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记忆能全球圈粉吗？《国际桥牌社》挣一次说故事的自由

大陆偷渡客像牲口一样被赶回船舱，被麻绳捆紧的手紧抓著贴身家当。中华民国海军荷枪实弹，押著这帮偷渡客原船遣返。为防不死心的船家偷渡回海峡中线以东，船老大在军警的监视下，砰砰地以木板钉死门板和窗户。当船舱再被打开，被活活闷死的偷渡客脸上已浮现尸斑。

时间是1990年，中华民国政府遣返“闽平渔5540号”大陆偷渡客，据当时新闻报导，船老大在军方监视下封舱、出海后又不给水，导致25人窒息死亡。往事并不如烟，时隔30年，台湾首部政治剧《国际桥牌社》要把那个90年代搬上萤幕，这还只是惊心动魄的其中一幕。

换一个拍摄场景。剧中总统和远道而来的美方高层对谈、微笑、变脸、推杆，美方人士严正提及“美国因东亚偷渡客死亡感到困扰”，“小白球外交”的经典剧码在剧中重现。这名操著纯熟外交辞令的美裔演员，演的也许是自己的部分人生——走出镜头外，他正是2012年卸任、现居于台湾的美国在台协会（AIT）台北办事处前处长司徒文（William Stanton）。

“AIT处长不好做，台湾总统也很艰难，要面对的压力来自国内民意、中国、媒体，压力实在太大了，”司徒文在接受《端传媒》采访时半开玩笑、自问自答，“如果我可以选择职业，问我要当台湾总统或AIT处长，我还是要当后者......。”他回忆，在台工作期间曾见过前总统李登辉，李登辉当时频频使用日语、闽南语对话，频繁的语种切换，使得两人交谈有点卡住。李登辉当时也分享自己的养生方式，给司徒文饮食、医疗等建议。至于两人乃至历次台美高层见面，“桥”些什么事、又如何“桥”事，司徒文不愿、也不能谈。

总统选战正酣，预定至少拍摄8季的《国际桥牌社》历经4年筹备，今年宣布开拍，首季预计11月上映，已于日前杀青。第一季剧情背景设定为1990年到1994年，剧本带著观众经历野百合学运、国会全面改选、陈水扁当选台北市长、军售案、两岸密使联系等史实。主角包括菜鸟记者、行政院长女儿、国民党党工、党外青年等，非虚构里有虚构。与承平时期相比，骚动年代里的理想与爱情，总要惊天动地；在《国际桥牌社》饰演记者的陈妤，才演完台剧《我们与恶的距离》剧中的记者，演出《国际桥牌社》时，就呈现截然不同的精神状态，“我觉得自己接这部戏之后，每天都充满自信，哼哼！”在片场聊起新角色，她仿佛被90年代政治记者的亢奋附身，高高扬起下巴。

90年代之于台湾，意味著什么？老蒋在世时，说的那句“时代考验青年，青年创造时代”，现在听来不能再更腐朽了，但在90年代，仍有不少青年如是坚信。台湾歌手林强在《向前走》里高唱“什么拢不惊”，标志彼时台湾人的意气风发；台湾钱淹脚目之后，1992年，台湾人均GDP突破一万美元，正式步入发达经济体行列；1993年，台湾进入世界前20大经济体。政治上，长期对峙的海峡两岸刚开放探亲，中国政府在六四学运后遭全球谴责，隔著一湾海峡的台湾，则解除了全球最长戒严令，民进党在风雨中成立没几年，郑南榕于1989年自焚殉道。1990年，野百合学运登场；1991年，台湾废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1993年，辜汪会谈登场；1996年，李登辉当选中华民国首任民选总统。

“我活在那时代，老实说，你觉得时代在进步，一切都很有希望。你觉得一步一步在改革，而且那时台湾的经济情况很好......。”导演、《国际桥牌社》第一季编剧李志蔷回忆，野百合学运时，他还只是个大学生，台湾政治经济的大门一扇一扇被打开了，他们呼朋引伴上街参加学运、反对军人干政、呼吁废止刑法一百条，“我们参加的，都是台湾历史上很关键的运动！”语毕，李志蔷从“忆当年”的思绪里回神，“我现在上课，只能跟学生说：‘你们现在能反什么？大概只能反高学费吧。’”

