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土地的转生术：竹东三亿客家音乐村的前世今生

这块土地位于新竹县竹东镇，北兴路与工业一、二路交叉口，面积约三公顷，比一座标准棒球场稍小一点。距离火车站不太远，意思就是紧靠著市中心区。

记者在九月到访时，这块地被一整片斑驳绿色铁皮环绕著。除了六月初在这里偷偷丢下两座破沙发、两张缺脚的办公椅、废轮胎和一大堆垃圾的家伙外，多数镇民现今的日常生活，和这块地几乎没有关系。

但紧邻这块空地的是一幢幢新落成的大楼。例如2017年富广建设推出的“富广美美”建案，每坪平均单价比周边高出五成，也因此被房产专家视为“竹东蛋黄区”。

北兴路的空地加上头这片“蛋黄区”原本都是台湾水泥公司竹东厂区。台泥厂在以往一直是竹东最重要的经济支柱。全盛时期直接带来的就业机会超过一千个，这还没算上卡车运输、餐饮等周边生意。

2000年竹东厂关厂停工，厂区闲置了近十年后，台泥向新竹县政申请自办都市计划变更，1.6万坪商业区和住宅区土地入手，2014年时地产业估计未来出售利益达40亿元，成就了今天这块“蛋黄”。

有著“蛋黄大梦”的不只民间商人，还有新竹县政府官员，因为这片土地开发计划成不成功，决定了竹东镇的“升级大梦”能不能成真。这块土地近年被套上各种开发计划 — 2009年规划客家土楼、2015年计划盖传统艺术中心，再到2018年的音乐村，几度“转生”，正是为了这个理由。

十一月八日，新竹地方法院门外有场记者会，傅春雄坐在轮椅上，背后是一大片抗议的白布条，抗议新竹县政府的“音乐村”计划，恐怕会打造出另一座蚊子馆。事实上，记者会之所以选在法院前召开，是因为住户们刚刚出庭应讯，新竹县政府控告他们“占用公地”，诉请法院判决土地上的住户“拆屋还地”。

傅春雄和妻子魏铃琦，是镇上少数对这块空地的前世今生了若指掌的人。傅春雄接受《 端传媒》采访时，重述著自己家族拥有这片土地的历史，也批评了新竹县政府一而再、再而三地藉著不同的计划名目，就是要开发这块土地，但这个音乐村，最后恐怕会变成另一座蚊子馆。

傅春雄翻出同治年间签下的购地合约，彩色影印放大的合约复本被小心翼翼的收存，就连放在地上拍照都不许。

这纸保存近一百七十年的合约，是傅春雄向现在的政府力争土地所有权的重要依据。曾曾祖父签约买地后，原以为整个家族就能在此扎根，但合约在国民党政府来台后却变得无足轻重，土地画分全面洗牌。随后几次耕者有其田、公地放领等时机，傅家因信息不足、害怕政府迫害等理由没有申请，土地因此收归国有。

当国家不需要这块地时，对傅家以及其他20多户“占用户”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水电都接通，一群人也就当国家默认了他们的所有权。但到了2011年，新竹县政府向国有财产署申请拨用这块地，表示将用以开发客家土楼及旅游服务中心。为了尽卖方义务，国产署因此对这块空地上的所有“占用户”发出限期搬迁通知。

由傅春雄发起的自救会，自此开始一次次的抗争，要求政府正视他们的土地所有权，并拒绝被征收。傅春雄说，七年来县府的开发名目变更不下五次，每一次都是他们上台北、上县府抗争才挡下，但县府就是不放弃。

