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最后一个人民公社，集体经济还有想像空间吗？

1982年，西藏那曲市双湖县嘎措乡，进行了一场关于当地经济体制的全民投票，70%的社员选择了保留集体经济体制。

这是一个与当时政策气氛格格不入的选择。人民公社并不符合那个时代的政策导向。1978年中共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普遍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根据官方叙述，政策转变的原因，是经历过大饥荒、文革等历史运动的广大农民对集体经济丧失信心，要求包产到户、包干到户。

1982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建立基层人民政府和村民自治委员会，以“政社合一”和集体统一经营为特征的人民公社相继解散，改组为“乡政府”。政策席卷全国，远至西藏各个牧区，也都应声将草场和牲畜承包给牧民。嘎措，由此成为西藏最后一个保留人民公社制度的乡镇，并维持至今。

2018年，安徽师范大学经济系讲师丁玲在嘎措公社调研的时候，距离投票保留集体经济已过去38年，嘎措乡的人均现金收入超过2万元（人民币，下同），高于西藏各地区农村普遍1万元的人均收入，其中超过60%来自集体分红。“嘎措提供了一种可能性。”丁玲认为嘎措乡这样的“新集体经济”经验未必能被复制，但它提醒人们，商品经济到了需要深刻反思的时候，“到底是经济优先，还是社区优先？”

“羊丢了去寻找也要算工分，一天找到和一周找到的工分不同”

“我不知道以前的公社是怎么养懒人的，但我们公社绝对没有养懒人。”嘎措乡党委书记冰酒去年在“人民食物主权”论坛分享时谈到，嘎措公社维持集体经济活力的关键在于“监督”和“民主”。

5-10人为一组的生产小组，是嘎措乡的基本生产单位，组员会在一年的时间里共同劳动，赚取全组的工分，分配给每个成员，工分再兑换成现金和食物。评工计分的方法来自《工分细则条例》，这部嘎措乡“基本法”有254个条例，巨细靡遗地规定了村民如何进行分工、生产、分配。

《条例》以藏语写成，冰酒书记向丁玲翻译过其中一页。比如：放牧公牦牛0.0959工分每头，母牦牛0.0859工分每头；剪羊毛，第一名2工分每公斤，第二名1.6工分，第三名0.8工分。

“收牛粪算工分，在生产小组中做家务也算工分。牲畜死亡会扣工分，不同原因扣的不同，如果是天灾导致的死亡则不扣，装牛奶的壶损坏了也扣工分，未休假期也会补为工分。”丁玲说，生产过程任何事情都要计算工分，工作难度和完成度的不同也会影响获得工分的多少，“羊丢了去寻找也要算工分，一天找到和一周找到的工分不同。”

跟1950年代动辄数万人的公社相比，嘎措公社人员稀少，总数只有578人，分为两个行政村，同时也是两个相互独立的生产队。在这个体量很小的熟人社会，民主表决不仅容易动员，而且被认为是生产过程的必须选项。

1982年投票保留嘎措公社时，《工分细则条例》只有189个条款。后面逐年召开群众大会和人民代表大会，讨论、表决更新条例，现在已经有254个条款之多。有些修改对嘎措公社至关重要，“比如1984年以前，《条例》只按劳动日来算工分，只要去了放牧点，大家都有一样的工分，不管你放的是200头羊还是1000头羊。”后来则按照放牧数量和牧产品产量（如酥油的重量）来计算工分。

根据《工分条例》的规定，一家人不能在一个生产小组，而生产小组才是一个人一年中最常待的地方。“集体就是一个大家庭，家庭不是生产单位，丈夫不可能安排妻子在哪个小组工作。”丁玲说，这也是避免寻租的方式。

丁玲和其他研究者以“循环性监督”来概括嘎措公社的监督机制——小组组长监督组员，村干部监督组长，群众监督干部。但是实际情况更为复杂，监督发生在每个人之间。小组内部会互相监督，在年终的小组民主评议会上，组员会根据每个人的表现，讨论工分的分配。相邻的小组也会互相监督，在全村的会议上，社员之间会互相交流表现。

“对我们（外面的人）来说，感觉监督是一件很受约束的事情，但是在嘎措，互相监督是很正常的。”丁玲认为，在嘎措监督不应该被理解为有防范意识的监视，而是一种嵌入日常生活的公社文化。

嘎措乡的党委书记由上级任命，但是两个行政村的14个村干部，则由村民选举产生——这一点和中国其他乡村并无不同，特别之处是，嘎措乡的村干部会把国家下发的薪资交给集体，在年底由村民投票来决定他们所能获取的工分。“通常来说，干部们从群众投票决定的工分中得到的收入比国家发的基本工资要高。”丁玲说。

