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富豪政治课：任正非和马云，指点中央可以到什么地步？

尽管在国民党初选中落败，但在郭台铭宣布参选中华民国总统时，他成了最受世界舆论关注的华人企业家之一。与此同时，中国大陆的另一位被称许“可以选总统”的“大格局”华人企业家，也备受关注，但不同的是，这位企业家正面临着巨大的危机——他是华为的任正非。

华为在中美贸易战的背景下，成为美国火力攻击的头号靶子。曾经是川普高级顾问的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接受香港《南华早报》采访时，甚至认为美国杀死华为比打赢贸易战重要十倍。2019年初，先是任正非之女孟晚舟在加拿大身陷囹圄，几乎不面对媒体的任正非被迫出面发声；又在中美贸易谈判陷入僵局后，特朗普政府再度一通乱拳打向华为——高通、谷歌、微软、脸书等公司都在此针对华为的禁令后执行命令，高度依赖国际供应链和美国科技公司的华为疲于应对，并称自己是被“逼上梁山”。

尽管在此前，华为手机的市场销售策略，都或明或暗地和“爱国”绑定，但这一次，公众才真正地将百年屈辱的爱国叙事、民族主义情绪加诸华为。

尽管在此前，华为手机的市场销售策略，都或明或暗地和“爱国”绑定，但这一次，公众才真正地将百年屈辱的爱国叙事、民族主义情绪加诸华为。任正非终于开始频繁接受国内外媒体采访。这并不意外，作为华为的创始人，他必须在危难之际发声。但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他面对国内众媒体的“两万五千字采访”，竟然与中国官媒、中国外交部的说法有相当出入，乃至多了几分在公共舆论里消失数年之久的“公知”意味。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几点，有任正非反对“民粹主义”，感谢美国公司对华为的贡献，声称自己和女儿都用苹果产品，反对公众去抵制美国货；任正非还反对行动上的“自主创新”，而要“站在别人的肩膀上的创新”，认为华为的创新离不开国际──任正非对“闭关锁国”、“自力更生”倾向的批判呼之欲出；

任正非还要求政府重视教育，重视科学──与其说是谈教育，毋宁说是对人才选拔制度的暗中指摘。并且更直接的，他甚至说，“实际上我们还是开放晚了，改革晚了，WTO对人家是有承诺的，我们得到好处以后就要去兑现。如果早一些兑现，做一些贡献，就能团结更多朋友。”这一点与其说是委婉谏言，不如看作是对中国政府加入WTO以来所作所为的直接点名，和中国刚刚发布的《关于中美经贸磋商的中方立场》白皮书里，“责任全部在美方”的说法南辕北辙，倒是和美国对中国的批判相当一致。

有评论认为，这无非是任正非的公关话术，但如果只把这界定为一套公关话术的话，任正非显然没必要批判支持华为、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国内公众“民粹主义”，更没必要直言“WTO对人家是有承诺的”──如果这是国内公关的话，显然内宣外宣倒置了，这是应该面对国际舆论讲的话。因此，也有评论认为，任正非的言论不只是公关话术那么简单，而是某种程度上“中国精英阶层的共识”──包括华为任正非在内的中国企业家、知识精英、中产阶级都分享了同一套观念，也因此，任正非被评价为“大格局”。

就在任正非的“大格局”言论发表不久以后，本来大力支持华为与任正非的官媒，似乎有些风向暗换……

任正非的“大格局”也在中国网络上迅速发酵，不少人认为，任正非有资格当选中国总统──但恰恰，就是“可当总统”的任正非，在其两万五千字的访谈中，回避了中国现实社会议题，他说自己“不了解社会”。“社会”这个概念，在任正非的谈话中，似乎不包括他提到的产业、科技、教育、贸易、开放、制度等，而只关乎某些特定的领域──恰恰是在这个领域内，他讳莫如深，缄口不言。

