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廿八年、两度革命，乌克兰还在问：我是谁？

“几年前，在影院听到乌克兰语配音是件怪事：那是农村人才说的，超人、蜘蛛侠怎么可以说乌克兰语呢？大家会觉得滑稽。”

37岁的雅各列夫（Maksym Yakovlyev）是基辅莫希拉学院政治学助理教授。雅各列夫出生于苏联时代的乌克兰东部顿内茨克地区，有著俄语姓氏、以俄语为母语，但他自称“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授课也只用乌克兰语。

曾经历俄罗斯帝国、苏联统治数百年的乌克兰，中、东部大部份地区盛行俄语。大城市尤其如此。乌克兰语被视为乡土、偏远农村的语言。但如今，从学术界到流行文化，乌克兰语正大举复兴。

乌克兰政府与民间大力推动乌克兰语，年轻世代中，作为一种政治表态，也有越来越多以俄语为母语的人有意识地改用乌克兰语。选择阅听乌克兰语媒体的人在增加，过往只能听到俄语配音的好莱坞大片，也渐渐转为乌克兰语。“今时今日，大家去影院听超级英雄讲乌克兰语，已不会觉得别扭。”雅各列夫说。

转捩点始于2013-2014年的广场革命。那个冬天，数以十万计的乌克兰人走上街头，抗议政府搁置与欧盟签署协议，最终逼使亲俄总统亚努科维奇流亡。乌克兰竭力挣脱莫斯科与苏联历史的阴影，走向象征著经济增长与开放民主的欧洲。随即，莫斯科以“保护俄裔人口”为名，吞并克里米亚、介入乌东的军事冲突。

乌克兰东部，战争并未结束，在2019年3月31日刚刚结束的总统大选中，寻求连任的总统波罗申科祭出的口号，将语言的重要性，与正在东部和亲俄武装份子作战的军队并列：“军队．语言．信仰”。

“语言”是否有决定国家命运的力量？在欧洲与俄罗斯两大文明势力的夹缝中挣扎求存的乌克兰，身份认同左右政治风向。乌克兰语与俄语之争的背后，乌克兰人的国民身份认同正经历深刻转变。

寻找身份

26岁的乌克兰人尤莉亚（Yuliya Mishyna）来自乌克兰西部小城赫梅利尼茨基（Khmelnytskyi）。虽然出生在独立后、又在乌克兰语区长大，但她仍能感受到来自苏联时代的氛围。

“大人们和老师常常训我：‘不要做出头鸟，别那么多意见，低调一点’、‘如果你硬要说，他们就会注意到你，谁知道会发生甚么呢？’”一种不知道自己在怕甚么的恐惧，伴随著她成长。“那时我也分不清甚么西方、前苏文化，只知道我不喜欢这样。”

前苏国家中，乌克兰与俄罗斯的连系特别紧密，苏联的残余影响也特别持久，当中既有历史原因，也因为乌克兰的独立过程不像其他前苏国家般血泪斑斑，也没像他国般执行“净化（苏联势力）政策”（lustration）。前苏统治精英阶层直接过渡至新政府，首两任总统均为亲俄派。

独立后，乌克兰仍然贪腐盛行，新政为维持不民主的权力，方便从国家获取私利，并无著力否定苏联时代：一些苏联遗留的政治机构没有被改革，只是换了个名字。到了2000年，认同自己是“苏联”国民──一个已不存在的国家──的乌克兰民众仍占超过 10%。

“民主制度只是假象，贪腐渗透了政府的每一个层面。乌克兰独立了，但却没有摆脱苏联时代的心态：政府仍实行家长式统治，民众缺乏自主意识。”研究乌克兰身份政治的学者 Karina Korostelina 曾形容，独立后的乌克兰是一个“没有国民身份的国家”。

2004年，反对派领袖尤申科在高民调支持下败选，数以十万计的支持者抗议选举舞弊上街，最终乌克兰最高法院宣布重选，令尤申科成功上台，是为“橙色革命”。当时还是初中生的尤莉亚不太懂发生了甚么，但听著新闻中的求变口号，隐约觉得好时代似乎要来了。

