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罗门群岛发生“反对与台湾断交”游行后，我们飞去与当地人聊了聊

9月16日，索罗门群岛政府召开内阁会议，投票通过调整外交方向，中断和台湾长达36年的邦交，转向和中国建交。乍看之下，台索断交只是台湾在金援角力之中再次落败、又或只是中美两强在国际版图中的此消彼长，对于外交失利已经司空见惯的台湾人，或者愤慨地将矛头指向中国政府，或者额手称庆“不用再被邦交国当成提款机”。

然而仔细一看，这次断交似乎不太一样。断交隔天，台湾驻索罗门大使馆外举行降旗，许多当地人自发前来致敬，甚至还有曾在台湾留学的本地医生泪洒现场，依依不舍地和台湾外交官道别。此外，索罗门人在社群媒体上的声音也几乎一面倒地批评政府决策，马莱塔省（Malaita Province，位于马莱塔岛，当地华人一般简称为“马岛”）甚至出现了反对断交的示威游行，扬言若中央政府不愿和台湾恢复邦交，便要宣布独立。

当然，除了对台湾眷恋不舍、对政府愤慨不平之外，有些索罗门人对于和中国建交也满怀期待，然而这样的人终究只是少数。为何索罗门人民如此反对与台湾断交？为何外交上的决策，会在索国内部引起这么大的争议和对立？带着这些疑问，我在台索断交三天之后出发前往索罗门群岛。

身为“国际孤儿”、国族认同至今未明的台湾人，少有机会可以在索罗门群岛以外的异地感受到如此强烈的“存在感”。从机场到首都荷尼亚拉（Honiara）市区的一路上，先后会经过台湾的农技团、大使馆、医疗中心，以及由台湾援建的体育场预定地。

即使已经断交，中华民国的青天白日红旗依然是首都市区最常见的外国旗帜。为当地人提供交通服务的小巴里，广播新闻节目也不断播送着外交和政局动态，而台湾也经常是贯串其中的关键字。

或许是为了安慰我，当地人在知道我来自台湾之后的反应，通常不外乎“对不起”和“我们爱台湾”这两句话，但更多时候，被他们拉着手不放的我，反而更觉得是自己在安慰他们。抵达索罗门隔天，我在神圣十字大教堂（Holy Cross Cathedral）参加礼拜，便接连遇上几次这样“相互安慰”的场景；其中一个信徒甚至激动地和我说，“我每天都在和上帝祷告，祈祷苏嘉瓦瑞（Sogavare，索罗门群岛现任总理）下台，和台湾恢复邦交，”说着说着，她的眼眶居然泛泪。

听我问起为何希望索罗门群岛和台湾维持邦交时，当地人的回答也经常和宗教有关。这类宗教论述版本各异，但共通点都是：“台湾在这里做了很多事，我们身为虔诚的基督徒应该知恩图报，不应该和台湾断交。”

然而，光是宗教因素、台湾在农业和医疗上的付出以及民主制度，似乎仍不足以解释索罗门人为何会对断交抱持如此鲜明的反对态度。

的确，索罗门群岛人民有百分之九十五是基督徒，素以虔诚著称，而基督教在索罗门群岛的社会和政治场域中也经常扮演关键因素；苏嘉瓦瑞之所以能够四度回锅担任总理，除了因为过人的斡旋能力和人际网络之外，他在安息日教派中的崇高地位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台索断交之后，网路上流传许多索罗门网民制作的迷因（Meme）图，其中有些便引用圣经典故，将苏嘉瓦瑞比喻为恶魔撒旦或背叛耶稣的犹大。索国当地的公民组织则于10月2日提出了公民请愿，要求苏嘉瓦瑞在七日之内下台，主要也是透过教会网络来动员连署。此外，来自台湾的传道者，和官方的农技团、医疗团等非营利组织，也共同为台湾在当地打造出了相对温和而友善的形象，十分贴近当地人的日常生活。

索罗门的社会运动分子罗伦斯・马基尔（Lawrence Makill）则认为，索国之所以应该和台湾维持邦交，是因为两国面临的国际处境非常类似，都希望摆脱强权掌控、独立自主，并以民主的方式决定自己的未来。这种以“民主小国”为号召的“价值观同盟”论述，在索罗门群岛的民主派知识分子之中颇具代表性。