然而，就在任正非的“大格局”言论发表不久以后，本来大力支持华为与任正非的官媒，似乎有些风向暗换，《人民日报》于6月6日发文《爱国情感绝非民粹主义》，认为“把正常的爱国情感与民粹主义联系到一起，显然是别有用心……在本质上反映的是极少数人价值观的扭曲与错位。”这显然是针对任正非的媒体采访而发。

此后连续数天，新华社发表评论，“要让投降派成为过街老鼠”，“这些人得了软骨病，丧失民族气节”，“将中美贸易战的责任单方面推给中国 ”，杀伐之气分外强烈，《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党报也发文痛批“崇美者”──尽管官媒从未指名道姓地批判任正非，但是不难发现，这些杀气腾腾的评论，至少有敲打之意，代表了中国高层的政治意志，与任正非的“大格局”和他所期待的营商环境、政经环境截然不同。

任正非数次对外媒否认华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极力强调华为只是一家民营企业，力图回到“在商言商”的道路上，而这次面对媒体的长篇采访，任正非的回答也和官方说法诸多出入──那么华为和任正非，与中国政府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

任正非认为一个强大的中国应该拒绝民粹主义，却也坚持回避中国现实社会与政治议题。

近期，因六四流亡海外的商界“大佬”万润南，在接受端传媒采访]时，也谈到华为和任正非的尴尬处境，“华为目前遇到的问题，与其说是美国对他的围堵，不如说是因为在中国这种环境下──我可以很明确地说──他不可能不和安全部门合作。尤其是在2017年6月《国家情报法》通过之后更是如此。华为作为领军通信企业，中共不可能不对它有所企图，虽然任正非在公开讲话中不断否认这一点。”

任正非在重重危机之下，在中美政治博弈中，谈华为的研发能力，支持站在别人肩膀上的创新，否定闭关锁国意义上的“自主创新”，批评中国教育，继续拥抱开放和全球化，反对贸易战和“美国政客”，认为一个强大的中国应该拒绝民粹主义，却也坚持回避中国现实社会与政治议题。

在中美贸易战“战局”恶化前，行事极为低调任正非几乎不在媒体上发言，遑论接受访问。但同样名列富豪排行榜最前列的马云，在他宣布退休前从不吝惜对于公共事务发言，他小心翼翼贴在尺度边缘，在华人富豪的“政治课堂”上，展现突出的个人特色。

马云：“和政府谈恋爱，但是不结婚”

美中贸易战起于川普当选美国总统，如今已经退休的马云并没有缺席这一役。2017年1月川普才上任，马云随即前往美国拜会，并声称将在未来5年内，让100万美国小企业业主能进入天猫，带来类似数量的就业机会，在这个过程中还能帮助平衡中美贸易。

不过，去年中美贸易战开打之后，马云接受《新华社》采访时改口“中国优先”，他说先前的承诺“是基于中美友好合作，双边贸易理性客观的前提提出的。当前的局面已经破坏了原来的前提，已有承诺没有办法完成了，但是我们不会停止努力，会努力推进中美贸易健康发展。我想说，两国间的贸易，世界上的贸易确实需要完善，但是贸易不是武器，不能用来打仗，它应该是和平的推进器。”

马云接受访问的时间是2018年9月20日，但就在10天以前，他已经宣布一年后退休，留下一片错愕和猜测：一个正值壮盛，年富力强的企业钜子，为什么在事业最高峰时急流勇退？

回顾马云发迹的历史，这位出生在杭州的“教师”转入互联网产业，在中国快速发展经济的几十年间，一路从B2B业务、淘宝、第三方支付、文娱等产业快速扩张。1999年马云创立阿里巴巴，2014年，阿里巴巴在纽约证交所上市，创下史上最高IPO的纪录，同年又与腾讯的马化腾、百度的李彦宏同时登上《财富》的富豪榜，三人中以马云居冠，标志BAT三大网络巨头称霸的时代正式来临。