然而，新政府上场后连番政治内斗，又将希望的火种扑灭。政治运动只会带来不稳定，平民百姓甚么都做不了，这是她对“革命”的印象。

2013年底，亚努科维奇政府宣布搁置与欧盟签署自贸协定那日，尤莉亚是西部大城利维夫的一个大学生。“当日傍晚，一切就开始了。同学们说基辅已有人聚集，利维夫明天也要集会。我当时想，没用的，再来一次橙色革命又怎样？那次没好结果，这次也不会有。”

“但第二天，还是被朋友拉了过去……好多人，半间大学的人全都来了。”尤莉亚记得自己看到那一片人海的震撼。

橙色革命中，示威者喊的是“尤申科，Tak！”（Tak为乌克兰语 “Yes”之意），将希望寄托在领袖之上。但是，到了 2013年，示威者不再相信任何政治人物，拒绝政党代表运动，既反对俄罗斯干预，也抗议腐败的本地政治精英。

这场示威一开始唤作“欧洲广场”（EuroMaidan）革命，目标是与欧盟签署协议、亚努科维奇下台 ── 就此看来，这只是一场争取国家正常发展的运动；但不少论者认为，广场革命带来的真正改变，是令乌克兰摆脱苏联残余思维，自主意识开始觉醒。

在乌克兰的集体记忆中，这场革命的名字是“尊严革命”（Revolution of Dignity）：示威者争取的不只是脱俄入欧与政权更迭，还有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不受干预地实践自由的尊严。

“这场革命改变了很多。”尤莉亚说，“我没有了那种压力与恐惧，我发现自己原来想说甚么都可以。”

“过去人们总说，这国家太差，移民就好。但我们不能再对自己的国家袖手旁观，也不能再对自己的国家那么无知。”

“小俄罗斯人”要“出轨”？

这样的转变，正是俄罗斯最不愿意看到的。

俄罗斯在乌克兰爆发革命后的反应之激烈，超出国际社会预期。2014年3月，克里米亚半岛被俄罗斯占据，之后，东部顿巴斯及卢甘斯克地区突出现大批亲俄武装份子，要求并入俄罗斯，与乌克兰军队爆发战争；虽然俄罗斯官方从未正式承认，但多项证据显示莫斯科一直支持亲俄份子的行动。

回应国际传媒质疑时，普京与其他俄罗斯官员毫不忌讳，直接称呼被俄罗斯强行吞并的克里米亚，与被亲俄武装份子占据的乌克兰东南部为“新俄罗斯”（Novorossiya），又不时重申“俄罗斯与乌克兰是同一个民族”。

对莫斯科而言，乌克兰在地缘政治、经济、能源等范畴上，均极具战略价值，但其重要性远不止于此。亲近欧盟及北约固然不可接受，但乌克兰人心背离这一点，亦是俄罗斯所不能容忍。

在俄罗斯国内的舆论中，乌克兰至今仍被称为“小俄罗斯人”。乌克兰、俄罗斯与白俄罗斯的共同文化根源“基辅罗斯”，是俄罗斯国族认同建构的重要基础，而基辅城是基辅罗斯公国的发源地。如果乌克兰走向欧洲，俄罗斯国族建构上承的历史恐怕要重新书写。

否定乌克兰的独立性、将之纳为俄罗斯民族的一部份，有助于维系俄罗斯的民族认同。

政治学者雅各列夫曾经研究乌俄爆发冲突以来，俄罗斯网络流行的谜因（meme），发现俄国舆论总爱将乌克兰比作受欧盟色诱而“出轨”、背叛丈夫俄罗斯的女人。“乌克兰总是倚赖他国、无法自主、被西方诱惑／侵犯的女性形象，”雅各列夫解释，“俄网喜欢嘲笑去欧洲工作的乌克兰人都是妓女，与欧盟签证互免也是为了送更多妓女去布鲁塞尔。”

“在父权世界观中，妻子/女性比子女的地位更低 ── 女性不会有自主的行为，一定是有人主使或唆罢。”

女性形象是对独立与自主的双重否定，正符合俄罗斯指控西方国家幕后主使乌克兰革命的逻辑。将乌克兰革命反抗俄罗斯操纵的自主性消解，让问题回到“俄罗斯 VS 西方”对决的框架。乌克兰人民自己的意愿，在大国角力之下，并不重要。

而这样的乌克兰一旦转型成功，将对俄罗斯的论述构成威胁。

“他们一直说俄罗斯需要强人、自上而下的领导，西方自由民主在俄罗斯行不通…”雅各列夫分析，“如果乌克兰的民主成功话，不论是‘乌克兰与俄罗斯是同一民族’、还是‘民主不适合俄罗斯’的讲法，都会不攻自破。”