然而，光是宗教因素、台湾在农业和医疗上的付出以及民主制度，似乎仍不足以解释索罗门人为何会对断交抱持如此鲜明的反对态度。毕竟，台湾自1990年代以来便已将农技团和医疗团视为外交侧翼，但其他邦交国在断交后即使感激或缅怀台湾，反应却往往不如索罗门人强烈。此外，知识分子的民主论述固然动听，但在经济发展滞后、政治环境混乱的索罗门社会中却难免显得离地。

实际在索罗门群岛待上几天后，我发现，与其问为何索罗门人反对和台湾断交，倒不如问索罗门人为何如此反对和中国建交，而其中的关键之一，就藏在荷尼亚拉市区街道的日常风景之中。

索罗门群岛的华人

紧挨海边的中央市场，今日仍是荷尼亚拉人心目中的市中心，也是市区少数的“观光景点”之一：在大型顶盖下，当地人来此买卖渔获和本地农产品，而稀疏的观光客则在此流连凝视；在物资仰赖进口、物价奇高的索罗门群岛，中央市场是少数可以低价取得地方食材的去处。

然而只要离开市场，再迟钝的人都能发现，刚刚那个充满在地风情的中央市场反倒是个“异数”，因为街道上绝大多数商店和餐馆其实都由华人经营。这些店铺千篇一律：通风采光不甚理想，店门口也总有中年华人女性像网球比赛的裁判那样，坐在高脚椅上环顾四周，既防范顾客偷窃，也监视本地员工收银。稍稍走近，混合塑料、泡绵和纸箱的气味便会扑鼻而来——那是全世界任何一个华人商店里都有的独特风味。

实际上，今日的索罗门群岛不只是零售产业受华人掌控，甚至也有历史悠久的华侨社群和唐人街。台索断交后出现的相关新闻，或聚焦台湾对索罗门群岛提供的援助，或探讨索罗门群岛在太平洋中的战略位置，却都忽略了当地的华人社群。然而若要理解台索关系的变化，以及当地人对于断交的激烈反应，这些华人绝对是无法绕过的因素。

今日索罗门群岛境内的华人大致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是二战之前便已在索罗门落脚的广东籍移民，今日一般称为“老华侨”；第二类是1980年代之后逐年递增的中国移民，初期仍以广东四邑人为主，近十年来则以福建福清人居多，通称为“新华侨”；第三类同样是从1980年代开始跟随木材商陆续抵达的大马华人，他们大多来自马来西亚东部的沙劳越，祖籍则多为福州；最后一类才是台湾人，他们于1983年台索建交之后跟着各种援建计划而来，后来又因为与当地人结婚或其他个人因素而留下定居，也有些是因为教授华语、或受跨国公司外派而零星前来，但台籍华人一直都是四类华人之中人数最少的。

华人在索罗门群岛的经济层面固然举足轻重，但在人口统计数字上却犹如幽灵一般飘忽不定，有时甚至没有独立选项，而和其他族群归类在一起。个中原因，除了和华人内部组成复杂、国籍不一有关，有时也是因为一部分华人总是来来去去，并没有真正定居。

根据2009年的人口普查资料（索罗门群岛每十年举行一次人口普查），索罗门总数达515,870的人口之中，只有654人的族裔身份为“华人”（Chinese），还有672人被归类为“其他族裔”之中，但我们无法确认马来西亚籍的华人被归类在哪个项目之中。

若从出生地来看，2009年索罗门境内有71人的出生地为香港、32人为日本，但出生于中国和台湾的人数却未单独列出，只被归类在“亚洲其他地区”的576人之中，而从索罗门目前的人口概况来看，所谓的“亚洲其他地区”应该主要包括中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等地（其中马来西亚籍大多都是华人）。

由于老华侨一般都是广东四邑人，早年离乡出国多以香港为启程地，加上二战后中国锁国，而香港和索罗门群岛又同为英国属地，因此索罗门旧华侨和香港之间的互动较为频繁，也因此才会在普查中将香港单独列出；而中国有时仍未单独成项的现象，则可以推断是索罗门群岛于独立之后沿用殖民体系、迟未跟上现状脉动的结果。

