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租、被寻租、批判寻租，吴介民的生命母题

编者按：台湾中央研究院社会所副研究员吴介民近日出版《寻租中国－－台商、广东模式与全球资本主义》一书，探讨台商与中国崛起的关系，并指出“寻租发展型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这是他继2012年出版的《第三种中国想像》之后，又一部关于中国的重磅学术论著。

吴介民堪称在台湾从事“中国研究”最重要的中生代学者之一，他的切入途径不同于党国传统的“大陆研究”、“匪情研究”，而是专注经济发展和政治体制的关系，以及两岸四地公民社会的发展。只是很少有人知道，这样的研究取径，和他自己的生命历程息息相关……

1994年，吴介民刚开始在广东做田野调查。那是居住人口约1000多人的村子，却有两万名民工，外来和本地人口超过10：1，连锁移民（chain migration）现象潜藏各种社会矛盾。那时他没想到持续调研这些矛盾，会一头栽进去25年。他给这个村落一个代号：“蛇尾村”。1995年，他发表论文《压榨人性空间：华南蛇尾村的故事》，后续研究持续在《寻租中国》里展开。

时间回到1994年的“蛇尾村”，一日，他端著傻瓜相机，观察建筑队，一名工人猛抬头，眼神撞上吴介民，他直觉地按下快门，回过神来，觉得很不好意思，“那个动作有点intrusive（侵扰）。”

建筑队的工人在想什么呢？“我不知道、我到今天还不知道。”如果没有证据，吴介民甚至不愿轻易诠释一个眼神。只是，每每整理照片，看到这双眼，他还是会起鸡皮疙瘩：“我会想，经过25年，他在哪儿？在干什么呢？”见众生也见自己：“他（建筑队工人）很年轻，只因劳动而显老、衣服上都是污泥……，假如我是他，看到一个外来者穿著比他干净的年轻读书人，拿一个摩登的傻瓜相机，首先我会好奇，然后会有一种莫名的自卑感……，”他又修正用词：“是不是要用‘自卑’这么重的词呢？我也不知道。至少，我会很好奇、好向往，有aspiration（志向、抱负），想要去渴望、去追求。”

“因为，我曾经做过那样基层的工人。”吴介民出版的诗集《地犬》中有篇题为《一九七七》的诗，其中有段文字：“于是，在城市边陲的小卫星工厂/你们成为输送带上的少年工/马达休息的片刻/你和你的兄弟看著你们的堂兄弟吃/蚵仔面线，一种你们还很陌生的点心/你们虚弱地看著/看著装满羹汤的大鼎滚起热泡/胀大又缩小，那么美/此起彼落，为何不破？……”现实中的1977，是他曾经感受饥饿的一年。

42年前，吴介民的父亲在宜兰开小工厂经商失败，举家迁到台北，一家五口落脚三重埔，在市场门口摆起自助餐店。小店生意差，吴介民高中只能读夜校，白天和弟弟上工厂做外销儿童塑胶包鞋，他负责把一筒筒的塑胶布铺开、叠成数层、摆上鞋模、操作冲压机、压出片片鞋底，弟弟则在生产线上，负责黏合鞋底和鞋身。当家里自助餐生意好转，哥俩又离开工厂，回家帮忙做自助餐。

自助餐店是一家五口的小家庭生产链，年休不到五天，天未亮全家就起床，爸爸去市场杀鱼买肉，吴介民骑车去早市买菜、豆干、豆包，回家后得用瓦斯锅煮大锅饭，弟弟切菜备料，妈妈和妹妹负责煎煮炒炸，收摊之后蹲在路边的馊水桶旁，兄妹们清洗上百个油腻餐盘。早年洗洁剂良莠不齐，妹妹洗碗洗出“工伤”，日后好几年长不出指甲。

