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台灣中央研究院社會所副研究員吳介民近日出版《尋租中國--台商、廣東模式與全球資本主義》一書,探討台商與中國崛起的關係,並指出「尋租發展型國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所扮演的關鍵角色。這是他繼2012年出版的《第三種中國想像》之後,又一部關於中國的重磅學術論著。
吳介民堪稱在台灣從事「中國研究」最重要的中生代學者之一,他的切入途徑不同於黨國傳統的「大陸研究」、「匪情研究」,而是專注經濟發展和政治體制的關係,以及兩岸四地公民社會的發展。只是很少有人知道,這樣的研究取徑,和他自己的生命歷程息息相關......
1994年,吳介民剛開始在廣東做田野調查。那是居住人口約1000多人的村子,卻有兩萬名民工,外來和本地人口超過10:1,連鎖移民(chain migration)現象潛藏各種社會矛盾。那時他沒想到持續調研這些矛盾,會一頭栽進去25年。他給這個村落一個代號:「蛇尾村」。1995年,他發表論文《壓榨人性空間:華南蛇尾村的故事》,後續研究持續在《尋租中國》裏展開。
時間回到1994年的「蛇尾村」,一日,他端著傻瓜相機,觀察建築隊,一名工人猛抬頭,眼神撞上吳介民,他直覺地按下快門,回過神來,覺得很不好意思,「那個動作有點intrusive(侵擾)。」
建築隊的工人在想什麼呢?「我不知道、我到今天還不知道。」如果沒有證據,吳介民甚至不願輕易詮釋一個眼神。只是,每每整理照片,看到這雙眼,他還是會起雞皮疙瘩:「我會想,經過25年,他在哪兒?在幹什麼呢?」見眾生也見自己:「他(建築隊工人)很年輕,只因勞動而顯老、衣服上都是污泥......,假如我是他,看到一個外來者穿著比他乾淨的年輕讀書人,拿一個摩登的傻瓜相機,首先我會好奇,然後會有一種莫名的自卑感......,」他又修正用詞:「是不是要用『自卑』這麼重的詞呢?我也不知道。至少,我會很好奇、好嚮往,有aspiration(志向、抱負),想要去渴望、去追求。」
「因為,我曾經做過那樣基層的工人。」吳介民出版的詩集《地犬》中有篇題為《一九七七》的詩,其中有段文字:「於是,在城市邊陲的小衛星工廠/你們成為輸送帶上的少年工/馬達休息的片刻/你和你的兄弟看著你們的堂兄弟吃/蚵仔麵線,一種你們還很陌生的點心/你們虛弱地看著/看著裝滿羹湯的大鼎滾起熱泡/脹大又縮小,那麼美/此起彼落,為何不破?......」現實中的1977,是他曾經感受飢餓的一年。
42年前,吳介民的父親在宜蘭開小工廠經商失敗,舉家遷到台北,一家五口落腳三重埔,在市場門口擺起自助餐店。小店生意差,吳介民高中只能讀夜校,白天和弟弟上工廠做外銷兒童塑膠包鞋,他負責把一筒筒的塑膠布鋪開、疊成數層、擺上鞋模、操作沖壓機、壓出片片鞋底,弟弟則在生產線上,負責黏合鞋底和鞋身。當家裏自助餐生意好轉,哥倆又離開工廠,回家幫忙做自助餐。
自助餐店是一家五口的小家庭生產鏈,年休不到五天,天未亮全家就起床,爸爸去市場殺魚買肉,吳介民騎車去早市買菜、豆乾、豆包,回家後得用瓦斯鍋煮大鍋飯,弟弟切菜備料,媽媽和妹妹負責煎煮炒炸,收攤之後蹲在路邊的餿水桶旁,兄妹們清洗上百個油膩餐盤。早年洗潔劑良莠不齊,妹妹洗碗洗出「工傷」,日後好幾年長不出指甲。
