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徐賁：「即使是被打敗，也要充滿勇氣」——《奧威爾難題》中譯本序

【編者按】本文為加拿大學者埃麗卡·戈特利布（Erika Gottlieb）著作 《奧威爾難題：是絕望的呼喊還是對「人類精神」的信念？》中譯本序言，由旅美學者徐賁撰寫。該書中譯本由三輝圖書策劃推出，南京大學出版社將於2019年9月出版。端傳媒經三輝圖書授權，刊發本文，以饗讀者。

在眾多的喬治·奧威爾研究和批評中，戈特利布（Erika Gottlieb）的《奧威爾難題》（簡稱《難題》）引人注目。戈特利布以發人深思的方式解答了一個長期困擾許多人的問題：為什麼一方面，奧威爾的著作，尤其是他的《一九八四》在全世界擁有這麼多讀者，產生了如此不凡的影響，且好評如潮；另一方面，又有這麼多西方的（尤其是美國的）批評者指責他缺乏文學想像，認為《一九八四》是有缺陷的甚至是失敗的作品。

無論我們是否贊同戈特利布的解答，她都對我們提出了一系列有關奧威爾和《一九八四》的關鍵問題。她清楚表明的是，奧威爾是一位重要的社會和政治思想家，也是傑出的文學藝術家和 20 世紀人道主義的代表人物。奧威爾告訴我們，極權之惡是人類的事情，與宗教意義的「惡魔」無關。他的《一九八四》是一部文學傑作，而不是像一些批評家所說的，是一部藝術上有瑕疵或失敗了的政治小說。《難題》於 1992 年出版，第二年，美國馬里蘭大學文學教授丹尼爾·麥克馬洪（Daniel MacMahon）即將此書列為研究奧威爾必讀的兩三部最佳著作之一。

奧威爾告訴我們，極權之惡是人類的事情，與宗教意義的「惡魔」無關。

絕境中拒絕絕望

批評家珍妮·凱爾德（Jenni Calder）說，奧威爾的《動物莊園》和《一九八四》「不僅已經成為我們文學傳統和遺產的一部分，而且進入了我們的神話」。這使得「對奧威爾作品的批評到處都是衝突，猶如一片雷區」。這個雷區的最敏感處之一就是奧威爾的藝術才能是否受損於哲學上的「絕望」。就《一九八四》而言，那就是——他是否認為極權主義心理一旦有效地控制了一國人民，極權統治便會永遠存在下去，因此再無抵抗的可能？

對「奧威爾絕望」的指責來自心理學、女性研究、政治學、人道主義等多種批評理論，戈特利布以這些為對手理論展開她對《一九八四》的解讀。她把「奧威爾絕望」分解為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哲學態度的絕望必然導致藝術瑕疵或失敗嗎？「是不是某種特定哲學比另一種哲學更能帶來美學上的傑出成果？絕望的圖景是否必然是審美上的不足？悲觀主義的形而上學立場與藝術卓越之間是否存在着不可調和的矛盾？」戈特利布認為，哲學態度本身並不能自動給藝術降級或升級。卡夫卡的文學價值並不取決於他對人類的未來是否懷有希望，卡夫卡人物的異化和絕望處境是在人與環境這個龐然大物的對抗之間發生的。在這種對抗中，個人必定會失去人之為人的一切：個人被矮化，他的生命變得無足輕重，失去了意義。但是，即便陷於卑污的泥淖裏，人還是有生存的尊嚴。絕望與否不是衡量卡夫卡文學價值的標準，同樣，即使奧威爾對人生抱悲觀甚至絕望的態度，我們也不能因此斷定這就一定會傷害他作品的藝術和思想價值。

即便陷於卑污的泥淖裏，人還是有生存的尊嚴。

第二個問題是，《一九八四》表達的是奧威爾的絕望嗎？這個問題其實也就是，《一九八四》的極權世界還存在抵抗的可能和希望嗎？戈特利布認為，小說的主要人物温斯頓並不就是作者奧威爾本人，温斯頓的絕望不代表奧威爾的絕望，極權統治下人的絕境確實構成了對奧威爾的心理考驗。奧威爾經受住了這個考驗，他選擇的是反抗而不是接受那個陷温斯頓於絕境的極權世界。即使在最黑暗的時候，也不放棄期盼光明的權利。但是，奧威爾警告說，不要低估極權對人類的威脅。《一九八四》的「核心理念是來自永恆（timelessness）的威脅。內黨（Inner Party）是不可摧毀的。這一理念是形成《一九八四》政治圖景的重要特徵；……一旦極權主義得以傳播，它甚至會傳遍全球；而一旦它征服了世界，就會變為永恆，不容更改」。

