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与香港人集体大愿：离开香港，你便能“退隐”江湖了么

当我们怀念金庸的时候，是在怀念什麽？这问题及答案都有点曲折。对作为大众文化的武侠类型小说及电影，其所折射的集体欲望丶心愿丶记忆丶挫折与创伤，不能只作经典阅读式的文本分析，笔者尝试与当下现实对读，望能读解更多层次，以更好了解自身。

侠义

武侠小说现在真的少人看了，本来属於大众熟习的行文，现在已由於年轻一代不熟悉中国传统文化而变得疏远。以前读金庸太大众了，要批判地读；现在连引人读金庸都变成要绞尽脑汁的事了。

龚鹏程早已在《侠的精神与文化史论》中考证分析，许多古书中“侠”一词，都未必必然指向正面质素，比如董卓就以交流广阔称“健侠知名”（见《後汉书》）。“侠”也有抢劫行旅的，也有淫掳妇女的，甚至有贩卖人口的“侠”，不一而足。《史记．游侠列传》中为“侠”定下一个不走正规但重承诺丶轻生死的正面形象，重点在“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这是司马迁“遭李陵之难，交游莫救，身坐法困，故感游侠之义，其辞多激”（董份，见《史记评林》）困顿之下的文学想像，份外有力——司马迁带着个人处境与文学想像为本“不入流”的“侠”赋予价值崇高感，跟随对当下处境的感受和理解，一再诠释出新意义。乃至於近代新派武侠小说中的“侠”，也多尊《史记》为宗，同样包含当下的折射。

论到“侠”，“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是郭靖：郭靖小时要去告诉拖雷有老虎来，韩小莹问他怕不怕老虎连他也吃了，郭靖说“我怕”，韩小莹问他还去不去，郭靖说“我去。”这一点重兄弟情谊丶不怕危险的纯朴侠义之心，长成将来守襄阳至城破以身殉的结局，是一条笔直的大侠之路，本是当年要把“任侠”提升到国民层次的意思。

然而金庸小说中另一更受欢迎的侠客形象却是令狐冲：他非常的“弱”，学得独孤九剑前，他一再出於侠义，抱打不平挺身挑战武功比自己高的高手，以致身受重伤；後来又因体内有桃谷六仙的真气乱走而饱受煎熬（窃以为这是一个人愈加年长，被多种不同价值观冲击而有内在混乱不能行动的隐喻），在小说中他大部分时间都是身受重伤的“不满血”状态，呼应小说着重描写一统江湖的野心与阴谋之沉重丶个人无力扭转大局的主题。令狐冲丶仪琳丶蓝凤凰等形象，幽默不羁丶天真烂漫丶我行我素，又是政治权斗刀光剑影之下令人爱惜的真性情——借助於西方荷里活及名着等文化资源，金庸写出了这些个人化的笔触，突破了传统中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惯性直线套路。

令狐冲利嘴如刀，“屁股向後平沙落雁式”，爱他的香港人多於郭靖。而他不顾生死挺身救助弱小困乏者，实在是“不为什麽”——余沧海就认定他不是为了仪琳美貌，就是为了打败田伯光求出名——在昔年见惯险恶的香港，原也最肯定出於血性的纯朴善良。就如田汉写於日占时期的名曲〈再会吧！香港〉中有道：

这儿洋溢着骄淫的美酒，积流着英雄的血浆。／这儿有出卖灵魂的名姬，也有献身祖国的姑娘！／这儿有迷恋着玉腿的浪子，也有担当起国运的儿郎！／这儿有一攫万金的暴发户，也有义卖三年的行商。

庶民的血性，在阴暗中闪耀发光，武侠小说中原以光明与黑暗的强烈对比而满足人们对希望的渴求。

江湖

是以我们能理解，占领旺角时出现关公的神位，为何如此激动人心⋯⋯期待有政府以外的另一套生活法规来伸张正义。而在认知到“官商乡黑”的勾结丶黑社会被雇用去驱散示威人群时，上述对江湖的梦想发出了清脆的碎裂声

