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好色，女人图财

“周二周六菖蒲河公园，周三朝阳公园，周四陶然亭公园，周五八一湖公园，周末是天坛公园。”五月，菖蒲河公园东门，一位打扮得像上世纪归国华侨的北京男士向我介绍北京老年人的五大相亲角。年过半百还在逡巡目标的他感叹道：50岁对于男人是道坎。等过了60，就会觉得心理身体各方面都在下滑。再到了70，人就该害怕死亡了。

不远处的舞池中央，60岁左右、戴宽框眼镜的男子正面带得意地搂着一位白裙飘飘的女士，连跳了几曲。“老色鬼——大伙都知道，他净喜欢找漂亮高挑的女的。”场外，一位与他年岁相当的东北大姐嘀咕道。

“都好色，都是老流氓。”老胡大剌剌道。他有时会从十多公里外跑来这里，除了打扑克扯闲篇，还想撞撞运气，看能否找到一个称心如意的对象。

其实，老胡身边已有一个40多岁、在京当洗碗工的甘肃“女友”，正不断地向他催婚，可他不讳言，他把她当做“性伴侣”。

“说起来叫人骂。”老胡清楚记得，那是2016年初的一天，也是久病的老伴过世后的第6天，他失魂落魄地来到天坛公园。曾经一度，他每天早上都会陪老伴在那里练气功，知道在七星岩附近每周末都能撞上两拨人——“上午是老年人为儿女找对象，下午是老年人为自己搞对象。”

“老伴活着时，不喜欢我跟老太太们搭话。”可就在那天，也就在那地，老胡遇到一个比自己小20岁、来自湖北的保姆——“皮肤白，手脚秀气，还长了一双勾魂眼。”一提起她，他明显兴奋起来，“当晚，我俩就在一起了。”

这位“湖北女友”告诉他，她在天坛公园与菖蒲河公园玩了十来年。“知道有这么一地，我也想去看看。”于是三年前，老胡第一次走进了菖蒲河。

在那儿，他发现湖北女友跟异性们暧昧不清，“我陪她上公园，茶水备好，一旁侍候。四五个老头也不问问我们什么关系，上来就给她留电话，说要请她吃饭。”女友并没拒绝他人的追求。

“她当保姆时，主人跟她说过，你将来在北京，能有一套像我们家这么大的房子就该知足了。”老胡挺委屈，自己的房子明明比女友主人家大，她搬进来后，怎么还不知足？“她爱跳舞，手机里存的全是男人的电话，还总揹着我与人通话。”坐在自家小区的花园凉亭里聊起这些事时，他指了指对面的一栋楼，“那里是我家，夏天傍晚，她坐在这亭子里乘凉，我就透过那扇小窗偷偷观察她。我发现她专门喜欢跟老头聊天，哪怕下雨，她都能与那些男的聊到半夜。”

随着不断升温的猜忌与争执，老胡与湖北女友数度分分和和。但归根结底，他心里还是舍不得她，因为，“她与我合拍，她能满足我。”他还念念不忘闹分手那阵，他难过到突发心脏病，被送进阜外医院抢救。尽管嫌恶老爸的这位女友，女儿还是给她打了电话。对方二话不说，立马赶来照顾他，“她还一人揹着我到地铁口。”

“我忘不掉你。”

“忘不掉就拿30万出来，给我在老家盖房。”

“就住我这儿不好吗？”

“我要有我自己的房。”

湖北女友的要求与那颗“不安分”的心是缠绕在老胡心头的毒蔓。“你没见过吗？有老头和女方结婚，等领了证，女方入了户籍，房子也到手了，她再找个小伙气死老头——你都这么老了，谁愿意跟你？你离不离？你不离，有的是办法整你。再等离了婚，房子有一半归女方。然后，他们每天在你眼前晃悠，真是跳楼的心都有。”老胡强调，这些都是他亲眼所见。

纠缠了半年，老胡还是与湖北女友分手。“让我感到最甜蜜最痛苦的都是她，我最喜欢她。”如今再提到她，他闷闷一笑：虽然没读多少书，但有句话，她总结精辟——男人好色，女人图财。我以前还不相信，问她，难道世上就没有真爱？她说有，不过太少太少。

“菖蒲河公园就是我们的幼儿园”

