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化球员能“拯救”中国男足吗？

国歌奏响，镜头对准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25号球员，浓眉、深眼窝，正跟队友一起合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过去，他的名字是尼克·延纳里斯（Nico Yennaris），如今，他叫李可。

2019年6月7日晚，中国男足在广州与菲律宾队进行友谊赛，赛前的奏国歌仪式中，李可毫无争议地成为焦点。有大陆网友在视频网站打出弹幕，认为这个生在伦敦、几个月前才加入中国国籍的球员“求生欲极强”，另一条弹幕则表示：“估计他也是昨晚突击学了几句国歌，正在对口型呢”。

继2002年冲进日韩世界杯后，中国男足已连续16年无缘世界杯。由于在各大赛事中屡战屡败，男足的官方微博曾把“对不起”三个字长期置顶。而李可的出现，让不少已经绝望的中国球迷，重新找到了看球的动力。当中国队以2：0击败菲律宾时，一条“这或许是中国足球最好的时代：归化球员真的来了”的弹幕获得了最多点赞，有球迷甚至希冀，李可和他所代表的归化球员，将“保送”中国男足进入2022年世界杯。

归化球员指通过变更国籍而成为其他国家公民的球员。2019年5月30日，李可成为第一位入选中国国家队的归化球员，开启了中国足球的归化时代。这个时代的主题依旧是中国人的世界杯之梦——一个令体育举国制度感到难堪的夙愿、一道投射在“大国崛起”舆论下的阴影。而归化球员，真的能拯救濒临绝境的中国男足吗？

李可和侯永永们的归化之路：“小候，以后用咱中文名！”

谈及赛前唱中国国歌，李可对媒体表示，自己只发挥了“75%-80%的功力”，“平时，我会把国歌下载到手机里，一边听一边学。”

这是在中国做归化球员的基本修养。2019年3月29日发布的《中国足球协会入籍球员管理暂行规定》中亦有明文规定：入籍球员应能识国旗、认国徽、唱国歌。此外，还需学习党的历史、基本理论和中华传统文化；制定中文学习计划，培养爱国主义情怀等。

对于在英国成长的李可来说，这一切或许很陌生。据腾讯体育报道，李可的外公外婆是广东人，上世纪50年代赴伦敦打工，从事餐饮行业。他母亲名叫Ying，生于英国，目前在一所大学做餐饮经理；父亲则是塞浦路斯移民。“我很早就知道，我有资格代表英国、塞浦路斯和中国出战。”李可说。

当李可还是“延纳里斯”时，他就被英国《每日邮报》称为“一颗冉冉升起的明星”。他在场上司职前腰，出自英超豪门阿森纳俱乐部的青年球员培训体系（下称“青训”）。2014年，21岁的延纳里斯转会加盟英冠（英格兰第二级别联赛)的布伦特福德俱乐部，并成为球队的队长。

同年，在与英国一海之隔的挪威，16岁的约翰·赛特（John Sæter）与挪威老牌强队罗森博格签下第一份职业足球合同。他在球场上踢前腰位置，被挪威视作“98（98年出生的球员）三杰”之一。

赛特的父母在上世纪80年代留学日本时相识，父亲是挪威人，母亲侯豫榕来自中国河南洛阳。一次训练比赛，侯豫榕生气地发现儿子球衣上没出现自己的中文姓氏“Hou”，比赛结束后就让赛特更改，后者的名字遂变为“John Hou Sæter”（约翰·侯·赛特）。

1993年出生的延纳里斯和1998年出生的约翰·候·赛特，在2018年与中国足球联系在了一起。据资深媒体人赵宇介绍，北京国安俱乐部先后去挪威和英国找赛特和延纳里斯谈，问他们是否愿意加入中国国籍。2019年初，延纳里斯和赛特加盟北京国安俱乐部，随后两人分别改名，前者成为了李可（英文名Nico的谐音），后者则取母亲姓氏，叫“侯永永”。

据国际足联规定，想改国籍的球员必须满足以下四点中的一点：1、本人出生在该国；2、其父或其母出生在该国；3、其祖父或其祖母出生在该国；4、年满18周岁后，在该国连续生活超过5年以上（没有代表其他协会的国字号代表队在国际A级赛事出场的经历）。