龚鹏程亦另标出，章太炎在清末革命水深火热时，为救国难，肯定报仇行为丶鼓吹刺客“狙击人主”，“藉交报仇，为国民发愤”；利剑刺鱼肉百姓的恶吏，“可以得志”。在此“刺客”如能解救国人於倒悬，即为“侠”之正面意义。龚鹏程认为这也是“侠”在时代语境中再作新诠释的关键。“侠”是在正式法规以外的救助可能，折射人民心理的渴望。

侠客不遵法规，集体乃成江湖。江湖是官规以外的另一法规。可以想像，在殖民地统治丶华人受歧视丶贪污舞弊民生困顿的五，六十年代，“江湖”如果有正面意义，乃在於规正官府，“替天行道”。“江湖”自有法规，是民间社会的一种，它经常是法规与官府的“致命的补充”，相反又相成。贾樟柯就一直很喜欢港产的江湖片，喜欢它草莽气息与民间自治的精神，颉颃於政府统治全面贯穿各层阶层的大一统，以致於近年终於拍成《江湖儿女》。江湖自然有仇杀，那叫快意恩仇；一旦无法脱离江湖规矩，恩怨缠身，那叫“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怀念江湖的时候，我们说江湖是有规矩，有道义，为性情行事提供理由。像令狐冲面对费彬要他杀受伤的曲洋丶刘正风丶曲非烟，便说不好意思以大压小，以免传出去名声不雅；欺负身受重伤者，乘人之危，决非英雄好汉行为。令狐冲不拘小节，但非常懂得江湖规矩，每次引用“江湖规矩”都是出於为别人细心着想。与自命诛邪就可不择手段的“名门正派”相比，能够活用“江湖规矩”的令狐冲，是规矩人性化使用的重要代表。

自命正义也是官府的特徵，在金庸武侠小说里，江湖比自命正义的官府好，江湖中人性化丶亦正亦邪的侠客，又比自命正义的基本教义派正道中人好。说到底，侠者在统治者所建立的现成法规以外的拯救希望，江湖也寄托着官府以外的另一种生活秩序，里面有伸张正义的可能。是以我们能理解，占领旺角时出现关公的神位，为何如此激动人心。当时有资深社运人说，旺角如风月宝鉴折射人心的欲望，其中最激励人者有关公像丶仗义的货车司机等等，都是大众对庶民力量的想望，期待有政府以外的另一套生活法规丶另一个庞大人群，来伸张正义。当然，在认知到“官商乡黑”的勾结丶黑社会被雇用去驱散示威人群时，上述对江湖的梦想发出了清脆的碎裂声。这时我们回头去看2000年後关於“黑社会”消散的电影，更别有感伤。

自由与浪漫

霸王硬上弓的男人得到女性倾心，这种梦想在日益洁癖化道德化的香港社会，是无甚容身之所的了。

古籍中“任侠”一词，多指放荡，不守礼法，也不受“政治正确”的道德规限。金庸小说中的男性中心主义众所周知，笔者也为文批评过。但在小说艺术角度来看，金庸也的确写出过杰出的大男人梦想形象，情圣段正淳就不说了，采花大盗田伯光也很讨人喜欢，在金庸逝世悼念潮中，终於见到知名女性作者说自己最喜欢的金庸角色是田伯光。而另一个逼奸纪晓芙的明教左使杨逍，自从孙兴扮演此角後更得女性倾心。霸王硬上弓的男人得到女性倾心，这种梦想在日益洁癖化道德化的香港社会，是无甚容身之所的了。

同样，“自由恋爱”是新派武侠小说的正义原则之一。《神鵰侠侣》就有最知名的杨过小龙女师生恋，师生恋涉及两方权力不平等，在今日的政治正确目光下不能接受，美国也有大学明禁师生恋。然而在武侠小说中，“礼教大防”有种野蛮的浪漫。新版《神鵰》却把梅超风和黄药师都改成师生恋，对於师生恋的肯定程度令人惊讶——金庸批判大家霍惊觉为文说金庸修改自己的小说总体上是把人物道德化，我想在师生恋这点上大概例外。