勞動階級的生活經驗使得他在進行相關研究時,充分理解他的研究對象。在進入中產階級、接觸上層階級社會時,不會像某些知識分子,產生對下層階級的贖罪衝動感,「那對我來說是無謂的,」吳介民說,「我就是在下層生活多年的孩子啊。」
True Democracy
「我是從基層生活流動上來的。我在台灣基層社會打滾,有很強的不服輸感,覺得只要給我機會,我們每個人都可以。」他從不懷疑,只要社會給予所有個體平等資源、滿足基礎需求,每個人就有機會長成他想變成的樣子。「其實這也是真正民主的精神,這是true democracy:這是我體會的民主。」「我是很努力沒錯;但如果沒有那些條件,我也不會有機會。」談到機會,他還是會想到那群建築隊工人,「20多年後,我回看那個照片裡的民工,我覺得,他們就是沒機會啊。」
1981年,窮孩子的機會來了:考大學的那個夏天。考前,他鼓起勇氣,向父親說:「爸爸,我要去考聯考,我要跟家裡請假,我保證會考上(大學)。」他向自助餐廳請假四個月,沒錢補習全科班,就去補短期模擬考班。半年寒窗無人問,當親戚來報「你兒子上台大」,他還記得父親欣喜若狂,「我爸爸的經濟生活雖然很坎坷,但他是知識份子的個性,他好希望孩子可以讀好書......。」
對吳介民的父親來說,在那個填不飽肚子的年代,知識份子「以天下為己任」,不只是口號,更是「顛沛必於是」的實踐。1970年代,吳介民的父親在宜蘭擔任記者,下班後常和太太談論地方政治黑暗,十來歲的吳介民老愛湊去旁聽。吳父轉職開小工廠,一名常帶著吳介民玩、被他稱為「大姊姊」的工廠女工悄悄告訴他,她不滿國民黨做票、上街參加遊行去了,後來他才知道這就是台灣民主史上著名的「郭雨新事件」。(編者按:1975年立委選舉,異議人士郭雨新在宜蘭選區因憑空出現的數萬張「廢票」而落選,日後民眾挖馬路時挖出一大袋投給郭雨新的選票,地方民情激憤。)從父輩、大姊姊分享的街頭見聞裏,少年吳介民接受了政治啟蒙,儘管說不出所以然,「但對小孩來講,都會有一些烙印。」
坎坷裏的幸運
考上台灣大學是階級流動的機會,卻不代表人生從此順風順水。賣米的閩南人對吳父說:「恁兒若考著大學,我替伊提皮包一世人」(你兒子如果考上大學,我替他提一輩子皮包);外省老先生也對吳父說:「你兒子一定作弊啦,怎麼考得上台大?」幾十年前的事了,不知怎地,吳介民仍記得。解嚴前夕,他從台灣校園望向政治場域,只不過大學裏的國父思想課、呆板保守課程讓吳介民有些失望,屢次跳窗翹課,改開始接觸黨外人士和刊物。他又想改變台灣,看著叱吒的律師世代,認為考律師才是實踐之道,但觀察同學修法律課卻覺得無聊,左思右想,決定留在政治系。
當時吳介民家中賣水餃,遭遇諸多變故,水餃師傅工資要求太高、家中捨不得聘請,身為長子的他,索性兩度休學,回家包水餃。復學之後,他積極參與校園運動,之後考上台大政治研究所,1990年3月,野百合學運爆發,他在水餃店、學校、中正紀念堂三地之間往返,「天天住在中正廟(台灣部分民眾對中正紀念堂的戲稱),有天回家洗澡,發現有個包裹,把包裹丟在一邊,又去中正廟。」
野百合學運落幕後,他才發現,那包裹裝著哥倫比亞大學寄來的錄取信,他獲得全額獎學金。「坎坎坷坷,可是又蠻幸運的,」那是剛解嚴的台灣,他在失望裡看到希望;家裏原本供不起他念書,有了全額獎學金,暫時就沒有經濟上的顧慮了。赴美之前,本該要好好準備學業,他卻在年5月上街參與「反軍人干政」大遊行,重返街頭。
