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立廿八年、兩度革命，烏克蘭還在問：我是誰？

「幾年前，在影院聽到烏克蘭語配音是件怪事：那是農村人才說的，超人、蜘蛛俠怎麼可以說烏克蘭語呢？大家會覺得滑稽。」

37歲的雅各列夫（Maksym Yakovlyev）是基輔莫希拉學院政治學助理教授。雅各列夫出生於蘇聯時代的烏克蘭東部頓內茨克地區，有著俄語姓氏、以俄語為母語，但他自稱「烏克蘭民族主義者」，授課也只用烏克蘭語。

曾經歷俄羅斯帝國、蘇聯統治數百年的烏克蘭，中、東部大部份地區盛行俄語。大城市尤其如此。烏克蘭語被視為鄉土、偏遠農村的語言。但如今，從學術界到流行文化，烏克蘭語正大舉復興。

烏克蘭政府與民間大力推動烏克蘭語，年輕世代中，作為一種政治表態，也有越來越多以俄語為母語的人有意識地改用烏克蘭語。選擇閱聽烏克蘭語媒體的人在增加，過往只能聽到俄語配音的荷里活大片，也漸漸轉為烏克蘭語。「今時今日，大家去影院聽超級英雄講烏克蘭語，已不會覺得別扭。」雅各列夫說。

轉捩點始於2013-2014年的廣場革命。那個冬天，數以十萬計的烏克蘭人走上街頭，抗議政府擱置與歐盟簽署協議，最終逼使親俄總統亞努科維奇流亡。烏克蘭竭力掙脫莫斯科與蘇聯歷史的陰影，走向象徵著經濟增長與開放民主的歐洲。隨即，莫斯科以「保護俄裔人口」為名，吞併克里米亞、介入烏東的軍事衝突。

烏克蘭東部，戰爭並未結束，在2019年3月31日剛剛結束的總統大選中，尋求連任的總統波羅申科祭出的口號，將語言的重要性，與正在東部和親俄武裝份子作戰的軍隊並列：「軍隊．語言．信仰」。

「語言」是否有決定國家命運的力量？在歐洲與俄羅斯兩大文明勢力的夾縫中掙扎求存的烏克蘭，身份認同左右政治風向。烏克蘭語與俄語之爭的背後，烏克蘭人的國民身份認同正經歷深刻轉變。

尋找身份

26歲的烏克蘭人尤莉亞（Yuliya Mishyna）來自烏克蘭西部小城赫梅利尼茨基（Khmelnytskyi）。雖然出生在獨立後、又在烏克蘭語區長大，但她仍能感受到來自蘇聯時代的氛圍。

「大人們和老師常常訓我：『不要做出頭鳥，別那麼多意見，低調一點』、『如果你硬要說，他們就會注意到你，誰知道會發生甚麼呢？』」一種不知道自己在怕甚麼的恐懼，伴隨著她成長。「那時我也分不清甚麼西方、前蘇文化，只知道我不喜歡這樣。」

前蘇國家中，烏克蘭與俄羅斯的連繫特別緊密，蘇聯的殘餘影響也特別持久，當中既有歷史原因，也因為烏克蘭的獨立過程不像其他前蘇國家般血淚斑斑，也沒像他國般執行「淨化（蘇聯勢力）政策」（lustration）。前蘇統治精英階層直接過渡至新政府，首兩任總統均為親俄派。

獨立後，烏克蘭仍然貪腐盛行，新政為維持不民主的權力，方便從國家獲取私利，並無著力否定蘇聯時代：一些蘇聯遺留的政治機構沒有被改革，只是換了個名字。到了2000年，認同自己是「蘇聯」國民──一個已不存在的國家──的烏克蘭民眾仍佔超過 10%。

「民主制度只是假象，貪腐滲透了政府的每一個層面。烏克蘭獨立了，但卻沒有擺脫蘇聯時代的心態：政府仍實行家長式統治，民眾缺乏自主意識。」研究烏克蘭身份政治的學者 Karina Korostelina 曾形容，獨立後的烏克蘭是一個「沒有國民身份的國家」。

2004年，反對派領袖尤申科在高民調支持下敗選，數以十萬計的支持者抗議選舉舞弊上街，最終烏克蘭最高法院宣佈重選，令尤申科成功上台，是為「橙色革命」。當時還是初中生的尤莉亞不太懂發生了甚麼，但聽著新聞中的求變口號，隱約覺得好時代似乎要來了。