对官方来说，这块空地无论如何都要收回。

“竹东人口已经停滞成长十几年，”新竹县政府秘书长蔡荣光解释，过去十年竹东镇人口数始终停在九万六千这个数字上，距离能升格为“县辖市”的十万人总差临门一脚。比起邻近地区，竹北市因为设置了高铁站，带来人潮与房地产商机。另一侧靠山的竹东六乡镇则未搭上这波高铁顺风车。也因此，开发相对落后的竹东镇，成为县长邱镜淳的第二任连任政见之一。远雄、富广等建商在原本台泥竹东厂的土地上建起华厦。蔡荣光则盘算著移入人口。他扳著手指：十项建案、每期三百户，一户设籍两人，就能增加六千人口，“这样竹东就能跨过‘市’的升级门槛。”

县府因此将开发周遭生活机能及景观视为己任，首要目标自然即是紧邻台泥重划区的空地。当被质疑此举形同图利建商，蔡荣光反驳“大型公共建设本来就应该要带动地方发展，”他说：“建商将本求利、按照规则买地盖房，公部门能做的就是把周边环境弄好，这并不是图利特定人士，而是图大多数老百姓的利益。”

当政者对于这块地曾有过各种计划：2009年，正竞选连任的县长邱镜淳，提出过“客家土楼”的构想。根据县政府发布的规划方案，这座“原汁原味”的土楼内含150个房间的青年旅馆和多功能演艺厅，可以争取国际观光旅游市场、陆客来台旅游，并做为青年旅馆／艺术家驻村展演的场地。

“客家土楼”的计划一提出，傅春雄及自救会就对土地产权问题发动抗争，再加上根据学术研究显示，土楼并非台湾客家文化产物，在多方质疑下，计划因此停摆。

2014年邱镜淳连任县长后，另一个名叫“客家传统艺术中心”的计划又在同一块地上推出。这次县政府承诺发给自救会搬迁补偿费用，部分自救会成员选择与县府签下同意搬迁合约。正当开发案看似要顺利动工时，财政状况不佳的县府，却筹不出高达五亿的工程费用，计划全面暂停，一块空地继续维持原样。

一年之后，总统大选选战逐渐加温。民进党籍总统候选人蔡英文喊出“浪漫台三线”的口号。“台三线”是一条南北向的省级公路，沿路途经龙潭、关西、竹东、南庄等以客家族群为主的城镇。蔡英文提出将台三线打造成“客庄浪漫大道”，期待沿线城市发扬客家音乐、文学、绘画及工艺。

2016年蔡英文当选总统，行政院客家事务委员会开始计划落实“浪漫台三线”的政见，办了几场咨询会议后，客委会主委李永得说许多客家音乐工作者，都赞成应有一处音乐人创作空间、以及客家音乐与国际交流汇演的场所。李永得说，此时他有了在竹东兴建音乐中心的念头，因为举办客家山歌比赛在这里已经有超过半世纪的历史。

“山歌对客家人来说这是音乐集合体，只要是唱歌都叫山歌。”台北艺术大学文化资产与艺术创新研究所教授吴荣顺专门研究民族音乐。他接受媒体访问时说明了客家山歌和竹东山歌比赛的特殊性。

吴荣顺说，早年客家人自中国移民台湾时住在靠山地带，农人在山上边采茶、边吟唱，在没有音乐伴奏下互相抛喊语句，无形中形成山歌文化。后来客家人从山地迁移到平地，人们开始群聚，歌曲也因此开始形式化、并加上音乐伴奏。

随著人们在平地聚居，客家人口超过八成的竹东镇，1963年开始在镇中心的公园内举行山歌比赛。吴荣顺说，比赛分成老山歌组、山歌仔组等八组，过去只要拿到第一名，往往会有唱片公司找上门，地方的山歌班及社团，也会请第一名执教当老师，等于让比赛得奖者形塑特定时期的山歌风貌。也因此，竹东客家山歌比赛对客家社群而言，是一年中最重大的音乐比赛。

“发展客家音乐的目的是什么？是唱给自己听，还是唱给不同人听、让客家文化能走到世界舞台上？”李永得说，竹东山歌比赛传唱五十几年“很不容易”，但现在的客家音乐格局小，也没有适合的场地能让客家音乐跟国际接轨。此外，即使客家音乐创作人的创作灵感来自市井巷弄、不一定需要馆舍，但若能有场地举办比赛或创作计划，作为客家音乐发展的中心点，就能放大格局，让客家音乐走上世界舞台。

