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徐贲：“即使是被打败，也要充满勇气”——《奥威尔难题》中译本序

【编者按】本文为加拿大学者埃丽卡·戈特利布（Erika Gottlieb）著作 《奥威尔难题：是绝望的呼喊还是对“人类精神”的信念？》中译本序言，由旅美学者徐贲撰写。该书中译本由三辉图书策划推出，南京大学出版社将于2019年9月出版。端传媒经三辉图书授权，刊发本文，以飨读者。

在众多的乔治·奥威尔研究和批评中，戈特利布（Erika Gottlieb）的《奥威尔难题》（简称《难题》）引人注目。戈特利布以发人深思的方式解答了一个长期困扰许多人的问题：为什么一方面，奥威尔的著作，尤其是他的《一九八四》在全世界拥有这么多读者，产生了如此不凡的影响，且好评如潮；另一方面，又有这么多西方的（尤其是美国的）批评者指责他缺乏文学想像，认为《一九八四》是有缺陷的甚至是失败的作品。

无论我们是否赞同戈特利布的解答，她都对我们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奥威尔和《一九八四》的关键问题。她清楚表明的是，奥威尔是一位重要的社会和政治思想家，也是杰出的文学艺术家和 20 世纪人道主义的代表人物。奥威尔告诉我们，极权之恶是人类的事情，与宗教意义的“恶魔”无关。他的《一九八四》是一部文学杰作，而不是像一些批评家所说的，是一部艺术上有瑕疵或失败了的政治小说。《难题》于 1992 年出版，第二年，美国马里兰大学文学教授丹尼尔·麦克马洪（Daniel MacMahon）即将此书列为研究奥威尔必读的两三部最佳著作之一。

奥威尔告诉我们，极权之恶是人类的事情，与宗教意义的“恶魔”无关。

绝境中拒绝绝望

批评家珍妮·凯尔德（Jenni Calder）说，奥威尔的《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不仅已经成为我们文学传统和遗产的一部分，而且进入了我们的神话”。这使得“对奥威尔作品的批评到处都是冲突，犹如一片雷区”。这个雷区的最敏感处之一就是奥威尔的艺术才能是否受损于哲学上的“绝望”。就《一九八四》而言，那就是——他是否认为极权主义心理一旦有效地控制了一国人民，极权统治便会永远存在下去，因此再无抵抗的可能？

对“奥威尔绝望”的指责来自心理学、女性研究、政治学、人道主义等多种批评理论，戈特利布以这些为对手理论展开她对《一九八四》的解读。她把“奥威尔绝望”分解为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哲学态度的绝望必然导致艺术瑕疵或失败吗？“是不是某种特定哲学比另一种哲学更能带来美学上的杰出成果？绝望的图景是否必然是审美上的不足？悲观主义的形而上学立场与艺术卓越之间是否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戈特利布认为，哲学态度本身并不能自动给艺术降级或升级。卡夫卡的文学价值并不取决于他对人类的未来是否怀有希望，卡夫卡人物的异化和绝望处境是在人与环境这个庞然大物的对抗之间发生的。在这种对抗中，个人必定会失去人之为人的一切：个人被矮化，他的生命变得无足轻重，失去了意义。但是，即便陷于卑污的泥淖里，人还是有生存的尊严。绝望与否不是衡量卡夫卡文学价值的标准，同样，即使奥威尔对人生抱悲观甚至绝望的态度，我们也不能因此断定这就一定会伤害他作品的艺术和思想价值。

即便陷于卑污的泥淖里，人还是有生存的尊严。

第二个问题是，《一九八四》表达的是奥威尔的绝望吗？这个问题其实也就是，《一九八四》的极权世界还存在抵抗的可能和希望吗？戈特利布认为，小说的主要人物温斯顿并不就是作者奥威尔本人，温斯顿的绝望不代表奥威尔的绝望，极权统治下人的绝境确实构成了对奥威尔的心理考验。奥威尔经受住了这个考验，他选择的是反抗而不是接受那个陷温斯顿于绝境的极权世界。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候，也不放弃期盼光明的权利。但是，奥威尔警告说，不要低估极权对人类的威胁。《一九八四》的“核心理念是来自永恒（timelessness）的威胁。内党（Inner Party）是不可摧毁的。这一理念是形成《一九八四》政治图景的重要特征；……一旦极权主义得以传播，它甚至会传遍全球；而一旦它征服了世界，就会变为永恒，不容更改”。