「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是1970年代起在台灣流行不退的戲謔口號,吳介民來了台大、去了美國,寒暑假卻都跑回台灣,在美國時也滿腦子家鄉事。「那時台灣意識非常高漲,感覺每天醒來都覺得台灣很強,」吳介民回憶,1990年代的台灣進入緊鑼密鼓的自由化與民主化,他的朋友搞起學運,其中不少人後來成為政壇要角。1992年,他和一群學術界的友人成立「里巷工作室」,拍攝以台商為訪談對象的紀錄片《台胞》;1996年三月,台灣第一次總統直選前,台海危機爆發,他與朋友們在紐約發起「民主不落日」守夜靜坐。
民工之眼、台商之眼
彷彿是生命的母題,吳介民的學術研究和核心關懷大多圍繞社會平等、民主問題、階級政治、社會運動、政治轉型。90年代末期開始,他回台任職於清華大學,更專注研究民工題目。「在我的博士論文階段就發現民工太重要了,(企業)都在剝削民工,才獲得這些經濟剩餘。」透過持續的田野調查、深度訪談低層中國人民的生命故事,他日漸掌握剝削的結構與不同行業的剝削生態。例如中國建築隊工人,待遇與保障往往比其他民工更差,他解釋:「一層一層的剝削,工資積欠很嚴重。他們有時候只是圖一口飯吃,住在工地旁邊蓋小寮,自己埋鍋造飯,常常只賺到飯吃,工錢都被扣押、拿不到錢。」「哪有什麼社保?在工廠的工人,會到後來吵著追繳社保、買斷工齡議題......,但建築隊哪有這些事?建築隊哪有這種保險?」
「剝削,是所有資本主義經濟的要素,但剝削的具體形式,因時因地而異。」在這裡,他要強調:「剝削是個學術用語、現象,指的是得到超過應有的所得,我們不要給它道德的負擔。」在《尋租中國》 的導論章節,他寫道:「中國模式的特色是,由國家打造民工階級,國家積極參與進剝削民工的競賽之中。台資,如同所有外資與中資,也都加入此具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但是,國家與資本都不願面對剝削民工的事實。」他也指出,中國工人因工資過低、福利太少而不得不加班掙錢,卻經常被表述為「工人喜歡加班」。他批判,這種論述正當化了超時加班;富士康工人連環自殺事件,揭穿了這個迷思。
「一國多制、國中有國、人跟人之間階序差別,是高度被體制化和政治(政策)化的。」從民工視角出發,在《尋租中國》裏,吳介民結合深度訪談與總體經濟與政策分析,解釋中國變動中的政商關係、公民身分與權利,提出虛擬所有權(fictive ownership)、公民身分差序(differential citizenship)等理論。他指出,「虛擬所有權」的制度安排,在中國地方政府與外資合作關係中扮演重要角色:在一個缺乏民主法治的國家,這種「非正式制度」替私人部門提供了保護傘;「公民身份差序」指的是中國國內特殊的身份差序制度,國家製造出不同公民群體之間的身份等差關係。
他如是看待「中國式剝削」:「不論是廣東模式或中國模式,在官方宣傳下總是光鮮亮麗,但背後的剝削則經常被掩蓋起來。全球價值鏈,其實是一條又一條跨越國界、穿透階級與性別、破壞生態環境的剝削鏈。沿著價值鏈,人與生態必須付出的代價層層轉嫁下去。」
吳介民主張,中國發展模式必須從廣東講起;而從廣東起家的加工貿易成長模式,則必須從台商講起。這場跨了25年的田野調查,對象除了民工,台商是另一個重要群體,他長期追蹤例如台陽等數家台資公司,觀察「台灣因素」對中國當代經濟發展的推力,解析台商在中國與世界經濟競爭中的角色。