“不演了”或“不敢演”

两岸关系真的只是某些政治人物口中的“假议题”吗？《国际桥牌社》的英文剧名叫做《Island Nation》，岛屿和岛上的人，不论愿不愿意，都逃不开1949年以后的那阵烟硝，主动或被动地站上战场。

影视圈自然没有逃过这场角力。戴立忍在2016年突遭中国市场抵制、遭举报为台独艺人、被迫道歉；而《国际桥牌社》开拍之前，已有更多台湾艺人主动或被迫接连表态：“我是中国人”。

“很多导演朋友现在都会自我审查。同志题目基本上不行，宗教、警界、政界黑暗也不行。”李志蔷说，台籍电影从业人员深谙中国影视圈生存之道，曾耳闻导演、男女主角被逼签署承诺“反台独”文件，近日，一名与他熟识的台湾摄影师来报，才刚在中国签下一份承诺书，声明反对台独立场。

在这个节骨眼参与《国际桥牌社》，不少业界人士基于好意或其他因素，前来劝退李志蔷：“你不想到中国发展吗？”“你难道不想要更大的市场吗？”与此同时，演员回报剧组“不演了”或“不敢演”。

《国际桥牌社》制作人汪怡昕说，拒绝演出的演员多达百人以上，不全因中国因素，更多人是因为档期、对剧的无法想像，“有人直接讲在中国那边还有工作，有人觉得我们类型不明，不知道会拍成什么样子，所以就不想冒险。”看多了听多了，对于拒绝已经不意外，剧组人员通常简短回应：理解、尊重。

事实上，一名演员在《端传媒》记者告知采访需求时，频频表示不愿针对该主题受访，数度表示“我不想被贴标签”、“我不谈政治”；更有艺人原先答应接演主角，当记者再度联系时，发现该艺人已辞演。除了演员变动，《国际桥牌社》导演、副导等工作人员亦换了一批人。

“有人直接讲在中国那边还有工作，有人觉得我们类型不明，不知道会拍成什么样子，所以就不想冒险。”

每个人要的东西不同；看过台湾影视圈的大起大落，这是李志蔷现在想参与的影视作品：“只有在自己的土地，才能自由创作、才能做自己觉得有意义的题材。”曾在中国拍片的他，如是看待这个人人口中的庞大市场：“我去大陆可以赚很多钱，但台湾导演过去，就是帮他们执行东西而已——执行一个‘合乎他们大陆市场的故事’。但是那个不是我要的。而且这也不会有自由度。”

“我就不信那个东西会卡死我”

“我们在这里自由拍摄政治剧，不论怎么拍，都不会被下架。”三月中旬，《国际桥牌社》开镜仪式登场，文化部长郑丽君在致词时，酸了中国影视圈的诸多限制，同时道出台湾影视界的恐惧与希望。

台湾影视音产业内外交迫，为了资金和市场，“往西走”是不少人眼中的唯一活路——即使人人深知，中国的创作自由日益紧缩，一路向西的同时，往往得一路闯、一路踩地雷。

真的只有这么一条生路吗？至少，这个团队不信这一套。

8季政治剧，顺利拍完至少要8亿元（新台币，下同），那是让人咋舌的天价。闽南语有句话叫做“免钱的最贵”；曾有投资人请人代为转达，愿意为该部剧投入巨资，《国际桥牌社》监制冯贤贤、汪怡昕拒绝了这天上掉下来的礼物：资金来源是国台办。

“我们要为台湾的影视开一条新的产品线。Nefilix有那么多档的政治戏，美剧能把政治剧拍得那么好看，为什么台湾不能？”冯贤贤说，台湾影视产业若想国际化，就必须先做出国际市场感兴趣的产品，“我们要做，人家才知道‘台湾也可以做这个’。如果我们没做成，人家永远认为台湾做不出来，然后认为我们只能做非常生活化的、小情小爱的小品。”