金庸小说当然有更正面的自由与浪漫，像段誉青衫磊落险峰行，与乔峰剧饮千杯男儿事，都是从浪漫形象来提供想像的快感。阅读武侠小说的其中一个乐趣就是这些自由与浪漫通过文字系统在脑中实现，某些时候它比在影视中具体呈现，更为自由更为浪漫。是以我们亡命般追看金庸，唯一能比金庸小说更浪漫的是徐克和王家卫的电影改编，可惜金庸不喜欢他们改得太厉害。

传统文化与知识

遥想当年南来文人在港煮字疗飢，工厂车衣式日写万字，靠的是心中对知识与文化的信念支撑下去。

我们怀念金庸，多是怀念自己的青葱岁月：那时阅读书本还是大众娱乐消闲方式，上学时大家在桌底下看的还是书，对现在的孩子来说不可思议。武侠小说现在真的少人看了，本来属於大众熟习的行文，现在已由於年轻一代不熟悉中国传统文化而变得疏远。以前读金庸太大众了，要批判地读；现在连引人读金庸都变成要绞尽脑汁的事了。

金庸小说在普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成就，我想还是在於把文化知识置於戏剧场景，以及加入想像变化成具体情节及物品。就像麦兜春田花花幼稚园曾把莫札特变成许多人的手机铃声，元好问的〈摸鱼儿〉都因为李莫愁而让不少司机大佬琅琅上口，我犹记得童年时有同学左手划个半圆击出右掌大喝一声“亢龙有悔！”原来他已经在背《易经》了⋯⋯

在生活里浸透文化，这原是一种多麽美好的氛围，我遥想当年南来文人煮字疗飢，工厂车衣式日写万字（倪匡说他曾一日写二万字），靠的是心中对知识与文化的信念支撑下去。《射鵰》中黄蓉一出场还是小叫化，却在客栈小店中大点“四乾果丶四鲜果丶两咸酸丶四蜜饯”，乾果四样是荔枝丶桂圆丶蒸枣丶银杏；鲜果拣时新的；咸酸要砌香樱桃和姜丝梅儿；蜜饯是玫瑰金橘丶香药葡萄丶糖霜桃条丶梨肉好郎君。八个随便吃吃的下酒菜是花炊鹌子丶炒鸭掌丶鸡舌羹丶鹿肚酿江瑶丶鸳鸯煎牛筋丶菊花兔丝丶爆獐腿丶姜醋金银蹄子。点菜都要这种阵仗来秀内行，今日黄蓉大概要被视为港女丶奥客了，但书中这些点菜知识，反倒保护了真正是土包子的郭靖不致被人小看，於是知识让人获得尊严。（另一关键是，江南连小店的小二掌柜都这麽知门道⋯⋯）

身份纠结

这种抉择性质，确是金庸小说较於其它武侠小说之特异，它也是香港人长年的身份纠结。这种“去政治化”丶务实丶聪明而粗糙的判断，正是香港通俗文化中很强的主流想法，也不见得不是政府的长年秉持的统治思维。

在殖民地社会中，遥想中国文化，自然是一种身份的选择与纠缠，尤其在1949後，分殊政治中国与文化中国，是许多知识份子的共识。不少论者指出，金庸小说中充满身份的思考丶纠结与选择，要反清复明的陈家洛与乾隆是兄弟，郭靖要归汉，萧峰是契丹人却要保汉人免於战争因此无处可去⋯⋯乃至於足踏正邪之界的杨过丶张无忌丶令狐冲等，都要面对“做什麽人”的抉择关头。

