歸化球員能「拯救」中國男足嗎？

國歌奏響，鏡頭對準中國國家男子足球隊25號球員，濃眉、深眼窩，正跟隊友一起合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過去，他的名字是尼克·延納里斯（Nico Yennaris），如今，他叫李可。

2019年6月7日晚，中國男足在廣州與菲律賓隊進行友誼賽，賽前的奏國歌儀式中，李可毫無爭議地成為焦點。有大陸網友在視頻網站打出彈幕，認為這個生在倫敦、幾個月前才加入中國國籍的球員「求生欲極強」，另一條彈幕則表示：「估計他也是昨晚突擊學了幾句國歌，正在對口型呢」。

繼2002年衝進日韓世界盃後，中國男足已連續16年無緣世界盃。由於在各大賽事中屢戰屢敗，男足的官方微博曾把「對不起」三個字長期置頂。而李可的出現，讓不少已經絕望的中國球迷，重新找到了看球的動力。當中國隊以2：0擊敗菲律賓時，一條「這或許是中國足球最好的時代：歸化球員真的來了」的彈幕獲得了最多點讚，有球迷甚至希冀，李可和他所代表的歸化球員，將「保送」中國男足進入2022年世界盃。

歸化球員指通過變更國籍而成為其他國家公民的球員。2019年5月30日，李可成為第一位入選中國國家隊的歸化球員，開啟了中國足球的歸化時代。這個時代的主題依舊是中國人的世界盃之夢——一個令體育舉國制度感到難堪的夙願、一道投射在「大國崛起」輿論下的陰影。而歸化球員，真的能拯救瀕臨絕境的中國男足嗎？

李可和侯永永們的歸化之路：「小候，以後用咱中文名！」

談及賽前唱中國國歌，李可對媒體表示，自己只發揮了「75%-80%的功力」，「平時，我會把國歌下載到手機裏，一邊聽一邊學。」

這是在中國做歸化球員的基本修養。2019年3月29日發布的《中國足球協會入籍球員管理暫行規定》中亦有明文規定：入籍球員應能識國旗、認國徽、唱國歌。此外，還需學習黨的歷史、基本理論和中華傳統文化；制定中文學習計劃，培養愛國主義情懷等。

對於在英國成長的李可來說，這一切或許很陌生。據騰訊體育報導，李可的外公外婆是廣東人，上世紀50年代赴倫敦打工，從事餐飲行業。他母親名叫Ying，生於英國，目前在一所大學做餐飲經理；父親則是塞浦路斯移民。「我很早就知道，我有資格代表英國、塞浦路斯和中國出戰。」李可說。

當李可還是「延納里斯」時，他就被英國《每日郵報》稱為「一顆冉冉升起的明星」。他在場上司職前腰，出自英超豪門阿森納俱樂部的青年球員培訓體系（下稱「青訓」）。2014年，21歲的延納里斯轉會加盟英冠（英格蘭第二級別聯賽)的布倫特福德俱樂部，併成為球隊的隊長。

同年，在與英國一海之隔的挪威，16歲的約翰·賽特（John Sæter）與挪威老牌強隊羅森博格簽下第一份職業足球合同。他在球場上踢前腰位置，被挪威視作「98（98年出生的球員）三傑」之一。

賽特的父母在上世紀80年代留學日本時相識，父親是挪威人，母親侯豫榕來自中國河南洛陽。一次訓練比賽，侯豫榕生氣地發現兒子球衣上沒出現自己的中文姓氏「Hou」，比賽結束後就讓賽特更改，後者的名字遂變為「John Hou Sæter」（約翰·侯·賽特）。

1993年出生的延納里斯和1998年出生的約翰·候·賽特，在2018年與中國足球聯繫在了一起。據資深媒體人趙宇介紹，北京國安俱樂部先後去挪威和英國找賽特和延納里斯談，問他們是否願意加入中國國籍。2019年初，延納里斯和賽特加盟北京國安俱樂部，隨後兩人分別改名，前者成為了李可（英文名Nico的諧音），後者則取母親姓氏，叫「侯永永」。

據國際足聯規定，想改國籍的球員必須滿足以下四點中的一點：1、本人出生在該國；2、其父或其母出生在該國；3、其祖父或其祖母出生在該國；4、年滿18週歲後，在該國連續生活超過5年以上（沒有代表其他協會的國字號代表隊在國際A級賽事出場的經歷）。

延納里斯的情況符合第三點，賽特符合第二點。不過，由於中國不承認雙重國籍，想加入中國國籍，申請人必須放棄原國籍。英國獨立撰稿人肯裏克·戴維斯（Kenrick Davis）告訴端傳媒記者，對英國人和挪威人來說，延納里斯和賽特的選擇顯然「不可理喻」：「英國對海外移民司空見慣，但放棄英國國籍的行為少之又少，更不要說挪威是全世界最好的高福利國家。」