劳动阶级的生活经验使得他在进行相关研究时，充分理解他的研究对象。在进入中产阶级、接触上层阶级社会时，不会像某些知识分子，产生对下层阶级的赎罪冲动感，“那对我来说是无谓的，”吴介民说，“我就是在下层生活多年的孩子啊。”

True Democracy

“我是从基层生活流动上来的。我在台湾基层社会打滚，有很强的不服输感，觉得只要给我机会，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他从不怀疑，只要社会给予所有个体平等资源、满足基础需求，每个人就有机会长成他想变成的样子。“其实这也是真正民主的精神，这是true democracy：这是我体会的民主。”“我是很努力没错；但如果没有那些条件，我也不会有机会。”谈到机会，他还是会想到那群建筑队工人，“20多年后，我回看那个照片里的民工，我觉得，他们就是没机会啊。”

1981年，穷孩子的机会来了：考大学的那个夏天。考前，他鼓起勇气，向父亲说：“爸爸，我要去考联考，我要跟家里请假，我保证会考上（大学）。”他向自助餐厅请假四个月，没钱补习全科班，就去补短期模拟考班。半年寒窗无人问，当亲戚来报“你儿子上台大”，他还记得父亲欣喜若狂，“我爸爸的经济生活虽然很坎坷，但他是知识份子的个性，他好希望孩子可以读好书……。”

对吴介民的父亲来说，在那个填不饱肚子的年代，知识份子“以天下为己任”，不只是口号，更是“颠沛必于是”的实践。1970年代，吴介民的父亲在宜兰担任记者，下班后常和太太谈论地方政治黑暗，十来岁的吴介民老爱凑去旁听。吴父转职开小工厂，一名常带著吴介民玩、被他称为“大姊姊”的工厂女工悄悄告诉他，她不满国民党做票、上街参加游行去了，后来他才知道这就是台湾民主史上著名的“郭雨新事件”。（编者按：1975年立委选举，异议人士郭雨新在宜兰选区因凭空出现的数万张“废票”而落选，日后民众挖马路时挖出一大袋投给郭雨新的选票，地方民情激愤。）从父辈、大姊姊分享的街头见闻里，少年吴介民接受了政治启蒙，尽管说不出所以然，“但对小孩来讲，都会有一些烙印。”

坎坷里的幸运

考上台湾大学是阶级流动的机会，却不代表人生从此顺风顺水。卖米的闽南人对吴父说：“恁儿若考著大学，我替伊提皮包一世人”（你儿子如果考上大学，我替他提一辈子皮包）；外省老先生也对吴父说：“你儿子一定作弊啦，怎么考得上台大？”几十年前的事了，不知怎地，吴介民仍记得。解严前夕，他从台湾校园望向政治场域，只不过大学里的国父思想课、呆板保守课程让吴介民有些失望，屡次跳窗翘课，改开始接触党外人士和刊物。他又想改变台湾，看著叱咤的律师世代，认为考律师才是实践之道，但观察同学修法律课却觉得无聊，左思右想，决定留在政治系。

当时吴介民家中卖水饺，遭遇诸多变故，水饺师傅工资要求太高、家中舍不得聘请，身为长子的他，索性两度休学，回家包水饺。复学之后，他积极参与校园运动，之后考上台大政治研究所，1990年3月，野百合学运爆发，他在水饺店、学校、中正纪念堂三地之间往返，“天天住在中正庙（台湾部分民众对中正纪念堂的戏称），有天回家洗澡，发现有个包裹，把包裹丢在一边，又去中正庙。”

野百合学运落幕后，他才发现，那包裹装著哥伦比亚大学寄来的录取信，他获得全额奖学金。“坎坎坷坷，可是又蛮幸运的，”那是刚解严的台湾，他在失望里看到希望；家里原本供不起他念书，有了全额奖学金，暂时就没有经济上的顾虑了。赴美之前，本该要好好准备学业，他却在年5月上街参与“反军人干政”大游行，重返街头。

