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還我客家話」運動30年後，「客家」的面貌清晰了嗎？

今年是台灣「還我客家話」運動三十週年，從那個時候開始逐漸掀起的一股客家學熱潮，除了讓客語重新出現在台灣的公共領域，也讓台灣人重新地認識了客家。但經過了三十年歲月，這股延續至今的客家熱潮，是否還守著當年捍衛客語、延續客家文化命脈的初衷？

1949年之後，內戰失敗，退居台灣的國民黨政府推動起「國語運動」，台灣本地語言，諸如台語和客語，在學校不要說教授，學生連下課休閑時間都不能使用，電視播出則有固定時間限制，種種行政措施，造成台灣本地母語的嚴重流失。「還我客家話」運動在這種環境下應運而生，抗議國民黨政府以法令限制在公共領域裡使用客家話。

1988年12月，「還我客家話」遊行在台北市登場。當天有三千多人走上街頭，遊行過後，相關運動者在全台各地發起小型演講，終於推倒了語言限制的高牆，促成廣播電視法的修法，也逐漸在台灣掀起了對於母語、在地文化的熱潮。

2001年，台灣政府成立了隸屬行政院的「客家委員會」主管客家事務，各地方政府也紛紛成立層級不同的客家行政單位；緊接著全球第一個以台灣客家話為主的客家電視台在2003年正式開播，2010年台灣立法院通過「客家基本法」中明文規定「客語為國家語言之一，與各族群語言平等」，也強調「人民以客語作為學習語言、接近使用公共服務及傳播資源等權利，應予保
障。」

該怎麼看待台灣近年來的「客家熱潮」？如果是民眾就此熱衷於認識、學習客家語言文化，固然是美事一樁。但熱潮中卻也還包括一些有點突兀牽強，甚而錯誤附會的「客家認同」。

誰是「福佬客」？

前陣子，有位出身台灣嘉義縣溪口鄉的好友Ｋ跟筆者說，她從小家裡講的都是閩南語，卻在長大之後，才赫然發現原來自己是所謂「福佬客」，也就是去客語能力、改以又稱「福佬話」(閩南語)為母語，甚至根本不知道自身家族的客家身份的客家後裔。在台灣許多知名人物，例如前總統李登輝、現任總統蔡英文，都算是「福佬客」。

基於對於族群及文化的濃厚興趣，筆者找了些資料閱讀。但愈研究卻覺得事有蹊蹺，那位朋友的老家村子，會被當作「福佬客」村落，一開始是因為當地官員幾年前聽耆老說了當地有些客家淵源。而官員也覺得，既然耆老都這麼說了，而且當地多數民眾祖籍是在台灣被視為客家原鄉之一的廣東饒平，以祖籍地畫分，則客屬在當地占了超過百分之五十人口。至於為何當今大多數的溪口鄉民都不會講客語了呢？

對此，當地政府自有一套推論：當地客家人是因為在周遭鄉鎮都是較為強勢的閩南村落，為了與外界溝通，漸漸失去使用客語的能力，甚至許多人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客家淵源，變成了「福佬客」。在幾乎沒有人講客家話的溪口蓋起了客家文化館，然後辦了一些熱熱鬧鬧的客家歌舞表演，用了些花花綠綠的所謂「客家花布」來佈置活動現場、辦了謂之「尋根」， 讓諸多如Ｋ這樣的鄉民，都突然驚覺「啊！原來我其實也是客家人！」

事實上，在2000年左右客家熱潮興起，宣稱自己是「福佬客」的人不少，包括前總統陳水扁，但後來有人到了陳水扁家族在福建的祖籍地去調查，才發現那根本是誤傳，陳水扁家族是閩南人，不是客家人。國民黨前主席連戰，一度也被認為是「福佬客」。

但事情真的如此單純嗎？恐怕不然。筆者的疑問，就從「如果客家人佔了人口這麼大多數，為何客家話會式微被閩南話取代」開始，從台灣一路追到了饒平。各項資料都直指，位於福建、廣東兩省交界的饒平縣，並不是純客家縣，饒平縣的大部分地區，從沿海地帶一直到中部地區，主要都是講閩南語系的潮州話的地區，唯有饒平縣北部山區，約莫在一個叫新豐的地方以北，才開始進入客語區。而且，根據台師大地理系韋煙灶教授的的研究，饒平的語言分界雖在近兩、三百年來有些許浮動，但是變化並不大。也就是說，過去三百年間，移民到台灣的饒平人裡，本來就會有福佬與客家摻雜，單以「饒平」這個籍貫來斷定族裔屬於客家，並不嚴謹。

回到台灣，我們也可以從清宮檔案裏面耙梳出幾百年前祖籍與語言/族裔的關係。例如1722年閩浙總督覺羅滿保上書給康熙皇帝的《題義民效力議敘疏》裡面就清楚提到(註)，潮州府潮陽、海陽、揭陽、饒平這幾個縣份在南台灣的移民與講閩南話的漳州、泉州人語言是一樣的；反而汀州雖在福建省，但因為汀州人講的是客語，反而與潮州的客家人結盟，而不與同為福建省人的漳、泉兩地移民同夥。