为了达成心目中“放大客家音乐格局”的构想，去年5月李永得找来新竹县政府，表明想在竹东镇寻觅适合改造的老房子。李永得想起了铁花村，这是一处位于台东市中心，由民间基金会经营，以原住民音乐工作者为活动主体的展演空间和市集，大受好评。

李永得想要打造一处客家版的铁花村，一行人原先相中竹东镇上的旧中油员工宿舍，却因取得成本过高作罢。此时蔡荣光想起那块曾经充满荣景却又停摆的空地：“主委到这边看看吧？”

竹东小镇的升级大梦，在2017年和中央施政计划接轨。民进党执政后一年公布了“前瞻基础建设计划”，计划在八年内投入八千八百亿特别预算，投入轨道、绿能、数位、城乡及水环境建设。其中，“浪漫台三线计划”分得20亿，专门补助桃园、新竹、苗栗及台中四县市的客家相关建设。

去年8月，蔡荣光率队北上争取前瞻建设的八千亿预算，音乐村计划在客委会的支持下，毫无异议地通过审查。而空地上除了音乐村，县府还规划后续要兴建客运转运站、行政中心及文创旅馆，其中光是音乐村及转运站的兴建费用加起来就将近五亿新台币，成为竹东多年来少见的大型重点公共建设。

计划通过初步规划审查后，县府找来同是客家人、并设计过屏东六堆客家文化园区的建筑师谢英俊操刀。音乐村以“大禾埕”、也就是客语的“大广场”为设计主题，预计兴建一幢半开放式的圆形建筑物，建物的一半为开放广场、可供表演使用，封闭的一半则将设店舖和录音、团练室。

“音乐村是一个以音乐为核心的开放空间，”为了避免蚊子馆疑虑，李永得特别强调建物与社区的关联，指未来音乐村没有演出时，能做为社区公共空间，兼具社区活动广场功能，相信也能帮助地方发展。

依县府的规划，音乐村最快年底就要动工、两年后落成；转运站则后脚紧接著要在明年动工。紧凑的时程催促下，县府声称，土地产权争议已在确定发放搬迁补偿后消弭、只剩一户进入诉讼程序。

土地产权问题看似解决了，然而需不需要、应不应该建这座一再“死而复生”的场馆，引发当地青年、社区文史工作者的质疑声浪。尽管官方宣称是为了让竹东客家山歌有更好的舞台而兴建音乐村，但此举究竟是延续传统、还是剥离传统？

“头前溪城乡好生活促进会”总干事叶日嘉直言，竹东山歌比赛源于民间，过去都在中央市场旁的戏曲公园举办，“公园才是它（山歌比赛）发展的传统。”如今县府硬生生要把公园形之有年的传统跟习惯拔离，还说承接传统，“有点说不过去。”

地方文史工作者古少骐也表示，客家音乐源自生活，在台湾客语人口日渐流失的状况下，语言少了使用者，音乐创作自然日渐萎缩，“这些问题能靠硬体建设解决？”

客家歌手刘荣昌则认为，发展客家音乐的重点应是培养人才及推广，并不是盖馆舍。“客家音乐创作人，最需要的是做出更多作品、以及如何把作品推广出去，而不是集中所有人到竹东的馆舍里，”刘荣昌直言，作品写的是竹东、录音不必然要在同一地；百人、千人级客家演唱会，也可利用竹东既有闲置空间搭建临时性器材，“要推广客家音乐，症结点怎么会是在场馆？”

“这整件事又回到政党轮替前的硬体思维，觉得只要盖了馆舍就解决了问题，”刘荣昌说：“用这个名字来做一个标题去申请经费，事实上官方在了解所谓客家山歌或音乐需求上，到底做了多少？这是我作为音乐工作者一直觉得很困惑的。”

