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王国：午夜的大悲咒

钟玉玲，人类学硕士。曾任职编辑，业余参与文艺活动策划。现为人类学研究员，研究时代变动下的日常生活方式。

送进ICU的时候刚好是隆冬时节，风特别冷冽，湿冷的空气一进入鼻腔，整个人都打冷颤。一路结冰，一路渗入到温暖的肺部，汹涌地翻滚，吞没了身体内一切的温度，连呼吸都带着沉重的冰痛。那一股冷，那一股冻，就这样稳稳地扎根在体内，我真想问医生要个内窥镜，看看我鼻腔、肺部乃至整个体内结出的玉树琼花是怎样一个银装素裹的冰雪世界。

而我如机器人般在这密封的时空中早已不知人间几何。现在终于可以摆脱部分仪器，转到普通病房继续治疗，真的是欣喜万分，恨不得像等待下课铃响的学生一样拔腿就跑。护工把我的床推出ICU时，还躺在床上的我，才第一次好好地看完这里所有的人，原来我右边老是喷血的阿伯是个“地中海”，后边那个喜欢打人的阿伯嘴巴歪了，前头有个夜里自个拔管的男孩脸庞是多么的稚气。

再见了，各位。再见了，那无数个一起度过分不清昼夜的时光。

受一级保护的女人

刚进入走道，马上就听到各种嘈杂的声音，操着不同方言的人在对话，各种材质的器物在碰撞，我确信这是人间无疑。ICU的门顶是粉红色的，橱窗上有各个护士的照片，神经一科里每个病房都有黄色的门，中间还有护士站，姑娘们都在里面紧张配药。左边的过道上有一对情侣在抱头闷哭，右边前方有个男人在用潮汕话大声地对着电话在喊，最后一句不知在问候谁的母亲。我左右张望，用力地呼吸着混杂了消毒水和屎尿臭屁的潮湿空气。啊，原来现在已经是春天了。

我最终安家在护士站旁边的双人病房。这里没有大型监测设备，连心电监测都是手提型的，所以空间比较小，没有窗户，厕所的尽头有个小小的阳台。旁边病床用屏风隔开，躺在床上的女人貌似睡着了，有一个中年女性和年轻的女孩在照顾着。一看到有人进来就竖起全身的毛孔，不知在戒备着什么。不允许开阳台门，不允许开电视，不允许开灯，不允许高声谈话。每次护士护工过来帮我做护理之后，她们立马把门灯关上，有一次护工没有轻声说话也被大骂了一通。难道我旁边睡了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我终究还是生活在一个日夜不知的世界。

普通病房与ICU不同之处在于，护士对病人的护理的针对性没有后者强度大，ICU每个护士只负责一到两个病人，在普通病房每个护士要负责整个片区好几十号病人，前头在这个病房打针，后头那个病房就有病人按铃要吃药。因此一切贴身的日常护理，比如端屎端尿、抹身换衣服等需要家属或者护工配合。虽说普通病房的病人病情相对较轻，但护工也并非具有专业护理培训资格的人士，只是熟能生巧的聪明人，谁不是家人的心头肉，家属自然会特别上心。

我渐渐地发现，隔壁病床受一级保护的女人身患运动神经元疾病，俗称“渐冻人”，由于肌肉萎缩而影响到吞咽功能，前不久做了胃造瘘手术来改善进食。她自己曾经也是个学医的，那两个贴身的私家护理也具有相当的医学常识，一位是她的妹妹，干练利索；另一位是她妹妹的小姑，任劳任怨。这位小姑估计比我还年轻，照料起来无微不至，没事的时候总是捧着一个《营养学概论》。难怪她们时常会对别人带有如此高度的戒备，连主治医生都称赞她们对病人的护理很仔细。按理说，有懂得护理的家人照顾，对病人的心理和身体康复应该都是大有好处的。但事实似乎并非如此。

转出ICU的时候，医生叮嘱的唯一一件事就是好好睡觉，由于ICU经常上演深夜抢救的戏码，不同于其他处于昏迷状态的病人，我经常会在半夜醒来，睡眠品质实在有限。偏偏优质的睡眠对人体免疫功能的康复是大有好处的。于是我想转到普通病房就能好好睡。

某夜，当我怀着幸福入睡后，却又在深浅不定的睡眠醒来，暗黄的灯光照得墙壁上的斑点越加明显，布帘屏风上映出两个短发女人变形的侧影。空气中在漂浮着一层如水雾般若有若无、似轻实重的音符，那一把柔软醇和的女声在浅唱低吟着大悲咒。我几乎不能确定，但的确是，我已经醒来。秉着气息，凝神细听，有一对女声在断断续续地对话：

“为什么晚上老是不睡？”

“我很痛，睡不着。”

“又哪里痛了？”

“浑身都痛。”

“吃点止痛药吧。”

“不要吃药了，吃完一样痛。”

“……分明是你心里放不开，不想就不痛了，睡吧。”