虽然2019年的普查资料尚未公布，但不论从入境访客数据来看，或是从本地人的日常感受而言，目前居住在索罗门的华人人数和十年前相比，增长恐怕早有数倍。

翻出2015年的统计资料，当年抵达索罗门群岛的访客之中，有742人的“原居留地”为中国，而原本居留在“亚洲其他国家”的访客则有2,426人（其中应有相当大的比例为马来西亚华人）；到了2018年，中国籍访客已经成长到了1,284人，而“亚洲其他国籍”也成长至3,369人。由于索罗门群岛观光产业并不发达，仅有的观光客多半来自纽澳地区，因此这些来自亚洲的“访客”应有极大比例是因为经商或伐木而频繁往来的华人。

华人掌控经济命脉：伐木业

今日华人掌控零售和伐木业的现象，其实不难理解。

索罗门群岛民生工业孱弱，大部分日用品和主食以外的副食品都须由国外进口，然而本地人缺乏资本，早期往来的对象又以澳洲为主，当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之后，本地商店便几乎无法与夹带资本和原乡商业连结而来的华人移民竞争。

至于大马华人，则是仰仗多年来在马来西亚经营木业的经验，以及兼通华语、英语和马来语的语言能力，一向就是不谙英语的台湾木商（以及后来的中国木商）和南洋木材产地之间的中介；自从马来西亚于1980年代逐步限缩原木出口之后，许多大马华人木商也开始将经营版图，移转至邻近的巴布亚纽几内亚（Independent State of Papua New Guinea，陆译巴布亚新几内亚；下称巴纽）和索罗门群岛，导致索国的伐木产业落入大马华人的掌控之中。

“我跟你保证，做木山的，绝对没有人做得赢我们马来西亚华人，”约翰得意说着这句话时，服务生正把我们点的“Kopi Ais”（冰咖啡）和“Teh C”（加糖和炼乳的茶）送上桌。

我是在“首都公园”（Capital Park）的大马式咖啡店“阿罗哈”，遇上约翰和小英的。所谓的“首都公园”，其实是大马华人在荷尼亚拉市郊新建的住商两用楼盘，尽管目前只完工了一半，却已逐渐成市，一些木商办公室、中式餐厅和大马咖啡店都已陆续进驻。在这里，大马特色十足的不只是活像从吉隆坡或槟城照搬而来的楼盘名称，还有咖啡店摆在“五脚基”（台湾称为骑楼，亦即建筑沿街面的覆顶走廊，常见于华南和东南亚）的塑胶桌椅。

约翰和小英都来自马来西亚沙劳越的诗巫（Sibu），祖籍也都是中国福州。约翰第一次来索罗门群岛是在一九九四年，算是第一批在此落户的大马华人，一直都在推土机集团（Earthmovers Logging Company）工作，负责伐木机具的保养和维修。

小英则是2002年才跟着在马来西亚木业界相当有名的常青集团（Rimbunan Hijau）而来，当时正值索国族裔冲突的尾声，“一听到老板要我过来，我立刻就哭得跟什么一样啊。”小英现在做的是会计工作，平时都在荷尼亚拉的办公室，只有发工资的时候才需要坐飞机到外岛，亲自将现金送上“木山”。后来小英在这里和本地人结婚，小孩现在也在中华学校上学。

小英和约翰在索罗门群岛的生活其实颇为闲适，几乎每天下午都会到阿罗哈喝茶吃面，日常的生活节奏和在故乡无异，“你看这边这么多家马来西亚咖啡店，就知道有多少大马华人在这里。”刚说完，约翰又转头过去用福州话和隔壁桌的同行闲谈。

目前在索国营运的马来西亚木商大约有四、五十家，其中规模最大的就是小英和约翰分别所属的常青集团和推土机集团。索国政府目前允许出口的木种达五十多种，其中包括第伦桃（Dilinia）、番龙眼（Pometia）、阿摩楝（Amoora）、榄仁树（Terminalia Calamansanai），这些木色暗红的树种尤其适合制成高档的原木家具和地板，十分受中国家具厂商的欢迎。