「通過『台商之眼』,我們得以從一個內部觀察的角度,記錄廣東模式的發展變遷過程。通過台商之眼,我們可以進一步發掘當代中國趕超發展的企圖心、焦慮與挫折。」他在書中指出,台商因僱用數以百萬計的民工,而參與到「公民身分差序」體制這部精巧、複雜且粗暴的剝削機器;台商與在地體制鑲嵌、與地方政府發生各種交易,而對中國的非正式制度安排(潛規則)、虛擬產權關係與虛假契約關係,知之甚詳。此外,台商、台幹也因與中國官員幹部密集交往,從而理解中國官方的「心情」與「謀略」。
《尋租中國:台商、廣東模式與全球資本主義》
作者:吳介民
出版社: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出版日期:2019年3月
機構化尋租
《尋租中國》出版後,吳介民接到不少來電,探討書名的由來、討論「尋租」概念。甚至,有台商在這本書的相關報導後留言:「我1992年進中國,2002年離開中國前進越南,算是尋租中國的受益者。2019的中國還有尋租機會嗎?這恐怕是前進中國的台商應該深思熟慮的。」
吳介民指出,所謂「尋租」(rent-seeking)現象,指的是利用資源透過政治過程獲得特權,構成對他人利益的損害,從而使自己獲得租金收益的行為,例如利用賄賂、腐化、走私及黑市等行為,以非法手段來追求利潤,創造少數持有特權者透過不平等競爭方式,憑權力取得超額收入的機會。而「租金」指的已非土地或房地產所延伸的費用所得,而是「經濟租」或「政治租」。
「從我第一天踏進中國的土地那一刻,就覺得這個社會的各種尋租活動,真是非常猖獗,然後很亂,卻又亂中有序。」具體來說,吳介民這裡指的「亂」,包括頻繁的索賄、行賄、尋租腐化活動。他陸續從台商、官員的口中聽聞,幾乎每一樣事情都充斥「在合法和非法當中的灰色空間」,而且操作空間很大。
「創造租金、然後尋租、然後分租,看大家怎麼分?這就是尋租的概念。」他指出,尋租、索賄是全球商業世界的普遍現象,但是在中國特別猖獗。「地方政府整天來要這個錢、要那個錢,」他回憶,許多台商、台幹不時埋怨中國官方索賄,書中提及課徵人頭稅,「人頭稅還是比較正規的,我把它稱為機構化尋租(institutional rent seeking),組織的集體機構化是有穩定性和可預測性的。可是有很多那種歪七扭八的,要各種錢、什麼名目,太多了......。」
「中國到處都在發生尋租,可是成長還是很好。這怎麼跟我們以前發展社會學發展經濟學的概念都不一樣?」吳介民拋出這個疑問。
「剝削來的經濟剩餘被資本,就是被內資、外資和中國政府、中國官員分掉。」他指出,內外資、中國資本家和官員發了財,中國民工的工資成長率卻遠遠跟不上經濟成長,從這點能看出剝削確實存在——雖然民工的工資看似增加,但漲幅非常小。讓他印象最深的一幕,是在東莞一家工廠見到的民工,當時他遠遠看見到地溝裡「一堆白白的東西」,後來才知道工人早餐時間太短、資方給的饅頭難以下嚥,大批民工索性邊上工、邊吃、邊丟,那一地的白饅頭,是被剝削者的無聲抗議。
如今,尋租現象與經濟發展並存的好日子結束了。「中國過去那30多年,曾經有一段時間,中國機遇有個特殊的歷史性,使尋租和成長可以並處。直到最近這5年至10年,產業升級壓力大增,之前那一套就行不通了。」他觀察,隨著中國財政緊縮、中國產業轉型升級、人口紅利不再、不能再從民工勞動力擠壓出過往高比例的經濟價值、習近平以打貪政策打擊機構化尋租,尋租空間已被壓縮。他指出,若有人現在還想從中獲取利益、發財,搭上的很可能是「中國尋租經濟的末班車」。