然而，为阻止乌克兰走去欧盟，普京政府以雷厉风行的手段对付，反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加剧了乌克兰人心背向。

走在今日的基辅街头，在主要街道交界，不时会见到一座座石墩——它们是列宁或斯大林像的底座。广场革命期间，愤怒的示威者拿著大铁锤，将市内的列宁像拉倒、击碎，在石墩上插上乌克兰和欧盟的旗帜。

群众推倒列宁像，是苏联解体时多个前苏国家出现的经典画面，但在乌克兰首都基辅，这一幕却到2013年才出现。曾经，俄罗斯是不少乌克兰人眼中的“兄弟邦”，与俄罗斯缔结关税、政治同盟一直有颇高支持度，支持加入欧盟或北约者则一直是少数。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逆转了民众对俄罗斯与欧盟的观感。民众的身份认同亦同时出现显著变化：2012年，乌克兰有23.1%人口认为自己“同时是乌克兰与俄罗斯人”或直认自己是俄罗斯人，但到2017年这项数字却急降至12.4%，认为自己“只是俄罗斯人”的比例更由8%跌至2.5%。在俄罗斯影响较大的东南部，转变尤为明显。

“我们现在常讲一个笑话：令乌克兰人归属感大增的总统，不是任何一任乌克兰总统，而是普京。”雅各列夫笑言。

语言与族裔以外

广场革命后，克里姆林宫以激进乌克兰民族主义份子的的暴力危及俄语人口为由，请求国会准许俄罗斯出兵“保护俄罗斯同胞”。

按莫斯科的说法，在乌克兰境内的俄语人口，应该深感威胁才对。但是，事实上，不论出身、政治取态为何，乌克兰几乎所有人都会说俄语，今时今日走在基辅街头，听到俄语的机率依然比乌克兰语高出不少。

“歧视俄语人口”成了俄罗斯军事介入的籍口，但以俄语在乌克兰之普遍，短期内根本看不到被取缔的可能。在部份乌克兰知识份子眼中，俄语主导性强，不单不妨碍乌克兰人的身份认同建构，反而断绝了乌克兰走向单一、激进民族主义的可能，因为民间阻力太大。

事实上，民众对“乌克兰”的认同，已越来越不局限于语言与族裔。

民调显示，即使族裔认同与使用语言没有明显变化，认为“乌克兰是祖国”却大增。2012-2015年间，俄罗斯裔人认同“乌克兰是祖国”的比例，由 50%升至 74%；在俄语使用者中，这项数字则由 66%升至 83%。这意味著有大批原本自视为俄罗斯人的人，转而认同自己是乌克兰人。

转变了的，是民众对国族身份的理解：从2012到2017，认为国藉等于“父母的国藉”者越来越少，以“我所居住的国家”来决定国藉身份的人则越来越多。这意味著他们对身份的看法，从血统承传转向自主选择，从族裔所限，转向公民、文化。

当人们摆脱俄罗斯身份、改投乌克兰身份的同时，他们也在改变作为“乌克兰人”的意义。

俄罗斯国族的阴影渐渐退散，接下来的问题便是：乌克兰不是俄罗斯，那乌克兰是甚么？否定以外，乌克兰也在重新建构自己，重新定义何谓“乌克兰人”。

在乌克兰，这一点很难做到：乌克兰与俄罗斯文化系出同源，又经历沙俄与苏联多年统治，不论在语言、历史上都有太多共通之处。即使撇除俄罗斯的影响检视乌克兰此一族群本身，多年以来，这片土地上一直混杂了来自不同民族的人，波兰裔、匈牙利裔、希脑裔、犹太裔均有大规模社群在此落地生根。“乌克兰人”究竟指的是哪一群人，难以从族裔去定义。

一个符号的两个价值

一个族裔、宗教、语言如此多元的版图，要建立出共同的国民身份，可能吗？

俄罗斯将乌克兰描述成俄罗斯的派生，一些乌克兰人则竭力在俄罗斯宣导的版本以外，寻找属于乌克兰自己的历史传承。

23岁的历史系硕士生安东（Anton）自称是一个“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安东的家族中，曾有亲人在苏联的高压统治下不幸离世。他直认自己“恨”俄罗斯，但这份怨恨更多是来自大学时期，对历史的研读：从沙俄时代到苏联，乌克兰的文化如何被封禁、身份认同如何被官方压抑，他都知之甚详。