看到或意識到極權的頑固存在，這並不代表就是絕望。《戈斯坦因的書》宣誓極權永存的決心：「像天主教會這樣具有吸納性的機構，有時會維持幾百到幾千年……只要它能指派自己的後繼者，統治集團就永遠會是統治集團。黨所關心的不是血統上的永存，而是自身的不朽。」有的讀者也許會因此感到絕望，但也有不這樣的讀者。絕望是因為看到極權的強大和無所不為、無所不用其極地「使自身不朽」；不絕望則是因為相信，這種使自身不朽的計劃並不是不可挫敗的。絕望經常是因為把《一九八四》當作一個預言，而不絕望則是把它看成一個警告。

絕望是因為看到極權的強大和無所不為、無所不用其極地「使自身不朽」；不絕望則是因為相信，這種使自身不朽的計劃並不是不可挫敗的。

《一九八四》向我們展現了一個黑暗時代的圖景，在這樣的時代裏，人喪失了個人自主性，變得如沒有靈魂的蟲豸般微賤。美國作家賽登堡（Roderick Seidenberg）在《後歷史的人》（Posthistoric Man： An Inquiry）中是這麼描述的，「人類能獲得個體性，也能交出個體性……自我將被粉碎成更小的顆粒，碾成微塵，最後變成社會中最小的原子，直到進入後歷史……人被完全用某種思想組織起來，徹底喪失了本能，成為自動行為程序的奴隸，無休無止的重複，就像螞蟻、蜜蜂和白蟻」。

《一九八四》確實讓我們看到了這樣一個黑暗時代，但是，奧威爾認為，人性和靈魂的喪失是極權統治的惡果，不是自然的歷史進程。20 世紀 40 年代的許多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都把社會主義等同為「蜂巢國家」（beehive state），而左派知識分子則把這種社會主義當作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向。奧威爾是一位社會主義者，他認可的是以正義和自由為核心的社會主義。他反對與自由為敵的集體主義。他在《動物莊園》裏清楚地表明，用集體主義的名義把個人變成社會的細胞是對社會主義的最大背叛。

奧威爾是一位社會主義者，他認可的是以正義和自由為核心的社會主義。他反對與自由為敵的集體主義。

如果說《一九八四》讓我們看到的是人如蟲豸的黑暗時代，那麼，奧威爾用這個故事要告訴讀者的是，徹底消滅人性和摧毀人類靈魂的不是歷史本身，而是史無前例的現代極權。黑暗時代不會自動來臨，黑暗時代是極權的權力統治結果，「培育沒有自由意願的人種，是和培育沒有犄角的奶牛一樣容易的」。《一九八四》不是賽登堡所說的那種人在歷史進程中的個體性自動喪失，正相反，這部小說是對極權主義思想統治後果的有力諷刺。奧威爾向同時代人發出呼喊：極權主義的蔓延不是歷史的必然，是可以阻止的，人類可以用自己的自由意識來抗拒和削弱極權主義的進逼。他的態度始終是戰鬥而非坐以待斃的。

奧威爾向同時代人發出呼喊：極權主義的蔓延不是歷史的必然，是可以阻止的，人類可以用自己的自由意識來抗拒和削弱極權主義的進逼。

存在主義哲學家邁克爾·卡特（Michael Carter）曾高度讚揚奧威爾拒絕絕望的戰鬥精神。他在《奧威爾與真實存在問題》一書裏指出，極權統治強迫個人把真實的「私我」變成不真實的「公我」，「奧威爾的每一部小說都是在對抗這種強權，這也是存在主義的核心主題」。卡特在温斯頓身上看到的不只是失敗，而且是雖敗猶榮的抗爭，失敗不是抗爭無價值或無意義的證明。温斯頓在抗爭完全不可能的狀況下還是沒有放棄抗爭，這是「經典存在主義行為的表現」，也正是加繆在《西西弗斯神話》（The Myth ofSisyphus）中所描繪的那種絕望狀態下的存在主義反叛。