延纳里斯的情况符合第三点，赛特符合第二点。不过，由于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想加入中国国籍，申请人必须放弃原国籍。英国独立撰稿人肯里克·戴维斯（Kenrick Davis）告诉端传媒记者，对英国人和挪威人来说，延纳里斯和赛特的选择显然“不可理喻”：“英国对海外移民司空见惯，但放弃英国国籍的行为少之又少，更不要说挪威是全世界最好的高福利国家。”

外界普遍认为，延纳里斯和赛特愿意成为中国的归化球员，主要还是金钱和世界杯的诱惑所致。

一位不愿具名的足球专家透露，归化球员由于和“提振竞技水平”、“足球大国崛起”这些概念紧密相关，所以“在中国’捞金’根本不成问题”，“甚至可以拿到在欧洲踢球时薪水的五六倍。”

另一个原因或许是：如果留在英格兰或挪威，李可和侯永永并不确定能入选国家队，但以他们的实力，一定可以入选目前在国际足联仅排名73的中国队，并有可能在未来实现世界杯之梦。

“职业球员，谁能拒绝参加世界杯这样的诱惑呢。”前网易副总裁、《体坛周报》副社长颜强在接受端传媒采访时说。

2月25日，侯永永在ins上晒出自己与母亲的合照，照片中他手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并配上“很荣幸成为中国第一名归化球员”的文字。近2000人为这条ins点赞，“中国足球以后靠你了”，有人留言道；还有人说：“小候，以后用咱中文名！”

“我特别希望在20年后，可以骄傲地对我的孩子说，你看看爸爸当年做了一个多么令人骄傲的正确决定。”改名后的李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这样说。

引进归化球员，是中国足球的一次“改革开放”

放眼全球，归化球员并不鲜见。2018年世界杯冠军法国队阵中，半数以上是有非洲血统的归化球员；2014年世界杯冠军德国队里，则有不少土耳其、波兰裔的归化球员。香港更是在2007年左右开始布局归化。前香港足总副主席贝钧奇曾公开表示，“归化球员的身体和技术要比香港本土球员好”。

再比如日本，早在二战时期，日本就出现过移居巴西的移民潮，这也让巴西拥有大批日侨，这个群体的后代，为日本国家队在日后提供了不少可供归化的青年才俊，而很多无法入选巴西国家队的巴西球员，往往会得到日本足协的青睐而选择入籍日本，为日本队上阵踢球。

但在中国大陆，这一步走得异常缓慢、艰难。

“过去，归化球员在足坛是一个禁词，因为足协和体育总局都不提，他们怕搞几个老外过来代表中国队踢球，会被球迷骂死。”曾执教过多家甲A俱乐部，被称为“中国足球语言大师”的陈亦明向端传媒表示，归化球员的引进，是中国足球的一次“改革开放”。

2018年12月的中国足球协会（下称“足协”）总结大会上，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足协党委书记杜兆才表示：“中国足协将积极推进优秀外籍球员的归化工作。”——这是足协官员第一次在公开场合谈起“归化球员”。

“2022年世界杯将是中国体育甚至中国社会的一个转折点，成与败，会让中国足球划出两条截然不同的轨迹。”

在高层公开表态的情况下，推进工作依旧走得很小心。据赵宇介绍，目前仅北京国安、广州恒大、上海申花、山东鲁能具备引进资质，每家俱乐部有两个名额。

当然，归化球员的主要目标，和提升俱乐部成绩关系不大。颜强说：“发展归化球员，就为了国家队能出成绩。”他分析到，体育举国体制在这两年走到了瓶颈，而作为中国体育风向标的足球，在历经假球、黑哨、高层变动和外教更迭后，已用尽了所有可能冲击世界杯的办法，“2022年世界杯将是中国体育甚至中国社会的一个转折点，成与败，会让中国足球划出两条截然不同的轨迹。”

一直以来，足球都是紧密关乎中国国家形象的运动，参加世界杯意味着国家富强、经济繁荣、民众对国家认同度高。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是众所周知的球迷。早在2013年初，他就在金砖国家领导人会议上表示：“我年轻时喜欢足球和排球，体育竞赛特别是足球比赛的魅力就在于不可预测。”

2015年3月16日，《中国足球改革总体方案》公布。第二天，《人民日报海外版》刊发《习近平的足球简史：国足夺世界杯冠军是我愿望》，谈到习近平对足球的喜爱，以及主政浙江时推进足球反腐。

“我听体育总局的朋友说，足协现在压力特大，据说高层发话了，进不了2022（世界杯），足协就得换一批人。”