然而，新政府上場後連番政治內鬥，又將希望的火種撲滅。政治運動只會帶來不穩定，平民百姓甚麼都做不了，這是她對「革命」的印象。

2013年底，亞努科維奇政府宣佈擱置與歐盟簽署自貿協定那日，尤莉亞是西部大城利維夫的一個大學生。「當日傍晚，一切就開始了。同學們說基輔已有人聚集，利維夫明天也要集會。我當時想，沒用的，再來一次橙色革命又怎樣？那次沒好結果，這次也不會有。」

「但第二天，還是被朋友拉了過去……好多人，半間大學的人全都來了。」尤莉亞記得自己看到那一片人海的震撼。

橙色革命中，示威者喊的是「尤申科，Tak！」（Tak為烏克蘭語 「Yes」之意），將希望寄託在領袖之上。但是，到了 2013年，示威者不再相信任何政治人物，拒絕政黨代表運動，既反對俄羅斯干預，也抗議腐敗的本地政治精英。

這場示威一開始喚作「歐洲廣場」（EuroMaidan）革命，目標是與歐盟簽署協議、亞努科維奇下台 ── 就此看來，這只是一場爭取國家正常發展的運動；但不少論者認為，廣場革命帶來的真正改變，是令烏克蘭擺脫蘇聯殘餘思維，自主意識開始覺醒。

在烏克蘭的集體記憶中，這場革命的名字是「尊嚴革命」（Revolution of Dignity）：示威者爭取的不只是脫俄入歐與政權更迭，還有作為一個主權國家，不受干預地實踐自由的尊嚴。

「這場革命改變了很多。」尤莉亞說，「我沒有了那種壓力與恐懼，我發現自己原來想說甚麼都可以。」

「過去人們總說，這國家太差，移民就好。但我們不能再對自己的國家袖手旁觀，也不能再對自己的國家那麼無知。」

「小俄羅斯人」要「出軌」？

這樣的轉變，正是俄羅斯最不願意看到的。

俄羅斯在烏克蘭爆發革命後的反應之激烈，超出國際社會預期。2014年3月，克里米亞半島被俄羅斯佔據，之後，東部頓巴斯及盧甘斯克地區突出現大批親俄武裝份子，要求併入俄羅斯，與烏克蘭軍隊爆發戰爭；雖然俄羅斯官方從未正式承認，但多項證據顯示莫斯科一直支持親俄份子的行動。

回應國際傳媒質疑時，普京與其他俄羅斯官員毫不忌諱，直接稱呼被俄羅斯強行吞併的克里米亞，與被親俄武裝份子佔據的烏克蘭東南部為「新俄羅斯」（Novorossiya），又不時重申「俄羅斯與烏克蘭是同一個民族」。

對莫斯科而言，烏克蘭在地緣政治、經濟、能源等範疇上，均極具戰略價值，但其重要性遠不止於此。親近歐盟及北約固然不可接受，但烏克蘭人心背離這一點，亦是俄羅斯所不能容忍。

在俄羅斯國內的輿論中，烏克蘭至今仍被稱為「小俄羅斯人」。烏克蘭、俄羅斯與白俄羅斯的共同文化根源「基輔羅斯」，是俄羅斯國族認同建構的重要基礎，而基輔城是基輔羅斯公國的發源地。如果烏克蘭走向歐洲，俄羅斯國族建構上承的歷史恐怕要重新書寫。

否定烏克蘭的獨立性、將之納為俄羅斯民族的一部份，有助於維繫俄羅斯的民族認同。

政治學者雅各列夫曾經研究烏俄爆發衝突以來，俄羅斯網絡流行的謎因（meme），發現俄國輿論總愛將烏克蘭比作受歐盟色誘而「出軌」、背叛丈夫俄羅斯的女人。「烏克蘭總是倚賴他國、無法自主、被西方誘惑／侵犯的女性形象，」雅各列夫解釋，「俄網喜歡嘲笑去歐洲工作的烏克蘭人都是妓女，與歐盟簽證互免也是為了送更多妓女去布魯塞爾。」

「在父權世界觀中，妻子/女性比子女的地位更低 ── 女性不會有自主的行為，一定是有人主使或唆罷。」

女性形象是對獨立與自主的雙重否定，正符合俄羅斯指控西方國家幕後主使烏克蘭革命的邏輯。將烏克蘭革命反抗俄羅斯操縱的自主性消解，讓問題回到「俄羅斯 VS 西方」對決的框架。烏克蘭人民自己的意願，在大國角力之下，並不重要。

而這樣的烏克蘭一旦轉型成功，將對俄羅斯的論述構成威脅。

「他們一直說俄羅斯需要強人、自上而下的領導，西方自由民主在俄羅斯行不通…」雅各列夫分析，「如果烏克蘭的民主成功話，不論是『烏克蘭與俄羅斯是同一民族』、還是『民主不適合俄羅斯』的講法，都會不攻自破。」

