权到有了三十种海外译本，也是因为这个奖，我成了更国际化的作家。它也给了我这种殊荣和机会去跟我从未接触过的人对话，通过讲座和社论的方式。所以，我觉得普立兹从每个方面都彻底改变了我的作家生涯，它让我渴望一直符合这个水准，而且永远能够不辜负它带给我的机会。最后的一个挑战就是人们将对我现在正在写的小说说什么。

端：这也是我想问的。我一般不想让作家谈他们正在进行的写作项目。但是你在之前的采访里说，你正在写《同情者》的续篇。我只想问这个问题：你对这个续篇的期待是什么？

阮：我当然希望写一部好小说，这是最基本的。我希望写出的小说能够不逊于《同情者》，不管是在可读性还是在政治性上。之前有一位采访者已经跟我说过了，我可能已经到达了人生的巅峰。那么，让我把期待放低一些，这么说吧，它可能不一定超过《同情者》，但我至少希望它能和前一部一样好，而且可以符合那部作品的声望。

此外，说回我们之前聊的少数族裔文学问题。很显然，“叙事匮乏”造成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少数族裔作家会被归档。我们写一本书讲述“我们的经验”，比如我写了越战中的越南难民，然后就被允许占领一块小小的领地，而且主流文学对我们的期待是，我们不要突破边界。这是个圈套。因为，一方面，我们渴望突破，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希望觉得自己不能继续写先前的题材。我会想到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他当时可能是少数族裔作家，但如今绝对是主流作家。现在没有人会说，“噢，菲利普·罗斯写的只是犹太人的生活，”对吧？我觉得，我面对的挑战也是一样的。在第二部长篇，这部续篇里，我仍然写越南人，越南难民以及其他，这是我渴望书写而且不需要为之辩解的题材。

但是，与此同时，我希望能够声明：不是因为我写的是越南难民和战争的后果，就意味着我的书“仅仅”关于这些事情。事实上，我们写的虽然是这些事，但是作品能够带给全世界的人不同的共鸣和启迪。这是我需要证明的事情，也是我需要对无法看到这一点的读者所发出的挑战。所以，我觉得普立兹奖对我的部分意义是拓展了我的文字的影响，我可以告诉读者——不仅仅是展示给读者——少数族裔需要面对的社会议题。我需要讲述“叙事匮乏”和“叙事充裕”，这样读者才能明白我们的境况，我不会简单地相信读者能够理解我们眼前的困难是什么。

端：最后一个问题：你觉得有志于写作的年轻人需要建立什么样的习惯？

阮：有很多，但是我觉得如果只让我说一个，那就是多写。有些作家会说你必须天天写，我不觉得一定是那样。但是我觉得你一定要多写。没有人写了一百个小时就成为作家，我觉得几乎所有成为作家的人都至少写了几千个小时。所以，不管你选择怎么写，你必须要写。不管是你花了五年还是十年还是五十年才写成，你不写的话是不会成为作家的。

伴随写作的习惯是你必须学会忍受。你必须忍受退稿，寂寂无名，忍受嘲笑，误解，忍受漠视，没人在乎你想成为作家。事实上，人生还会在你的路途上设置重重障碍。对我来说，因为我住在加州，所以花上几千个小时写作意味着我必须坐在房间里，无法出门享受阳光。那或许在爱荷华不是一个问题，但在加州是一个问题。我们都忍受和牺牲了很多。所以，如果你不能多写，不能忍受，不能牺牲，那你最好还是转行。

采访者希望能够感谢阿丽莎·阿斯奎斯（Alyssa Asquith）和菲利普·库立安（Philip Kurian）在访谈准备过程中提出了宝贵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