“跟其他农村相比，这边村干部轮换的频率比较高。”丁玲从嘎措乡党委书记冰酒口中了解到，干得不好的村干部是真的可以被换下来的，因为预备干部也有很多。他举了2017年监督委员主任为例，因为这个主任总是不在工作岗位上，任务没有完成，老百姓对他意见比较多，选举的时候就被换掉了。

公社制度优越，还是遇到了好干部？

嘎措经验在于好制度还是好干部？这是研究过程中丁玲反复求证的问题。她与研究合作者在嘎措乡做的访谈显示，从1974年到2019年，每当嘎措公社拥有一个贤能的书记时，集体经济就运作得很好，反之则生产也相对萧条。

1974年，当时32岁的白玛被任命为嘎措乡的党委书记，负责筹备嘎措公社。彼时嘎措乡还处在申扎县，是县里最穷困的一个乡。同一年，为应对草场不足的问题，嘎措乡被上级政府要求往北搬迁400公里，在无人区扎根。此地再往北走，就是可可西里无人区。尽管环境恶劣、极度高寒和闭塞，但是白玛和他的班子起草、修改了《工分细则条例》草案，带领嘎措乡民兴建房屋和放牧点，几年间，嘎措翻身变成那曲市人均收入最高的农村。

1982年，当各地公社纷纷解散时，工作组也去到嘎措，向村民宣传家庭承包责任制，但是嘎措公社还是通过全民表决保留了集体经济，丁玲猜测这跟白玛书记的号召力有很大关系：“他想保留。”

丁玲的合作研究者、香港理工大学社会学副教授严海蓉说，老书记是一个英雄式的人物，如果上级领导说的有不同意的地方，老书记会直接怼回去。他的威望不只在于他的能力，还在于他的奉献精神。他把集体管理得很好，大家才愿意跟著他。

2002年，白玛退休，连续换了几任对集体经济没有感情的书记。嘎措作为稳固的集体开始出现明显的松动，“羊群中杂色的羊越来越多。”丁玲在报告中写道。白玛在任期间，公社花了十几年的时间，统一购买统一销售，将整个嘎措的山羊都培育成白绒山羊，因为白色山羊绒价格比较高。但是他退休之后，逐渐有村民脱离公社，选择出外打工或经营小生意，牲畜和畜产品私卖的情况也开始出现，有一段时间集体不再统购统销，杂色的山羊也越来越多。

在1950年代的制度设计里，人民公社不仅仅是一个工农业生产单位，而是一个囊括了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甚至武装力量的社会基本单位。白玛主政期间，平均每周举办一次意识形态会议，教育干部和群众要爱公社、爱国家，当时流行的口号是“以公社为家，以牲畜为儿子”。 但这种集体凝聚力在他离任之后，和白色山羊绒一样逐渐失落。

根据丁玲的调研，白马离任之后的15年间，上级委派了6任党委书记，大都对集体经济没有情结。“（白玛）老书记对后来的几任书记也不满，说话他们也听不进去，他就干脆不说话了。”嘎措公社进入低潮期。不仅如此，一到年底，每个乡干部能从公社的收成中分得8只羊、1头牛、15斤奶渣和20斤酥油的实物福利。 每年光是乡干部消费的羊就接近200只。

2015年，冰酒被调到嘎措乡当乡长，他第二年就取消了乡干部的上述福利，规定干部要吃牛羊肉必须按双湖县市场价——而不是集体给社员的内部价向公社购买。2017年，冰酒出任党委书记，他接续了白玛对公社的热情，“遇到灾情险情，畜群受野牦牛、棕熊袭击等突发事件都是第一个赶去处理”，而且重启了集体文化建设——“组织文化活动、思想会议，让乡里的学生们写关于嘎措的文章，写集体经济带来感触”。

公社的收入增长明显，2018年丁玲在嘎措调研时，一个工分44元，今年一个工分已经涨到74元。15年来，第一次有出外单干（打工）的人选择回来，重新加入公社。2018年，嘎措公社500多人，单干的有30多人，占比大约6%。“书记问一个年轻人为什么要回来，他说在外面打工一个月赚3000，在公社一个月也有3000，在外面还被人看不起。更重要的是公社还有更多社会福利。”

“假如人民公社是一辆汽车，领导就好比发动机。人民公社能不能很好地运行，最主要在于有没有一个好的领导班子。与此同时，制度也是很重要的，二者相辅相成。 ”白玛辩证地阐释他理解的制度和干部之间的关系，但是他同时提醒村民，要珍惜冰酒当书记的时间，因为谁也说不好下一个书记会是谁。

对中国农村问题有深入研究、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的人类学博士段常（化名）认为，公社的脆弱性恰恰在于领导者的产生机制。“为何在白玛和冰酒之间会出现六任断层？”段常说，从既有的材料看，这个制度的维持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但是领导者产生的机制，以及这个“政治集体”的内部运作，并不能确保公社成员能选出一个符合他们期待的领导者。事实上，嘎措乡党委书记由上级委派产生，而非村民选举。

