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票98%的一人特首选举：澳门人为何要关心，为何漠不关心？

8月25日上午9时30分，四百名“造王者”来到选举现场。10时，他们领票、投票；16分钟后，选务人员开始在台上唱票，依次读出：贺一诚、贺一诚、贺一诚⋯⋯连续44次“贺一诚”后，终迎来一张白票。

11时07分，选管会宣布，在399张有效选票中，贺一诚以392票当选澳门第五届行政长官，得票率达98%，比前任何厚铧和现任崔世安第一次竞选时的得票率都要高。他致词，他们拍掌，他们庆祝，选举结束。

澳门特首选举每隔5年举行，除第一届外，往届选举均为一人上演的“独角戏”。今年年初，媒体间沸沸扬扬，以为经济财政司司长梁维特有意竞逐，有望打破“一人选举”的局面。但随着贺一诚辞去全国人大常委及立法会主席，并宣布参选，梁维特即表示会在余下任期内“坚守岗位”。于是，在没有对手之下，贺一诚只需取得超过选委会全体委员的半数，即200票便可即当选。

在澳门街，“一人选举”并不陌生，坊间戏称澳门是和谐社会，只有受到中央“祝福”才能当特首。曾与何厚铧角逐第一届特首的区宗杰近日受访时甚至称，当年参选只不过是“年少无知”。2019年，在一国两制下走过第20个年头的澳门，再次迎来无竞争的选举、无悬念的胜利者。那么，67万澳门民众在这场选举中有著什么角色？端传媒访问了几名澳门市民、学者与新晋议员，希望能从这场选举，了解他们的想法，尝试呈现澳门人的心态和面貌。

392，与我有关还是无关？

51岁的张先生一手拿著报纸，一手不断翻页，跳过那些整版写著“热烈祝贺贺一诚当选”的版面。今天广告太多，他翻了好一会，嘴里喃喃说道：“哪里可以选？就算可以选，都不是你来选。”

“谁做都是一样，个个都话廉洁、多与市民沟通……”

张先生数年前从香港来澳工作，后而定居，三名女儿都在澳门生活。看到最近香港因为逃犯条例修订掀起的乱事，他感叹道：“以前的人涌去香港；现在的人涌回澳门。”“香港人多、澳门人少、天下太平，政府有好处给市民就无民愤。”旁边的张太太搭上一嘴，夹了一小块马拉糕，他们俩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酒楼茶客熙来攘往，谈话声不绝，聊特首的声音寥寥，大家更热衷于讨论香港局势。

“你问我（对新特首）有什么看法？其实没什么看法，只要他不要‘舔共’舔到出面。”Alice今年22岁，刚刚大学毕业，最近忙着找工作，甚至不知道昨天小城已经出了个新特首，“其实他有没有举行（投票大会）就我而言，由他宣布只有一个人选的时候……我已经把他当作是特首了”。

“一个人选，跟直接当选没有分别。”Alice说。

Alice回忆，早些时候她认为梁维特相较贴地亲民，参选和胜出的呼声相当高，不过到头来还是“只闻楼梯响”。Alice仍然对来届特首贺一诚抱有希望，认为他为人朴素、民意亦算高，能力不过不失，但其政纲所承诺的能否实现，则要让时间来说话。

她想了想，再说：“应该起码好过崔世安。”

“在吃跟睡的自由上，澳门比香港好”

Woody从瑞典回流澳门后开了一家酒吧，但不足一年，因与合伙人发生点问题，他又打算回去瑞典。我和Woody约在路氹城一家酒吧碰面，甫坐下来，Woody酒单也不用翻，点了一杯酒，感冒未愈的他一开口，沙哑的声线劈头便是一句，“现在还有人关注特首选举的吗？”

“没有人会关心的啦！”

“都影响不到你生活！”

27岁的Woody，三年前从澳门大学毕业后只身到香港，替一间新创媒体公司写程序，一路见证香港租金吃人的增长，“（当时）港岛平均租金是2万5，是没有房间、开放式、很细的一间。但当时我人工只是2万3，开始出来做事数个月，那怎样住？我走到新界、锦田那些地方住……”Woody最后还是选择离开。

“The world is so cruel, and I didn’t know it in the university.”（这个世界是很残酷的，但我在大学的时候没有意识到这回事）Woody在访谈前曾抛下了这一句。后来他解释，“cruel 是钱方面的cruel ；政治就是钱，钱就是政治。”他认为这是澳门人不关心政治、不求民主的主因—— “澳门人有钱”。