尽管木材是索国今日最重要的出口贸易品项，但和周边国家相比，索国的伐木产业起步其实相对较晚，一直要到1970年代独立前夕，产量才有显著增长。在此之前，于索罗门群岛经营的木商皆为英国和澳洲公司，而且主要都在政府持有的林地中作业，规模不大，其中以列佛木业（Levers Pacific Timber Ltd）为最大宗，产量占英属索罗门群岛木材产额的六到七成。

1978年索罗门群岛独立之后，希望摆脱西方强权控制的总理玛玛罗尼（Solomon Mamaloni）发动了一系列改革，不但将权力下放地方政府，也对外国木商开放位于传统领域的私人林地。在这个背景之下，西方木商逐渐式微，列佛木业最后也于1986年因为林区居民抗议而撤出，导致木材出口的市场正式转向亚洲。

事实上，最早进入索国的亚洲木材商是韩国人，而非马来西亚华人。早在1980年代，韩国的大型木业伊光（Eagon）和现代木业（Hyundai Timber Company）便已进驻索国，出产的木材则主要销往日本。

与此同时，原本作为木材出口大国的马来西亚，则于1980年代至1990年代逐步限缩木材出口，导致许多原本在马来西亚掌控伐木产业的华人木商，不得不开始将目光转向邻近的巴纽和索罗门群岛。到了1990年代，马来西亚木商后来居上，很快便超越了韩国木商在索国的地位。

小英回忆，她刚到索国工作的前几年里，主要买家仍是日本客户，“每天都要跟日本人说『阿里嘎多』，但我会的日语只有这句，其他都鸡同鸭讲；幸好2005年之后，客户主要都是台湾买家和中国买家，我只要说华语就行了。”时至今日，索国已经成为中国的第二大热带木材来源国，仅次于巴纽。

为了经商便利，早期不论韩国商人或马来西亚华人都有低报出口价值、贿赂海关和公务员的习惯，改变了英国统治期间相对清廉的政治环境，而木商砍伐的范围也逐渐扩散至全国各岛，并开始延伸到私人土地之上，不再只限于政府林地。

今日索国对于林木砍伐的法规相对过时，权责机关也有多头马车的现象，比如原木出口许可和免税证明由财政部负责开立，伐木投资许可却得向外国投资委员会（Foreign Investment Board）申请，而伐木盈利的税收，则由内陆岁入部（Division of Inland Revenue）征收，为台面下的利益交换提供更多暧昧空间。

就连玛玛罗尼也曾与大马华人木商合作，成立了自己的伐木公司，并于1994年第四度担任总理之后，进一步松绑伐木限制、提高免税额度，因而被讥为“木商政府”；直到今日，许多政治人物的竞选经费，也都仍来自马来西亚华人木商的资助。久而久之，每当索国人民抱怨官员贪污腐败时，华人木商也都会连带成为矛头所指的对象。

提到本地人对大马华人木商的负面看法，约翰感到有些不平，“我们华人当然是来赚钱的，但也是在帮他们发展经济。如果二十年前我们没来，这些『土人』到现在都还住在茅草屋里。”

索罗门群岛“断台友中”选择的关键角色：华人木材商

“这里的木头都卖去中国，我们大马华人又会华语，可以和中国官员、中国客户沟通，关系本来就很密切，你不用想也知道，这些木商老板对于中索建交的态度是什么。”

由于巴纽治安败坏，许多大马木商老板和员工宁愿以索罗门为居住地，再搭飞机来往两地，连带推高了索国的房地产市场。有些木商看好房价后势，认为中索建交后会迎来新一波热钱，于是纷纷投入房产建设。这类由大马华人兴建的楼盘非常容易辨识——市区里只要是带有“五脚基”的新楼，十之八九都是马来西亚人修建的。

以“首都公园”为例，这里的二楼单位可兼作住商使用，不到一百平方米的空间却要价380万索币（约50万美元），而一楼店面的月租则高达18,000索币（约2,300美元）。相较之下，本地人的法定最低时薪只有八索币（约一美元），一般工薪阶级的月薪也很少超过2,000索币（约250美元），买得起这些新楼盘的，绝大多数都是外地人。