外界普遍認為，延納里斯和賽特願意成為中國的歸化球員，主要還是金錢和世界盃的誘惑所致。

一位不願具名的足球專家透露，歸化球員由於和「提振競技水平」、「足球大國崛起」這些概念緊密相關，所以「在中國』撈金』根本不成問題」，「甚至可以拿到在歐洲踢球時薪水的五六倍。」

另一個原因或許是：如果留在英格蘭或挪威，李可和侯永永並不確定能入選國家隊，但以他們的實力，一定可以入選目前在國際足聯僅排名73的中國隊，並有可能在未來實現世界盃之夢。

「職業球員，誰能拒絕參加世界盃這樣的誘惑呢。」前網易副總裁、《體壇週報》副社長顏強在接受端傳媒採訪時說。

2月25日，侯永永在ins上曬出自己與母親的合照，照片中他手持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並配上「很榮幸成為中國第一名歸化球員」的文字。近2000人為這條ins點讚，「中國足球以後靠你了」，有人留言道；還有人說：「小候，以後用咱中文名！」

「我特別希望在20年後，可以驕傲地對我的孩子說，你看看爸爸當年做了一個多麼令人驕傲的正確決定。」改名後的李可，在接受媒體採訪時這樣說。

引進歸化球員，是中國足球的一次「改革開放」

放眼全球，歸化球員並不鮮見。2018年世界盃冠軍法國隊陣中，半數以上是有非洲血統的歸化球員；2014年世界盃冠軍德國隊裏，則有不少土耳其、波蘭裔的歸化球員。香港更是在2007年左右開始布局歸化。前香港足總副主席貝鈞奇曾公開表示，「歸化球員的身體和技術要比香港本土球員好」。

再比如日本，早在二戰時期，日本就出現過移居巴西的移民潮，這也讓巴西擁有大批日僑，這個群體的後代，為日本國家隊在日後提供了不少可供歸化的青年才俊，而很多無法入選巴西國家隊的巴西球員，往往會得到日本足協的青睞而選擇入籍日本，為日本隊上陣踢球。

但在中國大陸，這一步走得異常緩慢、艱難。

「過去，歸化球員在足壇是一個禁詞，因為足協和體育總局都不提，他們怕搞幾個老外過來代表中國隊踢球，會被球迷罵死。」曾執教過多家甲A俱樂部，被稱為「中國足球語言大師」的陳亦明向端傳媒表示，歸化球員的引進，是中國足球的一次「改革開放」。

2018年12月的中國足球協會（下稱「足協」）總結大會上，國家體育總局副局長、足協黨委書記杜兆才表示：「中國足協將積極推進優秀外籍球員的歸化工作。」——這是足協官員第一次在公開場合談起「歸化球員」。

「2022年世界盃將是中國體育甚至中國社會的一個轉折點，成與敗，會讓中國足球劃出兩條截然不同的軌跡。」

在高層公開表態的情況下，推進工作依舊走得很小心。據趙宇介紹，目前僅北京國安、廣州恆大、上海申花、山東魯能具備引進資質，每傢俱樂部有兩個名額。

當然，歸化球員的主要目標，和提升俱樂部成績關係不大。顏強說：「發展歸化球員，就為了國家隊能出成績。」他分析到，體育舉國體制在這兩年走到了瓶頸，而作為中國體育風向標的足球，在歷經假球、黑哨、高層變動和外教更迭後，已用盡了所有可能衝擊世界盃的辦法，「2022年世界盃將是中國體育甚至中國社會的一個轉折點，成與敗，會讓中國足球劃出兩條截然不同的軌跡。」

一直以來，足球都是緊密關乎中國國家形象的運動，參加世界盃意味着國家富強、經濟繁榮、民眾對國家認同度高。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就是眾所周知的球迷。早在2013年初，他就在金磚國家領導人會議上表示：「我年輕時喜歡足球和排球，體育競賽特別是足球比賽的魅力就在於不可預測。」

2015年3月16日，《中國足球改革總體方案》公布。第二天，《人民日報海外版》刊發《習近平的足球簡史：國足奪世界盃冠軍是我願望》，談到習近平對足球的喜愛，以及主政浙江時推進足球反腐。