安东留著长斜留海，耳朵穿洞，骤眼看是为了赶潮流，但在乌克兰，这种打扮有另一重意义：斜留海与耳环，是哥萨克族人（Cossacks）的经典形象。

“哥萨克”一词在突厥语中解作“自由的人”。哥萨克人是15-17世纪活跃于今日乌克兰、俄罗斯等地区的一支东斯拉夫游牧民，被视为乌克兰的前身。事实上，哥萨克人并非一个民族，而是结集处于帝国夹缝、不愿受奴役的农民，当中混杂了俄罗斯、土耳其、乌克兰等多个不同族群。并入俄罗斯帝国后，哥萨克仍坚持向帝国争取自治空间，透过选举推举领袖。这段历史，正好反映位处帝国夹缝的乌克兰从来都是多元的，权力中心分散，没有建立单一帝国、单一体制的倾向。

然而，哥萨克臣服沙俄后，亦曾担任开疆部队，成为俄罗斯帝国东扩的主力，有过残暴屠杀他族的过去。近年，哥萨克文化同时在俄罗斯与乌克兰复兴。在俄罗斯官方的语境中，哥萨克代表了是帝国扩张、降服其他东欧民族的光荣历史，是勇悍卫国的象征；乌克兰一方则视哥萨克为不惜一切追求自由的代表。

同样的历史符号，被各自表述为对立的价值。

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对哥萨克的演绎，当然也是配合当下语境，选择性地强调个别特质：他们希望借此说明，向往自由，是生活在这片土地的族群本来就有的追求，不是对俄罗斯统治的逆反、亦非对西方价值的盲从。

“哥萨克人最典型的形象，就是单人匹马，在无边无际的草原上驰骋。”安东说，“哥萨克人可以很穷、过得很苦，但不可以不自由。”

安东不讳言，因为希望保护乌克兰文化和语言，自己也曾接触过一些极右组织，但最终因为无法忍受他们的反同立场，没有加入；在他看来，这些极右组织所宣扬的，只会将乌克兰带回苏联时代。

“俄罗斯的认同是具侵略性、要他人屈服的认同……基本上就是建立在否定个体之上。”安东解释，乌克兰与俄罗斯最大的分别，就是对自由的坚持，怎么可以走回旧路？“要纪律、要服从，那是俄罗斯的文化……我们不需要任何人去告诫、强迫他人做甚么。”

从构建身份认同到极端民族主义？

革命过后，乌克兰民族主义成为关注的焦点，极右组织破坏同志游行等行动尤其吸晴；俄罗斯媒体称之为“新法西斯”，欧美国家的舆论也在关注乌克兰的民族主义会否激进化。

极右民族主义在受俄罗斯影响较小的西部地区一直存在，并非广场革命后的新现象。在乌克兰政界，极右派的政治影响力一直甚微：2014年的国会选举中，极右党派得票无法跨越 5%的最低门槛。

不过，乌克兰主流政治中，的确出现过民族主义激进化的现象：2004年橙色革命后上台的尤申科，曾大力推动国民身份的建立，抬高乌克兰文化及乌克兰语的地位，修改历史教科书，并争取国际社会承认1933年的乌克兰“大饥荒”为苏联针对乌克兰民族进行的“种族灭绝”，甚至追封曾与纳粹合作的乌克兰民族主义领袖班德拉（Stepan Bandela）为“乌克兰英雄”。这些政策普遍被视为利用民族主义增加政治支持的伎俩，尤申科政权被东部民众视为来自西部的政权，无法团结整个国家，反令分裂加深。

乌克兰哲学家、大学讲师雅莫兰高（Volodymyr Yermolenko）强调，正是提倡自由的广场革命，遏止了乌克兰民族主义的激进化。

“广场革命同时是民族主义和自由化的。”雅莫兰高形容，“很多自由派都采纳了民族主义的立场，与此同时，一些民族主义的口号也被自由派同化，令他们失去了侵略性的色彩。”

雅莫兰高指的是响彻革命现场的口号“荣耀归于乌克兰”（Glory to Ukraine）。这句口号历史久远，曾是与纳粹合作的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使用的口号，因此一直与极右挂钩。但在广场革命中，这句话被来自不同阵营的示威者广泛采用，赋予了与旧义完全不同的新意义。