“菖蒲河隶属城市河流流域，位于天安门以东，南皇城墙北侧……原是明清皇城中外金水河的一段。”——靠近河的东面，一块告示牌昭告了它的前世今生。

“世道变了。女人不坏，男人不爱。”在公园长廊外，一位长期没伴的北京女士，又在人前说起“脱口秀”：半年不见，什么都见。有人挂掉了，有人离开了，有人百病缠身，有人领证去了——小心小心再小心，这里的“水”深得很。

看得出，她想用一口溜爽的京片子招徕观众。但大部分男士对此兴趣寥寥，还有人以挑剔的目光远远地对她品头论足：要脸没脸，要形没形——没戏。

要想“有戏”，就得先弄明白“游戏规则”。首先，你有没有北京户口？在北京，有没有房？有房，但与子女同住者，可纳入考虑对象；再来谈退休金——在这里，八千（人民币，下同）以上属于高收入者，月收入五六千元视为中等，至于那些收入在三千元以下、在京无房的外地男女，基本可算作“生态链”上“被鄙视的一环”；最后，彼此还要对眼缘、谈感觉、看年龄。

“人生快着呢。说话间还是一个少妇，转眼就成了老妇。”坐在河岸的石椅上，“格格”自称是满人。每隔一段时间，她都会从西五环的家来这里亮亮嗓。她头戴一顶貌似雀冠的假发髻，身穿一袭绣着金丝孔雀的丝绒旗袍，脚上一双镶满珠花宝翠的绣花鞋。“步入老年后，人就喜欢红的粉的，大花大朵，喜欢生活富有朝气，这就是夕阳红。”格格望着公园里那些衣着艳丽的女士们说。

她已在相亲角泡了30年。80年代中期是在劳动人民文化宫，每周六花三毛钱买张门票，从正门进去，就能看见一个角落，两三百个男女自发地聚在一起。最大的有70岁，年轻的和格格当时差不多——30来岁。

“我们彼此都心知肚明来的目的是什么。”格格说，那时女人不会主动与男方攀谈，更多是男方大胆上前。后来因争风吃醋等纠纷，发生几起争吵打架，一群人遂被文化宫“请出”，流散到天安门东侧。1989年“学潮运动”，他们又待不住了。这时，有人发现菖蒲河公园风景秀丽，适合人谈恋爱，便转战这里。直到90年代后期，才渐渐形成今天的规模。周二与周六相聚，少则七八十人，多则七八百甚至上千。

“相比今天，当年相亲角也说不上配对率有多高。”格格意幽幽道，来者自带情感“故事”，防范心理比较强。这30年她都没有再婚， “年轻人结婚难，老年人找伴更难，我已不抱任何希望了。”

那为什么还坚持来？

“成功是很渺茫，但是不来，心里又好像少了什么。”她笑呵呵地打起比方，菖蒲河公园就是我们的幼儿园，能让我们一帮“老儿童”散心解闷也是好的。

“老年人择偶其实是一个养老的问题。”北京电视台《选择》节目主编韩康说。2009年，《选择》开播，最初做各类职业的“选择”。他们偶然做了一期老年人择偶，没想到一炮而红。连试几期，收视率都居高不下，这才正式定位节目专为中老年人相亲服务。

“爱情是很多老年人人生中缺少的一环。”

运作十年，韩康有自己的观察：2008年到2011年，通过节目成功配对的伴侣，感情相对稳定。在那之前，老年人找伴多是通过婚介所或是亲朋好友的介绍，对于经过节目一定核实筛选、与真人在公众平台上交流的方式，他们觉得放心。2013年以后，“闪婚闪离”较多，因为老年人缺的就是时间。他们如果陷入热恋，便与年轻人无异，“不多想，只想24小时待在一起。”另外，他们中也不乏有人带有目的性地交往，这样的婚姻自然不持久。之后，随着移动互联网日益发达，老人的思想意识也在发生变化。“即使不是优质男，有些男性上了节目，通过热线反馈，猛然发现原来自己还有市场。更何况优质男，他们会收到成百上千的电话。”这样一来，他们自会想到——“前方还有一大片森林，千万别在一棵树上吊死”，“要尽量弥补自己之前的亏空”，而有些女士也逐渐接受同居不领证——“只要男方对我一人好”。

这些嘉宾里，韩康对老胡印象深刻。2016年夏，老胡与湖北女友分手前昔，抱着“试一试”的心理，以“邻居关系”共同报名参加《选择》。

在台上，老胡自诩为优质男：第一，他有房；第二，他是央企中石油的退休职工，退休金养活自己绰绰有余；第三，他有医生开出的体检报告，能够证明自己的体魄强健堪比“85后”。他还拿出自己骑自行车，拉500斤沙，参加北京市环城比赛，拿过“青年组第二名”为例。他总结道，自己的唯一缺点就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

