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最後一個人民公社，集體經濟還有想像空間嗎？

1982年，西藏那曲市雙湖縣嘎措鄉，進行了一場關於當地經濟體制的全民投票，70%的社員選擇了保留集體經濟體制。

這是一個與當時政策氣氛格格不入的選擇。人民公社並不符合那個時代的政策導向。1978年中共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後，農村普遍開始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根據官方敘述，政策轉變的原因，是經歷過大饑荒、文革等歷史運動的廣大農民對集體經濟喪失信心，要求包產到戶、包幹到戶。

1982年制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建立基層人民政府和村民自治委員會，以「政社合一」和集體統一經營為特徵的人民公社相繼解散，改組為「鄉政府」。政策席捲全國，遠至西藏各個牧區，也都應聲將草場和牲畜承包給牧民。嘎措，由此成為西藏最後一個保留人民公社制度的鄉鎮，並維持至今。

2018年，安徽師範大學經濟系講師丁玲在嘎措公社調研的時候，距離投票保留集體經濟已過去38年，嘎措鄉的人均現金收入超過2萬元（人民幣，下同），高於西藏各地區農村普遍1萬元的人均收入，其中超過60%來自集體分紅。「嘎措提供了一種可能性。」丁玲認為嘎措鄉這樣的「新集體經濟」經驗未必能被複製，但它提醒人們，商品經濟到了需要深刻反思的時候，「到底是經濟優先，還是社區優先？」

「羊丟了去尋找也要算工分，一天找到和一週找到的工分不同」

「我不知道以前的公社是怎麼養懶人的，但我們公社絕對沒有養懶人。」嘎措鄉黨委書記冰酒去年在「人民食物主權」論壇分享時談到，嘎措公社維持集體經濟活力的關鍵在於「監督」和「民主」。

5-10人為一組的生產小組，是嘎措鄉的基本生產單位，組員會在一年的時間裏共同勞動，賺取全組的工分，分配給每個成員，工分再兌換成現金和食物。評工計分的方法來自《工分細則條例》，這部嘎措鄉「基本法」有254個條例，鉅細靡遺地規定了村民如何進行分工、生產、分配。

《條例》以藏語寫成，冰酒書記向丁玲翻譯過其中一頁。比如：放牧公牦牛0.0959工分每頭，母牦牛0.0859工分每頭；剪羊毛，第一名2工分每公斤，第二名1.6工分，第三名0.8工分。

「收牛糞算工分，在生產小組中做家務也算工分。牲畜死亡會扣工分，不同原因扣的不同，如果是天災導致的死亡則不扣，裝牛奶的壺損壞了也扣工分，未休假期也會補為工分。」丁玲說，生產過程任何事情都要計算工分，工作難度和完成度的不同也會影響獲得工分的多少，「羊丟了去尋找也要算工分，一天找到和一週找到的工分不同。」

跟1950年代動輒數萬人的公社相比，嘎措公社人員稀少，總數只有578人，分為兩個行政村，同時也是兩個相互獨立的生產隊。在這個體量很小的熟人社會，民主表決不僅容易動員，而且被認為是生產過程的必須選項。

1982年投票保留嘎措公社時，《工分細則條例》只有189個條款。後面逐年召開群眾大會和人民代表大會，討論、表決更新條例，現在已經有254個條款之多。有些修改對嘎措公社至關重要，「比如1984年以前，《條例》只按勞動日來算工分，只要去了放牧點，大家都有一樣的工分，不管你放的是200頭羊還是1000頭羊。」後來則按照放牧數量和牧產品產量（如酥油的重量）來計算工分。

根據《工分條例》的規定，一家人不能在一個生產小組，而生產小組才是一個人一年中最常待的地方。「集體就是一個大家庭，家庭不是生產單位，丈夫不可能安排妻子在哪個小組工作。」丁玲說，這也是避免尋租的方式。

丁玲和其他研究者以「循環性監督」來概括嘎措公社的監督機制——小組組長監督組員，村幹部監督組長，群眾監督幹部。但是實際情況更為複雜，監督發生在每個人之間。小組內部會互相監督，在年終的小組民主評議會上，組員會根據每個人的表現，討論工分的分配。相鄰的小組也會互相監督，在全村的會議上，社員之間會互相交流表現。

