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北京警察到六四抗暴者：他牽着兩歲女兒，目睹世界翻轉

“我觉得对不起孩子…… 真对不起……我不想想这些事了……”

眼前近1.9米高、留着板寸头的山东大汉，话说到一半，突然脸皱成一团，哽咽得无法继续，发出轻声的呜咽。他低头，伸手去擦通红而湿润的双眼。

孙立勇，在北京当过八年警察，作为六四抗暴者亲历了八九学运。

当年无法加入示威学生行列的民众，转而以各种方式支持学运：号召罢工反抗、设置路障、拦截与烧毁军车等等，这个群体被称为六四抗暴者。六四之后，孙立勇因创办“反革命刊物”而入狱七年，被迫与年幼的女儿分离。他后来逃亡到澳大利亚，成了一名建筑工人。

如今，58岁的他头发已经半白，不过腰板儿总是挺得直直的，只有谈到女儿时，他潸然泪下，蜷缩在沙发的一角，似一只受伤的巨兽。

气氛有点尴尬，他提出要去抽根烟。孙立勇是个老烟枪，开口说话时嘴里会冒出阵阵烟臭味。他说起往事时绘声绘色、手舞足蹈，又像个嘴上带着几分侠气的说书人。

可只要提到女儿，他的语气就会柔和起来。女儿是铁骨铮铮的孙立勇心中最柔软的部分。

第一声枪响

那个改变他一生的夜晚，孙立勇与女儿在一起。

1989年6月3日晚，他正在家吃晚饭。本来在播新闻的电视画面忽然变成蓝色，播送着戒严部队指挥部的通告，要求北京市民留在家中。

孙立勇放下饭碗，打算出门去，丈母娘问他干嘛去。

“今天晚上共产党要开枪了，”孙立勇答。

“开枪那你干什么去？”

“保护学生啊！”

丈母娘大概没把孙的话当回事，说了句激他的：“你要真想去，你就带着你孩子去。”

孙立勇还真把两岁多的女儿带出了家门，往天安门的方向去。

“那会儿年轻气盛啊，现在想来真是后怕。”

大概晚上十点多，他俩走到复兴门外大街的燕京饭店（编注：后被海航集团收购，现为北京唐拉雅秀酒店）附近时，好几辆平板车迎面而来，车上躺着流血呻吟的伤员。远处有公交车在熊熊燃烧，那是民众用来堵军车的路障。女儿瞧见了，说：“爸爸，你看那边那么亮！”响彻天际的坦克轰鸣声从亮光的方向传来。

他们身边这时突然响起阵阵急促的子弹声，孩子不懂危险，反而兴奋起来：“爸爸，发炮了，过年了！”

旁边的人们高喊“快跑！”本来揹着孩子的孙立勇，赶紧把孩子抱在怀中，往边上的胡同里飞奔逃命。他瞥见子弹在他头上嗖嗖飞过，还有的打到地面上反弹起来，擦出点点闪亮的火光。

“我回头一看，坦克一撞那辆着火的公交车，一秒钟，公交车就成了两半。什么路障，什么都不是。”

当官的孩子在倒这些东西，他们用权力来获取利益。我们不满这些社会不公，于是才支持学生。

孙立勇护着女儿安全返回家中。而他的世界，从此翻转了。“从第一声枪响起，我对中国共产党、这个政府彻底绝望。我开始走向它的反面。”

那晚之前，孙立勇说，他从没想过推翻共产党。他只是很现实地希望，能过上更好的日子。

“你买电冰箱，花900，我买电冰箱，花1700。因为你有关系，我没关系。你能买到洗衣机，因为你有票，我没票。当官的孩子在倒这些东西，他们用权力来获取利益。我们不满这些社会不公，于是才支持学生。”

六四之后，孙立勇没也再踏进天安门广场一步，他说那广场上都是冤魂。最靠近的时候，他也只是坐在人民大会堂的台阶上，望向正对面的天安门。

反骨警察

孙立勇出生在工人家庭，父母都是共产党员，家庭教育忠党爱国。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的出身“根正苗红”。

不过从小，他就不服从权威。

“我属于那种在学校不听老师的话，在家里不听父母的话，当警察不听领导的话，那种不听话的人。用北京人的话来讲，就是头脑后有长反骨的人。”

阴差阳错的是，他高考以寥寥几分落榜，进了公安学校，在北京当上了警察。他说，警队机关里盛行拍领导马屁，一片腐败风气，孙立勇不习惯，处处碰壁。“他们希望我是一只绵羊，但我是一个爱顶牛的人。”

领导跟我说，小孙，这个是政治性的事情。你是刀把子。共产党要你剁，你不能不剁。

1986年，北京爆发学潮，一些学生被扭送到孙立勇所在的公安局。孙支持学生的诉求，拒绝审讯他们，故意频频告假，被扣了一个月工资。

“领导跟我说，小孙，这个是政治性的事情。你是刀把子。共产党要你剁，你不能不剁。你不能讲学潮是对的。你这是跟党和政府的立场不一致。”