然而这位“头脑简单者”的择偶条件一经公布，即令众声哗然——“北京女性，45岁以下，长相漂亮，还要能生娃。”

“玩去吧，谁跟你啊？”，“想法畸形，你以为是过去地主老财想娶一小姑娘？”，“你都多大岁数？还想生娃？”——女士们纷纷抗议。

“爱情是很多老年人人生中缺少的一环。”韩康发现老年人中有很多人“不懂谈恋爱”，“他们心理压抑封闭，相对传统保守，晚年又需求强烈，于是出现了各种问题。”他还发现另一突出现象：有些老年人特别看紧手中的财富，想不付出地享受到晚年幸福——这一点，倒是在老岳身上看到点影子。

在她心里，安全感是成为北京人

“我说我一天干八回，你相信吗？”老岳在北京常营一家饺子馆里喝着闷酒。“过去还行，现在不行了。”说着，他手颤抖地将酒送下了肚。2007年与2009年，老岳两次入院，诊断为酒精依赖与躁狂型抑郁症，“2002年，与前妻离婚那会，我就开始喝酒。后来越喝越凶，两回送去戒酒都没戒成。”

老岳这次喝酒，是因为前女友。今年五月中旬，在天坛公园，他亲睹了分手一个月的前女友低着头款着另一个老头离开。“我们同居了三年多，你说我是啥感受？”

老岳交过4个北京女友，但不是他挑剔对方，就是对方嫌弃他。酒过三巡，他几分自夸道，13岁，他就混社会。早年闯荡江湖，从收国库券、倒卖光盘，再到销售蔬菜水果，烟酒糖茶，开歌厅理发厅，“没有没干过的。”

“现在是干不动了，但怎么也能活着。”“得益”于自己是精神病人，他成为北京市民中被特殊照顾的一员。每月不但能领到3000块钱，还分到一间30平米的公租房。

离婚后，老岳一直与母亲，还有刑满释放出来的弟弟蜗居在北京东三环一套老式住宅里。“他家里三间房，他住最小的一间，只能搁下一张双人床。他妈都80多岁了，顶多还能活个十年八年。所以他弟弟总想把老岳撵走，就等老妈一走，屋子好归自己。”桦姐在电话中说，之前老岳生怕与她领证，就是防着她有天争占房产。

桦姐今年61岁，来自东北吉林敦化，是当地一家制药厂的退休职工。40多岁时，儿子考上大学，她就和缺少家庭责任感的丈夫离了婚，到北京财政部交警队当后勤。“2000多块的退休工资不够花，我就想出来闯闯。一方面多赚点钱，再就想找个男人结婚。”

桦姐单位附近有一家干洗店，店里一个安徽妹子力劝她到菖蒲河公园，说自己在那里找到了伴侣——“一个北京老头，有房有固定退休金，比她大十四五岁，对她可好了，把她的户口也办过来了。”桦姐说，安徽妹子亲身经历让自己动了心。

2015年，桦姐第二次去菖蒲河，就遇到了老岳，他主动向她提出，咱们搭帮过日子吧。

“论年龄，桦姐比我大4岁，可我就想找个比我大的女人好好待我。我前妻是北京人，比我小8岁，结婚时，尽是我顺着她呵护她哄着她。我看桦姐人挺温顺，再一问她，她说她有退休金。我想我也是低收入者，两人搭伴就可以活。”老岳埋怨起那会，他也是“鬼迷心窍”，哪想到往后会有那么多事。

她巴望着能找一个“住在市中心”、“真正的城里人”。

“第一次，老岳要我上他家，我没去。第二次，他请我吃饭，花了千儿八百，我心里过意不去了。他说他是一个可怜人，前妻出轨离开了他，周围人对他的态度也让他苦恼，说得我心软了。我就寻思，人家不嫌我比他岁数大，我俩又同病相怜，就一块好好过呗。他再次要我上他家时，我就答应了。”桦姐说，两人一起生活后，她才发现，“他是一个任性的人。”

那时老岳干起了开摩的拉客的营生。说到这里，他话里话外都透出优越感：“桦姐跟我觉得倍有面子。她坐在我车上，交警都知道她是我媳妇。我一朋友给她谋了一份在医院打扫卫生的差使，可我不让她去。她去上班了，谁来侍候我？——我要的是侍候我的保姆。”