「我聽體育總局的朋友說，足協現在壓力特大，據說高層發話了，進不了2022（世界盃），足協就得換一批人。」

可是，從2002年歷史性地闖入世界盃後，中國男足連續16年「闖關」失敗，讓當局主導的「足球改革」變成一句笑話。2019年5月22日，國際足聯宣布，2022年卡塔爾世界盃參賽球隊不會由32支增加到48支，有球迷在這條新聞下評論：「看來中國隊要提前告別2022年世界盃了」，被點讚最多的回覆是：「別搞得跟世界盃擴成48支球隊，國足就能進世界盃了一樣：清華、北大擴招，關專科生什麼事？」

不管「擴軍」與否，2022年世界盃都成了檢驗中國足球、甚至中國足協的一次「關鍵大考」。「我聽體育總局的朋友說，足協現在壓力特大，據說高層發話了，進不了2022（世界盃），足協就得換一批人。」陳亦明說。

2019年3月8日，有記者在全國兩會會場向國家體育總局局長苟仲文提問：「中國足球近幾年戰績不盡如人意，是不是意味着足球改革雷聲大雨點小？」

苟仲文的回答，無形中道出了這屆總局和足協對足球發展的惶恐與無奈：「中國足球一直在低水平徘徊，我們也很着急。應該說我們工作沒有做好，這跟足球管理體制機制的頑疾有直接關係，但根本原因還在於沒有很好落實中國足球改革發展總體方案。同時，我們在發展足球上不免有一些形式主義，也有急功近利的情況。」

在資深足球記者馬德興看來，中國足球選擇迎接歸化球員，正是某種程度上的「急功近利」。

「歸化、歸化，一天到晚就想着歸化，心思都用在哪裏？口口聲聲高喊『重視青少年』，看看現在的青少年搞成啥樣子了？前兩年炒作U23（即under23，此處指「U23新政」，規定中國足球協會超級聯賽中，球隊報名的18人名單中，必須有2名23歲以下球員，其中1人必須首發）身價虛高，讓青少年從小就是『只認錢』。現在又是一天到晚『歸化』，這是在搞足球嗎？」

歸化球員能「拯救」中國足球嗎？

馬德興道出了很多球迷的擔心：歸化球員會擠佔國內球員發展機會、壓縮年輕球員成長空間嗎？

正如中國男足現任主帥里皮（Marcello Lippi，港譯納比）近日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所說：「中國沒有足球文化，這裏根本沒有相應的人才儲備。我8年前來到這裏的時候，沒有任何球隊有自己的青訓體系。」

「從人口上來看，中國絕對是大國，但如果從足球人口上看，中國卻是不折不扣的小國。」《足球報》前記者李承鵬在接受端傳媒採訪時說。

所謂「足球人口」，指在本國足協備案的以足球為職業或半職業的人數。據國際足聯2015年公布的數據，西班牙全國人口近5000萬，足球人口350萬；中國擁有13.7億人口，足球人口卻不到3萬。

「總有人這樣問：中國13億人口，怎麼就挑不出11個能踢球的？數字告訴所有人，還就是挑不出。不要說西班牙、德國這些足球強國，就拿近鄰日本來說，3萬在中國註冊的球員，怎麼去和110萬日本註冊球員拼？」李承鵬說。

特別是當「世界盃出線」和「國家隊出成績」成為擺在足協面前的一項泛政治化任務時，所有立足長遠的青訓培育計劃都顯得渺小又無力。

「歸化球員是什麼？是那種即插即用的，是進國家隊立刻就能成為關鍵球員，能得分的，比如上海上港的埃爾克森，廣州恆大的高拉特。」陳亦明提到的埃爾克森和高拉特都來自巴西、都是前鋒、都在中超聯賽展現過足夠實力。據國內多家媒體消息，埃爾克森已同意加入中國國籍，而「高拉特入籍中國」的話題甚至在5月27日以165萬的搜索量登上了微博熱搜榜的第一位。

那麼問題來了：未來國家隊比賽，中國球迷能接受幾個身穿國足球衣的外國面龐唱國歌？

「11個球員裏有6，7個人是老外，還在那唱國歌，說實話我接受不了。」在騰訊網一條關於歸化球員的新聞下，某匿名用戶這樣評論。這條評論得到超過10萬網友點讚。

顏強認為，中國人對歸化球員天然排斥，和儒家文化的特質有關，「中國人對外來文化的融合能力雖然強，但接受速度卻非常緩慢，因為自古以來，我們篤信的都是萬國來朝，而不是所謂的『蠻夷』跑過來幫你打仗。」

「很多人把歸化球員的問題上升到民族高度，這或許也是當代中國體育，甚至當代中國社會的一大矛盾：現代社會越來越開化，越來越和外部世界聯通，但中國人卻始終無法摘掉頭上那頂叫』大國』的帽子，於是他們開始編造各種與民族和文化自信有關的言辭來自圓其說。」

