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同志挺身而出的基督徒们：专访《牧者》导演卢盈良

我确确实实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里死去，它仍然是一粒；如果死了，就结出很多子粒来。－－《约翰福音》12:24

一个自杀的牧师能不能上天堂？1996年杨雅惠牧师创办同光同志长老教会，简称同光教会。跟一般教会不一样，这是一个接纳同志的会所。当时社会气氛很不友善，很多人会恶意滋事。为了保护会众，同光教会早期招募的时候，约可能的新成员见面要在公园，说好带著一本红色的圣经，甚至加注碰面的暗号，要经过好几层审核，才会确认可不可以让此人加入。2008年，创立同光教会的杨雅惠牧师在一般教会找不到工作，自述“全台湾的教会我几乎都投过了，也请身边的朋友帮忙，但是最后都石沉大海。”

杨雅惠不是同志，却愿意挺身而出，走在时代的前方，孤身带领群众。由于疾病、经济、批评等种种原因，杨牧师烧炭自杀，留下仅印刷150本的遗著《揹著十字架的女牧师－－杨雅惠牧师的信仰历程》。“死去的麦子落在地里，会结出更多子粒”，这是《牧者》纪录片的由来。但是制片起初来找卢盈良导演的时候，他是没有兴趣拍摄的，觉得同志议题在这时代已经稀松平常，好像没有太多可说。

信仰与性向的恒久战场

“许多感受是来自她（杨牧师）的自传。所以我找一片荒野，她一个人，打著赤脚走。”

“隔一阵子制片失踪，透过了解，发现制片跟家里出柜，他是第三代基督徒，被赶出家族。没想到同志跟宗教扣在一起，冲突会这么大。”卢盈良说，“经过介绍，我认识曾恕敏牧师，他给我杨牧师的自传，看完非常感动。杨牧师对我来讲是人权精神的展现，上网查询，发现没什么纪录著墨，维基百科只有短短两行字，问了一些基督徒、同志基督徒，没什么人知道他。他的故事跟生命在我们的记忆中慢慢被遗忘，我觉得我要做点事情，决定要拍一部纪录片。”

从2013年夏天拍到2017年年底，在十字架的巨大光环与阴影下，《牧者》跟随三位基督徒的脚步，去窥看信仰与性向之间的恒久战场。黄国尧牧师来自香港，因为创办同志团契遭受排挤，数年前带著妻子来到台湾，接下同光教会的职务；曾恕敏牧师则是出柜同志，因为台湾教会很难接受同志牧者，必须打零工度日；小恩则完全被牧师之路抹除，当时长老教会总会年会的反同牧函通过，她在台南神学院的考试前，直接被取消资格。

“《牧者》主要立意是拍一部片纪念杨牧师，许多感受是来自她的自传，所以想要重现她的形态，还有我感受到的意象。所以我才找一片荒野，她一个人，打著赤脚走，当时的状况也像是这样。”卢盈良说，“片中的同志基督徒是少数中的少数，如果我们不做点什么，他们的声音、他们的样态很难被看见，我没有什么伟大的社会情节，我只是有被感动，照那个初衷把片子拍好，看未来可不可以有更多的讨论，甚至改变。”

社会不懂“爱”的本质？

《牧者》拍摄四年半，前两年的素材几乎都没有使用。生活的私密样貌，其实是外在冲突的内在显影，必须花时间去慢慢等待，捕捉那些信仰对生活扫出的刮痕。

卢盈良不是基督徒，一开始他就问，陷入这种宗教困境，解法不是很简单吗？改信佛教、道教都好，或者不信也可以啊。但拍摄工作走下去，他看见信仰在这些人身上不是附加物，而是往内里渗透的。他解释，“尤其在世代都是基督徒的家庭，认识的人都是教会的人，去的地方不是教会就是家庭。一把信仰抽离，他的世界就崩解了，人熬不过去，死的很多，我是说真话，死的很多。我发现不是单纯不要信就好，这件事不能这样去理解。”

同光教会创办以来，已经过了二十多年，让卢盈良觉得悲哀的事，台湾在性别跟信仰冲突这块几乎没有进展，后继的人们跟杨牧师的生命经验还是有交叉之处，麦子艰苦的生存，在各自的生活中困顿。拍到后面，他非常困惑于社会到底怎么了，更加不懂那个‘爱’的本质到底是什么？纪录片没办法给解答，只能用比较温柔的方式去质疑。他以非基督徒的角度切入困境，想让一般人看见这个十字架中的夹缝。

《牧者》拍摄四年半，前两年的素材几乎都没有使用。因为人面对摄影机会放不开，需要长时间去经营，才能够呈现自然的样貌，那是卢盈良想拍到的。这些人生活的私密样貌，其实是外在冲突的内在显影，必须花时间去慢慢等待，捕捉那些信仰对生活扫出的刮痕。就连拍摄同光教会的场景在沟通许多，先去跟会众报告，让可以入镜的坐在被他笑称为“摇滚区”的座位，其他人则坐在机器拍不到的地方。画面没有呈现出来的角度，其实还有很多人坐著，无法露面。