集体经济是权宜之计，还是市场经济的“解药”？

一个难以考据源头的故事至今流传在嘎措：有一年，一个放牧点遭到狂风袭击，许多羊只，连同奋不顾身救羊的放牧员都被刮到湖里。白酒书记从老书记和其他老人那里听到这个悲剧，又把故事转述给丁玲。它被用来说明集体经济的势在必行——在经常性的自然灾害面前，一家一户的力量是渺小的，只有团结起来，依靠集体的力量，大家才能守望相助，共同发展。

严海蓉认为，嘎措乡艰苦的自然环境，是当地维持集体经济不变的重要原因。嘎措乡平均海拔4900米（拉萨是3650米），氧气量只有平原地区的40%，自然灾害频繁且生态脆弱。在这样的环境下，集体生产被认为比包产到户更有助于牧民抵御风险。

“如果集体的放牧点上有社员突然病倒，集体可以当天换人，同样的情况发生在个体户身上，那么他或者放弃看护牲畜（在藏北草原上，它们很快会走失或遭遇野兽袭击），或者放弃自己看病就医的机会。 ”1982年以后，那曲市90%的草场都承包给了个体牧民，2017年的《西藏年鉴》数据显示，嘎措乡的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是那曲市的两倍多。

丁玲和严海蓉的研究成果，并不把集体经济看作受自然环境限制的权宜之计，而是揭示集体经济可能性的珍贵样本，以及市场经济弊端的“解药”。

关于中国经济制度有一套经典的官方叙事：在经历了计划经济导致的贫穷之后，中国领导人意识到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有市场经济，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各地农民选择包产到户，大大解放了生产力。但是严海蓉认为，包产到户总体来说是自上而下的政策推动，而非农民的自主选择。

“当然有小岗村（注：安徽省凤阳县小溪河镇小岗村，被官方认为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1978年，十八位农民决定违背政策，分田到户，实行单干，后来得到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中共中央领导的肯定）这样的例子，但是很多地方没有选择，因为政策来了，他们就跟著做了。”严海蓉引述中国农业部的数据，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农村集体经济三分之一做得很好，三分之一做得还行，只有三分之一做得不太好。

“经历了40年的包产到户，小农户为主的经济发展方式，今天需要突破。”严海蓉认为，市场经济的问题是，小农户分散成个体，在市场面前很弱势、没有议价权。应对这个问题通常有两种方法：一是资本下乡，大公司承包一万亩土地，农民收租金，但是上游农资的购买和下游产品的销售也因此由公司说了算，农民依然没有议价权，分得的利润也很低；另一种是农民合作社，但是合作社通常规模比较小（5户农民就可以组建一个合作社），组织能力不强。

规模较大的集体经济在严海蓉等研究者看来是更好的选择，它背后还隐藏著一个条件——不要一头扎进市场经济。“嘎措的经验是跟市场经济做了切割，他们没有像内地农户一样高度依赖市场。”严海蓉说，在生产结构高度商品化的情况下，内地农民种地仿佛在赌博，生产成本无法控制，农产品售出的价格也无法控制，这逼迫农民以破坏土壤的方式（比如过度使用化肥）从事不可持续的生产。

关于中国的三农（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学界一直有著应该更集体化、还是更市场化的争论。严海蓉、胡靖等左派学者提倡以进一步的集体化，提倡集体统一经营集体资产、村民普惠制来解决农民面对的困境。而经济学家周其仁等自由派则认为应该“告别苏联特色的集体经济”，进一步市场化，提倡以明确的土地承包权来激励农民。嘎措公社的经验，对严海蓉来说，证明了集体的可能性。

段常认同严海蓉对大资本下乡的批判，但是他认为嘎措经验或许不是回避、批判了市场经济，而是提高了这个集体在市场中的竞争力。

“与其说噶措否定了市场经济，不如说他们通过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获取更有利的（市场）竞争地位，以此来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想象——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对公共服务（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的公平分配。”他提出一个疑问，如果嘎措的集体制是增强单一地缘-血缘单位的生产竞争力，那这个模式跟华西村（注：江苏省江阴市华士镇下辖的一个行政村，被认为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面旗帜”。在农村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华西村顶著压力继续以公社模式实行集体经济，后逐步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成为中国最富裕的村庄之一。学者周怡的研究指出，面对外部市场经济私有化浪潮的冲击，华西村对外实行彻底的市场机制。2016年，有媒体揭露，华西村在当年第一季度负债高达389.07亿元人民币，资产负债率为68.78%。同时，周怡指出，华西村的权力把持者（村干部）使自己成为最大获益者。 ）有什么分别？