可是，从2002年历史性地闯入世界杯后，中国男足连续16年“闯关”失败，让当局主导的“足球改革”变成一句笑话。2019年5月22日，国际足联宣布，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参赛球队不会由32支增加到48支，有球迷在这条新闻下评论：“看来中国队要提前告别2022年世界杯了”，被点赞最多的回复是：“别搞得跟世界杯扩成48支球队，国足就能进世界杯了一样：清华、北大扩招，关专科生什么事？”

不管“扩军”与否，2022年世界杯都成了检验中国足球、甚至中国足协的一次“关键大考”。“我听体育总局的朋友说，足协现在压力特大，据说高层发话了，进不了2022（世界杯），足协就得换一批人。”陈亦明说。

2019年3月8日，有记者在全国两会会场向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苟仲文提问：“中国足球近几年战绩不尽如人意，是不是意味着足球改革雷声大雨点小？”

苟仲文的回答，无形中道出了这届总局和足协对足球发展的惶恐与无奈：“中国足球一直在低水平徘徊，我们也很着急。应该说我们工作没有做好，这跟足球管理体制机制的顽疾有直接关系，但根本原因还在于没有很好落实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同时，我们在发展足球上不免有一些形式主义，也有急功近利的情况。”

在资深足球记者马德兴看来，中国足球选择迎接归化球员，正是某种程度上的“急功近利”。

“归化、归化，一天到晚就想着归化，心思都用在哪里？口口声声高喊‘重视青少年’，看看现在的青少年搞成啥样子了？前两年炒作U23（即under23，此处指“U23新政”，规定中国足球协会超级联赛中，球队报名的18人名单中，必须有2名23岁以下球员，其中1人必须首发）身价虚高，让青少年从小就是‘只认钱’。现在又是一天到晚‘归化’，这是在搞足球吗？”

归化球员能“拯救”中国足球吗？

马德兴道出了很多球迷的担心：归化球员会挤占国内球员发展机会、压缩年轻球员成长空间吗？

正如中国男足现任主帅里皮（Marcello Lippi，港译纳比）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所说：“中国没有足球文化，这里根本没有相应的人才储备。我8年前来到这里的时候，没有任何球队有自己的青训体系。”

“从人口上来看，中国绝对是大国，但如果从足球人口上看，中国却是不折不扣的小国。”《足球报》前记者李承鹏在接受端传媒采访时说。

所谓“足球人口”，指在本国足协备案的以足球为职业或半职业的人数。据国际足联2015年公布的数据，西班牙全国人口近5000万，足球人口350万；中国拥有13.7亿人口，足球人口却不到3万。

“总有人这样问：中国13亿人口，怎么就挑不出11个能踢球的？数字告诉所有人，还就是挑不出。不要说西班牙、德国这些足球强国，就拿近邻日本来说，3万在中国注册的球员，怎么去和110万日本注册球员拼？”李承鹏说。

特别是当“世界杯出线”和“国家队出成绩”成为摆在足协面前的一项泛政治化任务时，所有立足长远的青训培育计划都显得渺小又无力。

“归化球员是什么？是那种即插即用的，是进国家队立刻就能成为关键球员，能得分的，比如上海上港的埃尔克森，广州恒大的高拉特。”陈亦明提到的埃尔克森和高拉特都来自巴西、都是前锋、都在中超联赛展现过足够实力。据国内多家媒体消息，埃尔克森已同意加入中国国籍，而“高拉特入籍中国”的话题甚至在5月27日以165万的搜索量登上了微博热搜榜的第一位。

那么问题来了：未来国家队比赛，中国球迷能接受几个身穿国足球衣的外国面庞唱国歌？

“11个球员里有6，7个人是老外，还在那唱国歌，说实话我接受不了。”在腾讯网一条关于归化球员的新闻下，某匿名用户这样评论。这条评论得到超过10万网友点赞。

颜强认为，中国人对归化球员天然排斥，和儒家文化的特质有关，“中国人对外来文化的融合能力虽然强，但接受速度却非常缓慢，因为自古以来，我们笃信的都是万国来朝，而不是所谓的‘蛮夷’跑过来帮你打仗。”

“很多人把归化球员的问题上升到民族高度，这或许也是当代中国体育，甚至当代中国社会的一大矛盾：现代社会越来越开化，越来越和外部世界联通，但中国人却始终无法摘掉头上那顶叫’大国’的帽子，于是他们开始编造各种与民族和文化自信有关的言辞来自圆其说。”

