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荃湾枪击现场，目击者和示威者经历了什么？

子弹射进18岁少年的左胸时，目击者梁伯听到“啪”的一声。“催泪弹是‘砰——砰——’，真枪是‘啪’！”梁伯这样描述二者的区别。

10月1日正午，1900多公里外的北京刚刚结束盛大的建国70周年阅兵庆典，香港多区的示威活动已像当晚北京上空的烟花般一个接一个炸响。就在梁伯窗外那条贯穿荃湾区的大河道上，示威者与警察展开了旷日持久的遭遇战。密集的催泪弹释放出呛人的白烟，梁伯关上窗户和冷气机，吹著风扇，冷眼瞧著楼下的冲突。

梁伯不支持示威。他今年64岁，在大河道旁的大厦楼上开了一家店铺，至今已有九年。他说，6月反修例运动开始后，生意减少了三成。10月1日当天，他更是不得已早早关了店，等待示威结束。

直到下午4点10分左右，那个瞬间以一个声音刻入梁伯的记忆。他看到一群示威者与警察发生近距离冲突，混战中，一位警察扣动了扳机——“啪”——子弹穿入一名示威者的胸膛，后者应声倒地。

回忆那一幕时，梁伯右手无意识地复上左胸口，“开始我是想差人（编注：警察）开枪，后来真的开枪了，看到他躺在地上，我觉得……不舒服。”

“如果死人，会不会是我？”

所有示威者似乎都在等待那枚子弹。

9月30日晚，Andy和Harry姐弟向母亲交代，明天俩人可能会一起被捕。母亲知道无法阻拦，只好反复叮嘱他们小心点。

Harry在肚腩上写下所有可以联络的法律支援电话号码。“十一前一天，觉得是自由身的最后一日。”Harry做好了翌日可能会死人的心理准备，“如果死人，会不会是我？10月2日，我还能如常回家吗？”

姐姐Andy感受到了Harry“热血上头”。印象中一直不会掷砖头、多在示威现场担任“哨兵”的弟弟，提前一周让她帮忙买隔热手套，说想处理催泪弹。Andy没有答应，Harry就自己去五金店买来。他向姐姐坦言：一定要和警察对抗。

“大家都知道这天会‘好大镬’（编注：粤语，指非常严重）。”25岁的阿银说。10月1日，此前鲜少戴齐装备的他将保护头部的用具塞进了背囊，并难得地在约定时间前就到达集合地点。他记得当天是他多次示威经历中士气最高昂的，“之前可能会觉得有下一次，这次是觉得要有所作为。大家可能想打赢差佬，要展示出很多对抗性，而且你知道他们（编注：指警察）一定会升级武力，尤其在十一。”

这一判断后来被证实是准确的。据香港警方公布的信息，10月1日当天，警方共使用约1400枚催泪弹、190发布袋弹、230发海绵弹及6发实弹，并拘捕269人——均创下反修例运动以来的最高纪录。

那一天斗志昂扬的不仅仅是警方。尽管民阵申请的“没有国庆，只有国殇”示威游行遭警方发出反对通知书，示威者依旧决定，在湾仔、黄大仙、沙田、深水埗、屯门等多区进行集会游行。八月起，警方开始针对示威游行发出反对通知书，进入九月，民众漠视反对通知书、发起游行示威已成常态。

没有人料到，最激烈的一幕出现在了荃湾。这个位于香港新界西南的区是新移民聚集地。据2016年政府统计处资料，在荃湾市中心一带，居港未满七年的内地新移民比例为19.4%，为全港第二高，远超平均值3.4%。在近四个月的示威冲突中，荃湾称不上最激烈，却发生了白衣人首次袭击示威者并砍伤一名青年的事。

下午一点过后，沙咀道上聚集的逾千名示威者开始游行，在青山公路的商场千色汇门口遇到警察防线。下午3时许，警方在荃湾发射了第一轮催泪弹。阿银一路退至海坝街，Andy和Harry则转战杨屋道，并碰上已在那里驻防的警察，接连不断的催泪弹在他们面前炸开，Andy看到其中一颗落在一栋民居二楼的阳台，冒出滚滚白烟。

防暴警察开始推进，示威者四散后退，慌忙奔走中，一栋住宅区的铁门被打开，几个中年街坊站在门里向Andy和Harry招手，“快点进来！”

