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会被2025甩在身后吗——低端“中国制造”在波兰

“我们已经出华沙了。”出租车司机是乌克兰人，一年前才来波兰，连连说为学波兰语，英语已不利索。但形容起此行的去处，这位新移民的描述十分别致——“你要去的地方，‘自成一城’。”

目的地即是名为沃尔卡·科索夫斯卡的小村落（Wólka Kosowska，以下简称沃尔卡）。这里离首都华沙市中心有20多公里，住有300多村民，并不惹人侧目。往来人流大多汇入村中十多座批发商城，总共占地近60万平方米，内有超过2000家批发商，这个规模在整个中东欧都算最大，

当汽车驶下通向华沙的高速公路，目力所及仿佛是极普通的中国县城，路边小店门上的中文招牌尤其醒目：“张氏牛仔”、“漂亮女人”、“阿杰美发”、“老黑超市”、“陈记土味馆”。通向这片批发中心的主干道两边有十多座商城。其中最大的一家名为“波兰华沙中国城”，包括6座商城、3座仓库楼以及一个招待所，总占地40万平米。而其他商城里，出售的商品大多也是来自中国的便宜货。汇集于此的廉价“中国制造”使得此地被称为波兰的唐人街（China Town）。

在很多国家，唐人街是大城市中心华人聚居、小商铺与餐馆林立的商业街区，但这个华沙市郊的“唐人街”则是围绕批发贸易衍生出的社群。因为与华沙略有距离，普通人难得到此一游。而常见于新闻的“黑帮”、“失火”或“非法劳工”字眼，也造成华沙人对此地的印象以“便宜货”、“香烟和香水黑市”和“不太安全”为主。

问路

简陋零散的街边小店在道路两旁见缝插针，但沃尔卡的核心却是林立的大型商城。地产开发商未在这些大楼的设计上下本钱，每一座都不过两三层高，覆着暗色玻璃，极为相似。大楼外留有宽阔的停车场空间，供进货商人使用。停车场栅栏上张贴有巨幅海报，内容直白：将内裤褪到一半的女性大腿，广而告之楼里的内衣裤摊位；戴着墨镜、西装革履的男子照片，指向衬衣摊；印着巨大的黄色鸭子的则是玩具店。

一个普通的周二，瘦小、精明的中国陈姓商人在批发商城里穿梭采买。十年前，他从西班牙搬到波兰。陈老板看到商机：“这边（波兰）生意好做，那边（西班牙）中国人太多了。”那是2008年，加入欧盟4年后，波兰终于被纳入欧盟申根国，自此，它与欧盟其他国家的人员往来不再需要签证。

“我来的时候，沃尔卡这边刚刚开始。”如今，带着两个儿子和妻子，陈老板已在波兰各处开了4个杂货店，最大的900平米、最小的也有500平米，“服装、百货……除了吃的什么都卖”。他自己看的那爿店，离沃尔卡驾车单程六个小时。几乎每个星期，他都来沃尔卡进货。

走进沃尔卡的任一个商城，摊位工整划开，每间几十到几百平米不等，商品层层叠叠摞在一起：服装鞋袜纺织品、箱包首饰家私、电器五金玩具……楼与楼之间颇有些距离，楼里的走道也宽敞，改良后的滑板车成了主要交通工具：在滑板上横放一块木板，就能在小小的车子上堆不少货。有时，一排店铺卖的是一模一样的商品。不求好看，不求品牌，只求多销。

制造大量商品再卖给外国人，这个简单的逻辑是中国经济腾飞神话的起点之一。沃尔卡的批发商城，便是砌起这个神话的其中一块砖瓦。过去几十年里，中国廉价商品早已织起一张“低端全球化”的网，经由大量从中获利的中间商，散播到我们能想像的任何一个角落：中东、非洲、南美、欧洲……

陈老板来自浙江省青田县，他在波兰的十年也是青田人借“中国制造”的东风在欧洲各国扩张的典型经历。青田离温州不远，如今在海外打拼的青田人，也爱以温州人自称。不过，比起以经商著名的温州商人，青田人更以1980年代末的“欧洲偷渡潮”为人所知。据青田政府2015年的华侨调查，青田的华侨人口已达28万人，其中91%以上分布在欧洲。其中，过半的海外青田人都是偷渡抵达欧洲。