看到或意识到极权的顽固存在，这并不代表就是绝望。《戈斯坦因的书》宣誓极权永存的决心：“像天主教会这样具有吸纳性的机构，有时会维持几百到几千年……只要它能指派自己的后继者，统治集团就永远会是统治集团。党所关心的不是血统上的永存，而是自身的不朽。”有的读者也许会因此感到绝望，但也有不这样的读者。绝望是因为看到极权的强大和无所不为、无所不用其极地“使自身不朽”；不绝望则是因为相信，这种使自身不朽的计划并不是不可挫败的。绝望经常是因为把《一九八四》当作一个预言，而不绝望则是把它看成一个警告。

绝望是因为看到极权的强大和无所不为、无所不用其极地“使自身不朽”；不绝望则是因为相信，这种使自身不朽的计划并不是不可挫败的。

《一九八四》向我们展现了一个黑暗时代的图景，在这样的时代里，人丧失了个人自主性，变得如没有灵魂的虫豸般微贱。美国作家赛登堡（Roderick Seidenberg）在《后历史的人》（Posthistoric Man： An Inquiry）中是这么描述的，“人类能获得个体性，也能交出个体性……自我将被粉碎成更小的颗粒，碾成微尘，最后变成社会中最小的原子，直到进入后历史……人被完全用某种思想组织起来，彻底丧失了本能，成为自动行为程序的奴隶，无休无止的重复，就像蚂蚁、蜜蜂和白蚁”。

《一九八四》确实让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黑暗时代，但是，奥威尔认为，人性和灵魂的丧失是极权统治的恶果，不是自然的历史进程。20 世纪 40 年代的许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都把社会主义等同为“蜂巢国家”（beehive state），而左派知识分子则把这种社会主义当作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向。奥威尔是一位社会主义者，他认可的是以正义和自由为核心的社会主义。他反对与自由为敌的集体主义。他在《动物庄园》里清楚地表明，用集体主义的名义把个人变成社会的细胞是对社会主义的最大背叛。

奥威尔是一位社会主义者，他认可的是以正义和自由为核心的社会主义。他反对与自由为敌的集体主义。

如果说《一九八四》让我们看到的是人如虫豸的黑暗时代，那么，奥威尔用这个故事要告诉读者的是，彻底消灭人性和摧毁人类灵魂的不是历史本身，而是史无前例的现代极权。黑暗时代不会自动来临，黑暗时代是极权的权力统治结果，“培育没有自由意愿的人种，是和培育没有犄角的奶牛一样容易的”。《一九八四》不是赛登堡所说的那种人在历史进程中的个体性自动丧失，正相反，这部小说是对极权主义思想统治后果的有力讽刺。奥威尔向同时代人发出呼喊：极权主义的蔓延不是历史的必然，是可以阻止的，人类可以用自己的自由意识来抗拒和削弱极权主义的进逼。他的态度始终是战斗而非坐以待毙的。

奥威尔向同时代人发出呼喊：极权主义的蔓延不是历史的必然，是可以阻止的，人类可以用自己的自由意识来抗拒和削弱极权主义的进逼。

存在主义哲学家迈克尔·卡特（Michael Carter）曾高度赞扬奥威尔拒绝绝望的战斗精神。他在《奥威尔与真实存在问题》一书里指出，极权统治强迫个人把真实的“私我”变成不真实的“公我”，“奥威尔的每一部小说都是在对抗这种强权，这也是存在主义的核心主题”。卡特在温斯顿身上看到的不只是失败，而且是虽败犹荣的抗争，失败不是抗争无价值或无意义的证明。温斯顿在抗争完全不可能的状况下还是没有放弃抗争，这是“经典存在主义行为的表现”，也正是加缪在《西西弗斯神话》（The Myth ofSisyphus）中所描绘的那种绝望状态下的存在主义反叛。