另一條線的查證同時進行。由於根據相關資料，Ｋ老家村子的「福佬化」可能是在19世紀中晚期完成，因此，追查過去Ｋ家族的語言使用狀況或許有幫助。筆者原本以為，如果能追查到20世紀初的資料就已經很好，不過Ｋ到戶政事務所調出了日本時代家裡的戶籍謄本，居然一路到19世紀的資料都有。從Ｋ開始往上數四代人，種族註記都是「福」！日本時代的戶口調查包括種族的調查，而在每個家庭的戶口名簿裡，都會紀錄上每個人的種族。註記裡，「福」原意是「福建」，而「廣」指的是「廣東」，但根據學者葉高華的研究，在當時的實務操作上，「福」、「廣」之別主要在語言上而非祖籍地之分，也因此，這樣的資料顯示，對照該份戶籍資料上的生卒年，可以推斷出，Ｋ的家族，至少在有資料可循的過去一百五十年間，都是一個講閩南語的家庭。

在有更進一步詳細資料前，筆者或許無法百分之百斷言Ｋ家族是否是「客底」，但至少可以做出一種合理推斷，數百年前Ｋ家鄉的漢人移民，有許多是來自饒平以及潮州（饒平縣過去屬潮州府，今屬潮州市） 的人，而這些人裡面，有客家人也有福佬人，而且可能以福佬人為多數，以至於數百年過去後，佔少數的客家話在該地區消失，讓該地成為純福佬語區。

看到客家就沾光

我朋友的案例只是其一。台灣有句俗諺說：「看到黑影就開槍」，意思是說還未看到全貌就依照一點點印象做出反應。近十多年來，這種筆者稱之為「黑影式」的福佬客認同越來越多，例如在中台灣的彰化、雲林，還有南台灣的嘉義、屏東，都有因為一些沒有經過完整調查、考證的「證據」，忽略這個題目的複雜性而擅自認為某個村落、某個鄉鎮、某群人是「福佬客」，進而舉辦一些可能連祖先在天之靈看到都會啼笑皆非的客家文化活動來「找回自己的根」。

事實上，除了抽象的文化認同之外；另一個導致「客家認同」此起彼落的現實因素，恐怕是法令所規定，對「客庄」建設經費的挹注。

根據「客家委員會補助地方政府推動客家文化生活及產業環境營造計畫作業要點」規定，客委會可以挹注經費「補助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整體規劃客家聚落，保存傳統客庄社區公共生活場域，強化客屬文化資產特色，落實在地住民共同參與社區發展與環境營造，促進客庄產業繁榮興盛」。補助範圍五花八門，從客庄人文的調查研究，一直到客庄傳統建築，乃至街道、公園、堤防、產業設備等等的改善都可以列入補助。

要成為「客庄」，自然要是有客家人居住的村落，但怎麼樣的人才能算是客家人呢？根據客家基本法第二條的定義，客家人是「指具有客家血緣或客家淵源，且自我認同為客家人者」。於是，當一個村子已不再有人使用客語了，甚至多數人不覺得自己是客家人時，發現原來自己原來是「福佬客」，原來自己也是客家人，這樣，應該算是某種「客家淵源」，某種「自我認同為客家人」了吧？

但在各級政府內的客家部門呢？負有保存及發揚客家文化的各級客家事務機構，難道沒有做好相關的把關工作嗎？很遺憾地，筆者必須說，從中央的客委會到地方的客家事務局都沒有做到他們應有的保存、傳承客家文化的使命，反而是對於刻板的客家印象推波助瀾。

花布、土樓都是「客家傳統」？

這些年來，各級政府辦的客家活動，必出現所謂各式的「客家花布」，導致很多民眾一看到花布，就聯想到客家。但所謂「客家花布」它並非那麼客家。花布確切出現的時間固然可能難以考證，但台灣大量開始使用花布，源於1960年代，因為新的印染布技術出現，讓紡織廠可以大量產出。而當時台灣一家遠東紡織，使用新的技術大量生產了喜氣的花布圖案，推出後大受歡迎，因此，有一個世代的台灣人，不分族群，家裡都可以看到花布做的衣服、棉被、窗簾等布製品，在布行，這樣的花布也被冠上「遠東仔花」的暱稱。而這樣一種全民記憶，卻在政府單位的推波助瀾下，被硬生生貼上「客家」標籤。在行銷上，這算是很成功的品牌形象建立，但對於負有保存與推廣客家文化責任的行政單位來說，卻是一場災難性的失職。

再以所謂「客家土樓」為例，不管是苗栗後龍花了1.2億新台幣建造的「客家圓樓」，新北市客家文化園區的圓樓造型建築、或是台北市客家文化園區的方樓造型建築，在在都顯示了政府單位欲以「土樓」作為客家意象的想法。但所謂「客家土樓」跟台灣客家的關聯在哪？「土樓」又真的是客家文化的獨特產物嗎？