“我就是痛，就是痛。”

“……你为什么就这么不争气呢？”

没有人再说话了，那头只是传来一阵低泣。往后的几天，女人的妹妹时不时会对姐姐那小孩般的脾性愠怒不已，而后又抱头痛哭。

人生本来就脆弱如风中的蝉翼，疾病之时更是容易倍感伤怀，肉体的空寂，世事的无常，对解苦救难的精神渴求越发迫切。这是人之常情。历史上，魏晋时期社会曾一度动荡不安，民不聊生，这大大地促使了佛教在中原地区的快速传播。尽管作为外来宗教的佛教，追求“涅槃”的理想境界与当时信仰者对生生不息的欲望并不完全吻合，但在发展中吸收了本土道教的神仙思想和儒家的伦理道德观之后，生死轮回、因果循环的主张便分别与民众思维中生死循环的原始观念和儒家的孝道伦理相合，满足了普罗大众对“生”的欲求。

现代的学者经常在研究中批判或断定，中国是一个没有宗教的国度。现代人在经历了物质极度丰盛的社会发展后心智并没有加速成熟，反而由于信仰的缺乏导致了一个架空的精神世界出现，只要稍加压力，便会崩塌。虽然我对中国的宗教定义和问题之断定有所保留，相反，我认为这里是一片对信仰追求非常蓬勃的热土，但现代人精神世界如玻璃般易碎的事实是毋庸置疑。而疾病为身体所带来的疼痛无疑更是如最后一根稻草般，在精神的苦难不断加深之际击碎情绪最后一道堤坝。

没有大悲咒的夜晚

我开始了解为何她们总是处于高度戒备的状态，是生怕一切外界的刺激给原已不堪一击的病人带来更不可修复的伤害。回想起来，我也曾为疾病所带来的身体失控而陷入焦虑不安的状态，要把身体交给完全陌生的他人来照料，怀疑和焦虑的恶性循环不断加剧身体的沦陷。身心二元的论调顿时变成鸡和鸡蛋的问题。到底在疾病状态下的身心是如何相互博弈？到底治病是治身体？还是治心灵？

我曾经请教过医生这个问题，不知是问题太复杂还是太简单，他只是轻轻地说了一句，乐观的心态对治疗一切疾病都有好处。这个道理谁都明白，无论旁人如何干着急，究竟身体是属于自己的，谁也代替不了谁生病，能打破这个困局，甚至在其中得到丝毫的乐趣，恐怕不是听一宿的佛经便能看透人间种种悲伤离合。

接下来的好几个午夜，我都听到那把温纯的女声在唱佛经和气若游丝的低泣。由于夜晚没睡好，白天便成了她们睡觉的时间，日夜颠倒了一周，我感觉自己也成了国家保护动物，大熊猫。但这种状态不能维持多久，我还没有投诉，护士和医生已经开始强制白天病房要开灯。没过一周，我已经可以把身下剩下的管子都拔掉，可以说话，吃东西，到处走了。每天打完针后我就立马下床，好好地到病区逛逛，四处找人说话。
偶尔到二区看看，遇到之前在ICU照顾我的姑娘下班也聊上几句，第一次认真地看到原来姑娘的个头很小，倒是长得很俊俏。二区后头的病房还有很多病人，连走廊也睡满了，护工阿姨都是从湖南岳阳来的，个个笑靥如花，大声说话。除了春节，很少回老家。

渐渐地我了解到，隔壁床的女人已经在这住了两个月有多，同房的病人都康复出院几拨了，她做完手术依然不见任何起色。之前睡我这张床的是位老太太，她还为不能看电视的事很勇猛地和她们干过架。阿姨们还打赌，等我出院的时候她肯定还在病房里不知日夜地躺着。我看着病房那扇黄色的门，不知她是否明了春天已经来了。

又过了两周，某天突然有好几个男人来探病，原来是女人的丈夫和妹夫，还带上了孩子。我第一次清楚地听到她说话的声音，彷如隔了一层水气从远方传来，孩子们还不懂事，丈夫却在身边陪了她一宿。这是有史以来没有听到午夜大悲咒的好觉。丈夫和孩子在深圳生活工作，恰逢周末过来探病，他们一走，所有东西重新归位。

清明节前后，医生通知我出院了。那天妈妈准备好衣服，老早来帮我收拾东西回家。走的时候我到阳台收回好不容易晾干的毛巾。听见鸟儿在树上叽叽喳喳地叫，发芽的嫩叶在枝头探出脑袋，微弱的阳光从棉絮样的白云间透出，照在黑褐色的枝干上，湿漉漉的水气映出一层亮眼的光晕，空气中处处洋溢着未开将开的花香。我张开双臂，迫不及待地拥抱这个世界。

我回头，看到躺在床上的女人正看着我，我对着她微笑了一下，她便闭上眼睛了。但愿，她能看得到，这人间的四月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