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結束1989體制的蘇丹，能否避免阿拉伯之春的悲劇？

2019年4月11日，撒哈拉沙漠國家蘇丹的首都喀土穆（Khartoum），聚集在街頭的人群歡呼雀躍。歌聲與舞蹈和國旗灑滿街道。年輕人拍下歡慶的畫面，發在了Youtube、Twitter、Instagram和Tik Tok（抖音海外版）——一個時代結束了。從1989年開始即置身蘇丹權力中心，在位超過三十年的強人總統巴希爾（Omar al-Bashir），在人們長期的街頭抗議之後，被軍方逼宮下台。

這場幾乎沒有流血的政變，被許多人認為是阿拉伯世界「第二輪民主化」的又一個例證。在「阿拉伯之春」過去近十年後的今年，北非國家阿爾及利亞爆發街頭抗議，執政20年的布特弗利卡（Abdelaziz Bouteflika）總統辭職下野。這僅僅比蘇丹巴希爾政權的結束早了一週多。

在蘇丹，街頭運動已經持續超過半年。長期的經濟不景氣與西部達爾富爾（Darfur）地區的內戰狀態令人煎熬。貨幣貶值，糧食與日用品漲價。麪包價格上漲三倍，成了壓垮舊秩序的最後一根稻草——2018年12月，蘇丹人開始走上大小城市街頭表達抗議，要求巴希爾政府下台。後者在2019年年初宣布緊急狀態，希望鎮壓運動，然而軍方卻臨陣將槍口指向了巴希爾。

不過，巴希爾下台並不意味着舊秩序離場，也不意味着民主化的想像就能立刻給予蘇丹人美好的未來。強人下台後，政治博弈在軍方與街頭民眾之間展開：軍方要求成立一個軍人佔據多數的過渡權力機構，經過一段時間，再將權力交接給文官政府。而抗議民眾要求立刻實現過渡。一個多月過去了，5月14日，軍方和抗議者就臨時政府的架構達成一致，然而其後的5月15日，軍方又以抗議者部署了街壘為由暫停了談判，並給出了72小時的期限，要求抗議者撤出路障。形勢又變得嚴峻起來。

軍隊的權力，仍然是籠罩在喀土穆上空的陰影。在進入齋月的喀土穆，街頭抗議的人群仍然日夜聚集。這不禁讓人聯想到兩段並不久遠的歷史：十年前的「阿拉伯之春」；三十年前，發生在蘇丹的伊斯蘭主義政變讓巴希爾上台。

今天的蘇丹，能避免重蹈覆轍嗎？

伊斯蘭或獨裁？

2010年開始的「阿拉伯之春」，曾是民主自由的象徵：突尼斯、埃及、利比亞、敘利亞，人們走上街頭，抗議長期實行威權統治的強人政府。在鎮壓、反抗與角力過後，埃及總統穆巴拉克悻悻落台；而利比亞的卡扎菲死於昔日被鎮壓者的亂槍之下。

獨裁者落馬，民主與自由之花卻未開遍中東。權力真空變成了政治力量的多方混戰。強人威權下長期被壓制的伊斯蘭政治力量浮出水面。在埃及，穆斯林兄弟會以與世俗妥協的面貌贏下了民主選舉；在利比亞，宗教武裝陷入了混戰；敘利亞則變成了大國的競技場，反阿薩德的獨裁與民主之爭，迅速變成了民族衝突、教派衝突與瘋狂殺戮的混合。「伊斯蘭國」在此中崛起，而到如今，在各方疲憊不已的近十年後，阿薩德政府重新控制了敘利亞的秩序。

在埃及這樣由軍人獨裁走向民主的國家，也見證了在自由派的公民團體和穆兄會鬥爭激化後，以將軍塞西（Abdel Fattah el-Sisi）代表的軍方勢力乘勢發動政變推翻穆兄會的穆爾西（Mohamed Morsi）政府。在一連串的逮捕、審判乃至處決後，伊斯蘭政治在埃及重新被軍方鎮壓，民主選舉也變成了純粹過場，強人專制的政治又回來了。

從反獨裁到伊斯蘭政治，再到回到強人專制，阿拉伯之春模式不斷複製着。剛剛面向政治民主化走出第一步的蘇丹，也會面臨這樣沒有選擇的「二選一」局面嗎？不乏有人擔心。

蘇丹的年輕人對此頗為樂觀。「很多搞中東研究的中國朋友跟我說你們要小心，要不然會變成利比亞和埃及，不僅是中國人，很多西方人、阿拉伯人和非洲人也這麼說。我統一的回答是——蘇丹不一樣。」在中國內地讀研究生的蘇丹人巴達威（Badawe）告訴端傳媒，「蘇丹人很平和。」