尽管木材出口对索国经济非常重要，但这种产业模式却潜藏不少问题。

首先，索国政府缺乏监督伐木所需的机制和资金，而索国独立之后，原本属于政府的土地又已逐渐依据传统领域被归还给各部族，政府却没有立法对土地使用进行规范，导致持有林地的所有权人或部族不断将土地提供给外国木商使用，进而导致索国林地以惊人速度消失。

其次，由于索国政府并未强制规定伐木商必须与本地资本合资，加上索国工业水准滞后、配套基础设施不足，若想在此成立木材加工厂，往往需要额外投资许多周边设备，因此索国木材主要以原木为形式出口，极少在索罗门境内加工，可以带来的就业机会和附加价值相对有限，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木商的“过客心态”。

除此之外，木商在索国一般都以缴纳权利金的方式向地主承租砍伐权，而不像在巴纽经营的木商会以购买的方式取得林地所有权，因此也难有永续经营的诱因。

国际非政府组织“全球证人”（Global Witness）估计，索国境内的林区道路总长已达中国长江的两倍，每年砍伐的原木数量，则是“可持续”伐木量的19倍之多；如果索国政府没有提出因应措施，索罗门群岛的林地很可能会在2036年之前被砍伐殆尽。

然而林地消失的速度并未放缓：2015年，索国出口的木材总值高达22亿3600万索罗门币（约2.8亿美元）；到了2018年，这个数字却已经来到33亿索罗门币（约4.3亿美元），在短短三年之内便成长了百分之五十。

除了前景堪虑之外，伐木业也已经为索国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比如木商养成了本地人依靠权利金暴富、不事生产的习惯，酗酒问题也时有所闻。最常被外界提及的，则是单亲儿童问题──有些外来的木商员工会和当地女子生下孩子，却在木商撤出之后跟着一走了之。

“其实我们赚的都是辛苦钱。为什么我们做得赢澳洲人？因为那些白人老板进木山是要享受的，宿舍要空调，还要网球场和游泳池。我们华人不用这些，”仿佛为了证明木业不如外人想像的风光，约翰继续算给我听：木商的营收必须上缴百分之二十的税金给政府，地主则分得百分之十五的权利金，如果再加上其他规费，各种租税成本就占了营收的百分之四十，“常常还会有人跑来，说自己和木山地主是同个『Wontok』，伸手就是要钱，有够莫名其妙。”

尤其中美贸易战越演越烈，中国家具生产商今年已经失去不少美国订单，连带导致中国市场对原木需求放缓，几乎每个木商都在哀叹，中国最大的木材进口门户张家港，今年码头上已经堆积了不知多少木头卖不掉。

约翰指出，由于索国林区规模较小，都是未经砍伐的处女林、树种较杂，出口时无法让买家指定购买“单一木种”，也因此往往只有需求量够大、任何木种都能消化的市场才能一口吃下，而这也正是索国木材出口非常仰赖中国市场的原因之一。

今日索国对中国的依赖，以及木商在中索关系中的关键角色，也可以在贸易数据之中略窥一二。翻开2018年索国的贸易收支帐，木材正是索罗门群岛最大宗的出口品项，占出口总额达七至八成，而且八成都销往中国。如果不分贸易品项，中国也是索罗门群岛最重要的出口贸易伙伴，占索国整体出口总值近七成，是索国第二大的贸易伙伴义大利的九倍之多。由此看来，索罗门群岛与中国这个最大的贸易伙伴竟然没有邦交，反倒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

现任总理苏嘉瓦瑞就任之后，随即便于2019年6月以“木业考察团”的名义派出参访团前往中国，团队中除了森林部长之外，还有矿业部长和几名木商老板，传言正是中国木商透过大马华人居中牵线，在在显示出政府官员和华人木商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华人木商在中索建交幕后可能扮演的角色。

“这里的木头都卖去中国，我们大马华人又会华语，可以和中国官员、中国客户沟通，关系本来就很密切，你不用想也知道，这些木商老板对于中索建交的态度是什么。”约翰用吸管喝完最后一口咖啡，准备起身离去。我赶忙追问：马来西亚华人木商难道不担心中资带来的竞争吗？