起初，这些“黑户”只能混迹于餐饮和制衣、皮包等血汗工厂，赚取微薄工资，在陌生国家艰难生存。其中一些幸运儿，等到了所在国偶尔的“大赦”，才能获得合法身份。

这样的日子，在大批量廉价的中国商品涌入欧洲市场后，迅速改观。包括青田人在内的欧洲华人社群赶上时机，进入从进口、批发到开店、练摊的每个环节，成为“中国制造”在欧洲的“中转站”。类似于“波兰华沙中国城”这样的集散中心，雨后春笋一般地在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德国等地建起，成为中欧贸易的产业链上关键的一环。

廉价商品的市场策略很简单：薄利多销。这意味着市场必须不断扩大，幸而，欧盟本身也在2000年代开展了大规模的扩张，2003年加入欧盟的波兰，引领中国批发商从欧洲东南向西北蔓延。

融合

“波兰华沙中国城”1号楼是沃尔卡建起的第一栋商城。1991年，中国国企广东粤海集团投资2500万美元，建起这栋“波兰展览中心”，希望借华沙既靠近德国进货口岸又靠近中东欧国家的地理位置优势，展示中国制造的商品。

不过，在1994年开业后的十多年，展览中心的生意都不好。当时，统领波兰小商品交易的是设在华沙市中心十周年体育馆的大型露天市场，名为“Jarmark Europa”。这里聚集前苏联国家的商贩、战后因同属社会主义阵营而移民到波兰的越南社群、以及来自土耳其的商人。这些人被华沙人喊做“织布机”，就像如今来自青田的陈老板一样，他们在周边国家的地摊、店铺与华沙的露天市场来回穿梭。

53岁的华人吴榕早在1990年代就从江苏南京移民波兰，她在沃尔卡开设“华商服务”公司。业务范围极广，从公司注册、会计、合同、居留申请到全套的法律咨询都有。

“两件事情带热了沃尔卡：一是华沙市中心的批发市场被端掉；再一个就是波兰进了申根之后，在其他国家饱和的中国商人也乘机过来了。”吴榕出国前是英语老师，说话颇有条理，来波兰后开过中餐厅、做过批发商，熟知沃尔卡这些年的变化。

千禧年后，变化如潮，波兰即将加入欧盟、中国也将加入WTO。2002年，加入欧盟前，波兰政府决定关闭华沙市中心不知税单为何物、充斥着黑市的露天市场。聚集在十周年体育馆的越南和土耳其“摊主”，于是陆续搬到华沙市郊中国城宽敞的商场里。这才有了现在由越南人投资的ASEANEU商城、ASG商城和ASEANPL商城，以及土耳其和越南合资的EACC商城。也是在2002年，国企经营的中国商品展示中心将股权转给民营企业“香港金群”，“波兰华沙中国城”2号楼建起；接下来，这里以每年一栋楼的速度迅速扩张着。

“2000年在（中国）大使馆的活动上，我问起在波兰的中国人有多少，”吴榕回忆道，“使馆说，当时有记录的只有八百多人，现在再去问，已经有1万多了。”很多从欧盟其他地方来沃尔卡做生意的中国人并不一定会在波兰使馆留下记录，实际的数字一定更高。

陆续搬到波兰的中国人中，除了聚集在沃尔卡的批发商外，也有很多是像陈老板这样的零售商，在波兰各地开起小卖铺，“如果说，波兰没进申根的时候，每300公里有一家中国店，那么现在可能50公里就有一家中国店了。”吴榕说。

欧盟诸国中，波兰是种族最为单一的国家，2017年，波兰只有0.8%的人口来自别国，而且多是邻国乌克兰。多种族融合的场景并不常见，中国城是个特例。在中国城租赁摊位的批发商，一半是中国人，剩下多是越南人、印度人和土耳其人。来这里采购的买家更多元，单看停车场的车牌就知道，除了波兰本地人，还有来自捷克、匈牙利、爱沙尼亚、立陶宛、乌克兰等周边国家的商人。夹在中间的还有来打工的波兰和乌克兰劳工。