中國經濟的黃金年代靠著勞力密集策略,和台灣在1960到1980年代的模式非常相似,靠廉價勞動力和剝削環節推動經濟發展——經濟剩餘靠勞工創造。若只有資本投入、沒有技術經濟,賺的還是勞力的錢。他舉富士康為例,「毛利非常低、經常只有3%到5%,營業額卻非常巨大,基本上它是個組裝業,勞動力還是不斷重複的、無聊的勞動方式和剝削人力——富士康的女工的眼睛,都壞得特別快。」
叩問台灣出路
「很多人唱衰台灣經濟,這都是亂講一通。」吳介民說,《尋租中國》讓他有信心說明兩件事:其一,研究顯示台灣產業能力的進步和韌性;其二,台灣產業在特定部門還是領先中國,特別是半導體產業的製造能力還是全球領先地位,這方面還是遙遙領先中國,「張忠謀說台積電領先中國5到10年(編者按:張忠謀去年表示,台積電將會不斷進步,不管是在技術或是在效能上,都會領先對岸競爭對手至少5年,不過領先時間應該會在10年左右),他很保留、客氣,他也說不能安逸。台灣中小企業製造能力還是跟著世界的產業鏈的頂端、跟得很緊啊,這都是我們的本錢啊。不要太沒有自信、妄自菲薄。」
「台灣媒體整個跟著中國『大外宣』的口徑,把台灣唱衰成這樣,這也是另一種悲哀。」談到台灣的妄自菲薄,向來儒雅的學者有些憤怒,「我經常會警告中國因素的負面性,可是我也不會去鼓吹恐慌感;中國對台灣某些面是有求於台灣。台灣過度活在中國陰影底下、一直有一種恐慌感。這種恐慌感是要被打破的。」
「台灣經濟沒那麼差,」他強調,台灣經濟固然面臨一些問題與陷阱,但畢竟台灣已經是高所得社會了、邁入高收入(有人稱之為「高收入陷阱」);在已開發國家,經濟成長率在2是再正常不過的,「台灣不要再想回到4、5,那不可能了,除非很大例外,或發生金融危機,(經濟成長率)掉下去又反彈。」
他也關注香港,談起近來港人希望移民台灣的移民潮,他又憂心起來。「台灣很舒服、台灣當然條件很好,但是台灣自己也在被轉型。」他並預測,明年一月總統大選,最壞的劇本,是選出一位主張和中國談判、簽署和平協議的候選人,這紙協議一旦簽署,中國便拿到終統保證書,台灣立刻香港化。
「香港在跟英國簽中英協議、把主權轉讓給中國時,就決定了今後的命運。」「1982到1984,中英談判談香港前途,鄧小平都說『馬照跑,舞照跳』,意思就是資本主義制度不變,維持50年。結果主權回歸還沒20年就要變了。」他指出,由此可見,中國共產黨政權是一個沒有信用的政權;隨時準備把香港過渡到「一國一制」,「他(北京)做的不是一步到位,而是逐步入侵、溫水煮青蛙。香港用20年的時間,走到這一步。」
以香港為鏡,回頭看看富裕、祥和、安逸慣了的台灣社會,他又忍不住批判主張與中國簽署和平協議、贊成終統的部分民意,「那群人其實就是搭了台灣的便車。如果台灣現在被中國控制,這些人的身份資本就沒有價值了。這群人享有一個作為台灣人的身份資本,正因為台灣是事實獨立狀態。如果台灣沒有事實獨立狀態、已經被中國完全控制住,這群人身為台灣人身份資本還有價值嗎?」「從客觀角度看,那是一群沒有共同體意識,卻在享受共同體的民主公共財的人。我不想說他們自私,但是只要揭發這個結構就好。」
若要用一句話總結《尋租中國》,那應該會是:台灣的出路可以走向哪裏?