“我们这些等出粮的（出粮即发薪之意，意指领薪水的员工），没什么好担心的。再说，中国木商早就已经开始进驻，还不是得仰赖我们这些大马华人担任管理阶层？毕竟技术、经验都掌握在我们手里——就算只用挖沟机，我们都能把树弄倒。其实不只木商，很多中资企业早就在巴纽耕耘许久，想把生产设备就近搬来也是轻而易举，其他国家根本没得比，担心也没有用。”

所有人都认为索罗门群岛的森林资源很快就要枯竭，之后还待得下去吗？等马来西亚华人走掉之后，像“首都公园”这样的新楼盘，还会有人要吗？为了接小孩放学而先离开的小英，大概有更多的家庭羁绊能让他留步，还是王老五的约翰倒是耸了耸肩。“不知道。我们是为了木山而来的，哪里有木山，我们就哪里去。”

在时代变革之中，有些新华侨除了来此赚钱，着眼的也是在索国定居十年之后便可以申请入籍的政策，然而他们却不见得有融入本地社群、学习索罗门皮钦语的意愿，行为举止也和老华侨相去甚远。

今日的索罗门人不只能大致分辨老华侨、新华侨、大马华人和台湾人，也清楚知道中国和台湾之间的差别。这些差别，起初体现于在索国活动的中国人和台湾人身上：扣除外交人员、农业和医疗技术人员，长期住在索国的台湾人不超过20人，而且只有少数经商，既没有像其他华人那样买下市区大片土地，在索国土地上和人心中留下的痕迹，也不如大马华人木商那样显著。

真要说的话，台湾在索罗门群岛较具规模的经济活动仅有远洋渔业。然而渔船大部分时间都在海上作业，岸上只需要少量人力和小规模据点提供渔船补给，对索罗门人在日常观感上造成的威胁较少，而且台湾渔船雇用的也多是外籍渔工。除此之外，中国近年来在其他发展中国家造成的“债务陷阱”传闻，也在索罗门人民心中强化了中国对索罗门土地、森林、矿藏蚕食鲸吞的形象。

索罗门人对中国资本的戒慎，台湾方面也显然知情——曾在断交前夕奔赴索国“挽救邦交”的台湾外交部次长徐斯俭，在断交之后对索罗门人民发表的谈话里，便直白地要索罗门人对“中国可能带来的债务陷阱”提高警觉，呼应的正是索罗门人民的担忧。

毕竟，索罗门人民对中国的排拒并非凭空想像，而是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切身体验。然而除了复杂的华人群体之外，和外交决策、社会舆论交缠在一起的，还有索罗门群岛的历史问题和政治环境。

索国内部争议：殖民时期遗留的土地问题

传闻当年欧洲人初抵索罗门群岛时，曾在瓜达康纳尔岛（Guadalcanal，索国最大岛，当地华人一般简称为“瓜岛”）某个河口捡到金块，不禁惊叹这个南太小岛就像“圣经里所罗门王的王国一样富庶”，索罗门群岛由此得名。

然而西方人早期在此经营不多，只将索罗门群岛视为捕鲸船补给粮食饮水的中继站，以及斐济、澳洲热带栽培业的劳动力来源。直到1893年，索罗门群岛才正式被英国纳为领地。英国统治期间，殖民政府透过占有“无主地”、不平等贸易等方式，取得了索罗门群岛的大量土地，也种下了土地争议的恶因。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索罗门群岛首次卷入强权争霸的冲突之中，成为美日两国激战的前线。然而除了加入海岸守望队的岛民之外，大部分索罗门人对于美军和日军之间的厮杀只是漠然旁观。

二战结束之后，英国政府持续在瓜岛发展热带栽培业，并颁布了《索罗门群岛闲置土地规定》（Solomon Islands Wasteland Regulation），让使用土地的人可以在现代产权的概念之下，以“开发”之名取得“无主地”的使用权，导致大量土地流入栽培业业主和商人手中，并吸引劳动力从其他岛屿（尤其是人口稠密的马岛）迁往瓜岛寻找工作机会。素以勤奋著称的马岛人，很快就占据了瓜岛上的大部分土地，从而引起瓜岛原住民的不满情绪。