「對我們（外面的人）來說，感覺監督是一件很受約束的事情，但是在嘎措，互相監督是很正常的。」丁玲認為，在嘎措監督不應該被理解為有防範意識的監視，而是一種嵌入日常生活的公社文化。

嘎措鄉的黨委書記由上級任命，但是兩個行政村的14個村幹部，則由村民選舉產生——這一點和中國其他鄉村並無不同，特別之處是，嘎措鄉的村幹部會把國家下發的薪資交給集體，在年底由村民投票來決定他們所能獲取的工分。「通常來說，幹部們從群眾投票決定的工分中得到的收入比國家發的基本工資要高。」丁玲說。

「跟其他農村相比，這邊村幹部輪換的頻率比較高。」丁玲從嘎措鄉黨委書記冰酒口中了解到，幹得不好的村幹部是真的可以被換下來的，因為預備幹部也有很多。他舉了2017年監督委員主任為例，因為這個主任總是不在工作崗位上，任務沒有完成，老百姓對他意見比較多，選舉的時候就被換掉了。

公社制度優越，還是遇到了好幹部？

嘎措經驗在於好制度還是好幹部？這是研究過程中丁玲反覆求證的問題。她與研究合作者在嘎措鄉做的訪談顯示，從1974年到2019年，每當嘎措公社擁有一個賢能的書記時，集體經濟就運作得很好，反之則生產也相對蕭條。

1974年，當時32歲的白瑪被任命為嘎措鄉的黨委書記，負責籌備嘎措公社。彼時嘎措鄉還處在申扎縣，是縣裏最窮困的一個鄉。同一年，為應對草場不足的問題，嘎措鄉被上級政府要求往北搬遷400公里，在無人區紮根。此地再往北走，就是可可西里無人區。儘管環境惡劣、極度高寒和閉塞，但是白瑪和他的班子起草、修改了《工分細則條例》草案，帶領嘎措鄉民興建房屋和放牧點，幾年間，嘎措翻身變成那曲市人均收入最高的農村。

1982年，當各地公社紛紛解散時，工作組也去到嘎措，向村民宣傳家庭承包責任制，但是嘎措公社還是通過全民表決保留了集體經濟，丁玲猜測這跟白瑪書記的號召力有很大關係：「他想保留。」

丁玲的合作研究者、香港理工大學社會學副教授嚴海蓉說，老書記是一個英雄式的人物，如果上級領導說的有不同意的地方，老書記會直接懟回去。他的威望不只在於他的能力，還在於他的奉獻精神。他把集體管理得很好，大家才願意跟著他。

2002年，白瑪退休，連續換了幾任對集體經濟沒有感情的書記。嘎措作為穩固的集體開始出現明顯的鬆動，「羊群中雜色的羊越來越多。」丁玲在報告中寫道。白瑪在任期間，公社花了十幾年的時間，統一購買統一銷售，將整個嘎措的山羊都培育成白絨山羊，因為白色山羊絨價格比較高。但是他退休之後，逐漸有村民脫離公社，選擇出外打工或經營小生意，牲畜和畜產品私賣的情況也開始出現，有一段時間集體不再統購統銷，雜色的山羊也越來越多。

在1950年代的制度設計裏，人民公社不僅僅是一個工農業生產單位，而是一個囊括了物質生活、精神生活，甚至武裝力量的社會基本單位。白瑪主政期間，平均每週舉辦一次意識形態會議，教育幹部和群眾要愛公社、愛國家，當時流行的口號是「以公社為家，以牲畜為兒子」。 但這種集體凝聚力在他離任之後，和白色山羊絨一樣逐漸失落。

根據丁玲的調研，白馬離任之後的15年間，上級委派了6任黨委書記，大都對集體經濟沒有情結。「（白瑪）老書記對後來的幾任書記也不滿，說話他們也聽不進去，他就乾脆不說話了。」嘎措公社進入低潮期。不僅如此，一到年底，每個鄉幹部能從公社的收成中分得8隻羊、1頭牛、15斤奶渣和20斤酥油的實物福利。 每年光是鄉幹部消費的羊就接近200隻。