“讲经济不讲政治；讲民生不讲民主”是澳门人的默契。过去十多年，澳门赌权开放后，赌场遍地开花，经济发展惊人。2018年，澳门赌场收入已突破3000亿澳门元。国际货币基金会（IMF）预测，澳门在2020年底前的人均GDP将达到14.3万美元（约112万港元），成为全球最富有地区；另据澳门统计暨普查局发表的2019年第二季就业调查，澳门本地就业居民月入中位数为20000澳门元，而17/18年度的坚尼系数为0.36，在发达地区算是普通水平。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面你一定要有钱、有房子才有睡觉的自由；你有钱才有食东西的自由……最后‘自由’就translate成‘钱’，就变了‘钱’才是大家追求的事。”Woody说，澳门人觉得自己已经拥有相当的自由，他自己也认为，澳门在吃跟睡的自由上，确实比香港好很多。

那言论自由呢？“差一点，但言论自由还是没有吃和睡的自由这么重要。”

澳门近十多年经济腾飞，人们变得富裕，但民生问题还是严峻。2017年台风天鸽袭澳，澳门一夜之间被拉下了发达的光环，民间和政府的窘态狼狈暴露，然而在澳门教育不重视公民意识、思想启蒙的环境下，澳门社会争取民主、自由、政制改革的呼声仍然走低。

“没有办法迫到大家去想民主”

曾任澳门大学学生会会长的Woody深知，要改变这一切绝不容易。

当年，一直强调“民主学生会”的Woody上任不久就碰着不少大场面。先是在就职典礼上有学生举起“学生会企硬，追究政治打压”标语，抗议校方打压教授。（编按：澳门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副教授仇国平被指违反专业操守指引，如煽动学生参与游行活动等，后遭校方不予续约，惟事后有学生作供指并无此事）后来又碰上中国抗战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阅兵。

Woody在学生会社交媒体专页换上写有“用鲜花纪念战争，不是坦克”的封面图，随即引起大量内地学生围攻，批评其代表性，其后又受到校方内部查问的压力。

“他们（往届学生会）从来都没有讲政治，而我那届我自己是讲民主的，可能是唯一一届。”自此之后，澳大学生会开始“保持政治中立”，焦点侧重校务，政纲不提“民主”等价值，亦极少评论社会时政。

“我当过学生会，知道连改变那9000人的理念都这么难。我怎能够很容易改变这50、60万人的理念呢？”Woody苦笑。

他说，这是一个民主学生会所折射出来的政治现实：“我知道改变澳门的政府是没有用的，必然要改变的是澳门的民众，而不是澳门的政府。”

从外国回流澳门，重回澳门落地扎根，Woody是否已经接受现状呢？“不接受，我不会接受澳门政治如此核突的现状。”

“你问我的话，我会说很有所谓。但我认为在澳门是没有办法迫到大家去想民主这一件事。”

希望特首解决掘路问题

“有很多事在澳门你只能说急不来的，有很多它自己的因素。”澳门学者李展鹏曾到台湾、外国等地读书，不时就社会现象发表评论。

早前贺一诚宣布参选，李展鹏在网上看到一个网友留言：“无论谁当特首，最重要是掘少些路。”（编按：由2014年到2019年间，澳门道路工程超过四千宗。所造成的交通挤塞、噪音等问题一直为市民关注要点）他一看觉得这网友很搞笑，但后来越想就越觉得这评论很具代表性——代表着普遍澳门人对一个特首的期许。

李展鹏认为，澳门人关心的议题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是比较民生的议题，第二种就是关于高官廉洁问题。“如果我们对一个特首的期许是民生问题的时候，其实你不会很快想到政制那边的。”

自赌权开放后，澳门社会开始富裕，贪污舞弊丛生。2006年欧文龙贪污案成为澳门人公民意识提高的转捩点；2014年，政府推出高官离任补偿法案，促成“反离补运动”，两万名市民上街参与游行、包围立法会。李展鹏认为，这都是源于澳门人对于政府廉洁的关注，而不是关乎一个制度的建立。