“小情小爱、小清新类的作品，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好。”冯贤贤又说，只要商业上可以活、观众喜欢，倒也无可厚非。只是，台湾的创作主题品项日渐单一，原创的影视作品变少了，“我们要开创原创政治戏剧、OTT（影音串流平台）引擎的概念，一集一集做下去——而且，是用工业化模式去产制的。”

“现在台湾的困境是在于，为什么我们只能做比较小题材？”汪怡昕自问自答：“我觉得，那是因为‘台湾记忆’这件事没有被我们当成全球圈粉的工具。”

谈到民主化经验的影视作品，很难忽略韩国。韩国可以，台湾为什么不行？一般业界常见的认知，会指向台湾影视圈对中国市场和舆论的畏惧。

“我们要做，人家才知道‘台湾也可以做这个’。如果我们没做成，人家永远认为台湾做不出来，然后认为我们只能做非常生活化的、小情小爱的小品。”

“韩国记忆为什么可以变成全球的的商品、变得那么有价值？我们现在就是做这个东西。”冯贤贤说，“我们在这一路碰到的困难，里面有没有中国因素？坦白说，有。可是我们不大希望强调这一点，愈强调，困难就愈大。”

“我们现在是主动出击，我要创造的就是全球市场，我管你有没有什么压力？做商业东西都有压力，集资都困难......。”冯贤贤谈起开路的艰难，“我们这样的小国、小市场，在海外市场已经丢掉的情况之下，要重新（把市场）找回来。”

只是，中国因素可以完全忽略吗？“如果把你的产品永远都寄望于一个单一市场的话，你受到的限制就会非常的大。而且他（中国市场）也反过头来限制了你的能力，你的能力会退化。”她如是观察：“我觉得最大的困难是大家丧失想像力和信心。中国因素只是......，我们就把它当做理所当然；有什么好讲的？也不用抱怨。我就不相信‘那个东西’会卡死我，是我们自己做得不够好。”

台湾业界逐渐丧失信心、能力退化，这是事实。她强调：“我们必须重新把这个能力练出来，本来就是应该面对全球市场，只是大家心里都没把握，都怕怕的，觉得怎么可能？谁要看我们的戏？其实大家心里偷偷的独白都是这样。那这样我们就不用混了。”

冯贤贤透露，第一季要拍摄1990年到1994年的民主化过程与氛围，第二季是1995年到1996年的台海危机；将一路拍到到第一次政党轮替......。“台湾民主化可以是全球（感兴趣）的议题，所以我们要努力使我们把它拍的好看，让人家了解，民主转型、和平的政权转移是怎么发生的？这其实是一个世界民族史上的奇迹。虽然我们自己在（台湾）里面觉得乱七八糟，但从外面来看，台湾还是相当amazing——尤其是90年代这一段。”

在影视圈打滚了30年的汪怡昕，在“八季影集”规格之外，对这部政治剧有著更丰富的想像：“我们是用季度来走；若有些独特的主题、或特别具有张力的单一事件，我们就做特别篇，或做成一、两集前传。”汪怡昕也透露，剧中会出现不少人物彩蛋，从淡出政坛的野百合世代到如今仍活跃台面上的人物，都可能客串。第一季拍摄期间，已话题不断，除了客串人物，考究的场景也是亮点，例如剧组借到总统府实景拍摄总统宣誓就职，这也是台湾史上首个在总统府大厅取景的剧组。此外，就连戏里的总统座车，也是前省长的宋楚瑜乘坐过的凯迪拉克轿车，警车亦是1990年的车型及规格。

“这是全民剧场概念，虚拟戏剧和真实背景人物交错，让观众串联历史和真实之间的关系。”他愈讲愈兴奋，把烟头一弹：“你知道这会像什么？这会像漫威系列！它会（主题）拉出去，这个故事就有更饱满的机会。”

为了成就一个饱满的故事，镜头后的付出往往是观众无法想像的。此前，汪怡昕为了制作李登辉的纪录片，录制超过100个小时的李登辉访谈，他的工作室玻璃窗里至今树立著接近真人身高的宋楚瑜人形立牌，立牌后贴了李登辉的头像，半夜路过车灯一打，常吓到路过的邻居，邻人抱怨，他却说这是“遏止小偷接近社区”的良方，至今不撤掉那立牌。