然而，為阻止烏克蘭走去歐盟，普京政府以雷厲風行的手段對付，反成了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加劇了烏克蘭人心背向。

走在今日的基輔街頭，在主要街道交界，不時會見到一座座石墩——它們是列寧或斯大林像的底座。廣場革命期間，憤怒的示威者拿著大鐵鎚，將市內的列寧像拉倒、擊碎，在石墩上插上烏克蘭和歐盟的旗幟。

群眾推倒列寧像，是蘇聯解體時多個前蘇國家出現的經典畫面，但在烏克蘭首都基輔，這一幕卻到2013年才出現。曾經，俄羅斯是不少烏克蘭人眼中的「兄弟邦」，與俄羅斯締結關稅、政治同盟一直有頗高支持度，支持加入歐盟或北約者則一直是少數。

俄羅斯對烏克蘭的侵略，逆轉了民眾對俄羅斯與歐盟的觀感。民眾的身份認同亦同時出現顯著變化：2012年，烏克蘭有23.1%人口認為自己「同時是烏克蘭與俄羅斯人」或直認自己是俄羅斯人，但到2017年這項數字卻急降至12.4%，認為自己「只是俄羅斯人」的比例更由8%跌至2.5%。在俄羅斯影響較大的東南部，轉變尤為明顯。

「我們現在常講一個笑話：令烏克蘭人歸屬感大增的總統，不是任何一任烏克蘭總統，而是普京。」雅各列夫笑言。

語言與族裔以外

廣場革命後，克里姆林宮以激進烏克蘭民族主義份子的的暴力危及俄語人口為由，請求國會准許俄羅斯出兵「保護俄羅斯同胞」。

按莫斯科的說法，在烏克蘭境內的俄語人口，應該深感威脅才對。但是，事實上，不論出身、政治取態為何，烏克蘭幾乎所有人都會說俄語，今時今日走在基輔街頭，聽到俄語的機率依然比烏克蘭語高出不少。

「歧視俄語人口」成了俄羅斯軍事介入的籍口，但以俄語在烏克蘭之普遍，短期內根本看不到被取締的可能。在部份烏克蘭知識份子眼中，俄語主導性強，不單不妨礙烏克蘭人的身份認同建構，反而斷絕了烏克蘭走向單一、激進民族主義的可能，因為民間阻力太大。

事實上，民眾對「烏克蘭」的認同，已越來越不局限於語言與族裔。

民調顯示，即使族裔認同與使用語言沒有明顯變化，認為「烏克蘭是祖國」卻大增。2012-2015年間，俄羅斯裔人認同「烏克蘭是祖國」的比例，由 50%升至 74%；在俄語使用者中，這項數字則由 66%升至 83%。這意味著有大批原本自視為俄羅斯人的人，轉而認同自己是烏克蘭人。

轉變了的，是民眾對國族身份的理解：從2012到2017，認為國藉等於「父母的國藉」者越來越少，以「我所居住的國家」來決定國藉身份的人則越來越多。這意味著他們對身份的看法，從血統承傳轉向自主選擇，從族裔所限，轉向公民、文化。

當人們擺脫俄羅斯身份、改投烏克蘭身份的同時，他們也在改變作為「烏克蘭人」的意義。

俄羅斯國族的陰影漸漸退散，接下來的問題便是：烏克蘭不是俄羅斯，那烏克蘭是甚麼？否定以外，烏克蘭也在重新建構自己，重新定義何謂「烏克蘭人」。

在烏克蘭，這一點很難做到：烏克蘭與俄羅斯文化系出同源，又經歷沙俄與蘇聯多年統治，不論在語言、歷史上都有太多共通之處。即使撇除俄羅斯的影響檢視烏克蘭此一族群本身，多年以來，這片土地上一直混雜了來自不同民族的人，波蘭裔、匈牙利裔、希腦裔、猶太裔均有大規模社群在此落地生根。「烏克蘭人」究竟指的是哪一群人，難以從族裔去定義。

一個符號的兩個價值

一個族裔、宗教、語言如此多元的版圖，要建立出共同的國民身份，可能嗎？

俄羅斯將烏克蘭描述成俄羅斯的派生，一些烏克蘭人則竭力在俄羅斯宣導的版本以外，尋找屬於烏克蘭自己的歷史傳承。

23歲的歷史系碩士生安東（Anton）自稱是一個「烏克蘭民族主義者」。安東的家族中，曾有親人在蘇聯的高壓統治下不幸離世。他直認自己「恨」俄羅斯，但這份怨恨更多是來自大學時期，對歷史的研讀：從沙俄時代到蘇聯，烏克蘭的文化如何被封禁、身份認同如何被官方壓抑，他都知之甚詳。