但是，奥威尔的绝境抗争与卡特所说的存在主义反叛毕竟有所不同。首先，存在主义不承认普遍价值，而奥威尔则把“人类精神”当作一种普遍价值。戈特利布指出，奥威尔“所寻找的无疑正是 20 世纪人道主义者的追求，对一种道德-精神价值的肯定，这种价值不是源于宗教信仰，而是源于对‘人类精神’的深层信念”。这是人与“恶魔般非人化力量进行斗争”的信心，它建立在“肯定‘人类精神’是不可或缺之物的基础之上，……如尊重客观真理，并同样尊重‘心理事实’的主观真理，尊重决定人类行为的‘普通礼仪’法则”。她强调，“忠于‘人类精神’并非易事：它要求智识上和道德上的双重努力”，这正是奥威尔对知识分子提出的要求。

奥威尔所说的人类精神，它不是天生的，而是文明的成就。他把极权主义视为人类文明的危机，“现代人要挽救文明，必须建立起善恶有别的制度，而这种善恶感必须独立于天堂和地狱的观念”。这是一种世俗的、人道主义的，而不是宗教的善恶感。即便在《一九八四》那样唯有权力，没有善恶的世界里，人的这种善恶感也还是没有完全泯灭。温斯顿想要寻找自己的过去，一个比他的当下时刻要好的时候，他的身体里带着某种天然的“抗议因子”（体现为他的“梦”），使他对那个极权的世界有一种近乎本能的抵触。这并非温斯顿一个人的感觉，而是所有还能感知自由意识的个人都会有的感觉。奥威尔认为，丧失这种感觉就是丧失人类精神，就是人在极权统治下的异化。

“异化”是奥威尔与存在主义的第二个不同之处。存在主义将人的异化视为因人的存在状况（human condition）所造成，指的是个人与相关事物的离异，如个人与群体、自然环境、自我、上帝的离异。这种离异造成真实自我（authentic self）的危机。奥威尔关注的是另一种异化，那就是极权统治下表现为“权力崇拜”的异化。他在《权力 vs. 文学》（“Power vs. Literature”）一文中称人是“高贵的动物”——人是因为能辨别善和恶才高贵的。权力崇拜使得人不再能辨别善恶，也不再在乎善恶的区别，人变成了与弱肉强食兽类无异的动物。奥威尔拒绝把这种异化接受为无法改变的自然状态。

权力崇拜使得人不再能辨别善恶，也不再在乎善恶的区别，人变成了与弱肉强食兽类无异的动物。

《一九八四》中的“两分钟仇恨会”和“仇恨周”都是权力崇拜的仪式，阅兵式、群众游行、领导检阅、效忠宣誓是其他常见的崇拜仪式。《一九八四》一书中的强烈宗教暗示让我们看到，人在失去与宗教信仰相连的安全感之后，剩下只是一片心理真空。这也正是极权统治“权力崇拜”乘虚而入的绝佳时机。权力崇拜使人丧失道德价值，也丧失对自己的确信，蜕化为极权独裁下的顺民和奴民，这是人类最具长久灾难性的异化。

混合文类的阅读

《一九八四》是一部 20 世纪的人道主义杰作，这是一种在似乎完全没有成功希望时仍然不放弃其价值坚持的人道主义，戈特利布称之为“悲剧人道主义”。在奥威尔写作的时候，斯大林的极权主义正如日中天，在世界范围扩散，因此，悲剧人道主义“呼吁人们关注那些我们不得不反抗的黑暗的、可能是‘无法抗拒的力量’的存在，奥威尔坚守信念，相信人类是可以变得完美的，相信我们的文明有自己的未来。小说传递的既不是歇斯底里呐喊出来的信息，也不是突如其来的绝望或个人强迫症的破碎景象，而是奥威尔政治、心理和精神方面成熟而整合良好的思想凝结”。

这是《一九八四》独特文学价值的所在，为了充分展现这部作品的内涵，戈特利布提供一种视野开阔的多层次阅读，不仅包括心理学、历史学、哲学等不同学科，而且也跨越不同文化的文学传统。她特别强调的是《一九八四》的“复合文类”（composite genre）。这是一种在“政治寓言”与“现实主义的心理小说”之间形成的混合模式，刻画极权统治形态和揭示被它奴役的奴民心智。