“买卖”这一世界语言，把截然不同的族群联系在一起，形成生意上激烈竞争、生活上彼此依存的“中国城”。对中国人而言，生活在沃尔卡，像是一半身在国外，一半却在国内。有中餐厅中国超市、有越南人种菜来卖、有从泰国进口来的香米，“下班路上能买两把香菜、一把葱。缓解对家乡的思念。”吴榕笑道，曾有中国朋友觉得沃尔卡实在鱼龙混杂搬得远了一些，真走了却舍不得这里的中国味道。

式微

今天，沃尔卡迅猛发展的势头已经不再。偌大的商城，很多空间闲置着，也不乏关着店门打包撤退的商家。

午后，陈老板在商城一间中餐馆草草地吃完一碗面，这天的采购差不多结束。听我提起商城里客人不多，陈老板了然于心地说：“昨天，外头有人查税。”波兰政府这番查税从2017年底开始，半年多还没收手。商场外头的主路就一条，税务总局的警车盘踞在路上，路过的车子很有可能会被突击检查。

薄利多销的策略有两层，当无法多销时，薄利便会主导竞争。从逃税漏税到超低薪或非法雇佣劳力，持续压价是这一行当的主要竞争办法。

根据欧盟法律，货物抵达一国港口后，可以由卡车运往其他国家清关。中国来的集装箱大多从德国汉堡进入欧洲，接着被送到英国、斯洛伐克、捷克、法国和马耳他等国过关。池子越大，越可以找到漏洞躲避关税，这也是低价中国货出口欧洲时常见的做法。

2017年3月，欧洲反欺诈办公室（OLAF）彻查2013年至2016年之间所有从中国进口的纺织品和鞋类的报关单后，发布一项大型调查报告。报告显示，多年来，英国海关的疏忽最为严峻，直接导致欧盟损失近19亿欧元的关税；斯洛伐克、捷克共和国、法国和马耳他也累积损失超过3亿欧元。

进口至欧盟的货物从一个成员国运往另一个成员国时，进口商只需要在最终的目的地国家缴纳增值税。反欺诈办公室的调查发现，从中国进口的货物常常在运输过程中就“消失”了，增值税的缴纳也就无从谈起。这一过程中，欧盟损失的增值税达32亿欧元。

这份调查督促欧盟成员国采取行动，反欺诈办公室新闻处告诉端传媒，在捷克、马耳他和法国，海关官员开始亲自检查集装箱和检查申报文件，目前利用低估价值而躲避关税的案子迅速减少。

波兰政府对于沃尔卡的“灰色地带”长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在保守派政府上台后，这一切发生了变化。2017年3月1日，波兰政府成立国家税务总局（KAS），优先目标就是减少逃税和提高征税效率。而整治沃尔卡，则是税务总局“新官上任”后，点燃的第一把火。

2017年12月，波兰对沃尔卡的假发票或无票销售展开了大规模稽查，一时间沃尔卡几乎无人敢去。波兰财政部打击经济犯罪司司长杰基茨（Piotr Dziedzic）对波兰媒体说：“崇尚自由贸易和程序从简的年代，波兰缺乏（整顿沃尔卡）的政治意愿……但是波兰政府不会再缺席了。”

一旦放弃非法渠道，以无限竞价去盈利的商人，其实就失去了淘金的空间，有的甚至便交不起铺位的租金。吴榕目睹过许多这样的例子，“要是真的正规开发票，利润就要上缴掉很多，就没得赚了。”

事实上，沃尔卡的下坡路，早有端倪。

波兰律师埃娃（Ewa Kacprzak-Szymańska）曾给沃尔卡的移民处理过工作签证和居留事宜。据她观察，“早在税务管控之前，欧美国家自2014年乌克兰战事开启的针对俄罗斯制裁，沃尔卡损失了很多对俄罗斯的生意，那时就关了一大批店。”更早些，遇到偷税和伪造税单的越南黑帮团伙被警方逮捕的时候，沃尔卡也会遭到直接冲击。

聊起在批发商城里做买卖的各路商人，吴榕叹道：“中国人把国内的很多坏习气都带在身上，不讲信用，不服气缴税，没有公民或者法制的意识。”