吳介民不僅為台灣保留了一個年代的研究資料,甚至為中國發展本身保留了一份研究資料。「我相信我做的這一塊,是連中國人自己都沒有做得這麼仔細地、做一個很基礎的研究。」他說,透過台灣的眼睛、台商之眼分析現象,有銳利和方便之處、但也有其限制;更精確來說,他花了25年,實作一部「台灣觀點的中國研究」--並非狹隘的台灣中心主義,而是回到台灣人的政治經濟價值主體性、帶著「關心自己出路」的問題意識的一部研究,「這本書不只寫給現在,我有點自我安慰......,但我希望這本書可以被讀好幾代。」吳介民說。
搜索「富士康」摸到這篇文章,再度感覺那一代的台灣人擁有出乎我想像的豐富社會經驗(包括可能一些台灣年輕人本身就有社運的直接/間接經驗),這些彷彿都是他們的現在時、所做的事的一個信仰培育皿。文章中提到的,這位學者把從少年時代的經驗發芽出的「母題」與學術上的「研究主題」相融合,鋪成自己的人生故事,讀完之後回想起這一點也會覺得感動。
最後,謝謝端提供的這一則文章,讓我看到其中一種從「台灣視角」出發的「中國研究」面向。繼續讀書去了~
台灣被香港化?滿奇怪的。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轉讓主權涉及憲法變更,國民黨堅持中華民國憲法,一中各表(共產黨是否認同,那是另一回事),由簽署和平協議到更改憲法那是多麼大的工程,立刻被香港化?怎麼可能?何況,共產黨願意簽嗎?2020/01/14 大選後3天留筆
吳介民多本書寫中國的專書精彩好看,他是首位採用中國因素並從非統非獨的第三種想像去觀察中國對於臺灣的施力,尤其對於民主政治運作力的巧妙分析別開生面,例如«中國的第三種想像»,«吊燈裡的巨蟒»,«權力資本雙螺旋»,予人啟發甚大。
明年選舉要小心了。
大陆是个吸血鬼 搭了全球化的便车
講得太好了!
「那群人其實就是搭了台灣的便車。如果台灣現在被中國控制,這些人的身份資本就沒有價值了。這群人享有一個作為台灣人的身份資本,正因為台灣是事實獨立狀態。如果台灣沒有事實獨立狀態、已經被中國完全控制住,這群人身為台灣人身份資本還有價值嗎?」
我不懂經濟學,明租的利益該是歸公吧(即便只是理論上),但尋租說的可以私人利益。則你把明租歸入「尋租」,這在學理上是通的嗎?
@Fai,公开招标、拍卖证照、特许权等,政府主动设租并公开,又称“明租”。虽然“寻租”大多时候是贬义词,但不妨碍它作为一个纯粹的术语。
@叔比 所以台湾民众要想清楚怎样平衡外部压力和内部取向,说白了你们究竟要不要完整的主权。想要完整的主权,最务实的办法是保留ROC的建制不受任何形式的危害。
別人爭取自己的利益,合理不過。你爭取自己的利益也無可厚非,但自己要明白。
當然要說起來,香港也搭了中國經濟發展的便車。(如果一定要這麼像夫妻吵架一樣沒完沒了計算的。)
那不如就書明,保存台灣身份的獨立性,便是台灣人的利益所在。香港亦然。
誰搭了誰的便車還真不好說! 部分整天高喊台獨騙選票、搞鬥爭的政客或群眾,這群人或許才是搭了很久的中華民國便車。正因為有實質獨立於中國的中華民國,這群人才享有一個獨立於中國以外的身份資本,否則這群人現在八成也就正準備上工,一邊啃饅頭,一邊丟饅頭而已。
所以,沿這種思路,若來香港本身是種利益,則乘某種政策及國家機器的強勢來香港的人,他們的利益,其實與國家政治利益重合。看到這一點,大概比較能擺正自己的定位。而民主制度,說到底更該是種各方利益協商平衡的機制,不由統一的眼光決定(民族主義)。
香港人常批新移民奪取福利,為新移民平反的人呢則以新移民的「不懶惰」反駁,其實都是循用同樣的道德眼光看待一個社會現象。撇開道德外衣,只要是制度容許,有這樣的空間,就會有人去做,不管是哪裏的人。問題是這種做法合理嗎?它傷害了誰的利益?需要補漏嗎?如果今天有人跑來和我說,尋租是好的因為幫助經濟發展,要麼就是看不到利益受損的人(可能包括論者自己),要麼就是你的個人利益與之共謀。用這種眼光切割現實,簡單多了。
如果對大陸勞工最狠的是台商這句話成立,那麼容許台商對大陸勞工耍狠的政府算什麼?