然而，这个“保姆”却活得憋屈。“一开始，我就跟他挑明，我要结婚，可他拖着。”桦姐抱怨道，没有工作后，她每月那点退休金，除了有时要招待老岳的酒肉朋友，还要被他用去打发他弟弟的找茬搜刮。让她耿耿于怀的是，老岳有公租房，他们却要花钱在外租房，“他说公租房租出去了，我不相信。”

“我不能不留这个心眼。一旦分手，她赖着不走怎么办？”老岳表明不想结婚的理由：我妈不同意，她把控户口本。她说了，如果对方是北京人，怎么样都成——在北京，男女都有自己的房子，离了婚也能各回各家。可对方是东北人，她要是与你结婚、入了北京户籍，说不准哪天她就敢说房产有她一份。电视里的法制节目不也经常播出，二婚围绕财产打官司？再说不领证，孩子不会干涉父母，男女各护各的孩子也不会起冲突。

同居一年后，桦姐再也受不了老岳的拖宕借口。“领证一是盼望有个安稳的家，二是想落户。别人说，好好对他，是块石头也能捂热了，可他怎么就是捂不热？”她哭着搬出了他们的窝。其后，有人给桦姐介绍了一个北京延庆的农民。对方倒是很想与她结婚，可她还是巴望着能找一个“住在市中心”、“真正的城里人”，得知老岳没有再找伴后，她又重回他的怀抱，开启第二段同居生活。

可两年过去了，老岳仍不和她登记结婚。房租不断涨价，自己又到了花甲之年，生活与精神的交叉负荷把桦姐逼得喘不过气来。领证、户口——她整天反复念叨，老岳听了犹如头上箍上了“紧箍咒”，他掀桌子、砸东西，“你别提领证行不行？能过就过，过不了你就滚。”

“这叫抵押金。在这个公园里，让人坑的人太多。这样，万一哪天‘翻船’，我也不吃亏。”

今年开年，寒了心的桦姐再次离开了老岳。“没有领证，哪来的安全感？”在她心里，“安全感”是成为北京人，享受到首都的福利待遇，“有一天爬不动了，医保钱不够，我还能上街道办寻求帮助。”

2009年，时任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所长谭琳等人在《“搭伴养老”：我国城市同居现象的社会性别分析》里指出，“搭伴养老”过程中，经济地位的不平等，影响到两性关系的不平稳。加上缺乏法律保障的婚姻形式，迫使那些屈居弱势的老年妇女无法达到真正养老的目的。而且，“搭伴养老往往相识时间较短，许多女性老人急于与对方生活在一起，轻信对方的谎言，同居一段时间后上当受骗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今年入夏，不容于家庭的老岳搬进了狼籍腌臜的公租房，他又想到了桦姐，向她提出一项契约：领证可以，先得交给自己5万块。假如日后没有使用这笔钱，他再如数奉还。他告诉我，这是身边人为他出的主意。“这叫抵押金。在这个公园里，让人坑的人太多。这样，万一哪天’翻船’，我也不吃亏。”

“我侍候他，凭什么我还要给他钱？”六月底的通话中，桦姐愤怒地质问后，再也克制不住地嚎啕大哭。过后，她才告诉我，有人又在菖蒲河公园给她介绍了一个北京人。那个男人跟她说，他认识搞放贷的人，只要她投十万本金，就能每月返还2000的利息。“他还说愿和我结婚领证。我相信了他，把棺材本给了他。可现在，我有半个多月不见他人影了，这可咋办啊？”说着，她又抽抽搭搭起来。

“性中求再生”

去年夏天，63岁的老胡接受一档纪实访谈类节目的采访。泡鸳鸯浴、与女友当街热吻、和比自己年轻许多的“竞争对手”僵持到半夜，还在摸黑的电影院与恋人“那个什么过”——数小时访谈里，他自曝在菖蒲河公园亲历的一系列爱情。结果，那集以他为主角的《老年人无处安放的性与爱》在网上首播中途，便突然间“无处安放”、因“技术原因”下架了。尽管如此，仍有一干观众记住了老胡，以及他自称的——“一天四炮”。

“性的背后就是生命，而另外一个鲜活的异性生命，往往被一些男人视为自己的生命之水。”

“有一女的也是在公园里认识的。北京人，49岁，女儿也出嫁了。”老胡说，俩人本来聊得不错，待知道他强烈的性需求后——“她吓跑了”。过了一个礼拜，女方才打来电话， “大哥，我只能答应你，十天半月做一次。”听完这句，老胡直接在电话这头道了声“bye bye”。