安東留著長斜留海，耳朵穿洞，驟眼看是為了趕潮流，但在烏克蘭，這種打扮有另一重意義：斜留海與耳環，是哥薩克族人（Cossacks）的經典形象。

「哥薩克」一詞在突厥語中解作「自由的人」。哥薩克人是15-17世紀活躍於今日烏克蘭、俄羅斯等地區的一支東斯拉夫遊牧民，被視為烏克蘭的前身。事實上，哥薩克人並非一個民族，而是結集處於帝國夾縫、不願受奴役的農民，當中混雜了俄羅斯、土耳其、烏克蘭等多個不同族群。併入俄羅斯帝國後，哥薩克仍堅持向帝國爭取自治空間，透過選舉推舉領袖。這段歷史，正好反映位處帝國夾縫的烏克蘭從來都是多元的，權力中心分散，沒有建立單一帝國、單一體制的傾向。

然而，哥薩克臣服沙俄後，亦曾擔任開疆部隊，成為俄羅斯帝國東擴的主力，有過殘暴屠殺他族的過去。近年，哥薩克文化同時在俄羅斯與烏克蘭復興。在俄羅斯官方的語境中，哥薩克代表了是帝國擴張、降服其他東歐民族的光榮歷史，是勇悍衞國的象徵；烏克蘭一方則視哥薩克為不惜一切追求自由的代表。

同樣的歷史符號，被各自表述為對立的價值。

烏克蘭民族主義者對哥薩克的演繹，當然也是配合當下語境，選擇性地強調個別特質：他們希望藉此說明，嚮往自由，是生活在這片土地的族群本來就有的追求，不是對俄羅斯統治的逆反、亦非對西方價值的盲從。

「哥薩克人最典型的形象，就是單人匹馬，在無邊無際的草原上馳騁。」安東說，「哥薩克人可以很窮、過得很苦，但不可以不自由。」

安東不諱言，因為希望保護烏克蘭文化和語言，自己也曾接觸過一些極右組織，但最終因為無法忍受他們的反同立場，沒有加入；在他看來，這些極右組織所宣揚的，只會將烏克蘭帶回蘇聯時代。

「俄羅斯的認同是具侵略性、要他人屈服的認同……基本上就是建立在否定個體之上。」安東解釋，烏克蘭與俄羅斯最大的分別，就是對自由的堅持，怎麼可以走回舊路？「要紀律、要服從，那是俄羅斯的文化……我們不需要任何人去告誡、強迫他人做甚麼。」

從構建身份認同到極端民族主義？

革命過後，烏克蘭民族主義成為關注的焦點，極右組織破壞同志遊行等行動尤其吸晴；俄羅斯媒體稱之為「新法西斯」，歐美國家的輿論也在關注烏克蘭的民族主義會否激進化。

極右民族主義在受俄羅斯影響較小的西部地區一直存在，並非廣場革命後的新現象。在烏克蘭政界，極右派的政治影響力一直甚微：2014年的國會選舉中，極右黨派得票無法跨越 5%的最低門檻。

不過，烏克蘭主流政治中，的確出現過民族主義激進化的現象：2004年橙色革命後上台的尤申科，曾大力推動國民身份的建立，抬高烏克蘭文化及烏克蘭語的地位，修改歷史教科書，並爭取國際社會承認1933年的烏克蘭「大饑荒」為蘇聯針對烏克蘭民族進行的「種族滅絕」，甚至追封曾與納粹合作的烏克蘭民族主義領袖班德拉（Stepan Bandela）為「烏克蘭英雄」。這些政策普遍被視為利用民族主義增加政治支持的伎倆，尤申科政權被東部民眾視為來自西部的政權，無法團結整個國家，反令分裂加深。

烏克蘭哲學家、大學講師雅莫蘭高（Volodymyr Yermolenko）強調，正是提倡自由的廣場革命，遏止了烏克蘭民族主義的激進化。

「廣場革命同時是民族主義和自由化的。」雅莫蘭高形容，「很多自由派都採納了民族主義的立場，與此同時，一些民族主義的口號也被自由派同化，令他們失去了侵略性的色彩。」

雅莫蘭高指的是響徹革命現場的口號「榮耀歸於烏克蘭」（Glory to Ukraine）。這句口號歷史久遠，曾是與納粹合作的烏克蘭民族主義組織使用的口號，因此一直與極右掛鈎。但在廣場革命中，這句話被來自不同陣營的示威者廣泛採用，賦予了與舊義完全不同的新意義。