广场革命强调的自由、民主理念，调和了激进的民族主义。

然而，革命后政治势力未见全面更迭，政府、国会、乃至媒体仍由旧有政治势力和寡头大亨把持，令广场革命的成功记忆、革命所象征的西欧式自由开放理想，在民众心中急速褪色。东部与亲俄武装份子的战事一直持续，几乎完全看不见终战的可能，俄罗斯在媒体、网络等阵地的舆论宣传攻势亦相当猛烈。

在这样的处境下，自由派与民族主义者合流的趋势，渐渐滑向分裂的旧路。

“一部份人觉得，乌克兰要变得更自由、更开放，以示对俄罗斯的抗衡，因为俄罗斯就是不自由不开放的，”雅莫兰高说，“但民族主义者却说，不，自由派的软弱会让我们输掉战争，言论自由会成为俄罗斯的宣传渠道，开放也只会被俄罗斯利用。”

乌克兰的身份认同转变正自下而上地发生，但在当前的政治困局中，也出现受政治势力利用，向民族主义方向倾斜的危机。

在改革迟缓、战事未了的阴影下，比起自由与进步的价值，自然是国家安全与敌我分明的论调更能吸引人。政治人物们亦深知此点：比起短期内仍无法达到的入欧目标与实际改革，强调国族、身份来赚取支持容易得多。

避谈模糊改革不彰与身陷贪腐丑闻的负面因素，波罗申科祭出了“军队．语言．信仰”为竞选口号。随著选举临近，波罗申科政府推出的语言政策亦越来越激进，甚至激起了乌克兰境内波兰裔、匈牙利裔族群的反弹。这样的做法，与民间接纳俄语乌克兰人的倾向相违，也恐会令俄语使用者感到受排斥。

在广场革命后挟 54%选票支持当选总统的波罗申科，执政五年来改革成效不彰，民望不断下跌，反对率一度高达60%。2019年3月31日的选举中，波罗申科以16%的支持率，顺利晋级将于2019年4月21日举行的第二轮选举，对手是获得近30%支持率的政治素人、演员泽林斯基（Volodymyr Zelenskiy）。

未来

广场革命后，尤莉亚带著从革命中获得的、对乌克兰的归属与自豪感，动身到欧洲留学，却发现自由世界对此嗤之以鼻。

“有时大家谈起未来，我说要回乌克兰、觉得要为自己的国家做点甚么……西欧的朋友就会说：为什么你这么可悲？”尤莉亚对此深感不忿，“我只好不说话。我只是想回自己的国家做点事，他们就觉得我很民族主义、说我很可笑。但完全不是这回事。”

与此同时她的乌克兰家人、朋友却一直在问：如今你要“赖”在欧洲应该很容易了吧？这令她感到无比讽刺。

革命后，乌克兰经济始终没有回到革命前的水平，寡头大亨与旧政治势力影响仍然巨大，贪腐改革寸步难行 ── 年轻人为了更好的机会与生计纷纷离开乌克兰，到波兰、捷克及其他欧洲国家求学、工作，青年人口外流成了社会问题。2017年，社会学机构“Rating”的一项民调显示，乌克兰18-35岁人口中，高达54%希望移民。

国家何去何从？个人是去是留？在经济、战争以外，还有更微妙的决定性因素。

2019年春天，安东硕士毕业准备攻读博士，继续研究乌克兰历史。这位自封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其实是乌、德混血，还自学了德文，研究方向是德裔族群在乌克兰的生存状态。

“乌克兰”对他而言，完全是一个开放的概念。

记者问：读历史的你肯定也清楚，所谓民族、所谓身份认同，不过都是社会建构，为何你仍这么强调自己的身份？

“没有一个稳定的、广为主流接受的国民身份，就谈不上独立和决定自己的未来，”安东说，“俄罗斯这种不自由的国家，就会将他们的身份强加在我们身上。”

“自由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人不应该被逼去‘认同’甚么，可以选择自己的归属。”

而选择国家未来的自由，正是五年前独立广场上的示威者所追求的。

站在独立广场之上，身处百万乌克兰人之间的感觉、得悉革命诉求成真的感觉，安东还记得很清楚。

“身份认同不仅仅是由‘过去’定义，”安东说，“我知道，我的未来在乌克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