“我跟你说我渴了，我需要喝水。你有水，你不给我喝？”老胡说。

“性的背后就是生命，而另外一个鲜活的异性生命，往往被一些男人视为自己的生命之水。”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荣誉所长”的潘绥铭，在论著《给“全性”留下历史证剧》中，透过对“50-61岁”、“已与女人同居却没有结婚”的男性找“小姐”现象，提炼出这一年龄层男性的心理诉求，“ 在自己的‘中年痛悟’里，他们可能会觉得，“性中求再生”是最容易或者最见效的。”

2014年起，潘绥铭在民间举办数届“老年知性恳谈会”。为了准备会议，他上网查找文献，结果，在资料收集最广的“中国知网”的《中国期刊全文库》中，仅查到4篇关于老年人性生活的论文。其中一篇，还是现为华东师范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博导耿文秀早在1992年就发表的《生活中的中老年性抑制》。

“对待老人，尤其是60岁以上老人的性生活，人们是普遍地忽视甚至是故意漠视。这种态度正是中国老人再婚难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这篇论文里，耿文秀用一个章节论述中老年女性的性压抑与自我剥夺性享受的问题：“我国中老年妇女中相当普遍地存在着性冷淡、性消极。……她们不仅对性交持消极否定的态度，还有一些连亲吻，抚爱等表达情爱的非交媾行为也一样反感、拒绝。”，“尤其是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中老年妇女，其中不少人在绝经期前后便自动停止了性生活。” 耿文秀指出，“贤妻良母”等社会文化对女性的期望，形成了中老年妇女压抑性兴趣、逃避性生活的自我暗示，“这种自我暗示再不断地得到社会环境的强化，从而使她们更降低了性兴趣、更自觉得自我压抑，以致真正变得清心寡欲，最后是完全停止性活动。”

“女人到了60岁，性就没那么强烈了，当然有人也不好说。“在菖蒲河公园，面对性的问题，有的女性面带难色地回答我，“要我跟一个男人有性生活，除了要守道德底线，要有法律的保护，前提还必须是我喜欢他。”

湘姐则坦然反问：“到底谁满足谁的性要求？——我也有啊，对方有没有能力满足我呢？如果能找到合适的男人，他有这方面的需求倒是件好事。”

无论走到哪里，湘姐都随身带着她的扬声器与征婚广告。“一边放音乐讨自己开心，一边也能吸引到人。”指了指扬声器，又指着征婚广告对我说，没关系，你可以拍照，帮我做做宣传。

那张过塑压膜的白纸上，清楚交待着： 50岁，南方人，退休，户口在北京海淀区。有一女，有独立住房。 “个性自由”，“有主见”之外，她自我标榜是“一个现实主义者”，除了要求对方有独立住房与稳定退休金，还要在脾气好、身体好，兼具责任心的同时，是具有“大男人气概”的“暖男”。落款的上方，她用红笔将年龄要求从“48岁—58岁以下”改为“48岁—62岁”。她补充道，她还漏掉了一条，不找离异男性，“他们的感情已经不纯洁了。”

公园里的男士们说，湘姐找不到伴是因为她要求过高，人又过于强势。

湘姐的丈夫8年前因为脑溢血去世，那时她才40多岁，还在上班，女儿还在读大学。等到女儿成为职场精英，湘姐才发现孩子都29了，还没找到适婚的男朋友。焦虑不已的她在3年前慕名来到天坛公园。“早上七八点钟，父母为儿女相亲的一角就有人。人流量最高的时候，有一万或八千左右。”下午有些人还会转战中山公园——那里是北京另一知名的年轻人相亲角。还有人会留下来，转头扎进相隔二三十米远的中老年人相亲角——湘姐便是其中的一员。

湘姐在一次设于军事博物馆的相亲会上为女儿物色到了乘龙快婿。“男方是北京人，海归，在京有几套住房，父母都是公务员。”聊起这事，她面带骄傲之色。现在，快要成家的女儿支持她再找伴侣。

可公园里的男性令她失望：不修边幅，畏畏缩缩，年纪偏大。还有一类离婚或者丧偶的男人，对过去婚姻中出现的问题根本不反思。最差劲的就是那些没有本事、养不活老婆的男人，只想寻找精神家园、寻找刺激。