然而在中国，没有一个民营企业家可以绕过政治问题，马云当然不例外。媒体总爱追问马云如何处理与政府的关系，他也不厌其烦地回复：“和政府谈恋爱，但是不结婚”（in love with the government,but don’t marry them）。

《经济学人》观察，阿里巴巴能一路壮大，某种程度要归功于马云如何技巧性地与中国政府打交道，建立一种既亲密又疏远的关系。

2016年9月，马云获邀请出任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青年创业和中小企业特别顾问，他在交流会时间，具体地将阿里巴巴与中国政府的关系分成三个阶段（https://www.guancha.cn/economy/2017_04_26_405467.shtml）：

第一阶段，政府不知道阿里在做什么，但给了发展空间。
第二阶段是理解。他们让2万4千名不同层级的官员参观阿里巴巴园区，平均每个工作日会有100名官员来访。
第三阶段，阿里巴巴向政府建议“给我们尝试的机会”，给企业家发展留空间以建设未来商业的基础设施。

这三个阶段，某种程度上来说，也对应了中国不同时期的经济发展情况与转变。马云在不同的阶段，也有不同的政治课。

有人说，互联网是上天送给中国的一份大礼，同样地，这份大礼也是送给马云的。

1978年12月18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召开，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当中虽然经历六四事件，但邓小平则认为应该继续维持三中全会的改革方向。

中共的高层官员曾陆续前往世界各地访问，希望改善从六四事件后，来自各国的抵制。他们清楚，改革的成功很大一部分是仰赖外资与新技术，如果中国希望可以加入“关贸总协定”(GATT，即现在的世界贸易组织WTO)，就得维持改革开放的路线。

1992年邓小平南巡，发表知名的谈话“致富光荣”，他说中国必须坚定改革开放路线，并准备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邓小平的政策受到民营企业家的推崇，其中包含马云，他曾说邓小平带给他的心得是：“你可以致富，你可以协助其他人致富。”

在改革开放的最初阶段，马云从一位杭州中学的学生到成为杭州电子工业学院讲师，之后创办海博翻译社。1995 年当马云前往美国，他在那里第一次碰到了互联网，在网上第一个搜寻的词汇是“啤酒”和“中国”。出于好奇，他和一个朋友为一个汉语翻译公司创建了基本网页。几个小时之内，就收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问询邮件。这让马云第一次体验到了互联网的力量，促使他在4年后创建了阿里巴巴集团。

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的公开信息显示，1997年10月中国上网的用户数才 62 万人，短短一年之间就增长至 117.5 万。自此，中国的网民数量就开始翻倍成长。

1999年中国迎来互联网创业热，有人说，互联网是上天送给中国的一份大礼，同样地，这份大礼也是送给马云的。这一年9月，马云成立阿里巴巴。隔一年，中国的互联网公司纷纷上市，阿里巴巴再获得软银投资2000万美元。

很快地，马云的名声通过外媒传向了世界，许多人将目光投注到中国这个庞大且未知的市场。马云是《财富》杂志杂志创刊五十几年来，第一个大陆的企业家；《时代》周刊则为他取名为“疯狂杰克”形容他在市场上的大胆作风。从此之后，马云与阿里巴巴的动态，就成了不少人观察中国的动向之一。

阿里巴巴多次遇上难缠的问题，比方说“支付宝”所属权问题、淘宝平台与工商总局公开冲突的事件。

第一批互联网创业家在二十一世纪初展现出十足的活力，他们打算改写中国经济的局面。而马云的事业发展鼎盛时期，甚至被形容为“帝国”，其中和政治关联最大的，要属金融创新和媒体。或许对马云而言，这两件事也等于一件。他需要发声管道，支持自己的创新事业，甚至冲撞体制。

在金融创新上，阿里巴巴帝国急速扩张，多次遇上难缠的问题，比方说“支付宝”所属权问题、淘宝平台与工商总局公开冲突的事件。甚至，当政府开始对民营企业进行监管时，不少互联网公司都遭遇困境。