别人的生命与自己的生命

“曾牧师的生命历程跟杨牧师很像，过去跟现在又交叉了。”

卢盈良跟著众人的脚步，如同穿行在信仰的暗巷，今天穿出一条捷径，柳暗花明，他跟著找不到工作的曾恕敏牧师去见证一场女同志婚礼，欢欣热烈中，也关照到几张空椅子，其中一方的家人还是不愿意出席。下一刻又钻回巷弄死路，拍摄中途，曾牧师突然消失，卢盈良找了对方好几天，收到一则交代后事的line，信息中拜托他帮忙转送书籍，也很感谢认识了他。那天他恰好没有工作，直奔曾牧师家，一直打电话、按电铃，要曾牧师什么都不用说，下楼一起吃个饭。

“曾牧师下来就哭了，后来我上楼看，他绳子都绑好了。看到我他还问，你没带摄影机喔？一方面他习惯我带著机器，一方面是他那个最不堪的东西，还是愿意给观众看。还好没有。我们真的没办法解决他的问题，很担心他回去还一个人待著，我把他带回我家睡了一晚。他的家庭系统是我们切不进去的，他也不愿意。”卢盈良说，“曾牧师的生命历程跟杨牧师很像，过去跟现在又交叉了。”

耐心去爬梳别人的生命，他也开始审思自己的，拍完《牧者》后，他将摄影机转向，朝著自家人。他跟原生家庭的关系很疏离，生命中有许多矛盾跟疑惑。他家里有神坛，哥哥从小就是通灵人，别人来问事，问题总能获得解决，生意一帆风顺。善渡人者却渡不了自己，哥哥载浮载沉，就是翻不了身。“为什么神明帮得了别人，帮不了我哥？在我不断去理解别人生命的时候，也会想说为什么不去理解我哥哥的生命，所以想回家拍这部片。很多创作者到最后都会回到自己的生命去思考，我觉得满自然的。”卢盈良说。

可以为别人站出来

“她（杨牧师）说她的神跟其他人的神不一样，看到不公义的事，可以让她为了别人站出来。我纪录的主角群，他们都具备跟杨牧师一样的特质。”

《牧者》拍到2017年底，期间经历大法官释字748解释，他当时有种感觉，好像跟著这些人一起，终于盼到一个可以吐一口气的可能，盼到一个出口。后续的爱家公投又摧毁这个希望。

“这个社会有些结构其实满可怕的，大家都觉得事不关己，很多人会觉得，这是同志的问题，这是基督徒的问题，都不关我的事。台湾好像很平等，其实没有，我们没有办法在一个平等对立的立场去沟通。基督教派在台湾的动员，渲染的负面信息，尤其是给老一辈的人带来的影响，都是很荒谬的。”他说，“婚姻平权不止关乎同志权利，而是台湾对于真正的平等、真正的人权的思考，我们能不能照顾少数人的权益，原住民、新住民、劳工，如果说决定什么事都要符合社会大众的共识，那美国的黑人还在当奴隶，全世界的女人都在家里。专法也是一件很可怕的事，就是大家名正言顺歧视你。”

即便如此，他认为就算民法修改了，教会也一时不会有所改变。但拍出一部片，也许能够加速思考跟讨论，让改变可以降临得快一些。卢盈良回想，“杨雅惠牧师的自传有一段让让我很感动，她说她的神跟其他人的神不一样，看到不公义的事，可以让她为了别人站出来。我纪录的主角群，他们都具备跟杨牧师一样的特质。牧者不只是宗教含义，有点双关，对我来说是走在前面的少数人，即使孤单，也能挺身而出，愿意做一些事的人。”

“婚姻平权不止关乎同志权利，而是台湾对于真正的平等、真正的人权的思考，我们能不能照顾少数人的权益，原住民、新住民、劳工⋯⋯”

杨雅惠牧师渐渐受人遗忘，家人不公开她的葬身地，也无处哀悼。网路还留存一些2008年的讨论，主要讨论的，是一个自杀的牧师能不能上天堂？就连纪录片放映后都有人提出这个疑问。那天同光教会的黄国尧牧师在场，回答是这样的：“她上不上天堂这件事不是我们来定义的，杨牧师为了她的信念离开，这应该交给神来决定，而不是我们去定罪或揣测。”卢盈良则补充，即使她下地狱，也是她明知道会下地狱还是这么做的。一个跟整个教会势力挺身做对的人，在保守的年代创办了同志基督徒的容身处，让他们不用继续隐藏，此人之后不论去向何处，她一定都会奋力改变境况。

而受苦的灵魂到底能不能由她的神所收纳，那似乎就是她跟神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