湘姐说她也看《选择》，但她不喜欢“几个女的盯着一个男的”的场面，那会让男人产生“碗里有饭还要候着锅里”的眩晕感。

“不谈别的，现在有男人跟我提出婚前财产公证，我都会骂死他，离我远远的！我不指望这个男人能像我丈夫那样完美——名牌大学毕业，懂三国外语，给我带来了户口房子车子，还能忠实于我，但起码得是大专以上学历，能带我国内国外旅游，能在精神与物质上满足我。”

“性是阶级，性也是一种能力。”

三年来，她只为放走了一次机会暗自后悔过。那是在天坛公园，一位65岁的男士自称是从国家部委退休，身高一米八，在京有两套房，干着反聘的工作。许诺她如果成婚，愿交出自己的工资卡，还愿给她一套房，然后两人开着房车世界周游。“他的谈吐气质不像是骗人。”湘姐说，当初顾虑对方已“超龄”，她才推掉了他，这也是她后来放宽择偶年龄的原因。

“再也没有遇到条件比他更好的了。”正在她黯然神伤之际，一名男子来到她的征婚广告前看了看，悻悻而去。“也不瞧瞧自己有那实力，驾驭得了优秀的女性吗？”望着对方的背影，她没好气地揿响了扬声器，熙熙攘攘的空气里飘出一首邓丽君的歌曲。

“你看看我——别看到这岁数，这里的硬件比有的小女生还大，对男人还是有吸引力。”在柔情似水的歌声中，湘姐冲着我，挺直了身体，特意突起——征婚广告里漏写的“重要一环”。

“性是阶级，性也是一种能力。”潘绥铭指出， “不仅性生活频率，包括人的感觉、爱情，双方关系等等，都脱离不开阶级问题。”

他进而以“摸摸族”——一项针对老年人的性服务举例：早在2002年，他们就在云南发现了“摸摸族”。当时，一座城市里约有60多个提供这种性服务的场所。每个场所每晚有100至200位客人，年龄均在50岁以上，一次交易收费3元至5元，最多是10元。这种性服务价钱便宜，底层男性承受得起。“如果双方价格谈得拢，还会有其他服务——性产业永远是价格的事情。”

公园里有一说：丧偶胜过离婚，离婚胜过未婚。

“这与公园相亲角里，那些老年人为领证而谈判，在交易本质上有什么不同？至于老年人之间相互需要，又相互提防的心理，与年轻人不是一模一样吗？只是老年人的欲望表现得更为赤裸裸，而他们身上的负担要比年轻人沉重。”潘绥铭强调道，不要把菖蒲河公园里发生的一切看成中国中老年人的社会缩影，而是要看作“中国底层中老年人的社会缩影”。

“从社会学角度来看，任何历史时期都有被抛弃的人。这群人就是被这个时代，这个生活抛弃的人。”他说，他们过去不曾拥有什么，现在也不曾失去什么。

没有人甘于一无所有地回去

“X他妈！说老娘是飞上枝头当凤凰，老娘本来就是凤凰！”六月一个周六下午，一位东北大姐出了人声嘈杂的公园长廊后，扭过脸冲着里面坐着的一位北京女士叫嚷。

对于这里上演的同性相斥、异性相吸，“中医姐”有点像“绝缘体”。每次来到公园，她都捡一棵树下，摆出一张“专治腰间盘突出”的手写体广告，附加一份征婚启事：本人中医，45岁，未婚。然后，她像姜太公钓鱼似地——等候。

“45？还未婚？”来往的人中总有个别女士会驻足打量一下广告，再打量一下她。公园里有一说：丧偶胜过离婚，离婚胜过未婚。

面对同性露出的讥诮，中医姐显得无动于衷。如果遇上有意搭讪的老年男性，当众表示，“我背上好像长了东西，你能摸摸瞧瞧？”，她要么置之不理，要么冷冷告知：有病要治可以去她的诊所。

中医姐的诊所与住处在北京六环外的昌平沙河。我问她这么老远过来，为什么不积极一点？ “没有一个瞧着顺眼的。” 她说，自己30多岁才有了初恋。“对方是一个北京人，没有工作，好吹牛爱做梦。我们在一起只有3个月。分手后，我始终没找到合适的人，再没有过个人生活（指性生活）。”

中医姐来找伴也是因为房子。但与别人不同，她是被自己的房子折磨得要来寻找机会。九十年代末，中医姐从家乡内蒙赤峰来到北京，在丽都饭店（编注：中国第一家假日饭店，位于机场附近）附近租过门面，那是她光景最好的时候， “每天从上午9点干到晚上11点”。