索国独立之后，原本由政府控制的土地则依据“传统领域”原则，陆续被归还给各个部族的原住民，并将传统上充满弹性的土地所有权概念，写进成文法典之中，逐渐固化为父系继承的原则。然而这种作法非但没有办法解决土地问题，反而使得更多土地落入私人或部族手中，并以极低廉的价格租给外国木商和矿业公司。

就建国历史而言，索国仍是个年轻的国家，国土又由许多岛屿组成，文化和语言十分多样，因此人民的国家认同仍不稳固。在今日的索罗门社会之中，各岛的地域认同以及所属部族的血缘认同，都仍比跨地域的国族认同还要重要。

此外，索国今日沿用了英国的西敏制议会体制（Westminster system），理论上由国会最大党组阁执政。然而索国的政党政治相对薄弱、党数众多，不论是哪个政党，都难以取得国会多数，因此经常必须以协商的方式联合组阁，加剧了政治酬庸的现象。且由于竞选人数过多，各选区当选的国会议员得票率往往不高，以协商产生的内阁，也难有执政正当性，稍有丑闻便能引起动荡，轻则在国内发动不信任投票，重则引起民众抗议。这种政治制度内蕴的不稳，形塑了今日的索国政坛。

上述种种，都加剧了马岛人和瓜岛人之间的对立，最后于1998年到2003年间爆发为大规模的族裔冲突。这场冲突后来成为索国当代历史的转捩点，至今仍深深影响着索国人民的精神层面，也让土地问题持续成为索国社会中的争议根源；马岛居民在台索断交之后，发动游行声援台湾、甚至要求独立的现象，其实也与他们和瓜岛之间的紧张关系高度相关，对于他们而言，断交形同“马岛决定”结果，恩怨一齐涌上，造就了台湾新闻看见的“索国人民声援台湾、不愿断交”画面。

在经济中占有一席之地、“有土斯有财”的华人，当然没有自外于索国的土地争议。2006年国会选举结束后，新任首相遭对手指控收受华人资金，争议快速演变成为大规模暴动，最后导致唐人街半数以上房屋遭到烧毁；而当时在政治指控背后隐隐酝酿反华情绪的，也是华人在经济和土地上对本地人造成的威胁感。由于华人对于暴乱的记忆犹新，台索断交的讯息一出，索罗门中华总会也在华人的微信群组里散布讯息，提醒华人提高警觉。一名经常和马岛人频繁接触的台湾人则告诉我，马岛甚至出现了针对新华侨的“排华情绪”，导致“一些大陆人必须佯装成台湾人，才能避免遭到攻击或驱逐”。

亲西方？反西方？索国的后殖民难题

索国转向中国建交，除了有经济上的诱因，其实也可以看作索国长期以来在“亲西方／反西方”这个议题框架之中拉锯的延伸

这起外交转向背后的另一个因素，则和索国于独立之后依然带有“后殖民色彩”的政治语境有关。如果说台湾人的主流政治课题是“统独之争”，那么索罗门群岛的政坛则有“亲西方与反西方”的二元对立现象，而所谓的“反西方”，多数时候针对的就是南太区域霸主澳洲。

索国独立初期在政坛活跃长达二十多年的玛玛罗尼（Solomon Mamaloni），便是因为反西方立场鲜明，而不受国际援助机构青睐，因此只能借由对亚洲企业开放天然资源来获取利益，也造成了今日索国产业受亚洲企业和华商掌控的现象。

然而知情人士也直指，索国目前台面上的政治人物，其实绝大多数都没有明确的核心价值或立场，只要用钱就能收买；现任总理苏嘉瓦瑞，反倒是其中唯一的例外，也是少数真正值得尊敬的政治人物。只不过苏嘉瓦瑞一直以来追求的，都是摆脱西方强权（尤其是澳洲）的支配与干预，因此也早就有和中国建交的意图。