对于马云来说，在阿里巴巴创立的前几年算得上稳住脚步的核心创业期间，特别是2003年成立的淘宝。2008年金融海啸爆发，马云的心态也的确有著与大国匹配的十足自信，“坦白说，我爱这场金融危机。”尽管阿里巴巴在这段期间内，也受到了不小的冲击，但他们依旧持续扩大产品与业务范围。

2013年，阿里巴巴宣布筹建小微金融集团，全面挺进金融领域。从6年前以小额贷款涉足金融领域，向小型企业、微型企业提供信用贷款和信用担保，到如今向个人消费者提供信用支付。至此，阿里的金融业务已经涵盖支付、小额贷款、担保以及保险业务。

同年6月17日，马云宣布余额宝正式上线。这个产品是在支付宝平台上操作的资金管理服务，用户储入余额宝的资金可连接若干货币基金，并且随时将资金用于消费支出。

《人民网》出现一篇署名为“马云”的评论，名称是《金融行业需要搅局者》

但这项创新产品最初并不见容于政府监理体系。6月21日，中国证监会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余额宝”违反了“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和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结算资金管理暂行规定的部分规定，业务或将暂停。

就在同一天，《人民网》出现一篇署名为“马云”的评论，名称是《金融行业需要搅局者》。马云在文中直言中国的金融监管制度过度，应该开放。“中国不缺银行，但是缺乏一个对10年以后经济成长承担责任的金融机构。今天的金融，确实做得不错，没有今天的支撑20％客户这样的金融机构，中国的经济30年来不可能发展到今天。但是靠今天这样的机制，我不相信能够支撑30年后中国所需要的金融体系。”

这封直接且态度强硬的公开信，无论是对于马云，或是任何一个中国的民营企业家来说都不太寻常。

“是否取缔规模超过4000亿的余额宝”，成了业内的争论重点。央视证券信息频道执行总编、首席新闻评论员钮文新发表《取缔余额宝》一文，直指余额宝是趴在银行身上的“吸血鬼”，坐收2%的利润。对此，支付宝回应称，其利润仅为0.63%。

这一场争议就如同，支付宝刚成立之初，就已经因为它能游离于央行监管体系之外，使得国有银行产生巨大的焦虑。为此，马云也曾经表示“只要国家需要， 随时凖备把支付宝献给国家”。但双方的矛盾依然很难通过一句效忠型的话语产生改变。

收购媒体在西方世界富豪圈里并不稀奇，但中国富豪意图掌握媒体，却是引人侧目的大动作。

阿里巴巴旗下的淘宝因为假货事件和工商总局之间有过一次短暂且公开的冲突，这是阿里巴巴罕见展现出对政府监管的强硬态度。

2015年1月23日，工商总局公布对网络上所销售的商品公布抽查结果，结果发现淘宝的正品率仅为37.25%。

过了四天，淘宝在官方微博上发布《一个80后淘宝网运营小二心声──刘红亮司长：您违规了，别吹黑哨！》（意旨评判不公）一文，称工商总局的“抽检程序违规”。接著，工商总局再次回应“抽检合法合规”，甚至公布《关于对阿里巴巴集团进行行政指导工作情况的白皮书》，指出其五大问题。

正当双方冲突越演越烈之际，马云跳出来发表声明：“假货虽然不是淘宝网造成的，但淘宝网注定要背负这种委屈。这种责任，淘宝只能认下它，解决它，因为解决假货和智慧财产权的问题就是解决淘宝的生存问题。”

向来被认为政商关系良好的阿里巴巴，连续几年都跟政府机关公开叫阵，这让媒体与评论者联想起马云收购海尔电器、中信21世纪、文化中国传播等企业时，“太子党股东”的种种传言。

