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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摘】吳介民:台商「中間人」,如何迂迴捲入中國崛起?

尋租發展型國家是否有足夠能力,進行趕超式產業升級?如今,國內外局勢已經丕變,中共政權可能重蹈「大躍進」的覆轍嗎?或者,它可以一舉突破歷史的魔咒?


中國踏出一條「尋租」與「發展」並存的「尋租發展主義」路徑;而且,中國在累積龐大資本之後,展現挑戰西方國家技術霸權的雄心,並以一種「非自由主義價值觀」的進路,企圖打破核心國家的遊戲規則,自訂規範,圈畫自己的勢力範圍。 攝:Qilai Shen/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
中國踏出一條「尋租」與「發展」並存的「尋租發展主義」路徑;而且,中國在累積龐大資本之後,展現挑戰西方國家技術霸權的雄心,並以一種「非自由主義價值觀」的進路,企圖打破核心國家的遊戲規則,自訂規範,圈畫自己的勢力範圍。 攝:Qilai Shen/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

【編者按】:本文為台灣中央研究院副研究員吳介民教授的新作,《尋租中國:台灣、廣東模式與全球資本主義》的「導讀」部分摘錄。本書試圖回答的問題是,中國「順著全球價值鏈打造世界工廠」的方式崛起,但目前「世界工廠」遭遇轉型困境,中國經濟何去何從?他並以台商的在地經驗為視角,揭示台商多年來如何協同中國在全球價值階梯攀爬。本書由「臺大出版中心」出版,端傳媒經出版社授權刊發此文,以饕讀者。因篇幅所限,有所刪減。

《尋租中國:台灣、廣東模式與全球資本主義》

作者:吳介民
出版社: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
出版日期:2019/03

美國挑戰中國產業戰略

中國經濟崛起的故事,必須放在東亞發展的歷史軌跡中加以考察,但它超出了既有東亞模式經驗的框架。中國發展過程的東亞模式成分是:順著全球價值鏈打造世界工廠。而中國發展過程具有的中國特色是:中國踏出一條「尋租」與「發展」並存的「尋租發展主義」路徑;而且,中國在累積龐大資本之後,展現挑戰西方國家技術霸權的雄心,並以一種「非自由主義價值觀」的進路,企圖打破核心國家的遊戲規則,自訂規範,圈畫自己的勢力範圍。

中國產業升級,涉及資本、市場與技術三個層面;前兩者已經初步解決,但技術發展面臨瓶頸。中國高度依賴從核心國家進口半導體製品,亟欲在此領域有所突破。因此,國務院在2014年設立「大基金」,大幅補貼半導體產業。2015年更制定「中國製造2025」政策,並公布一份《中國製造2025重點領域技術路線圖》,第一項就是半導體產業。過去幾年,隨著「中國製造2025」政策的執行,中國積極向外併購高科技企業,獲取技術,而導致西方國家警戒,並發現其侵犯知識產權,涉及「偷竊」,爭端不斷。

中國產業升級,涉及資本、市場與技術三個層面;前兩者已經初步解決,但技術發展面臨瓶頸。

中國的行為引起西方國家擔憂,認為中國想打破既有秩序,甚至圖謀支配世界。目前的世界秩序由「市場資本主義」與「自由民主政體」兩個核心元素構成,但中國發展方向自成一格。因此,世界霸主美國開始擔心霸權轉移(power shift),對這個崛起中的「修正主義者」(revisionist)逐漸戒備、防範。其實,美國早在2016年總統大選之前,建制派政治圈與學術社群已逐漸朝向放棄「交往政策」(engagement policy),改採「圍堵」中國的新政策共識。

深究中國產業實力,中國雖號稱世界工廠,但其製造業根基仍顯得脆弱,還在努力攀爬產業升級階梯,對西方科技仍十分仰賴。儘管如此,中國確實在經營一個新帝國的(自我)形象,不論在地緣政治或外交領域。在這裡,我們發現,深刻烙印在中國統治精英與知識階層的「富國強兵」思維,將近兩個世紀以來一脈相承。而當中國人自認遭遇西方帝國抵制時,悲憤交加的集體情緒便舉國瀰漫。中國人的自我帝國形象,如同自我實現的預言,正在激發全世界對它的警戒。