但是，奧威爾的絕境抗爭與卡特所說的存在主義反叛畢竟有所不同。首先，存在主義不承認普遍價值，而奧威爾則把「人類精神」當作一種普遍價值。戈特利布指出，奧威爾「所尋找的無疑正是 20 世紀人道主義者的追求，對一種道德-精神價值的肯定，這種價值不是源於宗教信仰，而是源於對『人類精神』的深層信念」。這是人與「惡魔般非人化力量進行鬥爭」的信心，它建立在「肯定『人類精神』是不可或缺之物的基礎之上，……如尊重客觀真理，並同樣尊重『心理事實』的主觀真理，尊重決定人類行為的『普通禮儀』法則」。她強調，「忠於『人類精神』並非易事：它要求智識上和道德上的雙重努力」，這正是奧威爾對知識分子提出的要求。

奧威爾所說的人類精神，它不是天生的，而是文明的成就。他把極權主義視為人類文明的危機，「現代人要挽救文明，必須建立起善惡有別的制度，而這種善惡感必須獨立於天堂和地獄的觀念」。這是一種世俗的、人道主義的，而不是宗教的善惡感。即便在《一九八四》那樣唯有權力，沒有善惡的世界裏，人的這種善惡感也還是沒有完全泯滅。温斯頓想要尋找自己的過去，一個比他的當下時刻要好的時候，他的身體裏帶着某種天然的「抗議因子」（體現為他的「夢」），使他對那個極權的世界有一種近乎本能的抵觸。這並非温斯頓一個人的感覺，而是所有還能感知自由意識的個人都會有的感覺。奧威爾認為，喪失這種感覺就是喪失人類精神，就是人在極權統治下的異化。

「異化」是奧威爾與存在主義的第二個不同之處。存在主義將人的異化視為因人的存在狀況（human condition）所造成，指的是個人與相關事物的離異，如個人與群體、自然環境、自我、上帝的離異。這種離異造成真實自我（authentic self）的危機。奧威爾關注的是另一種異化，那就是極權統治下表現為「權力崇拜」的異化。他在《權力 vs. 文學》（「Power vs. Literature」）一文中稱人是「高貴的動物」——人是因為能辨別善和惡才高貴的。權力崇拜使得人不再能辨別善惡，也不再在乎善惡的區別，人變成了與弱肉強食獸類無異的動物。奧威爾拒絕把這種異化接受為無法改變的自然狀態。

權力崇拜使得人不再能辨別善惡，也不再在乎善惡的區別，人變成了與弱肉強食獸類無異的動物。

《一九八四》中的「兩分鐘仇恨會」和「仇恨周」都是權力崇拜的儀式，閲兵式、群眾遊行、領導檢閲、效忠宣誓是其他常見的崇拜儀式。《一九八四》一書中的強烈宗教暗示讓我們看到，人在失去與宗教信仰相連的安全感之後，剩下只是一片心理真空。這也正是極權統治「權力崇拜」乘虛而入的絕佳時機。權力崇拜使人喪失道德價值，也喪失對自己的確信，蜕化為極權獨裁下的順民和奴民，這是人類最具長久災難性的異化。

混合文類的閲讀

《一九八四》是一部 20 世紀的人道主義傑作，這是一種在似乎完全沒有成功希望時仍然不放棄其價值堅持的人道主義，戈特利布稱之為「悲劇人道主義」。在奧威爾寫作的時候，斯大林的極權主義正如日中天，在世界範圍擴散，因此，悲劇人道主義「呼籲人們關注那些我們不得不反抗的黑暗的、可能是『無法抗拒的力量』的存在，奧威爾堅守信念，相信人類是可以變得完美的，相信我們的文明有自己的未來。小說傳遞的既不是歇斯底里吶喊出來的訊息，也不是突如其來的絕望或個人強迫症的破碎景象，而是奧威爾政治、心理和精神方面成熟而整合良好的思想凝結」。

這是《一九八四》獨特文學價值的所在，為了充分展現這部作品的內涵，戈特利布提供一種視野開闊的多層次閲讀，不僅包括心理學、歷史學、哲學等不同學科，而且也跨越不同文化的文學傳統。她特別強調的是《一九八四》的「複合文類」（composite genre）。這是一種在「政治寓言」與「現實主義的心理小說」之間形成的混合模式，刻畫極權統治形態和揭示被它奴役的奴民心智。