姐弟俩和几个示威者最后辗转来到一位愿意提供庇护的男生家中。在那里，他们获悉有人被实弹击中。不过，没有人露出任何情绪波澜。“出来都知道警察迟早会开枪，”此时正在海坝街奔走的阿银事后向端传媒回忆，他与同伴得知消息后，亦都没有太大反应。

“有人认识他吗？他的名字叫曾志健。”Harry扬声询问一同在庇护者家中躲避的其他示威者。

“曾志健嘛，健仔嘛，我知道。”一个学生模样、胳膊纤细的示威者掀起面罩，一脸严肃地回应，“他是我同学，之前同班。他是个‘和理非’，好和平喔。”Andy记得，男孩脸上带著“少年的严肃”。

或许因为其他人的沉默，以为众人不相信他，男孩又重复了几遍，“我认识他，我认识他。”

“先救他，我不走”

这是阿银记忆中最激烈的对抗。

警方在千色汇发射第一发催泪弹后，一度推进到大河道，一百多名示威者则转入海坝街，与警方展开巷战。

阿银想起7月27日的元朗示威，橡胶子弹在他两米外打中身边的示威者，已令他觉得身处险境。在海坝街，示威者和警方防线距离不到30米，他举著伞站在前排，飞来的橡胶子弹击中身边的人。

“上一秒看到前面的人中弹，下一秒已有两粒子弹打到伞上。”速龙警员袭来时，距离一度只有几米。“现在回想，那条街被拉（编注：指被捕）的机率可能有50%。”

梁伯就是在那时目睹了枪击。他先是看到二、三十名防暴警员离开海坝街，“像是收队的模样”。这时，十几位示威者突然从海坝街冲出，横穿大河道，绕过停驶在路边的巴士，与停留在朱耀记大闸蟹专门店门口的几名防暴警员发生冲突。综合在场媒体香港大学学生会校园电视、香港城市大学编委会释出的视频和梁伯的叙述，一名站立位置稍靠前的防暴警员被几名示威者追打，并在跑到祥兴记上海生煎包店（下称“生煎包店”）门口时，疑似踩到纸皮滑倒，遭到几名示威者围攻。

梁伯记得，当时有几名警察立于生煎包店旁边的卓明大厦门口，他们上前试图营救被围攻的同袍。

一名右手举起手枪、左手握著可以发射布袋弹或橡胶子弹长枪的警察冲向示威者，就在这时，一位左手持蓝色浮板、右手拿白色棍棒的示威者挥棍打向该名警察。没有鸣枪示警，该名警察对著挥棍的示威者的左胸扣下扳机。据香港01报道，开枪警员与中枪者只有约一个身位的距离。

啪——中枪的示威者跌落在刚刚被围攻的警察身上，紧接著躺倒在地。梁伯看到血从他的黑蓝色衫上渗出来。

另一位示威者上前，试图捡起倒地男子身边的棍棒，被防暴警员制服、按在地上。

“我胸口很痛，我要去医院。”中枪者掀起面罩大喊。

另一名被制服的示威者对警察喊：“你叫他们（编注：指急救员）过来啊，他们有急救牌（照）。”

警员答：“我也有急救牌。”

“那你又不救他？”

“因为我在制服你。”

“先救他，我不走。”

梁伯看到，防暴警察过去，掀起中枪者的面罩，他似心有不甘，又勉力将面罩拉下、盖在脸上，警察再次掀起面罩，梁伯这才发现——“是很后生的脸”。

很快，另一批示威者从生煎包店的另一侧抵达开枪现场，距离防暴警察只有几米，阿银就在其中。看到现场只有几名警员，他精神亢奋、夹杂些许紧张，心想：终于可以包围、反击警察。但眼前的场景过于不寻常，就在他们试图上前时，阿银看到一名防暴警员一只手拿著长枪，枪口朝下，又对著他们不断摆手。

“是这么久以来没有发生过的事。他们也不是投降，只是叫我们不要再来了。”

此时阿银发现地上躺著两名黑衫人，他猜测，或许是自己人砸中自己人，抑或是警员使用过度武力打晕了他们。除了摆手的警员，阿银看到其他几个防暴警察站在旁边，仿佛没有留意到示威者。现场的示威者很躁动，不断丢砖头，但警员也没有反击。