這背後，是蘇丹過去三十年的獨特政治脈絡。不同於埃及的世俗軍事強人模式，或沙特的保守王室，巴希爾政府以激進的伊斯蘭主義聞名。1989年政變上台的巴希爾，當時依附於穆斯林兄弟會的教士圖拉比（Hassan Al-Turabi），建立了伊朗風格的伊斯蘭神權政府，並且在全國範圍內實行伊斯蘭教法沙里亞法（Sharia law）。其後，巴希爾以伊斯蘭的名義對當時尚未獨立的南蘇丹和後來的達爾富爾地區發動「聖戰」鎮壓，造成空前的人道主義危機，死亡人數的估算從數十萬到兩百萬不等。更甚者，巴希爾在1990年代接納了大批逃離海灣地區的激進伊斯蘭主義分子，其中就有本·拉登（Osama bin Laden）和他的「基地」組織。蘇丹一度成為國際恐怖主義的温床。

沙里亞法在蘇丹

不過，正是因為長年的政治伊斯蘭傳統，導致如今抗議者宗教上的温和與反激進傾向。根據《衛報》的報導，當伊斯蘭主義者在變天兩週後到首都喀土穆開會時，民眾對他們怒目以視。民眾對軍方的不滿之一，也在於軍方建制力量中有大量巴希爾提拔的伊斯蘭主義者。抗議者希望將這些人逐出政府，並且廢止沙里亞法。軍方則堅稱過渡時期會繼續保留沙里亞法——儘管經過三十年之後，沙里亞法在蘇丹可以說是更多流於名義而非實質了。

在反對伊斯蘭主義的人群中，明顯可見年輕人、少數族群、被壓迫者和女性團結在一起。在現場視頻中，人們高喊着和達爾富爾人民在一起的口號。一位叫做Salah的年輕蘇丹女性，成了此次抗議的著名形象。視頻中，她一襲白衣，發表者慷慨激昂的演說，號召街頭的人們繼續鬥爭——白衣是歷史上蘇丹女性參與政治運動的重要政治象徵，象徵着婦女在這場運動中的重要位置。

據BBC報導，在這次的抗議中，多達70%的抗議者是女性，她們關注的重要議題之一，便是要求改變婦女的被壓迫地位。在沙里亞法下，女性要面對嚴重的暴力、歧視乃至鞭刑。以女性為首的抗議者，很難接受蘇丹變天後繼續維持沙里亞法，也很難接受伊斯蘭主義者繼續掌握國家機器。

在城市人群之外，反對陣營中的農村傳統力量也對外來的激進教派有着天然的拒斥。據倫敦政經學院研究生杜爾馬茲（Mücahid Durmaz）的總結，蘇丹當前的反對力量，主要由工程師、教師、學生組成的「蘇丹專業人士集團」（The Sudanese Professionals Association, SPA）領導，他們的盟友還包括了傳統主義，以農村為陣地的烏瑪黨（Umma Party），部分程度上代表着蘇丹傳統的蘇菲派穆斯林。

蘇丹蘇菲派

挪威卑爾根大學社會人類學系教授芒格（Leif Manger）自1970年代以來一直研究蘇丹社會，他告訴端傳媒記者：「如果原教旨主義者掌握了政權，那麼現有的衝突會仍然繼續。」在他看來，蘇丹再次走上原教旨政治將會是最糟糕的情況——但也是目前看來最不可能發生的情況。

更緊迫的問題是，蘇丹的各方力量如何形成政治妥協和新的秩序？這是從1960年代到1989年，蘇丹人一再失敗和跌倒的地方。

1989的陰影：曾經的民主轉型為何失敗

阿拉伯之春中，激進伊斯蘭抬頭的模式或者在蘇丹可以避免。但蘇丹一貫以來的政治力量碎片化，卻很可能會帶來強人政治的回歸——1989年巴希爾的政變上台，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1985年，同樣是一個春天，同樣是因為政府降低補貼導致基本物資價格上漲，同樣是由專業人士發動，蘇丹人在示威中推翻了15年連任總統的專制領導人尼邁里（Gaafar Nimeiry）。緊接着，軍隊主導成立了過渡時期軍事委員會，同樣經過了宂長的談判，傾心伊斯蘭主義的軍方和堅持世俗化的反對派妥協出了一個民主化方案——在接下來為了組建議會制政府而進行的大選中，傳統的烏瑪黨獲得勝利，温和的蘇菲派教士，聖人後裔薩迪克·馬赫迪（Sadiq Mahdi）出任總理。

與今天類似，開始民主化的政府發現自己面臨一系列社會分裂——軍方希望保留尼邁里晚年推行全國的沙里亞法，新議會中的主流則主張將其廢除另立新法；南蘇丹的「蘇丹人民解放運動」對喀土穆的新中央保持觀望，而北方內部就是否重開戰端還是回到談判桌意見不一。