第一個問題很好回答，土樓與台灣客家的關連並不大。由於種種歷史、經濟與環境的因素，目前為止在台灣並沒有任何客家人曾在台灣建立土樓的相關紀錄與遺跡。也許有人會說，但就算台灣沒有土樓，土樓也是客家文化象徵啊！土樓是不是客家文化的產物我們等一下來探討，但以在台灣不存在的建築象徵台灣客家，本身就是一種弔詭。難道我們要說，由於南洋的客家人祭祀因為當地文化環境下產生的土地神拿督公，拿督公信仰就可以成為台灣客家的象徵？

接下來，筆者想探討，土樓是否為客家文化的獨特產物這件事。土樓在閩南地區，以及與閩南交界的廣東部分地區存在由來已久，相關的地方志中至少在1558年漳州地區就出現土樓了。不過，土樓開始廣為外界所知，是約莫在1950年代開始，而由於當時被「發現」的土樓建築，多是在閩西永定客家地區，故後來很長的一段時間內，土樓被當作客家文化裡特殊的建築，而被稱作「客家土樓」。

中國研究土樓的權威學者黃漢民，從1981年開始就地毯式地在閩南地區進行土樓的研究，發表了多篇的論文及專書。在《福建土樓》一書中，黃漢民提到，在1982年發表關於福建傳統民居的碩士論文由於調查範圍侷限於永定、南靖一帶，曾把土樓稱為「客家土樓」，但在日後他的研究調查範圍擴大到整個閩南地區，他才發現原來不只在漳州轄下十個縣區不分福佬或客家聚落都有土樓的存在，甚至在泉州地區也有土樓。根據他的統計，以圓樓、方樓來計算，福佬人居住的土樓數量甚至比客家人還多。

在交叉比較語言、歷史資料之後，黃漢民認為，土樓最早是閩南沿海福佬人村落在十六世紀時，為了防禦海盜侵擾而建立起來，而後這樣的建築才慢慢傳入山區，而其實福佬人建土樓的歷史，可能比客家人還久遠，因此閩南、閩西山區一些客語地區關於土樓建築的一些詞彙，使用的是來自閩南語的借詞。

其實，許多文化與生活都是因應環境而產生。福佬人與客家人在中國福建與廣東地區本來就是比鄰而居，客家人會畏懼盜匪侵擾而蓋起具有防禦功能的土樓，身處同樣環境、面臨同樣威脅的福佬人，自然也會有相同的擔憂與因應方法。而身為權威訊息來源的政府單位，在推廣、保存客家文化之際，若不能將最真實、準確的訊息傳達給民眾，而是以模稜兩可的態度任意貼上「客家」的標籤，抑或是對於推廣、保存客家文化的預算補助，沒有以嚴謹態度來審核提出需求單位的申請基礎，絕對是最不負責任的作法。

身為一個關注文化發展的人，筆者對於近年來客家文化發展的狀況有種很複雜的心情。一方面，這一、二十年來，台灣社會上不管是政府或是民間對於在地文化表現出的興趣與支持令人的振奮；但是另一方面，民間對於客家文化一頭熱的同時，不求甚解的態度，加上官方不明究理的推波助瀾，不但無助於讓一般普羅大眾理解什麼是「台灣客家」，反而創造出一種「想像的客家」。

「福佬客」確實是存在的，而在民間發現了一個村莊、一群人可能是福佬客的蛛絲馬跡之後，應該再更深入加以研究調查。其實證實某個村落、某群人是否是福佬客的過程，可以是很有趣的一場推理遊戲。祖籍地可能是最先的線索，其他的線索還有史書、地方誌中記載的過去當地的族群關係、當地宗教信仰的類型、當地祖先祭祀的儀式、當地民眾記憶中的風俗、當地民眾的語言習慣......等等，抽絲剝繭之後，才能獲得較為接近事實的結果。如果民間沒有能力、沒有資源做這樣的調查研究，相對資源較為豐富的政府單位可以投入資源協助相關的研究。

前面提到的客委會的補助要點裡面，不就明文規定了嗎？文化調查也是屬於可以補助的範圍之一。所謂調查，並不一定要硬朝著「這地方是客家庄」的方向去做，政府作為一個中立的單位，如果最後研究結果發現這個地方其實不是客庄，或是這個地方客家人的比例其實只佔很少一部分，也未嘗不可。

在推動客家意象方面，當然以行銷的角度來講，政府單位營造出「客家土樓」、「客家花布」作為客家意象的努力是成功的。但畢竟政府不是民間企業，政府的工作也不是不顧一切地推動一個品牌意象。

筆者期望中的政府客家單位的責任，是該窮盡一切所能，來保存並發揚最接近事實的客家文化，讓台灣成為一個真正族群多元的社會。

註：原文為「查臺灣鳳山縣屬之南路淡水，例有漳、泉、汀、潮四府之人，墾田居住。潮屬之潮陽、海陽、揭陽、饒平數縣與漳、泉之人語言相通；而潮屬之鎮平、平遠、程鄉三縣， 則又有汀州之人自為守望，不與漳、泉之人同夥相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