站在附近大厦天台的青年阿光听到警察对阿银他们说：“不要搞了，你们救不回他们的，他们两个走不了了。”

大约对峙了20秒，另一批防暴警察赶到现场，阿银听到几声枪响，身边旋即弥漫白烟，他感觉自己被骗了，以为摆手的警察有意夹击示威者，遂往千色汇方向离开。

彼时，天台上的阿光并不知晓楼下那个倒地的示威者中了实弹。他只记得那个下午催泪弹的密度很大，短短一分钟就有5、6发，呛得自己眼泪直流。“全部都是催泪弹的声音，不知道那个声音是开（真）枪还是催泪弹。”

没有人捕捉到那个稍显不同的枪声。坐在生煎包店旁边的卓明大厦里，值班的保安强叔戴上了街坊送的医用口罩。二楼，正与街坊打麻将的郭小姐关紧了窗户，仍能听到窗外“砰砰”的枪声，与此同时，麻将桌上的人戴起医用口罩，继续他们的牌局。

“警察通例”第29章与18岁中枪者

一批防暴警员到场增援后，警察才去查看了中枪者的伤势。有警员用手按住中枪者胸口中弹位置，给他戴上呼吸器，简单处理了伤口。

救护员在大约15分钟后赶到现场。梁伯记得，尽管警方在事发后迅速封锁了现场，期间仍不时有街坊凑过来，看看倒地的中枪者，又离开了。

作为事件的全程目击者，梁伯未能等到警察的拜访，据他所知，警察没有到他所在的大厦搜寻更多目击者，只是带走了几位当时就在现场的目击者。生煎包店的老板告诉端传媒，翌日早晨，警方取走了生煎包店CCTV的全部资料，说日后会归还。

阿光很难接受警察实弹射击的事实。自称“政治冷感”的他，从7月末开始，便不敢穿黑衣出门，因为新闻上说警察有意截查黑衫青年。8月5日晚，荃湾出现黑社会袭击示威者的事件，亦令阿光对黑衫敬而远之，担心自己被误认。如今，相比于示威者，他说自己更害怕警察。

“为什么要开枪，而且好近距离，就好似我们现在这个距离。”他用手比划了一下，神色紧张，声线颤抖，“其实这个距离，另外一只手还拿著一把长枪，他后面还有很多防暴，他们可以过来，不需要拿出枪。”

关于开枪是否合乎指引，警务处长卢伟聪在第二天举行的记者会上称，警员在“电光火石下”时受袭，为防止自己及同袍受生命威胁，短时间内决定向施袭者开枪，这是“合理、合法”的。他又称，开枪距离不是警员决定，而是施袭者近距离走前，当时警员别无选择。

早前示威冲突中也曾出现警方持真枪的情况，例如在8月31日铜锣湾有乔装警员被示威者发现后，就曾朝天开枪示警。不过，10月2日《明报》引述警方消息人士指，警队训练从未有“向天开枪示警”的作法，在荃湾事件中，当时持枪警员发出口头警告无效，决定开枪。

2016年旺角骚乱也曾出现警方开枪惹争议的事件。当时上海街聚集数百人，向警方投掷杂物，警员发现有示威者对倒地同袍拳打脚踢，拿出警棍试图阻止示威者，但示威者没有停止袭击，警员决定升级武力使用佩枪，在作出口头警告后向天鸣枪示警。

行动科高级警司汪威逊回应荃湾开枪事件则表示，当时同袍被十多人“按在地上，以武器致命袭击”，如果不救同袍，或延误时机、用没有效果的武器，同袍生命将会很危险。

汪威逊指，警队训练概念，是要打中躯干（Center mass）制服。事件中，警察从头到尾都依守则向躯干开枪，因为打手脚的话有可能打中他人。警务处副处长邓炳强补充，使用枪械最重要指引不是要打死人，而是要停止威胁。

在警务处网站上，关键的“警察通例”第29章——“武力与枪械使用”一直未向公众公开。多年来，每当有涉及警权的案件时，人权关注者都呼吁警方公开第29章，以便市民监督。警方则多次重申，由于指引涉及行动细节不宜公开。因此，公众只能了解到传媒援引内部人士消息及司法裁决时警方披露的部分内容。