“非典那年，在高家园（编注：位于丽都商圈）看中一套房子，70平米才要20多万。”她后悔道，因为生意亏了本，购房也就随之泡汤。2004至2014年，北京的地价与房价上涨超过6倍。这十年，也是北京实施城市总体规划的十年。由于原来门面的所在市场拆迁，中医姐的小诊所从丽都饭店转到五道口，住处也从高家园搬到了清河（编注：地处北五环）一带“月租1000元”的老房屋。

“城里老是拆迁，房租又在看涨，人老是漂着不是事。”6年前，中医姐又激发起自己要有房的想法。她在街上接过了沙河（编注：北京市昌平区下辖镇）一带小产权房（指没有国家颁发的产权证的房产）的广告，用所有积蓄——25万，购买了一间30多平的小产权房。“记得刚来北京时，一个朋友给我打电话，说她住在沙河。我说那不就是农村吗？没想到多年后，我也要搬到那里住。”她苦笑着说。

她更没想到的是，房子入住没3年，她就被告知自己买的小产权房属于违法建筑。望着门窗上张贴的拆迁公告，不忿的住户们不得不迈上维权之路。

“我确实是太心急了。”她痛苦地说，与她一样逼不得已、做出下策的人还有很多。2015年2月中旬，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九次会议结束后，北京执行起疏解“非首都功能”政策。2017年入冬，大兴西红门镇又发生火灾事故，政府的善后处理引发了全网关于“驱赶城市低端人口运动”的争议，大量像“中医姐”这样的外来人口面临疏散，苦于安顿。“所以，我们那儿买小产权房的人很多。”她说道，“我不是不能回家乡。但回去了，你也找不到合适的人。”她深知， 保守的乡镇文化还会使人徒增新的苦恼。况且，没有人甘于一无所有地回去。

在为房子艰难抗争的历程中，中医姐比以往更真切地感到，她需要有个家，需要家里要有个男人帮扶自己。“我不在乎他是不是北京人，但最好在北京有房有固定收入，最好再比我年轻几岁。”她还想“最好能生儿育女”。

去年夏天，中医姐带着她的征婚启事来到菖蒲河公园。她透露，距今为止，曾有过一个穿着比较干净的老头问过她，岁数大一点的行吗？“他那意思是手上有钱，他想找我。”可她还是拒绝了，“不喜欢一个人，怎么都不行。”

“你想叫人侍候，我还想叫人侍候呢？”

我问她有没有试过别的路径？她说，2009年，她曾去一家婚介网站当“老师”。“他们要招给人介绍对象的老师。我去应征，一方面是为工作，另外也想给自己找一个。干了一年下来，不管是为自己还是为别人找对象，都没成功。里面的奥秘你不懂，为征婚者约的全是托，网站只想要他们交会费。”“局”看多了，她也就越发心灰意懒。来不来公园，她都很难再向谁打开自己。

老胡的爱情

“要想找对一个北京人结婚，哪有那么容易？”《选择》之后，老胡又在台下领教了生动的一课。他见到一北京老头跟一北京老太交谈。老头说，自己想找一个会做饭的。话音未落，老太太当即反驳，你怎么不雇保姆？你有房，我也有房。你有退休金，我也有退休金。你想叫人侍候，我还想叫人侍候呢？

也许是那位北京老太“叉着腰”、“牛气十足”，给老胡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转换思路后，他决定择偶不限地域。

“我交过一个东北女友。她60岁，可长得像30岁。”他津津乐道，那是一个在海外拍A片的女星。她来公园气定神闲，往边上一坐，从不与人随便搭讪，也不轻易得罪人。“她只说两人不合适，我有男朋友了，您找别人去吧。”

“你太漂亮了，我发自内心地喜欢你。”——老胡说，他花了相当长时间才把对方追到手。但是，“女儿一听对方情形就嚷起来，外地人不行！骗子！明星？明星能跟你？”他回忆道，当时，那位女星在厨房，将他和女儿在电话里的对话听得一清二楚。“她本来与我说好，把自己行李拉家来。这一下，她哭了半宿说，没想到你女儿这么厉害。第二天就走了。”

冷静之余，老胡觉得那女星也有可疑之处：“她到我家来，要求看房本。房本原件在我女儿手里，我把复印件给她看。她拿出手机，每一张照得可仔细了。这让我不安了，万一她来路不正呢？”