除了音乐村建设背离传统的质疑，政府砸重金盖馆舍，成本效益也受到观注。叶日嘉质疑，竹东已有树杞林文化馆、林业博物馆、萧如松艺术园区等室内表演场地，政府没有妥善管理、却要盖新场馆，未来的管理让人忧心。

包括叶日嘉在内，媒体、民代一提到音乐村计划，经常联想到位于竹东火车站旁，去年启用的“动漫园区”。当时官方号称要将当地打造为“台湾秋叶原”，如今却因运营问题乏人问津。立法委员黄国昌十月在内政委员会质询时出示一份统计数据显示，动漫园区假日平均旅客每日不过200人，平日最低甚至只有20人。营运单位被迫将场地租借给歌舞秀演出使用，招徕旅游团客观赏。规划中的竹东音乐村，会不会是一样的结果？

叶日嘉质问，政府如何保证未来这么新建的音乐村“一定能达到发展音乐的目的？”

像“动漫园区”这样花了大钱兴建，使用效率却低到不行的公共建筑，一般被称为“蚊子馆”。师大美术系副教授姚瑞中多年调查台湾蚊子馆。他接受端传媒访时点名客家音乐村这样的文化场馆，最容易因为营运不易、而沦为蚊子馆。

姚瑞中说，政府在规划时，评估容易过度乐观，但后续实际营运又要以OT方式（注：Operation Transfer，政府投资兴建完成后由民间机构营运，营运期满营运权归还政府）妥托民间经营。业者为求获利，势必寻求最大商业使用，最后终将导致场馆原本的文化功能受到挤压。

“引进音乐村这么大的场馆，总不能一天到晚唱客家山歌，”姚瑞中认为，政府在建设文化场馆前，除了文化推广等目的，也应精算消费群体和配套，如是否能推动在地建教合作使用场地、或是和旅行社合作开发行程等。

除了在规划初期就要思考使用效益，姚瑞中也直言，政府编列预算时重资本、少经营，同样容易导致场馆营运困难。行政院规定文化设施的“资本门”，例如设备采购、土地、营建工程等设施经费，需高于“经常门”两倍以上，导致政府有钱盖场馆，却没钱补助每天开门营运所需的水电费、内容更新维护费，文化使用比例也因此日益低落。

姚瑞中因此建议，政府想推动文化场馆建设，除了可修正法规，调整经常门与资本门比例，也可考虑比照日本的地方创生做法，在规划时就必须准备好能自行获利的振兴计划，才不会因政府改朝换代或各种外在因素影响场馆营运。

“单纯以收入、人次观念谈文化设施，是不对的，”负责浪漫台三线计划审查客委会产业经济处副处长陈瑞荣回应，目前全台由公部门补助兴建的文化场馆，没有一间能自负盈亏；之所以持续兴建，是考量文化平权及文化近用概念，希望让民众都有相同享受文化或公共服务的条件。于此，兴建文化设施就不应考量收入，“不然就去盖百货公司就好。”

至于若摒除收入等指标，又该如何衡量一文化场馆的建设成效？陈瑞荣认为文化设施所提供的核心功能占比是关键。他举例，若政府补助兴建的原住民聚会所，能让孩童和部落长老在会所中交流、学会射箭或编织等部落传统文化，就有兴建必要；反例则为成功将文化设施变为能创造商业利益的松烟。

县府出地，前瞻出钱，一项原本眼看就要“烂尾”的计划就此死灰复燃。即便外界仍有杂音，新竹县这次的音乐村计划，看来比过去任何一次都要接近那条由动土红彩拉起的终点线。

尽管如此，在采访过程中被我们告知客家音乐村计划的傅春雄，仍坚信自己终能唤回“只想开发”的县府。“如果真的是，那我就再去找客委会，再去抗议，”傅春雄说：“他们从来都没有询问过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