综合多家传媒，“武力与枪械的使用”章节第29章列明的警员可使用枪械的3种情况为：

• 包括为保护任何人，包括自己，免生命受到威胁或身体受到严重伤害；
• 拘捕有理由相信刚犯了严重暴力罪行及在犯该等罪行后企图逃避逮捕的疑犯及为平息骚动或暴乱。
• 同时，警员必须在不能以较温和的武力达到目的时，才可使用枪械。

在一份2011年、对尼泊尔籍男子被警员开枪轰头死亡事件的判词中，大律师黄宇逸援引警方当时交出的29章的部分内容，其中提到“使用武力的原则是，所使用的武力必须是为达到目的而须使用的最低程度武力；达到目的后，须立即停止使用。该等武力必须在当时情况下属合理的”。

而据立场新闻消息，警方在9月30日，即开枪事件的前一天，将容许使用枪械的“致命武力攻击”定义更改，从“意图引致他人死亡或身体严重受伤”更改为“引致或相当可能引致他人死亡或身体严重受伤”。也就是说，只要警员认为有“相当可能”引致严重受伤或死亡就可开枪，与旧定义规定的施袭者“意图引致”有很大的区别。

此外，香港01在2017年发布的“综合多名前线人员”的报道里写到，警察武力的最高等级，即可以使用致命武力（枪械）的情况为“警察遇到有人有殴打意图令人严重受伤，甚至死亡”，与上述消息提及的旧定义相符合。

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及保安事务委员会副主席涂谨申质疑，警员在这种情况下开枪是否符合自卫。 他指出，警员持枪主动走近示威者，且警员身上有其他武器可以使用。

建制派立法会议员陈克勤认为，激进示威者在举天同庆的日子作出破坏，漠视对国家及全国人民的尊重，令港人蒙羞。经民联则批评示威者“暴徒的极端暴力行为丧心病狂，令人发指，与恐怖主义无异。”

但民意表达了另一种看法。10月2日上午，中枪者曾志健就读的荃湾公立何传耀纪念中学（下称：何传耀中学）门外，一批学生和校友穿著黑衣静坐声援。中午，逾千名市民在中上环快闪游行抗议警方开枪。晚上，大批市民自发到荃湾游乐场聚集，与此同时，逾百名市民站满新城市广场中庭，深水埗枫树街游乐场看台亦几乎被坐满。

有人谈起对曾志健的印象。“睇唔出（他）会冲咁前！（编注：看不出他会冲得那么前！）”已毕业的校友Sam参加了在何传耀中学门外的集会，他记得曾志健有参与篮球队，“几active”（编注：很活跃）。

“原来健仔这么热爱香港”，同校读中学六年级的John说，自己从小学就认识曾志健，印象中，他一直很关心时事。John从曾志健的社交媒体或平日聊天中，都能感觉到他对香港目前局势“非常绝望”。

10月2日下午，躺在医院深切治疗部的曾志健被控一项暴动罪及两项袭警罪，警方表示将于10月3日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审判。

阿银放心不下。10月3日，他在沙田法院外等著。他在海坝街就对这个男生有印象了，“我很记得他那块蓝色浮板，我见到那张相就记得是我们那条街的人。”

因仍留医治疗，曾志健未能出庭。辩方想要申请保释，遭到控方质疑——在被告未到庭出席聆讯的情况，法庭无权批准保释。法庭最终裁决，暂时继续交由警方看管。

尾声

十月一日当晚八点左右，端传媒到达枪击事发地——荃湾鲎地坊的祥兴记上海生煎包店门口。

示威冲突已平息了一阵子，有不少街坊在街心花园乘凉，或下楼买晚餐。这是一个热闹的街区，附近店铺林立，平日总是熙熙攘攘。生煎包店当晚没有恢复营业，间中有三三两两的市民在附近驻足，有人在路边发现几枚弹壳，与途人讨论著那是真枪还是其他子弹。

梁伯一直在窗边看著楼下的情况。枪击后一、两个小时，有示威者来到事发地，在大河道那个布满口号的水泥路障上添了新的喷漆：“10.1死黑警开实弹”。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名皆为化名。

端传媒记者谢梓枫、实习记者余美霞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