粗中带细的老胡交过一个来路颇正的女友。那是2017年，也在菖蒲河公园，经人说合，他认识了来自湖南的高级教师。“人长得漂亮，各方面条件不错，就是不许我吸烟。”老胡说，为了她，他把烟都给戒了。“我女儿也认可她，请她吃烤鸭，还跟她说，我爸为我妈都没戒过烟。”他们同居了半个月。“我把房子钥匙和工资卡都交给了她。还给了她5000块钱，要她把自己的钱存起来。”出乎老胡意料的是，这位湖南女友没与他透风就回老家了，“她不来电话，我打给她也不回。”

过了许久，老胡才在公园再见到这位前女友，她像陌生人似的，一脸高傲地不再理他。“我真心对她们，怎么就换不回真心？对方待我，只要有我对对方的好1%就行。”回顾自己在菖蒲河荜路蓝缕的情与爱，再看看公园里那些更为极致的“西洋景”，在老胡眼中，无非只是一再验证湖北女友留给他的那句“至理名言”——“男人好色，女人图财。”

“这么着，我才在公园里遇到了现在的甘肃女友。”正说着，甘肃女友的电话就追来了，他却任由铃声作响，不予理睬。

前段时间，老胡在小区里与一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发生口角。从不言老的他，那天在与对方的奋力推搡中，突然感到力不从心，“这才意识到自己老了。”

“但我不怕死。”他不妥协道，他这一生不断见过亲人的离世。“人不论大小，在某一阶段求生欲望都会特强。等到真的快要走时，反倒会求死。”说到这里，他的口吻变得平和下来：“我老伴就是这样。最后，她是死在我的怀里。”

“年轻时候，我老伴爱我爱得快要发疯。那时我们在卢沟桥林场插队。每人一个月只有6块钱的伙食，哪里够吃？一起插队里，有3个女孩对我好，我老伴就是其中一个。其他女孩都争着抢着为我洗衣送饭买窝头，她什么也不言语，宁可自己饿肚子，也要节省粮票留给我，给我织件毛衣，闷不吭声地搁在我床头就走。直到今天，那件毛衣我都好好地保留下来。

“我现在只想着，人快活一天是一天。”

“老伴做姑娘时就有心脏病，她没瞒过我。我俩第一次时，我就看到她过去开刀、胸口落下的疤。她问我，打算怎么办？我说，我还是娶你，你耐心等我。她先回城，我俩一别就是3年。这中间，我也交过其他女友，比她漂亮，也比她风流。但结婚，我还是想找一个老实本分的女人。后来我回头去找她。那会，她见我没信来，已经答应与别人结婚。为了我，她推掉了那门婚事。

“我有点后悔，当初她要是跟别人结婚倒好了。因为这档婚事，我家里人反对，说她身体不好，我这选择是自己一头跳进苦海里。结婚后，我俩性生活就不和谐。她的身体太次，在这方面也比较冷淡。可人得讲感情重义气，我得不到满足，也不能强迫她。老伴对我也挺好，快30岁时，她冒着生命危险，给我生了一个女儿。女儿7岁时，她又得了子宫肌瘤，子宫不得不全部摘除。我想，这就是老天爷的安排吧。从那时起，我俩就分居，各睡一屋。从小，我就身体好，热爱体育，全身充满了活力。正是30多岁，一下没了夫妻生活，我只能靠喝酒来麻醉自己。那时社会风气管得严，人整天在单位里上班，就算看上周边的某个人，也怕出事招人非议、挨批。加上老伴经常生病住院，女儿又小，家里需要我照顾，我也没有心思再想其他事。

“老伴50多岁时，又查出肠癌。她怕死，哭着求大夫和护士救救她。我安慰她，人要知足。那小孩刚出生像花骨朵似的还没开放，也有走的，更别说还有天灾人祸。她是一个与世无争的人，生性好静。也许是这个原因，她才找我——想有个人来保护她。她心灵手巧，钩织绣样样在行，还有她包的粽子里面放着蜜枣也特别好吃。我这人不受人欺负，也不能让人欺负她。她临终时，已经什么话都说不了了。我跟她说，你到那边等着我。要是谁在那边欺负你，你先忍着，等我去了再找他们算账。”

“我现在只想着，人快活一天是一天。”老胡想快活到70岁以后，再踏踏实实地找个伴。坐在花园凉亭，他凝视起前方的某处，嘴里重新列出了他的择偶标准：年轻，漂亮，心好。

他盯着的方位，正是老伴在世时经常坐的位置。他记得那时，她一边做着手工活，一边静静地陪着他与一帮老头侃大山。而此时，那里坐着一位拄着拐仗的耄耋老人，绽露出阿兹海默症般的笑容望着老胡。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出现的人物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