2015年，冰酒被調到嘎措鄉當鄉長，他第二年就取消了鄉幹部的上述福利，規定幹部要吃牛羊肉必須按雙湖縣市場價——而不是集體給社員的內部價向公社購買。2017年，冰酒出任黨委書記，他接續了白瑪對公社的熱情，「遇到灾情险情，畜群受野牦牛、棕熊袭击等突发事件都是第一個趕去處理」，而且重啓了集體文化建設——「組織文化活動、思想會議，讓鄉裏的學生們寫關於嘎措的文章，寫集體經濟帶來感觸」。

公社的收入增長明顯，2018年丁玲在嘎措調研時，一個工分44元，今年一個工分已經漲到74元。15年來，第一次有出外單幹（打工）的人選擇回來，重新加入公社。2018年，嘎措公社500多人，單幹的有30多人，佔比大約6%。「書記問一個年輕人為什麼要回來，他說在外面打工一個月賺3000，在公社一個月也有3000，在外面還被人看不起。更重要的是公社還有更多社會福利。」

「假如人民公社是一輛汽車，領導就好比發動機。人民公社能不能很好地運行，最主要在於有沒有一個好的領導班子。与此同时，制度也是很重要的，二者相辅相成。 」白瑪辯證地闡釋他理解的制度和幹部之間的關係，但是他同時提醒村民，要珍惜冰酒當書記的時間，因為誰也說不好下一個書記會是誰。

對中國農村問題有深入研究、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的人類學博士段常（化名）認為，公社的脆弱性恰恰在於領導者的產生機制。「為何在白瑪和冰酒之間會出現六任斷層？」段常說，從既有的材料看，這個制度的維持需要一個強有力的領導者，但是領導者產生的機制，以及這個「政治集體」的內部運作，並不能確保公社成員能選出一個符合他們期待的領導者。事實上，嘎措鄉黨委書記由上級委派產生，而非村民選舉。

集體經濟是權宜之計，還是市場經濟的「解藥」？

一個難以考據源頭的故事至今流傳在嘎措：有一年，一個放牧點遭到狂風襲擊，許多羊隻，連同奮不顧身救羊的放牧員都被刮到湖里。白酒書記從老書記和其他老人那裏聽到這個悲劇，又把故事轉述給丁玲。它被用來說明集體經濟的勢在必行——在經常性的自然災害面前，一家一戶的力量是渺小的，只有團結起來，依靠集體的力量，大家才能守望相助，共同發展。

嚴海蓉認為，嘎措鄉艱苦的自然環境，是當地維持集體經濟不變的重要原因。嘎措鄉平均海拔4900米（拉薩是3650米），氧氣量只有平原地區的40%，自然災害頻繁且生態脆弱。在這樣的環境下，集體生產被認為比包產到戶更有助於牧民抵禦風險。

「如果集體的放牧點上有社員突然病倒，集體可以當天換人，同樣的情況發生在個體戶身上，那麼他或者放棄看護牲畜（在藏北草原上，它們很快會走失或遭遇野獸襲擊），或者放棄自己看病就醫的機會。 」1982年以後，那曲市90%的草場都承包給了個體牧民，2017年的《西藏年鑑》數據顯示，嘎措鄉的農村居民可支配收入是那曲市的兩倍多。

丁玲和嚴海蓉的研究成果，並不把集體經濟看作受自然環境限制的權宜之計，而是揭示集體經濟可能性的珍貴樣本，以及市場經濟弊端的「解藥」。

關於中國經濟制度有一套經典的官方敘事：在經歷了計劃經濟導致的貧窮之後，中國領導人意識到社會主義國家也可以有市場經濟，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各地農民選擇包產到戶，大大解放了生產力。但是嚴海蓉認為，包產到戶總體來說是自上而下的政策推動，而非農民的自主選擇。