“如果人们不能够从集体中得到获得感，那他们可能追求消费主义的行为”

嘎措保留了人民公社的“供给制”，尽管没有公共食堂，但是公社生产的食物都优先供给社员。以牛肉为例，现任书记冰酒说：“牛肉分一等二等三等，一等的给多少钱都不卖，二等可以卖给乡的干部，三等卖到市场，辛苦一年了，一等肉一定要自己吃。”嘎措无法种植青稞，公社就用牛羊的内脏，跟其他村子进行交换。羊皮则可以换成羊皮袄，以物易物的方式仍然没有过时。

在食物配给之外，嘎措公社还有一个公共医疗基金，村民可以由村干部陪同到拉萨和北京看病，费用由公家负担。高原地区小孩多发先天性心脏病，拉萨的医疗条件不够好，公社就把小孩送去北京治疗。关节炎也是嘎措的高发慢性疾病，医疗基金还用于组织年纪大的牧民去泡温泉疗养。教育补贴也十分可观，从学龄儿童到博士，只要在上学，公社每年都补贴工分。九年义务阶段的孩子，如果不去上学，公社不仅拒绝提供工作，也拒绝分配工分。

自给自足当然有其现实的一面。嘎措的电力不足，每天只有几小时的电可用，网络也还没有完全覆盖，牧民在外放牧时，需要通过对讲机联系。牧民长年在放牧点，一年也回不了几次家，基于家庭的消费没有内地那么重要。消费的方式极其朴素，两个村各有一个集体商店，用于帮助社员购物，“比如，我家想买一个大沙发，大概多少钱，什么样式，他下次去拉萨进货的时候就会帮你带回来。”

严海蓉指出，嘎措牧民对于“丰裕”的理解跟内地居民很不同，他们没有内地居民的消费主义，他们在生产中获得集体的承认，因而不追求通过消费来显示自己的身分价值。他们也不会觉得有了钱就要改变每天天未亮就起床干活的生活方式。她说，现在很多人难以在生产中获得自豪感、获得认同，因而消费成为一种心理补偿或者替代。嘎措公社成为可能，不仅在于它的经济制度设计，还在于它强调平等、公平的集体文化建设，认同感的建设。“这些建设跟集体经济的可持续性息息相关，如果人们不能够从集体中得到获得感，那他们可能追求消费主义的行为。”

但是这种文化也在变化之中，许多年轻人不一定愿意接受这么“艰苦”的生活。如果嘎措牧民不再认可当前的生产、生活方式，集体经济也会无法继续。严海蓉说，放牧点需要一些改进以适应年轻人。

严海蓉同意，嘎措的存在有赖于它的特殊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与外部市场的疏离同时也保护了集体经济。如果嘎措跟外部的接触越来越多，它必定会越来越依赖市场。她深深担忧，如果嘎措越来越依赖外部市场，外部的市场环境会侵蚀嘎措。

严海蓉认为，长远来看，市场经济制度需要有所改革，加强计划性。当前的市场经济制度对农业缺乏计划性，市场作为主要资源配置的方式，这会让农民在竞争中只会处于弱势。她以北欧为例：“挪威的奶农通过合作社的方式做到了计划性，所有奶农有全国性的合作社，跟超市谈判，定价定量之后，严格依照计划生产。”她强调自己不认为中国必须照搬挪威的做法，提及挪威实践的目的是让人们突破对“计划经济”的刻板印象，重新激发社会想象力。

段常则认为加强计划性有些天真，对集体经济太过乐观，“试问这个计划的主体是谁呢？集体领导？政府官员？农民代表？事实上，对市场经济风险规避的成功经验不是计划，而是多元配置。”同时，他觉得中国农村和北欧农村没有太多可比性，北欧的GDP足够高，而且是全民福利制，而且有非常完善的社区-地方权利意识，“经济上足够托底，政治上有充分的“政治正确”的共识。这两点我们都不一定有。”

尾声

嘎措不久前接到一道指示，要求他们搬去山南市贡嘎县——一个农区而非牧区。丁玲与严海蓉十分担忧新的搬迁带来挑战：牧区的牧民们将如何适应农区的生产和生活？嘎措的集体经济体制能否得到保留？

这一挑战不弱于他们在1974年遇到的搬迁危机。当年，嘎措从申扎县搬迁到藏北无人区。搬迁过程非常艰辛，持续了整整三年，“他们感受到这不是一个人能做到的，而是需要一个集体。”嘎措公社的存续正是建立在集体力量对严苛自然环境的克服的基础上。

段常有另外的担忧，他觉得嘎措的经验固然宝贵，但是不能忽视五六十年代的人民公社的教训。需要追问：有多少成功是因为有焦裕禄式的领头人？制度有没有可能自我维持、自我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