馬赫迪儘管人氣超群，卻無力在議會制造成的碎片化政黨局面下統領國家。在廢除沙里亞法的問題上，他的態度曖昧，猶豫不決，在他的親戚、穆兄會領袖圖拉比的原教旨主義面前節節敗退。世俗派嫌他宗教保守不夠世俗，原教旨主義嫌棄他過於温和。優柔寡斷的總理讓國家政治的碎片化愈發嚴重，但自己卻毫無章法。

同樣的故事還發生在蘇丹南北之間——遲遲未能廢除的沙里亞法讓非伊斯蘭的南方由欣喜變成了失望，南北蘇丹的戰端重開，打打停停，支持和平的人與支持戰爭的人，都醖釀了不滿。

碎片化的政治，重在分權而輕於決策的議會制內閣制，國家事實上的內戰狀態，讓1985-1989年的蘇丹陷入了政權更迭後的巨大空洞中。美國的蘇丹史專家柯林斯（Robert Collins）在《蘇丹現代史》中寫道：「（革命之後的政府）當中包括了許多能力非凡的蘇丹人，但是沒有一個人能夠擁有一位真正的領導者所應當具備的魅力、個性和遠見。」

最終，激進的原教旨伊斯蘭、穆斯林兄弟會和軍事強人一起抬頭。1989年6月30日，巴希爾帶領一群軍官和士兵推翻了馬赫迪的政府，將教士圖拉比擁戴上位，巴希爾的三十年統治就此開始。

如今走上街頭的年輕人，少有三十年前的沉重回憶。但從街頭抗議，到臨時政府，到民眾和軍隊的拉鋸、世俗與宗教的牽扯、碎片化的選舉政治——今天發生的一切，又無不和當年的歷史驚人地相似。在洋溢的樂觀中，隱隱也是危機的味道。

挪威的芒格教授表達了他的關注與不樂觀：「這一切不可能在一夜之間改變。他們需要更長時間，更靠譜的解決方案。就算街頭的人群贏了這一輪，他們能有時間完成他們想要的改變嗎？他們還可能遇到下一場軍事政變。」

「從蘇丹的歷史上看，這顯然是可能的局面之一。」

輪迴還是新的開始

喀土穆的變遷氣氛，讓網絡上的蘇丹年輕人對未來充滿嚮往。繪畫和塗鴉在喀土穆街頭蔓延，抗爭藝術也遍地開花。儘管距離一個可預期的良善政治，仍然有漫漫長路。5月14日，抗議者和軍警爆發了小規模衝突，造成雙方共5人死亡。

蘇丹人希望將自己的未來掌握在自己手上——儘管這個歷史上作為埃及殖民地的國家，總是被各種外來力量所拉扯。長期研究非洲政治的塔夫斯大學學者德瓦爾（Alexander William Lowndes de Waal ）就指出，蘇丹軍方領導人都有不同的外國關係：前情報機構領導人哥什（Salah Abdallah Gosh）背後是阿拉伯聯合酋長國的力量，軍方的臨時領導人布爾汗（Abdel Fattah Abdelrahman Burhan）則親近沙特阿拉伯，之前是蘇丹駐也門的參戰軍隊指揮。伊斯蘭主義者背後則有卡塔爾和土耳其的影子，軍官中親近埃及的也不乏其人。

在這些外國影響力之外，是蘇丹孱弱的經濟：隨着2011年南蘇丹獨立，蘇丹的石油產區被劃入南蘇丹，而隨後南蘇丹爆發的內戰，又徹底擊垮了本來還指望從中分成的蘇丹政府，隨着支柱產業之一的石油業陷入衰退，蘇丹的經濟困境變得不可避免。民眾抗議因經濟問題而觸發，但民主政治並不意味着能在短期內解決經濟問題。

對此，芒格教授認為抗議者需要有更可行的方案：「蘇丹有諸多歷史問題：19世紀的土耳其勢力和馬赫迪派的衝突、20世紀的英國和埃及的殖民、獨立後眾多的民主政體和軍事獨裁，然後是國家（南北蘇丹）的分裂。這些問題沒法簡單解決。一個國家的管理也並不容易。所以，面對一個被伊斯蘭化30多年，基於伊斯蘭金融的經濟體，面對一個實行了30年沙里亞法，排擠舊法律人士，置入沙里亞信徒的司法體系，街頭的人們必須給出更為現實的解決方案，來處理經濟和法律的問題。」

四分五裂的政治狀況，與仍然不在民眾手裏的國家機器乃至社會，造成了蘇丹「變天」後的持續困境。對年輕人來說，他們前方的路似乎充滿可能性，但選擇的機會，也許並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