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结束1989体制的苏丹，能否避免阿拉伯之春的悲剧？

2019年4月11日，撒哈拉沙漠国家苏丹的首都喀土穆（Khartoum），聚集在街头的人群欢呼雀跃。歌声与舞蹈和国旗洒满街道。年轻人拍下欢庆的画面，发在了Youtube、Twitter、Instagram和Tik Tok（抖音海外版）——一个时代结束了。从1989年开始即置身苏丹权力中心，在位超过三十年的强人总统巴希尔（Omar al-Bashir），在人们长期的街头抗议之后，被军方逼宫下台。

这场几乎没有流血的政变，被许多人认为是阿拉伯世界“第二轮民主化”的又一个例证。在“阿拉伯之春”过去近十年后的今年，北非国家阿尔及利亚爆发街头抗议，执政20年的布特弗利卡（Abdelaziz Bouteflika）总统辞职下野。这仅仅比苏丹巴希尔政权的结束早了一周多。

在苏丹，街头运动已经持续超过半年。长期的经济不景气与西部达尔富尔（Darfur）地区的内战状态令人煎熬。货币贬值，粮食与日用品涨价。面包价格上涨三倍，成了压垮旧秩序的最后一根稻草——2018年12月，苏丹人开始走上大小城市街头表达抗议，要求巴希尔政府下台。后者在2019年年初宣布紧急状态，希望镇压运动，然而军方却临阵将枪口指向了巴希尔。

不过，巴希尔下台并不意味着旧秩序离场，也不意味着民主化的想像就能立刻给予苏丹人美好的未来。强人下台后，政治博弈在军方与街头民众之间展开：军方要求成立一个军人占据多数的过渡权力机构，经过一段时间，再将权力交接给文官政府。而抗议民众要求立刻实现过渡。一个多月过去了，5月14日，军方和抗议者就临时政府的架构达成一致，然而其后的5月15日，军方又以抗议者部署了街垒为由暂停了谈判，并给出了72小时的期限，要求抗议者撤出路障。形势又变得严峻起来。

军队的权力，仍然是笼罩在喀土穆上空的阴影。在进入斋月的喀土穆，街头抗议的人群仍然日夜聚集。这不禁让人联想到两段并不久远的历史：十年前的“阿拉伯之春”；三十年前，发生在苏丹的伊斯兰主义政变让巴希尔上台。

今天的苏丹，能避免重蹈覆辙吗？

伊斯兰或独裁？

2010年开始的“阿拉伯之春”，曾是民主自由的象征：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叙利亚，人们走上街头，抗议长期实行威权统治的强人政府。在镇压、反抗与角力过后，埃及总统穆巴拉克悻悻落台；而利比亚的卡扎菲死于昔日被镇压者的乱枪之下。

独裁者落马，民主与自由之花却未开遍中东。权力真空变成了政治力量的多方混战。强人威权下长期被压制的伊斯兰政治力量浮出水面。在埃及，穆斯林兄弟会以与世俗妥协的面貌赢下了民主选举；在利比亚，宗教武装陷入了混战；叙利亚则变成了大国的竞技场，反阿萨德的独裁与民主之争，迅速变成了民族冲突、教派冲突与疯狂杀戮的混合。“伊斯兰国”在此中崛起，而到如今，在各方疲惫不已的近十年后，阿萨德政府重新控制了叙利亚的秩序。

在埃及这样由军人独裁走向民主的国家，也见证了在自由派的公民团体和穆兄会斗争激化后，以将军塞西（Abdel Fattah el-Sisi）代表的军方势力乘势发动政变推翻穆兄会的穆尔西（Mohamed Morsi）政府。在一连串的逮捕、审判乃至处决后，伊斯兰政治在埃及重新被军方镇压，民主选举也变成了纯粹过场，强人专制的政治又回来了。

从反独裁到伊斯兰政治，再到回到强人专制，阿拉伯之春模式不断复制着。刚刚面向政治民主化走出第一步的苏丹，也会面临这样没有选择的“二选一”局面吗？不乏有人担心。

苏丹的年轻人对此颇为乐观。“很多搞中东研究的中国朋友跟我说你们要小心，要不然会变成利比亚和埃及，不仅是中国人，很多西方人、阿拉伯人和非洲人也这么说。我统一的回答是——苏丹不一样。”在中国内地读研究生的苏丹人巴达威（Badawe）告诉端传媒，“苏丹人很平和。”