「當然有小崗村（註：安徽省鳳陽縣小溪河鎮小崗村，被官方認為是中國農村改革的發源地，1978年，十八位農民決定違背政策，分田到戶，實行單幹，後來得到包括鄧小平在內的中共中央領導的肯定）這樣的例子，但是很多地方沒有選擇，因為政策來了，他們就跟著做了。」嚴海蓉引述中國農業部的數據，在改革開放之前，中國農村集體經濟三分之一做得很好，三分之一做得還行，只有三分之一做得不太好。

「經歷了40年的包產到戶，小農戶為主的經濟發展方式，今天需要突破。」嚴海蓉認為，市場經濟的問題是，小農戶分散成個體，在市場面前很弱勢、沒有議價權。應對這個問題通常有兩種方法：一是資本下鄉，大公司承包一萬畝土地，農民收租金，但是上游農資的購買和下游產品的銷售也因此由公司說了算，農民依然沒有議價權，分得的利潤也很低；另一種是農民合作社，但是合作社通常規模比較小（5戶農民就可以組建一個合作社），組織能力不強。

規模較大的集體經濟在嚴海蓉等研究者看來是更好的選擇，它背後還隱藏著一個條件——不要一頭扎進市場經濟。「嘎措的經驗是跟市場經濟做了切割，他們沒有像內地農戶一樣高度依賴市場。」嚴海蓉說，在生產結構高度商品化的情況下，內地農民種地彷彿在賭博，生產成本無法控制，農產品售出的價格也無法控制，這逼迫農民以破壞土壤的方式（比如過度使用化肥）從事不可持續的生產。

關於中國的三農（農業、農村、農民）問題，學界一直有著應該更集體化、還是更市場化的爭論。嚴海蓉、胡靖等左派學者提倡以進一步的集體化，提倡集體統一經營集體資產、村民普惠制來解決農民面對的困境。而經濟學家周其仁等自由派則認為應該「告別蘇聯特色的集體經濟」，進一步市場化，提倡以明確的土地承包權來激勵農民。嘎措公社的經驗，對嚴海蓉來說，證明了集體的可能性。

段常認同嚴海蓉對大資本下鄉的批判，但是他認為嘎措經驗或許不是迴避、批判了市場經濟，而是提高了這個集體在市場中的競爭力。

「與其說噶措否定了市場經濟，不如說他們通過增強抵御風險的能力，獲取更有利的（市場）競爭地位，以此來堅持社會主義的基本想象——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對公共服務（醫療、教育、社會保障）的公平分配。」他提出一個疑問，如果嘎措的集體制是增強單一地緣-血緣單位的生產競爭力，那這個模式跟華西村（注：江蘇省江陰市華士鎮下轄的一個行政村，被認為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一面旗幟」。在農村推行「聯產承包責任制」後，華西村頂著壓力繼續以公社模式實行集體經濟，後逐步實現工業化和城市化，成為中國最富裕的村莊之一。學者周怡的研究指出，面對外部市場經濟私有化浪潮的衝擊，華西村對外實行徹底的市場機制。2016年，有媒體揭露，華西村在當年第一季度負債高達389.07億元人民幣，資產負債率為68.78%。同時，周怡指出，華西村的權力把持者（村幹部）使自己成為最大獲益者。 ）有什麼分別？

「如果人們不能夠從集體中得到獲得感，那他們可能追求消費主義的行為」

嘎措保留了人民公社的「供給製」，儘管沒有公共食堂，但是公社生產的食物都優先供給社員。以牛肉為例，現任書記冰酒說：「牛肉分一等二等三等，一等的給多少錢都不賣，二等可以賣給鄉的幹部，三等賣到市場，辛苦一年了，一等肉一定要自己吃。」嘎措無法種植青稞，公社就用牛羊的內臟，跟其他村子進行交換。羊皮則可以換成羊皮襖，以物易物的方式仍然沒有過時。

在食物配給之外，嘎措公社還有一個公共醫療基金，村民可以由村幹部陪同到拉薩和北京看病，費用由公家負擔。高原地區小孩多發先天性心臟病，拉薩的醫療條件不夠好，公社就把小孩送去北京治療。關節炎也是嘎措的高發慢性疾病，醫療基金還用於組織年紀大的牧民去泡溫泉療養。教育補貼也十分可觀，從學齡兒童到博士，只要在上學，公社每年都補貼工分。九年義務階段的孩子，如果不去上學，公社不僅拒絕提供工作，也拒絕分配工分。