文學批評家斯蒂芬·J . 格林布拉特（Stephen J. Greenblatt）在分析中世紀英國作家菲利普·西德尼（Philip Sidney）的「混合模式」（mixed mode）時指出，文學創作的文類是有限的，每個基本文類都有它自己的結構、人物、話語、思想含義、藝術效果等特徵，讀者會根據自己辨認的文類做相應的閲讀，不同的選擇性文類判斷會產生不同的閲讀。優秀的作家雖不能創造文類，但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混合文類，產生獨特的創作效果。這也正是戈特利布在《一九八四》中所看到的，她認為，以混合文類來閲讀《一九八四》比用單一文類能更好地理解這部小說的文學成就。

複合文類閲讀是對單一文類閲讀的提升而不是否定，複合文類閲讀讓我們看到，《一九八四》「一方面包含了奧威爾自己定義的『自然主義小說』的因素；另一方面又包含了『幻想作品』，一部『關於未來的小說』——我們今天稱為反烏托邦小說——的因素。至少在某種程度上，它也可以是一部『驚險小說』，一個『愛情故事』，同時還是對『極權主義走到盡頭可能引起的智識上的後果』的一部『戲仿之作』」。戈特利布看到，「文類間的二分法是癥結所在：一些文類適合諷喻寓言（即政治戲仿、對觀念的諷刺，以及反烏托邦諷刺作品），另一些則與心理現實主義的逼真性緊密聯繫（驚險小說、傳奇和自然主義小說）」。

複合文類閲讀可以超脱政治寓言和心理現實主義的對立，凸顯《一九八四》的文學諷刺價值。戈特利布認為，《一九八四》的諷刺是首位的，其他都是從屬性的：「諷刺是《一九八四》的主導性的文類。而且，所有其他次文類都從屬於諷刺這一中心目標，並與之相協調，以對極權主義的習性進行探索、戲仿和譴責」。她毫不諱言，這是一種對讀者智性要求頗高的閲讀，「我認為，導致奧威爾難題的關鍵爭議之一是兩種文類之間相互抵觸的要求，奧威爾已經把這兩種要求施加到了讀者身上。首先，閲讀諷刺作品，要求讀者在理智上保持距離，保持相對的無動於衷；同時，閲讀強大的心理現實主義作品又要求讀者需具備情感認同和同情心」。這是我們在閲讀《難題》時必須要有的思想準備。

戈特利布以諷刺為主導的混合文類閲讀借用了偉大的加拿大文學批評家弗萊（Nothrop Frye）對諷刺的論述，是書中最精彩的部分之一。諷刺是《難題》三個語境中的一個，其餘的兩個語境分別是奧威爾的整體作品和一些重要的現代心理學理論。

在諷刺的語境中，《一九八四》的比較對象包括斯威夫特的《格列佛遊記》、伏爾泰的《老實人》和卡夫卡、薩特、加繆等人的一些作品。戈特利布指出，雖然奧威爾自己表示《一九八四》既是諷刺又是戲仿，但「許多批評家難以調和大洋國赤裸裸的地獄景象與一般跟諷刺有着關聯的反諷或幽默」，也就是「嚴肅諷刺」與「笑聲諷刺」之間的關係。大多數被認為具有諷刺性的作品運用「笑聲、戲弄和嘲諷」的手段，「似乎諷刺精神最易與喜劇性文類相結合」。然而，《一九八四》所體現的「怪異或荒誕」卻是「與更流行、滑稽或輕鬆的『機智幽默』的樣本有着天壤之別」。這部陰沉黑暗的諷刺作品呈現出的嚴肅機智意在攻擊，而不只是嘲笑。《一九八四》思考型諷刺的批判力來自它所依據的具有普遍意義的價值理念，它「至少要藴含一種道德標準，這種標準對於旗幟鮮明地對待現實經歷的態度來說是必不可少的」。（Frye， Anatomy 224）這個道德標準來自奧威爾所信仰的那個作為高境界民主的社會主義。這是他在其他作品中不斷倡導的那種正義和自由的社會主義。