“我希望现在的特首解决交通问题、解决掘路问题……那个是一个很鲜明的（一件事）；但相反你去建立一个好的政制，然后你去选举选出来的人，你去寄望他推行更好的政策，这是几个steps的事来的。”李展鹏提到，政制的发展是有步骤的，然而澳门人现时未必能看到这几步。
“比如说好像今次特首选举，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去讨论政制改革，因为我们选举委员会只有数百人，但是（结果）没有。”既然政制发展不是民生、又不是高官贪腐问题，自然在澳门人的民意共识上被排得后一些、再后一些。

政治冷感之源

澳门社会普遍对政治冷感。李展鹏早前在媒体撰文提到，殖民时代澳葡政府贪污不断，加上语言隔阂，华人参政难，澳人政治冷感因此而生。1966年澳门“一二・三事件”爆发后，传统左派社团获得胜利，澳葡政府开始采取不干预态度、放任管治；有别香港“六七暴动”后，港督麦理浩各种大刀阔斧的社会改革，令港人人心开始归顺。这也是港澳两地政治路线开始分叉的起点。

澳门政治势力开始慢慢由亲中社团势力盘据，澳人对亲中社团印象良好，1999年回归后中国大陆更成为澳人重要的依靠；另一方面，澳门的政制走向更保守，澳人的政治冷感亦同样“回归”。

澳门人如今的政治冷感部分源自历史原因，其症结或同时在于澳门的媒体结构。

李展鹏认为，由于港澳电视频道互通，香港以及外地媒体在节目等各方面较澳门媒体多元，本地新闻要进入年轻人的眼前要跟太多信息竞争。长期以来，澳门人非常依赖香港媒体；另一方面，新媒体时代下，传媒大结构慢慢改变，传统媒体如报纸、杂志的影响力下降，本地媒体要传播的信息自然不能轻易被澳门人接收。

李展鹏坦言，澳门人口基数少，当被邻近地区强而有力的媒体拉扯澳门本地的阅听人时，本地新闻要突围而出本身就不是件容易的事。但特首选举也算是大事，为什么都不能够突围而出呢？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最近澳门人都是在关注香港的新闻。”

端传媒记者于观察，网上媒体如“论尽媒体”，均有不少有关香港反修例运动的报导及港闻转载，而澳人支持香港抗争运动及反警暴集会的相关报导亦吸引过千人点赞分享。另一边厢，有关特首选战的网上报导，篇幅虽未见明显减少，但从赞好数目及留言量可看出，特首选举或非澳人现时首要关注的焦点所在。

李展鹏表示，以这次特首选举为例，由宣传参选到召开记者会，澳门媒体的报导都是一如既往的“平铺直叙”。反观香港，适逢行政长官选举，香港媒体均会合办选举辩论，对各候选人的政纲穷追猛打、内幕揭秘等，将选战“故事化”。香港市民即使没有投票权，也会像“追看”连续剧般对选战热切关注，同时在社会及社交媒体上进行广泛讨论。

澳门媒体能否做得更多呢？李展鹏指出，现时澳门媒体的消息来源主要依靠政府及社团发出的活动通告，行内俗称“收片”。他认为这些消息同样重要，但记者的消息来源和新闻线索不应该如此被动。

他承认，依循这个方向，澳门新闻的消息来源会变得单一、不多元化。与此同时，传统媒体很少会去触碰一些有关制度性的议题，也缺乏前曕性去抛出更多社会问题引导澳门人思考，最终成为发展公民社会的桎梏。

“每个地方公民意识的发展，都有它自己的进程”

再者，澳门是个比较“讲人情不讲制度”的地方，李展鹏形容，有很多事澳门人是希望透过人际关系去解决，而不是期望建立一个公平公正的制度，然后让制度去解决。“就像天鸽，你会看到澳门人是很好的，但乐于助人不代表他有一些制度面的思考、不代表他有某一些现代公民的意识，那是两回事。”

李展鹏在访问中多次提到：澳门有它自己的路要走。“有很多事在澳门，你只能说急不来的，有很多它自己的因素。不是这么容易说‘台湾怎么样’、‘香港又怎么样’……其实有时不容易这样比较。”

有些论者觉得澳门现在没有民主，是“澳门人自己选择的”。李展鹏认为不应该把问题全都推在澳门人身上，“你可以说此刻的局面是他们拣的。而当然不是每个人都有魄力，但是你总可以去做一些事令到十年之后的澳门人拣不同的事。”

在澳门公民意识尚未发达，一水之隔的香港又被指正在收窄自由，澳门未来有变化的可能吗？“我只能够说对于这件事，我不是太乐观也不是太悲观。好像‘反离补’一样，你十年前都会觉得是不可思议。”