廣場革命強調的自由、民主理念，調和了激進的民族主義。

然而，革命後政治勢力未見全面更迭，政府、國會、乃至媒體仍由舊有政治勢力和寡頭大亨把持，令廣場革命的成功記憶、革命所象徵的西歐式自由開放理想，在民眾心中急速褪色。東部與親俄武裝份子的戰事一直持續，幾乎完全看不見終戰的可能，俄羅斯在媒體、網絡等陣地的輿論宣傳攻勢亦相當猛烈。

在這樣的處境下，自由派與民族主義者合流的趨勢，漸漸滑向分裂的舊路。

「一部份人覺得，烏克蘭要變得更自由、更開放，以示對俄羅斯的抗衡，因為俄羅斯就是不自由不開放的，」雅莫蘭高說，「但民族主義者卻說，不，自由派的軟弱會讓我們輸掉戰爭，言論自由會成為俄羅斯的宣傳渠道，開放也只會被俄羅斯利用。」

烏克蘭的身份認同轉變正自下而上地發生，但在當前的政治困局中，也出現受政治勢力利用，向民族主義方向傾斜的危機。

在改革遲緩、戰事未了的陰影下，比起自由與進步的價值，自然是國家安全與敵我分明的論調更能吸引人。政治人物們亦深知此點：比起短期內仍無法達到的入歐目標與實際改革，強調國族、身份來賺取支持容易得多。

避談模糊改革不彰與身陷貪腐醜聞的負面因素，波羅申科祭出了「軍隊．語言．信仰」為競選口號。隨著選舉臨近，波羅申科政府推出的語言政策亦越來越激進，甚至激起了烏克蘭境內波蘭裔、匈牙利裔族群的反彈。這樣的做法，與民間接納俄語烏克蘭人的傾向相違，也恐會令俄語使用者感到受排斥。

在廣場革命後挾 54%選票支持當選總統的波羅申科，執政五年來改革成效不彰，民望不斷下跌，反對率一度高達60%。2019年3月31日的選舉中，波羅申科以16%的支持率，順利晉級將於2019年4月21日舉行的第二輪選舉，對手是獲得30%支持率的政治素人、演員澤林斯基（Volodymyr Zelenskiy）。

未來

廣場革命後，尤莉亞帶著從革命中獲得的、對烏克蘭的歸屬與自豪感，動身到歐洲留學，卻發現自由世界對此嗤之以鼻。

「有時大家談起未來，我說要回烏克蘭、覺得要為自己的國家做點甚麼……西歐的朋友就會說：為什麼你這麼可悲？」尤莉亞對此深感不忿，「我只好不說話。我只是想回自己的國家做點事，他們就覺得我很民族主義、說我很可笑。但完全不是這回事。」

與此同時她的烏克蘭家人、朋友卻一直在問：如今你要「賴」在歐洲應該很容易了吧？這令她感到無比諷刺。

革命後，烏克蘭經濟始終沒有回到革命前的水平，寡頭大亨與舊政治勢力影響仍然巨大，貪腐改革寸步難行 ── 年輕人為了更好的機會與生計紛紛離開烏克蘭，到波蘭、捷克及其他歐洲國家求學、工作，青年人口外流成了社會問題。2017年，社會學機構「Rating」的一項民調顯示，烏克蘭18-35歲人口中，高達54%希望移民。

國家何去何從？個人是去是留？在經濟、戰爭以外，還有更微妙的決定性因素。

2019年春天，安東碩士畢業準備攻讀博士，繼續研究烏克蘭歷史。這位自封的烏克蘭民族主義者，其實是烏、德混血，還自學了德文，研究方向是德裔族群在烏克蘭的生存狀態。

「烏克蘭」對他而言，完全是一個開放的概念。

記者問：讀歷史的你肯定也清楚，所謂民族、所謂身份認同，不過都是社會建構，為何你仍這麼強調自己的身份？

「沒有一個穩定的、廣為主流接受的國民身份，就談不上獨立和決定自己的未來，」安東說，「俄羅斯這種不自由的國家，就會將他們的身份強加在我們身上。」

「自由之所以重要，就是因為人不應該被逼去『認同』甚麼，可以選擇自己的歸屬。」

而選擇國家未來的自由，正是五年前獨立廣場上的示威者所追求的。

站在獨立廣場之上，身處百萬烏克蘭人之間的感覺、得悉革命訴求成真的感覺，安東還記得很清楚。

「身份認同不僅僅是由『過去』定義，」安東說，「我知道，我的未來在烏克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