文学批评家斯蒂芬·J . 格林布拉特（Stephen J. Greenblatt）在分析中世纪英国作家菲利普·西德尼（Philip Sidney）的“混合模式”（mixed mode）时指出，文学创作的文类是有限的，每个基本文类都有它自己的结构、人物、话语、思想含义、艺术效果等特征，读者会根据自己辨认的文类做相应的阅读，不同的选择性文类判断会产生不同的阅读。优秀的作家虽不能创造文类，但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混合文类，产生独特的创作效果。这也正是戈特利布在《一九八四》中所看到的，她认为，以混合文类来阅读《一九八四》比用单一文类能更好地理解这部小说的文学成就。

复合文类阅读是对单一文类阅读的提升而不是否定，复合文类阅读让我们看到，《一九八四》“一方面包含了奥威尔自己定义的‘自然主义小说’的因素；另一方面又包含了‘幻想作品’，一部‘关于未来的小说’——我们今天称为反乌托邦小说——的因素。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它也可以是一部‘惊险小说’，一个‘爱情故事’，同时还是对‘极权主义走到尽头可能引起的智识上的后果’的一部‘戏仿之作’”。戈特利布看到，“文类间的二分法是症结所在：一些文类适合讽喻寓言（即政治戏仿、对观念的讽刺，以及反乌托邦讽刺作品），另一些则与心理现实主义的逼真性紧密联系（惊险小说、传奇和自然主义小说）”。

复合文类阅读可以超脱政治寓言和心理现实主义的对立，凸显《一九八四》的文学讽刺价值。戈特利布认为，《一九八四》的讽刺是首位的，其他都是从属性的：“讽刺是《一九八四》的主导性的文类。而且，所有其他次文类都从属于讽刺这一中心目标，并与之相协调，以对极权主义的习性进行探索、戏仿和谴责”。她毫不讳言，这是一种对读者智性要求颇高的阅读，“我认为，导致奥威尔难题的关键争议之一是两种文类之间相互抵触的要求，奥威尔已经把这两种要求施加到了读者身上。首先，阅读讽刺作品，要求读者在理智上保持距离，保持相对的无动于衷；同时，阅读强大的心理现实主义作品又要求读者需具备情感认同和同情心”。这是我们在阅读《难题》时必须要有的思想准备。

戈特利布以讽刺为主导的混合文类阅读借用了伟大的加拿大文学批评家弗莱（Nothrop Frye）对讽刺的论述，是书中最精彩的部分之一。讽刺是《难题》三个语境中的一个，其余的两个语境分别是奥威尔的整体作品和一些重要的现代心理学理论。

在讽刺的语境中，《一九八四》的比较对象包括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伏尔泰的《老实人》和卡夫卡、萨特、加缪等人的一些作品。戈特利布指出，虽然奥威尔自己表示《一九八四》既是讽刺又是戏仿，但“许多批评家难以调和大洋国赤裸裸的地狱景象与一般跟讽刺有着关联的反讽或幽默”，也就是“严肃讽刺”与“笑声讽刺”之间的关系。大多数被认为具有讽刺性的作品运用“笑声、戏弄和嘲讽”的手段，“似乎讽刺精神最易与喜剧性文类相结合”。然而，《一九八四》所体现的“怪异或荒诞”却是“与更流行、滑稽或轻松的‘机智幽默’的样本有着天壤之别”。这部阴沉黑暗的讽刺作品呈现出的严肃机智意在攻击，而不只是嘲笑。《一九八四》思考型讽刺的批判力来自它所依据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理念，它“至少要蕴含一种道德标准，这种标准对于旗帜鲜明地对待现实经历的态度来说是必不可少的”。（Frye， Anatomy 224）这个道德标准来自奥威尔所信仰的那个作为高境界民主的社会主义。这是他在其他作品中不断倡导的那种正义和自由的社会主义。