奧威爾的整體作品是戈特利布借重的第二個重要語境。她對《一九八四》的解讀是放在奧威爾的其他作品，尤其是他膾炙人口的批判性隨筆中一起進行的。這些隨筆大部分收在已經翻譯成中文的《政治與文學》裏（譯林出版社，2011 年）。她所論述的奧威爾思想主題——人類精神、悲劇性人道主義、社會主義的自由和民主價值、斯大林對社會主義理想的背叛、左派知識分子對斯大林主義的容忍和諂媚、人道價值的普適意義等——都是用奧威爾的其他作品甚至筆記來論證的。例如，體現奧威爾自由不絕望理念的名言——「即使是被打敗，也要充滿勇氣」，就是他在伊頓公學時寫在雪萊《解放了的普羅米修斯》（Prometheus Unbound）最後一頁上的旁註。了解奧威爾的整體思想對於把握《一九八四》的藝術持久力和思想內涵是非常必要的。

戈特利布閲讀《一九八四》所借重的第三個語境是現代心理學家的理論：弗洛伊德、榮格、布魯諾·貝特爾海姆（Bruno Bettelheim）、 威廉· 賴希（William Reich）、 維克多· 弗蘭克（Victories Frankel）等。戈特利布區分了《一九八四》的三個主要諷刺對象：一是希特勒和斯大林的極權統治；二是自欺欺人並與斯大林極權統治合謀的左翼知識分子；三是極權主義心理。今天，第一和第二個對象已經成為歷史，而第三個對象的極權奴役心態則還在現存的極權和後極權體制中延續，呈現出形形色色的嚴重心理障礙和人格疾患，並繼續在瓦解和摧毀人的自由意志和抵抗能力。

跟過度補償一樣，自我審查、自欺欺人、輕信和盲目崇拜、道德麻木、出賣和背叛、奴性、恐懼和極度猜疑、仇恨和狂熱的集體癔症、施虐狂和受虐狂也都是常見的極權主義心理，也都體現了極權統治對人的心靈、良知和精神的征服效應。

極權主義營造的奴役心態是對人的「內心征服」。奧威爾特別關注的是發生在知識分子身上的這種征服。《一九八四》中一個令人難忘的例子 —— 一個名叫湯姆·帕森斯（Tom Parsons）的小人物，「他是所有真信者中最狂熱的一個，他被女兒告發在睡夢中說過『打倒老大哥！』這件事直指真信者內心最深處的矛盾感受。為了『愛』老大哥，他不得不壓抑自己對仁愛部的意識——這個地方強烈地提醒着他老大哥的殘酷無情。由於他知道自己受到監視，隨時可能因非正統思想而遭受懲罰，他對老大哥的憎恨與恐懼必須壓抑起來、偽裝起來，甚至是對他自己」。結果，他採取了「過度補償」，他的恨轉化成了諂媚的愛。他最愛做的事就是「重複黨的口號，以說服自己相信他愛老大哥」。跟過度補償一樣，自我審查、自欺欺人、輕信和盲目崇拜、道德麻木、出賣和背叛、奴性、恐懼和極度猜疑、仇恨和狂熱的集體癔症、施虐狂和受虐狂也都是常見的極權主義心理，也都體現了極權統治對人的心靈、良知和精神的征服效應。

從 1984 到 2050

細節是小說的靈魂，《一九八四》中豐富的細節不僅涉及極權主義心理的種種微妙表現，而且包括巧妙的藝術構思和結構設計。這兩種細節相輔相成，都是小說整體意義的藝術表現形式。例如，小說以一年 12 個月的週期為其時間結構，從寒風凜冽的 4 月開始，這時漫長的寒冬似乎遙遙無期。但是，5 月來臨，温斯頓與姑娘茱莉婭的愛情一下子把故事帶入了春天，經過 6、7 兩個月的短暫激情，8 月被秘密警察逮捕。他在仁愛部的 101 房間裏度過了 9 個月，像是嬰兒在母體子宮內懷胎一般，誕生為「新人」，然後被處決。小說的三個高潮便是這一年過程的三個轉折點：第一高潮是温斯頓和茱莉婭萌生愛情，第二高潮是他們被逮捕，第三高潮是温斯頓在 101 房間裏獲得重生。其他的象徵性細節包括温斯頓的靜脈炎、鎮紙、灰塵、老鼠等。戈特利布着重分析的「夢」也是這樣的細節。