“足协既是联赛的筹划者，也是利益分配者。他的上级主管部门要求足协这个挣钱大户向其他冷门运动‘输血’的行政命令，更是让足协把赢利看成最主要的目的。”

李承鹏认为，“或许那些愿意入中国国籍的球员，就是给现在国足刻下世界杯烙印的救命图章。归化球员是大势所趋，这或许切合了政治与足球捆绑后的’国家形象刚需’，但我们不能片面就认定这是一种急功近利的表现。”

陈亦明也觉得，当归化球员代表中国队踢出成绩后，大陆会涌现出更多理性的公民，“他们看到国足的希望后，会让小孩踢球，这样中国的足球人口就在增加，从此进入一个良性的选才过程，也会间接促进国内足球青训体系的完善、水平的提高。”

当然，中国男足面临的问题，远不是几个归化球员可以解决的。

“你们中国搞足球的领导，怎么换得那么快？”

李承鹏认为，中国足球根本就没有“罪人”：“官员、球员、教练、媒体、球迷本质上都是无辜的，中国足球的原罪在体制。你有什么样的体制，就有什么样的足球，社会上的其他行业也一样。”

中国足协被业内人士视作竞技体育界的一朵“奇葩”：它是国家体育总局管辖下的一个半官方机构，从法律上看，它是一个民间组织，却揣着一颗向体制靠拢的红心。足协的一切决定，都代表官方的利益和态度；足协内部的一切人事任命，都代表官方意志，也遵循国家政府机关公务员升迁奖惩的规则，提拔任命需要“看政治觉悟，讲公职履历”。

中国足协的主要工作是组织、管理和经营每年的职业足球联赛。“足协既是联赛的筹划者，也是利益分配者。他的上级主管部门要求足协这个挣钱大户向其他冷门运动‘输血’的行政命令，更是让足协把赢利看成最主要的目的。”某不愿具名的媒体人在接受《检察日报》采访时指出。

这套体制毫不意外地滋生了腐败。2007年，辽宁广原俱乐部发生球队职员、球员涉嫌赌球和打假球等丑闻，俱乐部总经理王鑫外逃，随后被全球通缉。“王鑫案”让中国足球的假、赌、黑浮出水面。据中央电视台《新闻1+1》节目报道，中国足坛在2009年掀起反腐风暴，上百人接受了未被公开的调查，被查和入狱的上至足协掌门人，下至各大俱乐部管理者、球员和前国脚。

此外，足协亦逃不脱“外行管内行”的命运。

“各级足协的领导者和俱乐部负责人基本上都是行政干部、退役运动员等出身，没有足球管理学和经济学知识，对经济投入没有明确导向和领导能力，甚至对一些基本的足球规则都不清楚。”《青年体育报》前总编辑毕熙东曾这样说。

李承鹏在2010年曾对足协历任专职副主席进行过盘点：“崔大林以前是搞田径的，他接管足球后，有着十连冠辉煌的辽足再也没有夺过冠；阎世铎是工农兵出身，政策法规他最懂；南勇是冰上先生，男子速滑是他的特长；谢亚龙是百米短跑好手；韦迪是水上运动专家。” 2010年后，接任足协副主席的张剑是搞法律的，他的继任者蔡振华则是打乒乓球出身。

加诸在这些“外行”肩上的压力亦不容小觑。“唯成绩论”在中国足坛成了一种“政治正确”：足协领导人为了出一时的政绩，不惜以破坏能在实质上提高本国足球水平的联赛为代价，而在泛政治高压的出线任务之下，足协的专职副主席们也换了一茬又一茬。

“如果我是中国足球的管理者，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制定一项长期规定，然后十几年甚至几十年都不去改变。中国足球，中国企业甚至中国社会从来不缺乏创新，但现实中的问题是，有时候你最需要的不是不断去创新，而是朝着一个方向持续地走下去。”英国萨尔福德大学体育商业与产业系主任、体育营销专家西蒙·查德威克（Simon Chadwick）接受端传媒采访时表示。

赵宇则回忆了自己在2011年写《日本足球考》时，前往东京拜谒“日本足球教父”川渊三郎的一段往事。

“我记得他（川渊三郎）当时跟我说：’你们中国的考察团来了一批又一批，我们每次都毫不保留地把经验进行分析，但中国足球好像也没什么太大改变。”

赵宇至今难忘的一个场景是，有日本足球界的某位人士曾私下问他：“你们中国搞足球的领导，怎么换得那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