奥威尔的整体作品是戈特利布借重的第二个重要语境。她对《一九八四》的解读是放在奥威尔的其他作品，尤其是他脍炙人口的批判性随笔中一起进行的。这些随笔大部分收在已经翻译成中文的《政治与文学》里（译林出版社，2011 年）。她所论述的奥威尔思想主题——人类精神、悲剧性人道主义、社会主义的自由和民主价值、斯大林对社会主义理想的背叛、左派知识分子对斯大林主义的容忍和谄媚、人道价值的普适意义等——都是用奥威尔的其他作品甚至笔记来论证的。例如，体现奥威尔自由不绝望理念的名言——“即使是被打败，也要充满勇气”，就是他在伊顿公学时写在雪莱《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 Unbound）最后一页上的旁注。了解奥威尔的整体思想对于把握《一九八四》的艺术持久力和思想内涵是非常必要的。

戈特利布阅读《一九八四》所借重的第三个语境是现代心理学家的理论：弗洛伊德、荣格、布鲁诺·贝特尔海姆（Bruno Bettelheim）、 威廉· 赖希（William Reich）、 维克多· 弗兰克（Victories Frankel）等。戈特利布区分了《一九八四》的三个主要讽刺对象：一是希特勒和斯大林的极权统治；二是自欺欺人并与斯大林极权统治合谋的左翼知识分子；三是极权主义心理。今天，第一和第二个对象已经成为历史，而第三个对象的极权奴役心态则还在现存的极权和后极权体制中延续，呈现出形形色色的严重心理障碍和人格疾患，并继续在瓦解和摧毁人的自由意志和抵抗能力。

跟过度补偿一样，自我审查、自欺欺人、轻信和盲目崇拜、道德麻木、出卖和背叛、奴性、恐惧和极度猜疑、仇恨和狂热的集体癔症、施虐狂和受虐狂也都是常见的极权主义心理，也都体现了极权统治对人的心灵、良知和精神的征服效应。

极权主义营造的奴役心态是对人的“内心征服”。奥威尔特别关注的是发生在知识分子身上的这种征服。《一九八四》中一个令人难忘的例子 —— 一个名叫汤姆·帕森斯（Tom Parsons）的小人物，“他是所有真信者中最狂热的一个，他被女儿告发在睡梦中说过‘打倒老大哥！’这件事直指真信者内心最深处的矛盾感受。为了‘爱’老大哥，他不得不压抑自己对仁爱部的意识——这个地方强烈地提醒着他老大哥的残酷无情。由于他知道自己受到监视，随时可能因非正统思想而遭受惩罚，他对老大哥的憎恨与恐惧必须压抑起来、伪装起来，甚至是对他自己”。结果，他采取了“过度补偿”，他的恨转化成了谄媚的爱。他最爱做的事就是“重复党的口号，以说服自己相信他爱老大哥”。跟过度补偿一样，自我审查、自欺欺人、轻信和盲目崇拜、道德麻木、出卖和背叛、奴性、恐惧和极度猜疑、仇恨和狂热的集体癔症、施虐狂和受虐狂也都是常见的极权主义心理，也都体现了极权统治对人的心灵、良知和精神的征服效应。

从 1984 到 2050

细节是小说的灵魂，《一九八四》中丰富的细节不仅涉及极权主义心理的种种微妙表现，而且包括巧妙的艺术构思和结构设计。这两种细节相辅相成，都是小说整体意义的艺术表现形式。例如，小说以一年 12 个月的周期为其时间结构，从寒风凛冽的 4 月开始，这时漫长的寒冬似乎遥遥无期。但是，5 月来临，温斯顿与姑娘茱莉娅的爱情一下子把故事带入了春天，经过 6、7 两个月的短暂激情，8 月被秘密警察逮捕。他在仁爱部的 101 房间里度过了 9 个月，像是婴儿在母体子宫内怀胎一般，诞生为“新人”，然后被处决。小说的三个高潮便是这一年过程的三个转折点：第一高潮是温斯顿和茱莉娅萌生爱情，第二高潮是他们被逮捕，第三高潮是温斯顿在 101 房间里获得重生。其他的象征性细节包括温斯顿的静脉炎、镇纸、灰尘、老鼠等。戈特利布着重分析的“梦”也是这样的细节。