“来来来，来台大，去去去，去美国，”是1970年代起在台湾流行不退的戏谑口号，吴介民来了台大、去了美国，寒暑假却都跑回台湾，在美国时也满脑子家乡事。“那时台湾意识非常高涨，感觉每天醒来都觉得台湾很强，”吴介民回忆，1990年代的台湾进入紧锣密鼓的自由化与民主化，他的朋友搞起学运，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政坛要角。1992年，他和一群学术界的友人成立“里巷工作室”，拍摄以台商为访谈对象的纪录片《台胞》；1996年三月，台湾第一次总统直选前，台海危机爆发，他与朋友们在纽约发起“民主不落日”守夜静坐。

民工之眼、台商之眼

仿佛是生命的母题，吴介民的学术研究和核心关怀大多围绕社会平等、民主问题、阶级政治、社会运动、政治转型。90年代末期开始，他回台任职于清华大学，更专注研究民工题目。“在我的博士论文阶段就发现民工太重要了，（企业）都在剥削民工，才获得这些经济剩余。”透过持续的田野调查、深度访谈低层中国人民的生命故事，他日渐掌握剥削的结构与不同行业的剥削生态。例如中国建筑队工人，待遇与保障往往比其他民工更差，他解释：“一层一层的剥削，工资积欠很严重。他们有时候只是图一口饭吃，住在工地旁边盖小寮，自己埋锅造饭，常常只赚到饭吃，工钱都被扣押、拿不到钱。”“哪有什么社保？在工厂的工人，会到后来吵著追缴社保、买断工龄议题……，但建筑队哪有这些事？建筑队哪有这种保险？”

“剥削，是所有资本主义经济的要素，但剥削的具体形式，因时因地而异。”在这里，他要强调：“剥削是个学术用语、现象，指的是得到超过应有的所得，我们不要给它道德的负担。”在《寻租中国》 的导论章节，他写道：“中国模式的特色是，由国家打造民工阶级，国家积极参与进剥削民工的竞赛之中。台资，如同所有外资与中资，也都加入此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但是，国家与资本都不愿面对剥削民工的事实。”他也指出，中国工人因工资过低、福利太少而不得不加班挣钱，却经常被表述为“工人喜欢加班”。他批判，这种论述正当化了超时加班；富士康工人连环自杀事件，揭穿了这个迷思。

“一国多制、国中有国、人跟人之间阶序差别，是高度被体制化和政治（政策）化的。”从民工视角出发，在《寻租中国》里，吴介民结合深度访谈与总体经济与政策分析，解释中国变动中的政商关系、公民身分与权利，提出虚拟所有权（fictive ownership）、公民身分差序（differential citizenship）等理论。他指出，“虚拟所有权”的制度安排，在中国地方政府与外资合作关系中扮演重要角色：在一个缺乏民主法治的国家，这种“非正式制度”替私人部门提供了保护伞；“公民身份差序”指的是中国国内特殊的身份差序制度，国家制造出不同公民群体之间的身份等差关系。

他如是看待“中国式剥削”：“不论是广东模式或中国模式，在官方宣传下总是光鲜亮丽，但背后的剥削则经常被掩盖起来。全球价值链，其实是一条又一条跨越国界、穿透阶级与性别、破坏生态环境的剥削链。沿著价值链，人与生态必须付出的代价层层转嫁下去。”

吴介民主张，中国发展模式必须从广东讲起；而从广东起家的加工贸易成长模式，则必须从台商讲起。这场跨了25年的田野调查，对象除了民工，台商是另一个重要群体，他长期追踪例如台阳等数家台资公司，观察“台湾因素”对中国当代经济发展的推力，解析台商在中国与世界经济竞争中的角色。

“通过‘台商之眼’，我们得以从一个内部观察的角度，记录广东模式的发展变迁过程。通过台商之眼，我们可以进一步发掘当代中国赶超发展的企图心、焦虑与挫折。”他在书中指出，台商因雇用数以百万计的民工，而参与到“公民身分差序”体制这部精巧、复杂且粗暴的剥削机器；台商与在地体制镶嵌、与地方政府发生各种交易，而对中国的非正式制度安排（潜规则）、虚拟产权关系与虚假契约关系，知之甚详。此外，台商、台干也因与中国官员干部密集交往，从而理解中国官方的“心情”与“谋略”。