孙立勇在1987年辞职，离开格格不入的警队系统，但他毫不讳言这段过去。“我以前当过警察嘛”如今仍常被他挂在嘴边。

他转而到北京橡胶供销公司当保安员。保安是份闲差，孙立勇说，他没事就到处瞎溜达。八九学运期间，他每天都往天安门广场跑，单位离广场走路只要15分钟。

“我说下去检查工作了，其实是到广场了，跟学生聊聊天，捐款、送水。”

他当年28岁，被平均比他小十岁的学生们挡在了纠察队围栏之外。学生自发组成了纠察队，挡在请愿学生与支持他们的民众之间，以保护学运的纯洁性。

一向反叛的孙立勇，却对学生定的规矩照单全收，并无不满。

“我就想我们的任务就是保护学生，支持学生最好的方法就是听他们的。他们不让进我们就不进。大家要团结一致。”

孙立勇说，直至今日他不怨学生一分。

他唯一遗憾的是，30年来流亡海外的学生领袖们大多没有进行自我反思检讨。

“那场运动之所以最后失败，哪里做得不好，他们没有作出一个历史性的、对自己的剖析。”

六四抗暴者

1989年5月20日，当局颁布戒严令。深夜，孙立勇跟一群北京市民在北京军事博物馆附近的胡同里，打算围住约30辆军车。“我们大概一两百人，都是无组织的散兵游勇，彼此不认识。”

四周黑压压的，他们不敢亮手电筒的光，借着月光，猫着腰往里走。人人手里提着大板砖，准备随时出击。孙立勇心里有点慌，戒严令刚下，戒严部队会对民众采取什么行动，大家心里都没有底。

到了军车跟前，群众发现军人都没有配戴武器。人们把手里板砖都抛下，开始滔滔不绝地给军人介绍学生的诉求，请求他们不要伤害请愿学生。

“我们说，今天你们不应该给共产党当狗腿子，你们应该站在人民一边，人民士兵爱人民，人民也爱人民士兵。”还有人回头从家里给部队送来凉白开、酸梅汤和馒头。

军人们端正地坐在车上，无动于衷，也不回话。

群众转而敲开了指挥车的窗户，有人把一只扩音喇叭递给了车中的中校，要求他表态，不然就毁坏车的通讯天线。

中校见势，下车发言：“各位北京市民好。我是中校，我是副团长，但是你们放心，我们，绝不会镇压北京市民，更不会镇压我们的大学生。”

“人民解放军万岁！”大伙儿齐呼。清晨时分，人群渐渐散去。

孙立勇至今不知道，这位中校和他手下的部队最终有没有参与六四镇压。

打开监狱的大门，我是志愿者

六四之后，孙立勇明白，自己不再是之前那个安于清闲的保安了。

“我就思考，我作为一个北京市民，我现在应该干什么？我是像所有人一样沉默吗？我想我不是，我应该反抗。怎么反抗呢？我没有武器，我们只有笔和纸，就做刊物。”

我们专选在晚餐时间邻居炒菜、电视新闻播放时打印，那样邻居就不会闻到油墨味、不会留意到印刷的噪音。

他与友人创办了杂志《民主中国》，后改名《钟声》，共发行五期，每期印刷约200册，孙立勇担任主编。他特意选在一座居民楼里印刷刊物，印刷时间严格控制在晚上六点半到七点半。

“我当过警察嘛，反侦查能力可好了。我们专选在晚餐时间邻居炒菜、电视新闻播放时打印，那样邻居就不会闻到油墨味、不会留意到印刷的噪音。”

他与友人通过邮寄、投递居民区的方式散播杂志。杂志不大，传单大小，大家一份份塞入信封，贴上邮票，投入邮筒。1991年，友人在邮寄刊物时，不慎被警察逮住了。

孙立勇放弃了逃亡的机会，决定向当局投案，希望替同案的友人承担罪名。“杂志是我带着大家办的。如果我要跑了，我觉得对不起我的同案。”孙立勇说，他当时想起不知谁说过的一句话：打开监狱的大门，我是志愿者。

孙立勇被判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判有期徒刑七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刑事判决书中写到，他的刊物诽谤国家独裁，煽动推翻国家政权，为反革命暴乱份子鸣冤叫屈。

孙立勇把狱中的日子数算得一清二楚：2557天。

他在回忆录《走过冰山》中详尽记录了期间受到的虐待：他戴着近二十斤重的手铐脚镣，被关押在如蒸笼般热得透不过气的禁闭室内；因为行动受限，他无法用手解开裤子大小便，只能撕开裤裆解手，即便如此还是够不着用手纸揩净，导致肛周感染；在恶劣的生活条件下，他还患上了中耳炎、美尼尔综合征、高血压等疾病。