然而，她更加關注的是另一些對讀者有更高「智力要求」的細節，尤其是《一九八四》裏的《戈斯坦因的書》和附錄《新話原則》。這兩部分的藝術效果在於「運用智力」的諷刺。相較引人發笑的諷刺，運用智力的諷刺「更直接地呼籲理性的思維過程」。這兩個部分是戈特利布閲讀《一九八四》的關鍵部分，她以此揭示貫穿於《一九八四》中的悲劇人道主義，把關注力投向那種邪惡到「可能是『無法抗拒的』」黑暗力量。這種黑暗力量構成了對奧威爾堅守的「人類精神」的絕境考驗。《戈斯坦因的書》和《新話原則》的諷刺作用在於，它們以兩種不同的時段效果拉開讀者自己的自由意識與極權思想奴役的距離。《戈斯坦因的書》讓讀者回到了大洋國的過去——那個時候，大洋國還沒來得及造就《一九八四》裏那樣的極權現實。在那個過去的時刻，人們至少還沒有完全失去選擇是否要抵抗的自由。而附錄部分的《新話原則》則把讀者帶入一個 1984 年已經成為過去的歷史時段，這時候，極權統治已經進入了完美成功的「最後階段」，極權心態和思維方式已經成功地控制了每個國民的頭腦，自由意識的抵抗已經完全不再可能。

在現實世界裏，這一天會不會到來呢？這是附錄對我們提出的嚴肅智力思考要求，「我們並不肯定這個黨預測會在 2050 年左右出現的最後階段是否真的實現了，這就增加了假設的條件式所製造的矛盾心理。附錄顯然是讓我們推測一個世界『如果……會怎樣』，而不是思考這個世界『就是這樣』」。《一九八四》的世界裏，黨還在打造「新話」，一旦新話成為人們唯一知曉的語言，那將又會是怎樣的一個世界？

《戈斯坦因的書》和《新話原則》的諷刺更應該引起今天讀者對自己現實處境的思考。無論我們今天的境遇與《一九八四》中的如何相似，我們仍然處於小說描繪的災難之前，仍然擁有抵抗它的自由意志和機會，我們不能喪失這樣的自由意志，也不能放棄這樣的抵抗機會。

無論我們今天的境遇與《一九八四》中的如何相似，我們仍然處於小說描繪的災難之前，仍然擁有抵抗它的自由意志和機會，我們不能喪失這樣的自由意志，也不能放棄這樣的抵抗機會。

只是當我們意識到自己是在一個不同的歷史時段看待温斯頓的《一九八四》困境，我們與他對比的自由啟示意義才會變得清晰起來。與小說情節中的《戈斯坦因的書》一樣，看似與小說情節沒有什麼聯繫的《新話原則》也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出版商和批評家曾建議將這部分非小說敘述性文字排除在外。但奧威爾拒絕了，因為他把《新話原則》當作全書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戈特利布指出，「事實上，附錄緊接着故事令人悲傷的最後一幕，其功能與《戈斯坦因的書》類似：它有助於在核心人物與讀者之間創造一種情感距離。它使我們得以對極權主義心理這一諷刺目標有一個純粹理性的總覽」。在《新話原則》中，奧威爾向我們展示了一個由於話語毀滅、人類遺產與人類思想記錄失落而帶來的世界末日圖景。但是，「在小說和《新話原則》中，奧威爾又強調看似世界末日的景象並非神定的災難；它僅僅是我們現在常見的同一疾病的最終階段，而且我們必須避免吞噬『人類精神』的希望。最終，我們最後的希望仍是對話語救贖力量的信仰」。

奧威爾的《一九八四》是他為同時代的西方知識分子（尤其是作家）寫作的。他相信，知識分子「擁有至關重要的社會責任，因為只有他們能粉碎彌天大謊、避開雙重思想的陷阱，從而防止極權主義心理的蔓延」。控制語言就是控制思想，奧威爾對20 世紀 40 年代同時代人的告誡是，要堅持揭示真相，說真話和自由交流思想是「防止極權主義體系擴散的第一步」。這是《一九八四》的時效性。