作者原来是绿营学者
作者所謂的談剝削不要給道德負擔,應該是指不要從道德角度批判,而是從制度設計角度來批判,並非為剝削合理化;否則不會有下面看似矛盾的「中國式剝削」論述。請大家完整消化文章,不要各取所需
我這麼寫,意在指出在制度容許下所有行為都是合理的,這時候,可以中性去理解所有行為的脈絡。不是說作為制度主導者容許「尋租」是不需要背負道德責任的。我看了你的「拓展」,你說尋租有好的尋租,但卻沒有拓展。什麼尋租是好的?
得了吧 对大陆劳工最狠的就是台商
@Fai,妙。
我看到這句:
剝削是個學術用語、現象,指的是得到超過應有的所得,我們不要給它道德的負擔。
剝削尚如此,而況尋租?
@nyfctguj賊五毛!偷渡自由世界推銷極權主義,還要不付訂閱費,還要吹嘘自己的什么评论貢獻,大陸人!你正侵害其他正常訂戶的權益,就正如你們网上串流盗版外國電影,卻反過來說自己盗了人家版權後,寫出有貢獻的影評,這種歪理,你們玩了幾十年,越來越興奮,要不要真正版權持有人付費予爾等陸蝗,感恩一下你們侵權對人類文化的貢獻???
@Ipcs,的确,这是个共用的账号,但我不希望看见评论氛围恶化,所以我打算发布高质量的评论来补偿,你可以看见近几篇文章下篇都有我认真的评论。
顺便说一句,我觉得我的评论质量比一些动辄“共匪”的人高多了。
@Ipcs,我拓展的内容,在网上能查到,在政治经济学的教材也能查到,在诺贝尔得主布坎南的著作里也能查到。请不要来丢人现眼了。
@nyfctguj你拓展什么?你不过在偷換概念而已!尋租就不是正面的,不用帮共匪擦屁股了!
nyfctguj=mickyworks=himzz, 系多人共用账号,刚才这东西在这篇文章写了评论,转眼又不見了,是被端发现共用账号封殺了?
兄弟,台湾的确还是被吊打的好⑧
我来为大家拓展一下:
“寻租”这个叫法有点不好理解,简单地说,“寻租”就是“给政府好处”。
这是一个50年前提出的政治经济学概念:
人们发现,在一个有秩序的市场里,人们尽力寻求利润最大化,对所有人都有好处;但如果市场被政治支配,人们就能通过给政府好处而获得【独家的好处】,这则会对社会福利造成损失。
因为,获得政府庇护的这部分市场,内部不再有竞争,也就不需要创新了;同时,其他人如果想要进入这部分市场,就要浪费更多的资源来“寻租”。
然而,腐败不等于寻租,寻租也不等于是腐败。有些寻租是丑恶的、不人道的,有些却是有益的。
类型千变万化,必须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