本書提出尋租發展型國家,這種類型國家在與外資互動中,善於切入其價值鏈治理結構,從中抽取經濟剩餘,也就是國家作為價值攫取者的作用甚為突出。但是尋租發展型國家是否有足夠能力,進行趕超式產業升級?中國在毛澤東統治下,曾經自力更生執行「大躍進」政策(1958-1960年),試圖在短期間內「超英趕美」,結果一敗塗地並造成大饑荒。如今,儘管國內外局勢已經丕變,但中共政權可能重蹈覆轍嗎?或者,它可以一舉突破歷史的魔咒?

台商之眼

沒有廣東模式,就沒有中國崛起,也沒有今天所謂的中國模式。在此歷史發展序列中,台商於初期是關鍵因子。藉著台商在廣東落腳、之後遍及中國各地的足跡,我們觀察到廣東模式的發展歷程,它的擴散與轉型,以及面臨的困境。台商因為僱用數以百萬計的民工,而參與到公民身分差序體制這部精巧、複雜且粗暴的剝削機器。台商因為與在地體制鑲嵌,與地方政府發生各種交易,而對中國的非正式制度安排(潛規則)、虛擬產權關係與虛假契約關係,知之甚詳。台商與台幹因與中國官員幹部密集交往,從而理解他們的「心情」與「謀略」。通過「台商之眼」,我們得以從一個內部觀察的角度,記錄廣東模式的發展變遷過程。通過台商之眼,我們可以進一步發掘當代中國趕超發展的企圖心、焦慮與挫折。

「中國製造2025」旨在快速躍升全球價值鏈階梯,甚至繞過核心國家主導的全球價值鏈,試圖建立自行掌控的價值鏈,也就是媒體大肆宣傳的「紅色供應鏈」。中國政府規定半導體產品的自製率,以建構高端工業的自主產業鏈為最終目標,關鍵零組件不再依賴西方技術。但是,西方專家的判斷仍有分歧,許多人不看好中國這個宏大目標,認為過度急躁膨脹,因為中國的科技實力短期內仍無法與西方匹敵。在缺乏關鍵技術的情況下,中國目前可以做的是:一、運用雄厚外匯儲備在全球併購公司、收購技術;二、挖角人才,從西方企業、韓國、台灣等地重金禮聘;三、知識產權的工業間諜戰,直白地說,就是遊走於灰色地帶的「偷竊、侵權、模仿、山寨」行為。

對照台灣發展路徑,自1960年代以來,台灣產業跟隨西方國家全球價值鏈步步爬升,製造技術雖不斷精進,但一碰觸到西方高端品牌領導廠商(買主端)便裹足不前,遭遇難以跨越的終極障礙。台灣經濟起飛半世紀,目前只有極少數廠商,例如台積電,在全球價值鏈中具有領導廠商地位,並發展出完整的半導體製造生態體系,但這條路徑基本上也是跟隨著西方核心技術與市場霸權的發展模式。台灣在地緣戰略上依賴美國支持,經濟規模屬於中型,因此演化出「跟進策略」,按部就班攀爬全球價值鏈階梯,對核心國家的市場需求反應靈敏,整體產業與全球供應鏈高度整合。因此,台灣資本的外移方向,便與全球價值鏈國際品牌商(買主)緊密連動。

自1980年代末,台灣企業西進中國以來,世界經濟、台灣經濟、中國經濟的地景都發生劇烈的形變。過去三十年,台灣對外投資高度集中在中國,所謂的「全球化」便引來實際上是「中國化」之譏。然而,這種形態的全球化,其根本的結構動能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再分工的結構調整,也反映了全球價值鏈的移動向量。台商西進具有多重效果,包括驅動台灣產業升級,但也有「掏空台灣」的疑慮。2000年代末期以來,隨著全球價值鏈的再度移動,台商展開新的布局,對中投資的集中度在最近幾年顯著減低,除了在中國獲利率下降,部分原因也反映一些台商對中國風險意識的提升。