这背后，是苏丹过去三十年的独特政治脉络。不同于埃及的世俗军事强人模式，或沙特的保守王室，巴希尔政府以激进的伊斯兰主义闻名。1989年政变上台的巴希尔，当时依附於穆斯林兄弟会的教士图拉比（Hassan Al-Turabi），建立了伊朗风格的伊斯兰神权政府，并且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伊斯兰教法沙里亚法（Sharia law）。其后，巴希尔以伊斯兰的名义对当时尚未独立的南苏丹和后来的达尔富尔地区发动“圣战”镇压，造成空前的人道主义危机，死亡人数的估算从数十万到两百万不等。更甚者，巴希尔在1990年代接纳了大批逃离海湾地区的激进伊斯兰主义分子，其中就有本·拉登（Osama bin Laden）和他的“基地”组织。苏丹一度成为国际恐怖主义的温床。

沙里亚法在苏丹

不过，正是因为长年的政治伊斯兰传统，导致如今抗议者宗教上的温和与反激进倾向。根据《卫报》的报导，当伊斯兰主义者在变天两周后到首都喀土穆开会时，民众对他们怒目以视。民众对军方的不满之一，也在于军方建制力量中有大量巴希尔提拔的伊斯兰主义者。抗议者希望将这些人逐出政府，并且废止沙里亚法。军方则坚称过渡时期会继续保留沙里亚法——尽管经过三十年之后，沙里亚法在苏丹可以说是更多流于名义而非实质了。

在反对伊斯兰主义的人群中，明显可见年轻人、少数族群、被压迫者和女性团结在一起。在现场视频中，人们高喊着和达尔富尔人民在一起的口号。一位叫做Salah的年轻苏丹女性，成了此次抗议的著名形象。视频中，她一袭白衣，发表者慷慨激昂的演说，号召街头的人们继续斗争——白衣是历史上苏丹女性参与政治运动的重要政治象征，象征着妇女在这场运动中的重要位置。

据BBC报导，在这次的抗议中，多达70%的抗议者是女性，她们关注的重要议题之一，便是要求改变妇女的被压迫地位。在沙里亚法下，女性要面对严重的暴力、歧视乃至鞭刑。以女性为首的抗议者，很难接受苏丹变天后继续维持沙里亚法，也很难接受伊斯兰主义者继续掌握国家机器。

在城市人群之外，反对阵营中的农村传统力量也对外来的激进教派有着天然的拒斥。据伦敦政经学院研究生杜尔马兹（Mücahid Durmaz）的总结，苏丹当前的反对力量，主要由工程师、教师、学生组成的“苏丹专业人士集团”（The Sudanese Professionals Association, SPA）领导，他们的盟友还包括了传统主义，以农村为阵地的乌玛党（Umma Party），部分程度上代表着苏丹传统的苏菲派穆斯林。

苏丹苏菲派

挪威卑尔根大学社会人类学系教授芒格（Leif Manger）自1970年代以来一直研究苏丹社会，他告诉端传媒记者：“如果原教旨主义者掌握了政权，那么现有的冲突会仍然继续。”在他看来，苏丹再次走上原教旨政治将会是最糟糕的情况——但也是目前看来最不可能发生的情况。

更紧迫的问题是，苏丹的各方力量如何形成政治妥协和新的秩序？这是从1960年代到1989年，苏丹人一再失败和跌倒的地方。

1989的阴影：曾经的民主转型为何失败

阿拉伯之春中，激进伊斯兰抬头的模式或者在苏丹可以避免。但苏丹一贯以来的政治力量碎片化，却很可能会带来强人政治的回归——1989年巴希尔的政变上台，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1985年，同样是一个春天，同样是因为政府降低补贴导致基本物资价格上涨，同样是由专业人士发动，苏丹人在示威中推翻了15年连任总统的专制领导人尼迈里（Gaafar Nimeiry）。紧接着，军队主导成立了过渡时期军事委员会，同样经过了冗长的谈判，倾心伊斯兰主义的军方和坚持世俗化的反对派妥协出了一个民主化方案——在接下来为了组建议会制政府而进行的大选中，传统的乌玛党获得胜利，温和的苏菲派教士，圣人后裔萨迪克·马赫迪（Sadiq Mahdi）出任总理。

与今天类似，开始民主化的政府发现自己面临一系列社会分裂——军方希望保留尼迈里晚年推行全国的沙里亚法，新议会中的主流则主张将其废除另立新法；南苏丹的“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对喀土穆的新中央保持观望，而北方内部就是否重开战端还是回到谈判桌意见不一。