汪怡昕的人生经历亦称得上“饱满”，生命轨迹呼应著那个年代的风起云涌——1995到1996年，台海危机之际，他在马祖高登岛当兵，兵种为陆军砲兵，还被编列在“高登特别守备队”，终年只穿短裤、打赤膊，人称“高登铁汉”。风声砲声海浪声，没有离他太远，“他们曾经发给我们一个人两颗手榴弹，我傻眼啊，我是砲兵，没受过手榴弹训练啊，你配给我手榴弹干嘛？”青年时的他很快觉悟：“全部武装战备，（需要用到手榴弹的话）那是要肉搏战了啊。”“那时一岛一将军，有准备大家要一起死掉，我们最紧张的时候，的确就是被授命要开战。”

非虚构题材永远引人入胜，《国际桥牌社》剧情轴线里，一名主角在台海危机发生当下，恰恰在外岛当兵。谈到荒谬的细节，汪怡昕有说不完的黑色喜剧。“我们曾经躲在满满的弹药库，用卡式瓦斯炉煮泡面，那个一有火花就会爆炸。”满头白发的他自顾自呵呵笑起来，像个不怕死的青少年，“我们用望远镜看对岸女子中学的女生在打篮球，很好玩，躲起来吃泡面，好开心。”

该说这是台湾人的憨胆吗？老一辈口中的“水鬼”（编者按：两岸对峙时期，双方曾互派蛙兵深夜潜入对方阵营、砍下对方军人头颅，执行任务的人就叫做水鬼），汪怡昕是见过的，“早上他（水鬼）啪啪啪地游走，那个泡泡还这样啵啵啵地冒出来......。”那水鬼回大陆是要交差的；他和同袍曾“好心”放了罐头在水鬼上岸处，还“贴心”帮对方把罐头开好，“被长官发现，骂我们：‘妈的没出息的东西，给水鬼拿（罐头）就好，你还帮他开？’”

千万制作、“百万讲义”：资金缺口下，仍要调研

“如果这档不成，没有预期的话题、关注、认可、没有成功好好地说一个故事，我可能要背上6000万负债，我还有两个小孩，有一个刻苦、支持我的老婆，但我的公司也可能因此受牵连。重点是，环顾四周，大家会说：‘对，台湾要干这个事情’，但没人信你做得成......。”为了好好说这一个故事，汪怡昕和剧组到处找投资人，每每尝尽冷暖。

谁都知道，台湾的大众娱乐是个先天不足的小市场，单靠国内市场规模，撑不起高成本的制作。在台湾做影视，要务实、要浪漫、要时刻考量中国因素，还要随时准备脑洞大开；谈起为了这部剧的四处奔走，他强调目标不只为了戏，同时为了本土影视产业的更多可能。谈起资金的缺口，汪怡昕说：“从产业面来看，这样的扩张会比较有意义；未来希望贩售国际版权、和国际电视台接洽，我们希望能够开始做对国际市场的资金募集。”“其他国家一样是小市场，他们怎么做？人家当然找国际买家，有了国际买家的资金，才有办法支撑大规模成本的作品。”

“我讲浪漫一点，就是再回到我们（台湾）祖先那个状态。我们祖先就开著船到处抢劫，然后一堆人到处跑，走投无路的人，跑到台湾来，落地生根。所以台湾人本来就是在做国际贸易；只是我们有没有可能再让台湾的影视圈，重新具备那个勇气？”可现实又骨感得太实在，豪情一番后，他坦然：“我们来做，还是很吃力。”

“演员演不演？工作人员要不要参与？这应该回归到产业上的意义。”汪怡昕甚至认为，台湾“没有影视产业”，原因是从产业面来看，无法吸纳人才，“我们无法给这些人工作机会，还怪他们不演、不想冒风险......，责任不在他们啊！”他希望这次尝试可以提供解方：“所以我们要创造‘台湾记忆’的IP，我们产业端的人要够努力、系统健全、赚到钱，才能吸纳好的工作人员和演员。”