李展鹏认为，近年澳门民间对动物、保育等议题关注度大大提高，“所以你说是否完全没有进步呢？又不能这样说、这样又不是很fair。”

“其实我也不乐观，但我也觉得这个不是铁板一块，不是说全无变化的可能。当然可能变好，亦都有变差的可能， 但历史就是这样。”

“我不要特权，这是我的原则”

现时28岁，于2017年澳门第六届立法会选举直选中取得一席，成为澳门最年轻的民主派议员苏嘉豪，曾经在体制内，表达对“一人选举”的意见。

年初，苏嘉豪向立法会提交《修改行政长官选举法》法案，建议若澳门特首候选人基于任何原因而少于两人，则须重新展开提名程序，直至出现至少两名候选人。惟该法案被立法会认为涉及政治体制，议员无权提案被拒。苏嘉豪不认同随后上诉，但亦被驳回。

“当时我的提案无意改变一人选举就不是小圈子选举。在这样的小圈子选举无论多少人选，我没有特别care。”苏嘉豪明白，要在特首选举前，提出政改其实并不是一件实际的事。“我不如在这过程中制造更多声音、让公众反思，一人选举……大家习以为常的东西，其实是不正常的事。”

澳门立法会获分配共22个特首选委名额，议员代表以报名及竞争方式争夺名额。不过，过去多年澳门民主派一直没有参选，希望释出“坚持争取普选”的政治讯号。

这是放弃作为议员有份投票的权利吗？苏嘉豪深知，即使他们报名，一样会透过议员间的互选被排除。他承认，这样做是放弃了自己的“特权”，但他希望“这个权利可以跟和我一样合资格的选民一起共享。这是自己的原则。”

自2014年起，苏嘉豪所属的“新澳门学社”于特首选举期间举办了网上民间公投。截至8月24日晚上，贺一诚当选日前夕，共有近5700名市民参与公投，当中有5351人同意行政长官由普选所产生。若以苏嘉豪常于社交媒体形容的说法：投票人数等于13个小圈子（指由400人组成的选委会）。

有人将现时的局面对准澳门人的犬儒与不追求，不过苏嘉豪把矛头直指政府，反问“政改五部曲”：“第一步，政府做了什么呢？”

澳门特区政府曾于2012年启动政改，俗称“+2+2+100”方案：直选及间选议员各增加2个，选委会人数则从300增至400个。惟之后数年，特首崔世安反复强调“启动政改责在中央”，政改之路亦从此停滞。

苏嘉豪批评，政府从来没有任何积极的平台或动作向大众咨询，亦从来没有主动和团体谈论政改问题。“我们澳门其实没有多少时间，你用这么慢的速度去推动所谓的政改，我觉得是把既得利益凌驾了公众利益。”

要走，抑或是留？

过去二十年，澳门社会虽有少数年轻人积极参与社会事件，但或有更多的人倾向谋求安稳过日子，当中不少人认为，连月来香港的反修例运动是“搞乱社会”。

面对社会的不积极，苏嘉豪形容，现时澳门弥漫着一种种无力感、失败主义，但“你问他们是不是想改变？他们是，他们都想要民主，想要多一些的权力。”

“但没有办法，很多人犬儒的心态就只求明君，但明君可能像抽六合彩般。”

苏嘉豪直言，澳门这种长久以来形成的无力感，很难靠个人力量并在短时间内去改变。“这是一个政治现实，我们承认。但我们承认不是就要认命。而下一步我们就要想要如何在政治现实里面做事。”

但他断言，社会上支持民主的声音永远不会消失，而“当这些声音继续累积，或甚至自己可以装备自己的时候，（澳门）随时可以迎接任何大大小小的改变。”

澳门的发展路向，令不少像Woody一样有理念的年轻人失望，他们认命、或更想逃离。而苏嘉豪话中的“大大小小的改变”什么时候到来，会不会到来，来了又会怎样，或许仍是未知之数。

“我不知道澳门有民主之后会不会好，所以如果在这几年里面无端端有民主的话……我不知道会不会好，我自己都不知道……”Woody摇头说。

李展鹏理解年青人的心态与无力。他认为，对于民主，澳门人现在或要思考的是：“你会不会等待有一日民意凝聚，或者你觉得这个地方制度的发展太缓慢或者没有什么发展，而去选择离开。”

（为尊重受访者意愿，文中张先生、张太、Alice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