《寻租中国：台商、广东模式与全球资本主义》

作者：吴介民

出版社：国立台湾大学出版中心

出版日期：2019年3月

机构化寻租

《寻租中国》出版后，吴介民接到不少来电，探讨书名的由来、讨论“寻租”概念。甚至，有台商在这本书的相关报导后留言：“我1992年进中国，2002年离开中国前进越南，算是寻租中国的受益者。2019的中国还有寻租机会吗？这恐怕是前进中国的台商应该深思熟虑的。”

吴介民指出，所谓“寻租”（rent-seeking）现象，指的是利用资源透过政治过程获得特权，构成对他人利益的损害，从而使自己获得租金收益的行为，例如利用贿赂、腐化、走私及黑市等行为，以非法手段来追求利润，创造少数持有特权者透过不平等竞争方式，凭权力取得超额收入的机会。而“租金”指的已非土地或房地产所延伸的费用所得，而是“经济租”或“政治租”。

“从我第一天踏进中国的土地那一刻，就觉得这个社会的各种寻租活动，真是非常猖獗，然后很乱，却又乱中有序。”具体来说，吴介民这里指的“乱”，包括频繁的索贿、行贿、寻租腐化活动。他陆续从台商、官员的口中听闻，几乎每一样事情都充斥“在合法和非法当中的灰色空间”，而且操作空间很大。

“创造租金、然后寻租、然后分租，看大家怎么分？这就是寻租的概念。”他指出，寻租、索贿是全球商业世界的普遍现象，但是在中国特别猖獗。“地方政府整天来要这个钱、要那个钱，”他回忆，许多台商、台干不时埋怨中国官方索贿，书中提及课征人头税，“人头税还是比较正规的，我把它称为机构化寻租（institutional rent seeking），组织的集体机构化是有稳定性和可预测性的。可是有很多那种歪七扭八的，要各种钱、什么名目，太多了……。”

“中国到处都在发生寻租，可是成长还是很好。这怎么跟我们以前发展社会学发展经济学的概念都不一样？”吴介民抛出这个疑问。

“剥削来的经济剩余被资本，就是被内资、外资和中国政府、中国官员分掉。”他指出，内外资、中国资本家和官员发了财，中国民工的工资成长率却远远跟不上经济成长，从这点能看出剥削确实存在——虽然民工的工资看似增加，但涨幅非常小。让他印象最深的一幕，是在东莞一家工厂见到的民工，当时他远远看见到地沟里“一堆白白的东西”，后来才知道工人早餐时间太短、资方给的馒头难以下咽，大批民工索性边上工、边吃、边丢，那一地的白馒头，是被剥削者的无声抗议。

如今，寻租现象与经济发展并存的好日子结束了。“中国过去那30多年，曾经有一段时间，中国机遇有个特殊的历史性，使寻租和成长可以并处。直到最近这5年至10年，产业升级压力大增，之前那一套就行不通了。”他观察，随著中国财政紧缩、中国产业转型升级、人口红利不再、不能再从民工劳动力挤压出过往高比例的经济价值、习近平以打贪政策打击机构化寻租，寻租空间已被压缩。他指出，若有人现在还想从中获取利益、发财，搭上的很可能是“中国寻租经济的末班车”。

中国经济的黄金年代靠著劳力密集策略，和台湾在1960到1980年代的模式非常相似，靠廉价劳动力和剥削环节推动经济发展——经济剩余靠劳工创造。若只有资本投入、没有技术经济，赚的还是劳力的钱。他举富士康为例，“毛利非常低、经常只有3%到5%，营业额却非常巨大，基本上它是个组装业，劳动力还是不断重复的、无聊的劳动方式和剥削人力——富士康的女工的眼睛，都坏得特别快。”