《国际桥牌社》筹拍共8季，刚开始拍摄的第一季预算高达新台币8000万元，最后花了7500万。除了文化部补助3000万，资金主要来自几位投资者的小额投资，以及汪怡昕自己的积蓄，凑一凑，仍有约1500万元资金缺口。“文化部从头挺到底，”汪怡昕感谢也感慨，募资过程中，有潜在投资人因在中国设厂或与中国企业有生意往来，纷纷却步；撇开对中国的恐惧，也有投资人单纯因为无法想像新类型的台剧，选择保守观望。

“如果所有东西都谈定、才要开拍，可能戏就拍不成了。”

目前，《国际桥牌社》正在与数个国外线上影音平台接洽，国内平台部分，“现在声量慢慢起来了，有几家平台说有意愿播，但仍然没有著落。”汪怡昕回想郑丽君在开镜时说过的“怎么拍都不会下架”，他想想也对，“因为现在连上架都还上不了啊。”

开拍直到杀青，还无法确定合作的平台，这在台剧史上似乎不常见？汪怡昕说，这部戏太特殊、和政治有关，“如果所有东西都谈定、才要开拍，可能戏就拍不成了。”“我得先拍出来给人家看。第一个做尝试的，就是要冒这些风险吧 。”

一边张罗资金，一边进行筹拍，光是筹备期间，演员就开始研读一本厚达上百页的“讲义”：剧组砸下近百万研究费，请来1990年代曾任职于国民党文传会的学者熊昔麒，耗时一年进行专案研究，整理90年代美中台关系以及重大外交事件始末，以第二季将筹拍的“1995-1996年台海飞弹危机：美日与两岸关系之背景资料整理”为例，光是参考书目，就包含上百笔的官方文件、期刊、书籍、中英文报导、学位论文。

《端传媒》在开拍前夕旁听熊昔麒替演员上课。墙上投影数十页的投影片，曾是国民党党工的他，如是理解90年代之于台湾发展的重要性：演员必须同时从外部因素、内部张力来解释台湾的民主化进程。70年代、80年代的基础建设和高速经济发展后，90年代台湾经济起飞、国民更有自信，促成对既有体制和生活习惯的改变；而世界上发生的事情也影响著台湾——1991年冷战结束，全球共产主义所涵盖的地区纷纷走向政治民主化、经济自由化，这些，是演员必读的功课。

《国际桥牌社》演员中有不少“90后”，这意味著，90年代的激情，离这些年轻演员实在太远了——民主在台湾发生时，他们可能刚来到世上。熊昔麒从最基础的历史、新闻事件讲授政治、经济背景，就连演员与人“握手”的方式、仪态也要教。

“我们那时的党工，都要学国际礼仪，”讲课时，熊昔麒直接请演员伸出手来，“虎口对虎口，这样出力，太大力也不好，握到三四下就好，”示范一次后，他让演员再握一次，显得很满意，“你这种握手的方式，就是会升迁。”

对史实考究至极，会不会一不小心就拍成纪录片？“戏要好看，它还是要有趣味，我们不是在做学术，要做的是创造性的重建。”冯贤贤强调，这部政治剧是以台湾民主化整个的发展历程为背景，所以重大事件都会纳入剧情，但是人物都是虚构，才有戏剧发挥的空间。

例如，剧中谈到总统府运作，涉及国安幕僚开会细节，都需要巧妙带入剧情，又例如一名党外餐厅的年轻人，原型就是党外时期被称为民主圣地的热炒店“阿才的店”。此外，剧中总统有糖尿病，被要求饮食清淡，所以常在下午五点就溜到侍卫的宿舍内，跟他们一起开伙，“这个事情是真的，”汪怡昕强调，“关于人物之间的分寸跟细节，是我们参酌的一些事实，然后根据这些细节，去做有趣的编排。”

“记者要挖新闻，记者的主管要维持好政治关系，总统要能在党内的斗争、国外的压力之中存活。”谈起围绕六名青年男女的时代故事，未必轰轰烈烈，但冯贤贤强调：“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求生的动力跟方法。”戏如人生，30年距今不远，不管呈现的重点是动力或方法，“求生”这道题，对台湾永远都是明喻。

（实习记者符煜君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