然而，她更加关注的是另一些对读者有更高“智力要求”的细节，尤其是《一九八四》里的《戈斯坦因的书》和附录《新话原则》。这两部分的艺术效果在于“运用智力”的讽刺。相较引人发笑的讽刺，运用智力的讽刺“更直接地呼吁理性的思维过程”。这两个部分是戈特利布阅读《一九八四》的关键部分，她以此揭示贯穿于《一九八四》中的悲剧人道主义，把关注力投向那种邪恶到“可能是‘无法抗拒的’”黑暗力量。这种黑暗力量构成了对奥威尔坚守的“人类精神”的绝境考验。《戈斯坦因的书》和《新话原则》的讽刺作用在于，它们以两种不同的时段效果拉开读者自己的自由意识与极权思想奴役的距离。《戈斯坦因的书》让读者回到了大洋国的过去——那个时候，大洋国还没来得及造就《一九八四》里那样的极权现实。在那个过去的时刻，人们至少还没有完全失去选择是否要抵抗的自由。而附录部分的《新话原则》则把读者带入一个 1984 年已经成为过去的历史时段，这时候，极权统治已经进入了完美成功的“最后阶段”，极权心态和思维方式已经成功地控制了每个国民的头脑，自由意识的抵抗已经完全不再可能。

在现实世界里，这一天会不会到来呢？这是附录对我们提出的严肃智力思考要求，“我们并不肯定这个党预测会在 2050 年左右出现的最后阶段是否真的实现了，这就增加了假设的条件式所制造的矛盾心理。附录显然是让我们推测一个世界‘如果……会怎样’，而不是思考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一九八四》的世界里，党还在打造“新话”，一旦新话成为人们唯一知晓的语言，那将又会是怎样的一个世界？

《戈斯坦因的书》和《新话原则》的讽刺更应该引起今天读者对自己现实处境的思考。无论我们今天的境遇与《一九八四》中的如何相似，我们仍然处于小说描绘的灾难之前，仍然拥有抵抗它的自由意志和机会，我们不能丧失这样的自由意志，也不能放弃这样的抵抗机会。

无论我们今天的境遇与《一九八四》中的如何相似，我们仍然处于小说描绘的灾难之前，仍然拥有抵抗它的自由意志和机会，我们不能丧失这样的自由意志，也不能放弃这样的抵抗机会。

只是当我们意识到自己是在一个不同的历史时段看待温斯顿的《一九八四》困境，我们与他对比的自由启示意义才会变得清晰起来。与小说情节中的《戈斯坦因的书》一样，看似与小说情节没有什么联系的《新话原则》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出版商和批评家曾建议将这部分非小说叙述性文字排除在外。但奥威尔拒绝了，因为他把《新话原则》当作全书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戈特利布指出，“事实上，附录紧接着故事令人悲伤的最后一幕，其功能与《戈斯坦因的书》类似：它有助于在核心人物与读者之间创造一种情感距离。它使我们得以对极权主义心理这一讽刺目标有一个纯粹理性的总览”。在《新话原则》中，奥威尔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由于话语毁灭、人类遗产与人类思想记录失落而带来的世界末日图景。但是，“在小说和《新话原则》中，奥威尔又强调看似世界末日的景象并非神定的灾难；它仅仅是我们现在常见的同一疾病的最终阶段，而且我们必须避免吞噬‘人类精神’的希望。最终，我们最后的希望仍是对话语救赎力量的信仰”。

奥威尔的《一九八四》是他为同时代的西方知识分子（尤其是作家）写作的。他相信，知识分子“拥有至关重要的社会责任，因为只有他们能粉碎弥天大谎、避开双重思想的陷阱，从而防止极权主义心理的蔓延”。控制语言就是控制思想，奥威尔对20 世纪 40 年代同时代人的告诫是，要坚持揭示真相，说真话和自由交流思想是“防止极权主义体系扩散的第一步”。这是《一九八四》的时效性。