马赫迪尽管人气超群，却无力在议会制造成的碎片化政党局面下统领国家。在废除沙里亚法的问题上，他的态度暧昧，犹豫不决，在他的亲戚、穆兄会领袖图拉比的原教旨主义面前节节败退。世俗派嫌他宗教保守不够世俗，原教旨主义嫌弃他过于温和。优柔寡断的总理让国家政治的碎片化愈发严重，但自己却毫无章法。

同样的故事还发生在苏丹南北之间——迟迟未能废除的沙里亚法让非伊斯兰的南方由欣喜变成了失望，南北苏丹的战端重开，打打停停，支持和平的人与支持战争的人，都酝酿了不满。

碎片化的政治，重在分权而轻于决策的议会制内阁制，国家事实上的内战状态，让1985-1989年的苏丹陷入了政权更迭后的巨大空洞中。美国的苏丹史专家柯林斯（Robert Collins）在《苏丹现代史》中写道：“（革命之后的政府）当中包括了许多能力非凡的苏丹人，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拥有一位真正的领导者所应当具备的魅力、个性和远见。”

最终，激进的原教旨伊斯兰、穆斯林兄弟会和军事强人一起抬头。1989年6月30日，巴希尔带领一群军官和士兵推翻了马赫迪的政府，将教士图拉比拥戴上位，巴希尔的三十年统治就此开始。

如今走上街头的年轻人，少有三十年前的沉重回忆。但从街头抗议，到临时政府，到民众和军队的拉锯、世俗与宗教的牵扯、碎片化的选举政治——今天发生的一切，又无不和当年的历史惊人地相似。在洋溢的乐观中，隐隐也是危机的味道。

挪威的芒格教授表达了他的关注与不乐观：“这一切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改变。他们需要更长时间，更靠谱的解决方案。就算街头的人群赢了这一轮，他们能有时间完成他们想要的改变吗？他们还可能遇到下一场军事政变。”

“从苏丹的历史上看，这显然是可能的局面之一。”

轮回还是新的开始

喀土穆的变迁气氛，让网络上的苏丹年轻人对未来充满向往。绘画和涂鸦在喀土穆街头蔓延，抗争艺术也遍地开花。尽管距离一个可预期的良善政治，仍然有漫漫长路。5月14日，抗议者和军警爆发了小规模冲突，造成双方共5人死亡。

苏丹人希望将自己的未来掌握在自己手上——尽管这个历史上作为埃及殖民地的国家，总是被各种外来力量所拉扯。长期研究非洲政治的塔夫斯大学学者德瓦尔（Alexander William Lowndes de Waal ）就指出，苏丹军方领导人都有不同的外国关系：前情报机构领导人哥什（Salah Abdallah Gosh）背后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力量，军方的临时领导人布尔汗（Abdel Fattah Abdelrahman Burhan）则亲近沙特阿拉伯，之前是苏丹驻也门的参战军队指挥。伊斯兰主义者背后则有卡塔尔和土耳其的影子，军官中亲近埃及的也不乏其人。

在这些外国影响力之外，是苏丹孱弱的经济：随着2011年南苏丹独立，苏丹的石油产区被划入南苏丹，而随后南苏丹爆发的内战，又彻底击垮了本来还指望从中分成的苏丹政府，随着支柱产业之一的石油业陷入衰退，苏丹的经济困境变得不可避免。民众抗议因经济问题而触发，但民主政治并不意味着能在短期内解决经济问题。

对此，芒格教授认为抗议者需要有更可行的方案：“苏丹有诸多历史问题：19世纪的土耳其势力和马赫迪派的冲突、20世纪的英国和埃及的殖民、独立后众多的民主政体和军事独裁，然后是国家（南北苏丹）的分裂。这些问题没法简单解决。一个国家的管理也并不容易。所以，面对一个被伊斯兰化30多年，基于伊斯兰金融的经济体，面对一个实行了30年沙里亚法，排挤旧法律人士，置入沙里亚信徒的司法体系，街头的人们必须给出更为现实的解决方案，来处理经济和法律的问题。”

四分五裂的政治状况，与仍然不在民众手里的国家机器乃至社会，造成了苏丹“变天”后的持续困境。对年轻人来说，他们前方的路似乎充满可能性，但选择的机会，也许并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