探討台商、廣東模式與中國發展的互動關係,一個主要目的就在論證由無數大小規模台商長期集體累積的作用,對當代中國與台中關係造成的鉅大影響。

過去十年,廣東台商遭遇來自全球價值鏈與中國政府產業升級的雙重壓力,走向了不同的出路:關廠、內遷、外移與就地轉型(有的廠商同時運用多個選項)。這也使得珠三角地區,尤其是深圳與東莞的台商情勢,發生極大變化。目前升溫中的美中貿易戰更促使台商加速離開中國。

與此同時,中國出口導向經濟也開始出現質變跡象:改革開放的前三十年,中國發展道路主要是「打造世界工廠」;最近十年,中國政府利用中國作為「世界市場」的誘餌,嘗試打造自己主控的價值鏈體系,卻遭遇美國的強力挑戰。以美國為首,對中國圍堵的地緣政治態勢也在形成之中。處於這雙重風暴,在習近平口中「功勞簿上要記上一筆」的台商,是否還有可供北京操作的價值?作者認為,在中國追求世界霸業的想望上,台商仍有利用價值。第一個是政治身分上的價值,第二個是產業升級上的價值。

政治身分:台資一直是中國對台統戰的重要「媒介」,首先是對台宣傳的價值。在博鰲論壇上,習近平再忙也要「抽出十分鐘接見台商代表」。幾十年來,中國政府因為統戰需要而賦予台資「特殊優惠」,這種優惠是因政治身分而衍生的「租值」。因此,一些台商除了一般商業營運之外,也以台商身分致力尋租活動(尤其是土地利益)。對北京而言,通過台商網絡建立「跨海峽政商關係」,進而培育台灣的「在地協力者」,並不是一項高成本的交易。但是,台商作為一種集體「身分資本」,卻在國共合作高峰期被認為貶值了。

相反地,兩岸政治關係緊張,則會使身分資本升值。早在1995-1996年台海危機時,就有台商表示:「兩邊緊張,有戰爭危險時,中共會對我們更好,巴結還來不及!」目前,美中關係與台海關係皆緊張,台灣執政黨是民進黨,中國亟需加強統戰,因此提出「惠台31條」,等於加碼台灣人的身分資本。儘管台灣人身分資本在中國的可兌現性受到質疑,但是它作為一個象徵符碼,在台灣媒體上被大肆報導,造成有利北京的形象宣傳。從過去的經驗觀察,北京最需要的政商關係是那些可以遊走兩岸高層黨政網絡的「跨海峽資本」,這類型政商關係即使台灣經歷政黨輪替,仍具有持續影響力。

產業升級:當中國產業升級策略遭到西方抵制,台資的價值就相對提高。中興通訊剛遭受美國制裁不久,聯發科便向台灣經濟部申請對中興銷售晶片,經濟部曾審查但隨即放行。因此在美中貿易戰與科技戰烏雲下,短期內,部分台商協助中國解決獲取技術的燃眉之急,有賺取「機會財」的窗口。但總體而言,台灣晶片設計廠商的技術等級仍低於美國高通,其長期作用便受到質疑。「惠台31條」也有挖角台灣人才的意涵。中國正大力發展半導體產業,而台灣在半導體製造與測試封裝產業鏈完整,累積經驗豐富。中國從2000年開始建造先進的晶圓廠,就一直採取從台灣挖角的手段。

半導體是台灣產業的關鍵區塊,但不是全部。台灣整體的產業發展是長期累積的能量,包括從傳統產業中鍛鍊起來的工藝能力與經營管理的韌性。直到今天,傳統產業通過升級,精進製造技術,有不少企業屬於「隱形冠軍」,甚至攀升到接近全球價值鏈頂端。但因為台灣的論述舞台,經常被「強國」、「帝國」、「爭霸」、「一帶一路」、「大基金」、「紅色供應鏈」這樣的霸權(宣傳)話語所占據,所謂傳產與中小企業的重要性被過度低估,而忽視它們已經進入高科技行列,並進行分散風險的多樣化發展。作者對台商進行長期追蹤研究,探討台商、廣東模式與中國發展的互動關係,一個主要目的就在論證由無數大小規模台商長期集體累積的作用,對當代中國與台中關係造成的鉅大影響。台商將現代製造業引入中國,中國則將台商捲入其發展模式,我們至今仍生活在這個氣旋當中。

吳介民 《尋租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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