冬

“在国内生活，这种东西都已经见不到了吧？说得不好听一些，有点垃圾货的意思。”

中国城副总经理王琪的办公室设在中国城1号楼的西北隅，窗明几净，铺着光溜溜的大理石。王琪1980年代来波兰留学，虽然在此生活了三十多年，他对中国的变化依然敏感。

中国当然还能找到这样的商品，只不过，中国早就不愿意再让这样的商品为自己的国际形象代言。

早在1998年，以改变“中国制造”的负面形象为噱头，英国广告公司“上奇”曾在上海推销过“Brand China”（中国品牌）的概念：就像“日本制造”从粗糙廉价向精细高品质的成功转型一样，“中国制造”也能够做到。

2018年，“中国制造”四个字后头，已经由中国政府主导，重笔落下一个“2025”。启用这样一个远近恰当的年份做注脚，以“创新”、“质量”、“绿色”和“人才”为关键词，“中国制造2025”描述的是对成为世界强国的憧憬。中国制造业许下这个激进转型诺言的同时，也在急切摆脱“垃圾货”的形象。

数据在支持这一变化。中国在全球服装出口中所占比例持续下降，从2014年38.8%的峰值到2017年的34.9%；与此同时，在中端高科技产业，中国的全球份额在上升，2016年达到了32%。《中国出口在向价值链上游攀升》、《中国制造摆脱廉价形象》才是“中国制造2025”愿意见到的新闻头条。

随著国内劳动力成本的上涨，大批劳力密集的工厂迁往东南亚国家，中国制造业从低端往中高端的“升级”，不只是在追随政府高举的旗帜，也是低端制造业危机下必须的转型。

传统的零售业同时经受着电商冲击，越来越多的全球消费者学会了直接从中国制造者和商家购买商品，中间商或许是第一个被抛弃的角色。2018年初，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法律社会学博士生游天龙在义乌调研电商发展，他说：“跨境电商就是一个取消中间商的过程。新一批的电商完全没有和中间商打交道的经历。”

严格管控、电商崛起、制造业转型……远在波兰的中国商城面临的各种压力，也影响著低端中国制造的上游：义乌。2016年，义乌小商品城把“首个海外分市场”的称号递给了波兰华沙中国城。借着“一带一路”的重点项目，也即名为“义新欧班列”的国际铁路联运班列（从义乌往西，经新疆进入哈萨克斯坦，径俄罗斯、白俄罗斯、波兰、德国、法国抵达西班牙），因着这条班列，华沙中国城顺着义乌被划入了“一带一路”的框架之中。

“一带一路”许诺的铁路直达比传统的海运快上许多，但成本却居高不下，这对本就“薄利”的低端商品出口，吸引力很低。2017年，中欧班列（义乌）市场运营方义乌市天盟实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冯旭斌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说，“自2014年开通中欧班列以来，以往去程主要运输义乌小商品，如今，仅30%的货源来自义乌。”今天，火车上搭载更多的是电子配件、名牌服装、高档面料等的中、高端商品。

仿佛一夜之间，人人都在努力摆脱“低端”二字的限制。

波兰人艾玛塔（Marta）把波兰食品卖到中国，再精挑细选中国产品进口波兰。她对两边的情形都熟悉，对沃尔卡的衰退也早有耳闻：“沃尔卡就像义乌，但波兰经济发展迅速，很快会成为发达国家，不再需要这样的商品。”

艾玛塔常居上海，提起沃尔卡，语气里带着陌生，“你应该去华沙看看华为、Oppo这些科技公司的办公室。”

下午四点，沃尔卡的商城快关门了。带着外卖餐盒的滑板车还呼呼地在摊位之间穿梭着。一些还未吃中饭的商家，取出电饭煲下些面条；好些店里都是一家老小，隔着店铺招呼着吃饭，像是邻里串门。搬货的工人也在角落歇下，下会象棋。最放不下心的是那些刚刚上了冬装的店铺主人，波兰的冬天还没到，要是今年又是暖冬、要是十月份的天还不够冷，这些冬装可就都走不掉货，最后又得跳楼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