奧威爾對同時代人的告誡是，要堅持揭示真相，說真話和自由交流思想是「防止極權主義體系擴散的第一步」。

在這個時效作用之外，《一九八四》還有一個對後世具有深遠意義，並屬於偉大文學的一般性維度，那就是，任何時候，我們都必須以拒絕和抗爭來面對極權控制人類心靈的危機。《一九八四》的「義憤」指向他那個時代的「失常」，「最終針對的是人類思維中接受謊言、容忍虛偽、在任何正統的『保護性愚蠢』中尋求庇護的癖性。極權主義恐怖的『黑白』心態僅僅只是我們向這種心態屈服的癖性的最高階段。極權主義思維製造出的和可能會製造的恐怖很可能會一直與我們同在。它們威脅着我們的理智，而我們必須時刻加以提防」。

《難題》原書出版於 1992 年，正是蘇聯和東歐發生劇變後人們對蘇聯式極權制度投以深刻反思的時候。也正是在這個歷史時刻，人們前所未有地看到，「『先前被禁止的真相』的揭露……是摧毀該體系唯一最重要的武器」。這是一種與我們每個人自己有關的真相。戈特利布讚賞格魯吉亞電影《懺悔》是一部關於我們自身真相的「威力十足的政治寓言」。電影裏，在人民自己準備好看清極權本質，並承認在「充滿恐怖、謊言和告發的統治下」自身的責任之前，以前那位死去的老大哥是無法被埋葬，還會借屍還魂的。極權批判必須包括批判者的自我批判，「在人們準備好直面關於自身歷史的痛苦真相之前，獨裁者的屍體拒絕文明的葬禮；它不斷重新露面，可怕地提醒着倖存者們想起自己忽視和否認的過去的邪惡與墮落」，「忽略和否認自身所處群體在過去犯下的罪行，無異於贊成和參與『彌天大謊』，並使極權主義心理存活下去」。

奧威爾對人類智識自由和真相識別能力的熱切信仰超越了他那個時代的特定爭議，成為我們今天對他所說的「人類精神」的理解核心：自由和為自由而抵抗。

對今天的讀者來說，《一九八四》已經遠遠超越了它的創作時代意義，而成為與我們自己時代密切關聯的偉大作品，「這部小說的普適性和永恆吸引力來自讀者的認知，即奧威爾賦予大洋國的思維模式是一種現存於我們周圍和內部的清晰的危險」。奧威爾對人類智識自由和真相識別能力的熱切信仰超越了他那個時代的特定爭議，成為我們今天對他所說的「人類精神」的理解核心：自由和為自由而抵抗。著名批評家喬治·伍德考克（George Woodcock）的《清澈的靈魂》是一部研究奧威爾的名著，他在分析了極權主義心態的多種特徵後，特別強調奧威爾把個人自由視為人類文明的基石。他寫道，「保持頭腦開放，不讓今天的奧布蘭進入和控制我們的頭腦，這是今天的第一需要。《一九八四》廣為人知，讓千百萬人比以前更加強烈地感受到這一需要。那些保持頭腦開放、思想獨立的男男女女守護着自由的火種，直到有一天能以有效、實際的方式來抵抗極權。……只要我們運用知識和遠見，為自由鬥爭，極權主義的最終成功就不是不可避免的」。

《一九八四》中温斯頓的遭遇讓我們關注他全然喪失自由的悲慘和絕望處境，並警告我們：如果我們因為絕望而放棄抵抗，他身上的奴役鎖鏈就是在我們自己的幫助下打造的。温斯頓完全喪失自由，「是由我們在他的過去所做的決定造成的」，他的奴役使我們更加在意我們自身此刻的精神和人性自由。這種自由無論多麼有限，都對我們的抵抗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因此，「對温斯頓而言，不可避免的那些事物在我們的未來依然只是一個警世故事。我們獲得自由的機會就埋藏在此刻的認知之中。……從他那更低水平的自由中誕生的悲劇諷刺保障了我們的更高程度的自由；與未來相關的現在，是這種自由的內在保障」。也就是說，我們是通過此時此刻某種自由意識來感知温斯頓的奴役處境的。一旦失去這種自由意識，我們就會變得麻木不仁，不再記憶過去，也不再展望未來，因而無可避免地落入與温斯頓同樣悲慘，甚至更加絕望的奴役中。

（徐賁：旅美學者，著名評論人，著有《走向後現代和後殖民》、《文化批評往何處去》、《知識份子和公共政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