自給自足當然有其現實的一面。嘎措的電力不足，每天只有幾小時的電可用，網絡也還沒有完全覆蓋，牧民在外放牧時，需要通過對講機聯繫。牧民長年在放牧點，一年也回不了幾次家，基於家庭的消費沒有內地那麼重要。消費的方式極其樸素，兩個村各有一個集體商店，用於幫助社員購物，「比如，我家想買一個大沙發，大概多少錢，什麼樣式，他下次去拉薩進貨的時候就會幫你帶回來。」

嚴海蓉指出，嘎措牧民對於「豐裕」的理解跟內地居民很不同，他們沒有內地居民的消費主義，他們在生產中獲得集體的承認，因而不追求通過消費來顯示自己的身分價值。他們也不會覺得有了錢就要改變每天天未亮就起床幹活的生活方式。她說，現在很多人難以在生產中獲得自豪感、獲得認同，因而消費成為一種心理補償或者替代。嘎措公社成為可能，不僅在於它的經濟制度設計，還在於它強調平等、公平的集體文化建設，認同感的建設。「這些建設跟集體經濟的可持續性息息相關，如果人們不能夠從集體中得到獲得感，那他們可能追求消費主義的行為。」

但是這種文化也在變化之中，許多年輕人不一定願意接受這麼「艱苦」的生活。如果嘎措牧民不再認可當前的生產、生活方式，集體經濟也會無法繼續。嚴海蓉說，放牧點需要一些改進以適應年輕人。

嚴海蓉同意，嘎措的存在有賴於它的特殊地理位置和自然環境，與外部市場的疏離同時也保護了集體經濟。如果嘎措跟外部的接觸越來越多，它必定會越來越依賴市場。她深深擔憂，如果嘎措越來越依賴外部市場，外部的市場環境會侵蝕嘎措。

嚴海蓉認為，長遠來看，市場經濟制度需要有所改革，加強計畫性。當前的市場經濟制度對農業缺乏計畫性，市場作為主要資源配置的方式，這會讓農民在競爭中只會處於弱勢。她以北歐為例：「挪威的奶農通過合作社的方式做到了計畫性，所有奶農有全國性的合作社，跟超市談判，定價定量之後，嚴格依照計畫生產。」她強調自己不認為中國必須照搬挪威的做法，提及挪威實踐的目的是讓人們突破對“計劃經濟”的刻板印象，重新激發社會想象力。

段常則認為加強計劃性有些天真，對集體經濟太過樂觀，「試問這個計劃的主體是誰呢？集體領導？政府官員？農民代表？事實上，對市場經濟風險規避的成功經驗不是計劃，而是多元配置。」同時，他覺得中國農村和北歐農村沒有太多可比性，北歐的GDP足够高，而且是全民福利制，而且有非常完善的社區-地方權利意識，「經濟上足夠托底，政治上有充分的「政治正確」的共識。這兩點我們都不一定有。」

尾聲

嘎措不久前接到一道指示，要求他們搬去山南市貢嘎縣——一個農區而非牧區。丁玲與嚴海蓉十分擔憂新的搬遷帶來挑戰：牧區的牧民們將如何適應農區的生產和生活？嘎措的集體經濟體制能否得到保留？

這一挑戰不弱於他們在1974年遇到的搬遷危機。當年，嘎措從申扎縣搬遷到藏北無人區。搬遷過程非常艱辛，持續了整整三年，「他們感受到這不是一個人能做到的，而是需要一個集體。」嘎措公社的存續正是建立在集體力量對嚴苛自然環境的克服的基礎上。

段常有另外的擔憂，他覺得嘎措的經驗固然寶貴，但是不能忽視五六十年代的人民公社的教訓。需要追問：有多少成功是因為有焦裕祿式的領頭人？制度有沒有可能自我維持、自我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