然而如今，孙立勇在Twitter上打趣说，那七年的大部分时间“都挺好的”。

他在狱中结识了不少志同道合的好友。“共产党把我们这些反革命都关在一块，全认识了！”

其中有原北京大学法学讲师王天成。两人一度都被囚禁在北京第二监狱，放风时能碰到面。为了不让狱警察觉，他们绕着圈走路，擦身而过时故意不看向对方，这样每次匆匆说上几句话，就此结下了难兄难弟的情谊。

六四30周年之际，孙立勇飞越重洋到美国参加纪念活动，也特地到王天成在费城附近的家中作客，并接受端传媒的专访。

王天成在《走过冰山》的序中曾写道：“尽管立勇并没有像有些朋友那样幸运地备受关注，但他一直在履行一个公民、一个爱国者的责任。为了这份责任，他付出过很大的牺牲。”

七年牢狱让孙立勇最煎熬的，是铁窗分隔了他与年幼的女儿。

入狱一年半后，他第一次在狱中见到当时五岁多的女儿。家里亲戚透过警界关系，把孩子抱到他跟前。“她完全不认识我了。我穿着囚服，剃着小寸头。我硬给她抱过来，她哇哇地哭。”

小女孩没认出父亲，孙立勇的家人就跟孩子说，爸爸到了美国留学。她天天搬来小板凳在家门前等爸爸回家，但迟迟没等到他，后来暗暗猜测，爸爸是不是死了。

直到1996年，她十岁，偶然听见祖父母探监时要给爸爸带去红烧肉，才得知真相。小女孩央求祖父母带上她去探监，他们约定，无论如何，她不能哭。

事先不知情的孙立勇，等来了一个莫大的惊喜。

“我太激动了。我们隔着玻璃说话。我一看，孩子长高了，都长1米5了，四年级了。我问她，还认识爸爸吗？女儿回答说，认识，老看你照片。她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就是不下来。我对她说，你好好读书，你不要再来了，爸爸还要一年多就回家了。”

民运推灰工

1997年出狱后，孙立勇先后开过两家书店维生，里面全是普罗大众喜闻乐见的畅销书，日本漫画、言情小说、养生书籍等等，供人租赁或购买。

2003年，他的第二家书店开在北京大红门，租金很贵，他跟朋友借了好几万块。开店不到三个月，两辆警车开到了店门口。

“我说，你们什么意思？他们那带头的说：‘孙大哥，没事儿，想您了，看看您来了，想找您下盘棋。’结果他下完围棋杀象棋，杀完象棋下跳棋，从早上八点下到晚上八点，我一天一单生意都没做成。”

当过警察的孙立勇立即意识到，这是由于前一天他参与组织了一场民运人士讨论中国民主未来的聚会，消息外泄了。

这样对峙了几天，警察挑明了来意，上级要切断孙立勇的经济来源，书店不关门的话，他们就会“天天来下棋”。

“一旦共产党认定你是敌人，那么你终生都是他的敌人。它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曾经反对过它的人，”孙立勇说。他下定决心逃离中国。

2004年11月4日是另一个让孙立勇刻骨铭心的4日，那天他逃亡到澳大利亚，女儿紧随其后。他出狱后，两人像朋友一样相处，几乎无话不说。“她喜欢哪个男生都告诉我。”

一提到女儿，孙立勇按耐不住满满的骄傲。他说，女儿的学业优秀，大学毕业后谋得高薪厚职，还交了澳大利亚男友。

“我不懂英文，但在澳大利亚也算是扎下了根。”

孙立勇现在是一名推灰工，他的英文虽不算灵光，但能用英文专业术语解释推灰的工序：上胶、推平、打磨……

“这样你就看不出来，这面墙原本是有缝的。”

我希望海外民运人士不要打横炮，不要打自己；我们要打竖炮，要打共产党的专制制度，打横炮的都是吃饱了撑着的。

他自认主要是个理想主义者，不过也承认生活很现实，吃喝拉撒睡，柴米油盐醋，一个都不能少。

在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两道推力下，孙立勇大半生换过种种身份，像一面被抹过层层新灰的旧墙，而六四是上面一道不可修复的裂痕。

在澳大利亚，孙立勇创建了中国政治及宗教受难者后援会，资助流落各地的受难者及其家属。六四30周年来临之际，他编纂了《六四抗暴者法庭档案》，囊括了108名抗暴者的信息。他说，抗暴者是在六四之后结局最悲惨的群体。与学生领袖不同的是，他们往往不受国际社会关注，判刑重，出狱后际遇凄惨。

从警察到六四抗暴者，从“反革命分子”到海外民运人士，孙立勇对民运同志们有个忠告。

“我希望海外民运人士不要打横炮，不要打自己；我们要打竖炮，要打共产党的专制制度，打横炮的都是吃饱了撑着的。我希望你们都找一份工作，有个职业，像我一样，养活自己。”

“我是一名建筑工人。”如今，孙立勇这样向陌生人介绍自己。

（实习记者徐涵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