尤其族裔冲突期间，以澳洲为首的大洋洲各国为了恢复索国秩序，曾对索国派遣“索罗门群岛区域援助团”（Regional Assistance Mission to Solomon Islands, RAMSI），进驻索国长达十年之久，而苏嘉瓦瑞当时便曾多次批评援助团，指控澳洲以维和为由、对索国行干预介入之实，严重破坏了索国的主权和独立。

一些支持和中国建交的索国知识分子，也把中国看作对抗西方强权的领头羊。有天下午，我在《岛屿太阳报》（Island Sun）的办公室里，和立场亲中的资深记者萨萨科（Alfred Sasako）会面。曾在哈佛大学留学的他英语流利、谈吐风雅，语气却满是对西方势力的不满情绪，“西方人只把我们当作『漂在海上的椰子』。但中国人不一样，他们有明确的区域发展计划，还会提供资金兴建基础设施，却没有控制我们的意图。”

由此来看，索国转向中国建交，除了有经济上的诱因，其实也可以看作索国长期以来在“亲西方／反西方”这个议题框架之中拉锯的延伸，而中国则被视为索国反抗西方、维持自主的强劲后盾。

于是，索罗门群岛社会出现了一个吊诡的现象：政治人物为了摆脱西方势力而转向中国，人民却每天目睹华人对土地和经济的掌控，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巨大的贫富差距。

华人长期以来掌控地方产业、影响政局的强势形象，都形塑了索国人民对中国的想像；许多索国的华商社群和政治人物，也都是和中索建交的潜在受益者。这些动态，都镶嵌在索国贪腐不稳的政治制度、仍未稳固的国族认同，以及极为敏感的土地争议之中，并在这次的外交风波之中展露无遗。

一位熟悉台湾外交运作前线的人士则指出，台湾这次在外交危机之中的操作方式，的确也有值得检讨之处。断交前夕，台湾大使馆曾在索罗门报章媒体上刊登“内阁挺台十五人名单”，“反倒让北京知道应该对哪些议员行贿，方便各个击破”。另一位长期观察索罗门政局的人士则分析，台索在这个时间点断交，可以说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结果：一方面台湾总统大选将届、中美冲突持续升温，另一方面亲中、反西方的苏嘉瓦瑞也刚好上台执政。

除此之外，台湾对索国的援助也一直都存在很大的争议，因为大部分的捐款都不是专案式的拨款，而是常态性地编入“选区发展基金”（Constituency Development Fund, RCDF）之中，直接分发给50个国会议员，由他们自行决定如何在选区里分配运用。

“然而大部分议员拿到预算之后，只会把钱放到自己的口袋里，很少会真的将钱用在自己的选区里。最可恶的是，这些议员拿了钱不投入地方建设，有时还会回过头来怪台湾没有帮助索罗门发展基础设施。”这名熟稔外交事务的人士表示。

事实上，索国人民对于“选区发展基金”被议员中饱私囊的现象早已司空见惯，而 澳洲学者伍德（Terence Wood）的研究 也显示，索罗门选民对于“选区发展基金”使用方式的满意程度，和国会议员的得票率本就没有太大关联，而且可能只有和议员关系较好的选民能够真正获益。这种对台湾捐款的诟病，在这次外交风波之中，也成为某些索国政治人物支持外交转向的理由——然而所有人都心知肚明：如果索国政治制度没有改善、贪腐风气依旧，现存的问题在中索建交之后只会变得更加严重。

综观而言，不论是旧华侨或新华侨，华人长期以来掌控地方产业、影响政局的强势形象，都形塑了索国人民对中国的想像，而中国政府在外交角力之中，也经常把这些背景各异的华人群体视为政治疏通和资金挹注的管道。除此之外，许多索国的华商社群和政治人物，也都是和中索建交的潜在受益者。这些动态，都镶嵌在索国贪腐不稳的政治制度、仍未稳固的国族认同，以及极为敏感的土地争议之中，并在这次的外交风波之中展露无遗。

在圣经里，所罗门王是世上最明智的国王，而以他为名的索罗门群岛，今日则再次卷入了太平洋两岸强权的交锋之中。究竟，深陷贪污腐败、夹在区域霸主之间的这个岛国，能不能迎来他们的所罗门王呢？

（应受访者意愿，小英、约翰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