奥威尔对同时代人的告诫是，要坚持揭示真相，说真话和自由交流思想是“防止极权主义体系扩散的第一步”。

在这个时效作用之外，《一九八四》还有一个对后世具有深远意义，并属于伟大文学的一般性维度，那就是，任何时候，我们都必须以拒绝和抗争来面对极权控制人类心灵的危机。《一九八四》的“义愤”指向他那个时代的“失常”，“最终针对的是人类思维中接受谎言、容忍虚伪、在任何正统的‘保护性愚蠢’中寻求庇护的癖性。极权主义恐怖的‘黑白’心态仅仅只是我们向这种心态屈服的癖性的最高阶段。极权主义思维制造出的和可能会制造的恐怖很可能会一直与我们同在。它们威胁着我们的理智，而我们必须时刻加以提防”。

《难题》原书出版于 1992 年，正是苏联和东欧发生剧变后人们对苏联式极权制度投以深刻反思的时候。也正是在这个历史时刻，人们前所未有地看到，“‘先前被禁止的真相’的揭露……是摧毁该体系唯一最重要的武器”。这是一种与我们每个人自己有关的真相。戈特利布赞赏格鲁吉亚电影《忏悔》是一部关于我们自身真相的“威力十足的政治寓言”。电影里，在人民自己准备好看清极权本质，并承认在“充满恐怖、谎言和告发的统治下”自身的责任之前，以前那位死去的老大哥是无法被埋葬，还会借尸还魂的。极权批判必须包括批判者的自我批判，“在人们准备好直面关于自身历史的痛苦真相之前，独裁者的尸体拒绝文明的葬礼；它不断重新露面，可怕地提醒着幸存者们想起自己忽视和否认的过去的邪恶与堕落”，“忽略和否认自身所处群体在过去犯下的罪行，无异于赞成和参与‘弥天大谎’，并使极权主义心理存活下去”。

奥威尔对人类智识自由和真相识别能力的热切信仰超越了他那个时代的特定争议，成为我们今天对他所说的“人类精神”的理解核心：自由和为自由而抵抗。

对今天的读者来说，《一九八四》已经远远超越了它的创作时代意义，而成为与我们自己时代密切关联的伟大作品，“这部小说的普适性和永恒吸引力来自读者的认知，即奥威尔赋予大洋国的思维模式是一种现存于我们周围和内部的清晰的危险”。奥威尔对人类智识自由和真相识别能力的热切信仰超越了他那个时代的特定争议，成为我们今天对他所说的“人类精神”的理解核心：自由和为自由而抵抗。著名批评家乔治·伍德考克（George Woodcock）的《清澈的灵魂》是一部研究奥威尔的名著，他在分析了极权主义心态的多种特征后，特别强调奥威尔把个人自由视为人类文明的基石。他写道，“保持头脑开放，不让今天的奥布兰进入和控制我们的头脑，这是今天的第一需要。《一九八四》广为人知，让千百万人比以前更加强烈地感受到这一需要。那些保持头脑开放、思想独立的男男女女守护着自由的火种，直到有一天能以有效、实际的方式来抵抗极权。……只要我们运用知识和远见，为自由斗争，极权主义的最终成功就不是不可避免的”。

《一九八四》中温斯顿的遭遇让我们关注他全然丧失自由的悲惨和绝望处境，并警告我们：如果我们因为绝望而放弃抵抗，他身上的奴役锁链就是在我们自己的帮助下打造的。温斯顿完全丧失自由，“是由我们在他的过去所做的决定造成的”，他的奴役使我们更加在意我们自身此刻的精神和人性自由。这种自由无论多么有限，都对我们的抵抗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此，“对温斯顿而言，不可避免的那些事物在我们的未来依然只是一个警世故事。我们获得自由的机会就埋藏在此刻的认知之中。……从他那更低水平的自由中诞生的悲剧讽刺保障了我们的更高程度的自由；与未来相关的现在，是这种自由的内在保障”。也就是说，我们是通过此时此刻某种自由意识来感知温斯顿的奴役处境的。一旦失去这种自由意识，我们就会变得麻木不仁，不再记忆过去，也不再展望未来，因而无可避免地落入与温斯顿同样悲惨，甚至更加绝望的奴役中。

（徐贲：旅美学者，著名评论人，著有《走向后现代和后殖民》、《文化批评往何处去》、《知识份子和公共政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