这种抉择性质，确是金庸小说较於其它武侠小说之特异，它也是香港人长年的身份纠结。因为有中国之牵绊，所以不同於一般英人可以顺受统治；因为受到过西方社会文化洗礼，因此又不同於一般中国人。足踏两方边界，见到两边的不好，香港人这样的杂种，像是有选择又没有选择，郁结难言。但韦小宝把这一切演成了喜剧：他看到天地会的内部如何难以为继，也看到清朝的贪污与权霸；在中间他选择的是“明君”：只要处理好了人民的实际生活，谁来统治就管他妈的。这种“去政治化”丶务实丶聪明而粗糙的判断，正是香港通俗文化中很强的主流想法，也不见得不是政府的长年秉持的统治思维。

韦小宝本身更是个不知父亲是谁的“杂种”，汉满蒙回藏都可能，只知不是外国佬。田晓菲说这是以国家主义置换了民族主义；吴霭仪认为韦小宝是金庸找到了周旋於左右中英的心法，“从政是时候了”。在小说创作来看，身份的迷思是金庸小说的重要动力，许多情节丶想像丶思考都得以展开，构成不同的角色人格，带读者到达不同的境地。金庸小说皆写於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之前，在一切答案来临前，我们还愿意再想一想。现在一方是强力打压港独，另一方是排拒中国的本土化，两端均不容思考辩论。让人怀念的，或是那因纠结而产生的丰富层次；或至少是，那可以想一想丶做抉择的空间。

退隐

民主一物看来那麽普及丶无性格无温度，唯有吴霭仪用一种侠客古风，把它的理想主义力量渲染出来。如此金庸小说就不是纯然的阅读消费品，而是让我们献身淑世的理想目标。

武侠小说多以退隐为终，因为这样比较容易成就传说性。徐克的《笑傲江湖》丶《东方不败》更把“退隐”上升至香港一个集体大愿之层次，角色们日日把退隐挂在口边，惟最後都遭灭杀。

金庸小说中的退隐当亦有隐喻，袁承志放弃报父仇，最後欲带部众到南方一大荒岛上避世，大家当亦会心微笑。香港是一难民社会，香港人心态是如西西《浮城志异》所言，永远悬於半空的不安全感，乃至於要出走，小说里写一个人面对移民官员，本来说去哪里没有所谓，官员给他一个地球仪着他选择，他选了半天，问：还有另一个地球吗？关键是，“选择”，而且最好是，“另一个”选择——从根本地把目前的所有框架否定掉。

如同退隐的情节，香港人面对去留与身份的选择，曾有许多出其不意的表现。社会日益崩坏，许多朋友都离开了香港。但“无处可逃”是一种心理感觉，就算离开了香港都依然会有，像林夕为杨千嬅填的〈自由行〉说，“冰岛也没有避世的小镇”。退隐是荒芜的发现，但这是过度开发的世界，是否还在荒芜？没想到有天我连袁承志都要羡慕。

武侠小说主在浪漫想像超越现实，其中《神鵰》杨过以石子击杀蒙哥，阻止金人南侵，是史实改写，可否算是武侠小说高举英雄，尝试压过历史的一个尝试？金庸小说作为通俗文化的一支大宗，折射了我们对於救世英雄的向往——但欲望是现实的反面，或者我们现实中愈是无力，就愈盼明君／英雄／圣人；愈是盼望，就愈没有——偶然出一个，很快就消费完，忘掉了。陈平原亦说过，一个社会若是很向往武侠小说的世界，大概是不健全的社会。那麽整个金庸逝世的怀缅潮，让人觉得最有希望与力量的，是吴霭仪的论述。吴不偏不侧，既表现出对金庸的尊重与细读，也批评金庸对於民主的多次否定，说出明报员工昔日不能与社会大众一起站在民主一边的遗憾。能够这样得体又尖锐地批评上司，现在看来根本就是传奇；民主一物看来那麽普及丶无性格无温度，唯有吴霭仪用一种侠客古风，把它的理想主义力量渲染出来。如此金庸小说就不是纯然的阅读消费品，而是让我们献身淑世的理想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