另一方面，马云也开始直接收购媒体，这在西方世界富豪圈里并不稀奇，但中国富豪意图掌握媒体，却是引人侧目的大动作。

2013年，马云刚卸下阿里巴巴董事长之职，他在接受《南华早报》记者访问时谈到如何处理商业的争议事件，像是淘宝假货、支付宝分拆时等，拿了六四天安门事件来作比喻。马云说：“邓小平在六四他做为国家领导人，他要稳定，他必须要做这些残酷的选择，我上回讲，这不是个完美的决定，但这是一个最正确的决定。”此话一出立刻引发风波。阿里巴巴与《南华早报》对于报导内容各执一词，撰文记者甚至道歉辞职。

但正当外界好奇集网络、金融、传媒于一身的马云下一步要走向何方时。他却宣布辞职。

但没想到，隔了两年，马云却出手买下了这个引发这场风波的媒体。

马云尝试进入媒体业，最初是做为线上购物事业的侧翼，但自从2013年年初阿里入股新浪后，逐渐转向综合媒体领域。事实上，就在买下南早的消息传出前不久，阿里巴巴集团刚刚出资45亿美元，收购大陆最大的视频分享网站“优酷土豆”网。而《第一财经》、《无界新闻》乃至于《南华早报》的投资、收购，更让马云的影 响力深入了第一线的主流新闻媒体。

以马云的身份大肆收购、经营媒体，西方媒体有一套惯性解读，例如《纽约时报》采访了《南华早报》的十多名不愿透露姓名的记者表示，在阿里巴巴的控制下，（自我审查）的胆怯持续存在。他们讲述了该报如何避开关于中共领导人以及人权等争议话题的调查报导。

评论家林和立曾经是《南华早报》的中国新闻编辑，他接受BBC访问时说：“马云与北京的共产党领导层关系非常密切，他是中国制度的成品。他是百分百国产。他的公司在中国享有近乎垄断的地位，所以他有很多理由唯命是从。”

但正当外界好奇集网络、金融、传媒于一身的马云下一步要走向何方时。他却在2018年9月宣布将在2019年9月起不再担任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

马云一宣布退休，立即引来各种猜测：有认为《南华早报》在“栗潜心事件”上言论失控；也有报导认为“蚂蚁金服”体系无远弗届，已经具备威胁政府管治的潜力，北京当局不得不事先防范。

香港中大经济学教授庄太量则观察，马云或者中国其他新一批互联网富豪，之所以有今天，其实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政府在国家层面上阻止了外国的竞争者，通过防火墙让他们做成“独市生意”，国家称为游戏规则的制定者──政府想谁发达，谁就发达。

在中国，绝不存在商界钜子“富可‘敌’国”的可能。

当台湾企业家郭台铭“受妈祖所托”参与总统初选、彻底拥抱政治之时，中国大陆在中共的统治之下。商业领袖战战竞竞。

任正非的企业起于中国政府支持，如今面临重重危机，在中美政治博弈中，谈华为的研发能力，支持站在别人肩膀上的创新，否定闭关锁国意义上的“自主创新”，批评中国教育，继续拥抱开放和全球化，反对贸易战和“美国政客”，认为一个强大的中国应该拒绝民粹主义，却也坚持回避中国现实社会与政治议题。

任正非踩著红线，希望展现“大格局”而公开发言导致的结果是，在中国互联网引起巨大支持的同时，依然难免被官媒不点名敲打为“别有用心”，“价值观扭曲与错位”。

另一方面，经常以创新战略冲撞政府当局的马云，哪怕走上了世界经济的最高擂台华尔街，能和新科美国总统平起平坐，更拥有深入中国社会最细微肌理的商业、金融网络，但不管退休还是“被退休”，说走就走，看似云淡风轻，实则讳莫如深。

受到“举国体制”支持的华为任正非、阿里的马云尚且如此，其它的企业家的处境可想而知。

在中国，绝不存在商界钜子“富可‘敌’国”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