「足協既是聯賽的籌劃者，也是利益分配者。他的上級主管部門要求足協這個掙錢大戶向其他冷門運動『輸血』的行政命令，更是讓足協把贏利看成最主要的目的。」

李承鵬認為，「或許那些願意入中國國籍的球員，就是給現在國足刻下世界盃烙印的救命圖章。歸化球員是大勢所趨，這或許切合了政治與足球捆綁後的』國家形象剛需』，但我們不能片面就認定這是一種急功近利的表現。」

陳亦明也覺得，當歸化球員代表中國隊踢出成績後，大陸會湧現出更多理性的公民，「他們看到國足的希望後，會讓小孩踢球，這樣中國的足球人口就在增加，從此進入一個良性的選才過程，也會間接促進國內足球青訓體系的完善、水平的提高。」

當然，中國男足面臨的問題，遠不是幾個歸化球員可以解決的。

「你們中國搞足球的領導，怎麼換得那麼快？」

李承鵬認為，中國足球根本就沒有「罪人」：「官員、球員、教練、媒體、球迷本質上都是無辜的，中國足球的原罪在體制。你有什麼樣的體制，就有什麼樣的足球，社會上的其他行業也一樣。」

中國足協被業內人士視作競技體育界的一朵「奇葩」：它是國家體育總局管轄下的一個半官方機構，從法律上看，它是一個民間組織，卻揣着一顆向體制靠攏的紅心。足協的一切決定，都代表官方的利益和態度；足協內部的一切人事任命，都代表官方意志，也遵循國家政府機關公務員升遷獎懲的規則，提拔任命需要「看政治覺悟，講公職履歷」。

中國足協的主要工作是組織、管理和經營每年的職業足球聯賽。「足協既是聯賽的籌劃者，也是利益分配者。他的上級主管部門要求足協這個掙錢大戶向其他冷門運動『輸血』的行政命令，更是讓足協把贏利看成最主要的目的。」某不願具名的媒體人在接受《檢察日報》採訪時指出。

這套體制毫不意外地滋生了腐敗。2007年，遼寧廣原俱樂部發生球隊職員、球員涉嫌賭球和打假球等醜聞，俱樂部總經理王鑫外逃，隨後被全球通緝。「王鑫案」讓中國足球的假、賭、黑浮出水面。據中央電視台《新聞1+1》節目報導，中國足壇在2009年掀起反腐風暴，上百人接受了未被公開的調查，被查和入獄的上至足協掌門人，下至各大俱樂部管理者、球員和前國腳。

此外，足協亦逃不脱「外行管內行」的命運。

「各級足協的領導者和俱樂部負責人基本上都是行政幹部、退役運動員等出身，沒有足球管理學和經濟學知識，對經濟投入沒有明確導向和領導能力，甚至對一些基本的足球規則都不清楚。」《青年體育報》前總編輯畢熙東曾這樣說。

李承鵬在2010年曾對足協歷任專職副主席進行過盤點：「崔大林以前是搞田徑的，他接管足球後，有着十連冠輝煌的遼足再也沒有奪過冠；閻世鐸是工農兵出身，政策法規他最懂；南勇是冰上先生，男子速滑是他的特長；謝亞龍是百米短跑好手；韋迪是水上運動專家。」 2010年後，接任足協副主席的張劍是搞法律的，他的繼任者蔡振華則是打乒乓球出身。

加諸在這些「外行」肩上的壓力亦不容小覷。「唯成績論」在中國足壇成了一種「政治正確」：足協領導人為了出一時的政績，不惜以破壞能在實質上提高本國足球水平的聯賽為代價，而在泛政治高壓的出線任務之下，足協的專職副主席們也換了一茬又一茬。

「如果我是中國足球的管理者，上任後的第一件事就是制定一項長期規定，然後十幾年甚至幾十年都不去改變。中國足球，中國企業甚至中國社會從來不缺乏創新，但現實中的問題是，有時候你最需要的不是不斷去創新，而是朝着一個方向持續地走下去。」英國薩爾福德大學體育商業與產業系主任、體育營銷專家西蒙·查德威克（Simon Chadwick）接受端傳媒採訪時表示。

趙宇則回憶了自己在2011年寫《日本足球考》時，前往東京拜謁「日本足球教父」川淵三郎的一段往事。

「我記得他（川淵三郎）當時跟我說：』你們中國的考察團來了一批又一批，我們每次都毫不保留地把經驗進行分析，但中國足球好像也沒什麼太大改變。」

趙宇至今難忘的一個場景是，有日本足球界的某位人士曾私下問他：「你們中國搞足球的領導，怎麼換得那麼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