叩问台湾出路

“很多人唱衰台湾经济，这都是乱讲一通。”吴介民说，《寻租中国》让他有信心说明两件事：其一，研究显示台湾产业能力的进步和韧性；其二，台湾产业在特定部门还是领先中国，特别是半导体产业的制造能力还是全球领先地位，这方面还是遥遥领先中国，“张忠谋说台积电领先中国5到10年（编者按：张忠谋去年表示，台积电将会不断进步，不管是在技术或是在效能上，都会领先对岸竞争对手至少5年，不过领先时间应该会在10年左右），他很保留、客气，他也说不能安逸。台湾中小企业制造能力还是跟著世界的产业链的顶端、跟得很紧啊，这都是我们的本钱啊。不要太没有自信、妄自菲薄。”

“台湾媒体整个跟著中国‘大外宣’的口径，把台湾唱衰成这样，这也是另一种悲哀。”谈到台湾的妄自菲薄，向来儒雅的学者有些愤怒，“我经常会警告中国因素的负面性，可是我也不会去鼓吹恐慌感；中国对台湾某些面是有求于台湾。台湾过度活在中国阴影底下、一直有一种恐慌感。这种恐慌感是要被打破的。”

“台湾经济没那么差，”他强调，台湾经济固然面临一些问题与陷阱，但毕竟台湾已经是高所得社会了、迈入高收入（有人称之为“高收入陷阱”）；在已开发国家，经济成长率在2是再正常不过的，“台湾不要再想回到4、5，那不可能了，除非很大例外，或发生金融危机，（经济成长率）掉下去又反弹。”

他也关注香港，谈起近来港人希望移民台湾的移民潮，他又忧心起来。“台湾很舒服、台湾当然条件很好，但是台湾自己也在被转型。”他并预测，明年一月总统大选，最坏的剧本，是选出一位主张和中国谈判、签署和平协议的候选人，这纸协议一旦签署，中国便拿到终统保证书，台湾立刻香港化。

“香港在跟英国签中英协议、把主权转让给中国时，就决定了今后的命运。”“1982到1984，中英谈判谈香港前途，邓小平都说‘马照跑，舞照跳’，意思就是资本主义制度不变，维持50年。结果主权回归还没20年就要变了。”他指出，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政权是一个没有信用的政权；随时准备把香港过渡到“一国一制”，“他（北京）做的不是一步到位，而是逐步入侵、温水煮青蛙。香港用20年的时间，走到这一步。”

以香港为镜，回头看看富裕、祥和、安逸惯了的台湾社会，他又忍不住批判主张与中国签署和平协议、赞成终统的部分民意，“那群人其实就是搭了台湾的便车。如果台湾现在被中国控制，这些人的身份资本就没有价值了。这群人享有一个作为台湾人的身份资本，正因为台湾是事实独立状态。如果台湾没有事实独立状态、已经被中国完全控制住，这群人身为台湾人身份资本还有价值吗？”“从客观角度看，那是一群没有共同体意识，却在享受共同体的民主公共财的人。我不想说他们自私，但是只要揭发这个结构就好。”

若要用一句话总结《寻租中国》，那应该会是：台湾的出路可以走向哪里？

吴介民不仅为台湾保留了一个年代的研究资料，甚至为中国发展本身保留了一份研究资料。“我相信我做的这一块，是连中国人自己都没有做得这么仔细地、做一个很基础的研究。”他说，透过台湾的眼睛、台商之眼分析现象，有锐利和方便之处、但也有其限制；更精确来说，他花了25年，实作一部“台湾观点的中国研究”－－并非狭隘的台湾中心主义，而是回到台湾人的政治经济价值主体性、带著“关心自己出路”的问题意识的一部研究，“这本书不只写给现在，我有点自我安慰……，但我希望这本书可以被读好几代。”吴介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