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铁站打工记：通车了，我们成为“光荣”的蚂蚁

【编者按】《人民日报》以称赞高铁有种神奇功能——将时间“折叠”、空间“压缩”，来庆贺香港高铁线开通。本文作者在高铁开通前，进入西九龙高铁站任职清洁工和车务助理，并以文字纪录一个半月的高铁旅程，看看864.2亿港元建造的高铁站，工人的价值被放在哪？一地两检设定之下，公平、自由、知情等权利，将在这个40万平方米空间内如何被压缩？高铁员工（特别是外判员工）未来可以有椅子坐、有水喝、有张饭桌吃饭，而非卑微得被践踏也只能沉默的劳动蚂蚁吗？

李亚妹无法呼叫那公平的灵魂来面对这个庞大的工程，和她一起在香港高铁西九龙站做清洁和车务助理的同事，几乎每天劝她说“算吧！是这样的啦！”后来李亚妹也沉默不语。她无法抗拒一个站里的阶级监控，因为那是正常的管理，底层员工没有知情权，每天请不必问为什么，乖乖等著被摆放位置才是好员工，日子没有价值，只有吃、拉、等收工。

李亚妹想逃走。她的上司说，你来这个巢是你的“光荣”，地底的高铁开往另一边境时，你便是历史上的开荒牛、香港西九龙站的开荒牛！李亚妹在想——我这类劳工，不过是你们置于地底爬行的蚂蚁。

第一章：一部水机的阶级

蚁是一种群聚的生物，蚁是一旦被困，必奋命逃走的。

最初李亚妹到高铁做清洁工，架步（休息室）就在西九龙站控制室后方。控制室是港铁员工专用的地方，里面放了一部蒸馏水机，李亚妹和同事每天到那水机盛水喝。

自从有一天车站请来一个法师——那人是港铁开站必用的法师（李亚妹称他为“港铁苏民峰”），他开了个坛拜祭关帝爷、念经、切烧猪后，控制室忽然守卫森严，后门封锁，前门拉起围栏，贴上一张手写的纸：“此水机供西九龙车站同事使用，其余工友，请使用其他水机，或自备饮用水，多谢合作！”

喝水这回事接下来在架步里讨论了好几天。

好姐在这站里做了4个月，见惯风浪，从背包里抽出3个保温水壶：“看！我们每天也背三枝水回来！”领班的大家姐不知从哪搬来一大罐蒸馏水，吩咐说：“这是偷回来的水，不要大声告诉其他人呀。”早更几个脾胃差的，受不了冷水，大家姐于是问上司可否买个热水壶在架步里煲水，上司一听，“等等，这个问题我要问问上层，交给我处理。”过几天，大家姐买了个插电热水壶回来。

水机的事算告一段落，李亚妹也明白，控制室里都是机密，闭路电视的监控萤幕、试动车的成败结果，非人人可接近，这实在合情合理。她只是不明白，水机明明可以移动，或者可多买一部，事情的解决方法偏偏是：将人分为“同事”和“工友”两种，随便一张手写的告示夺走工友的权利。

控制室的机密

清洁这种“工友”分为三更，早更、中更和通宵更，港铁外判给惠康清洁公司，聘了差不多30人，早更占18人，通宵更只有5、6人，9小时日薪一律350港元，一小时饭钟无薪（即时薪$43.75）。听说港铁要求通车后总共聘150名清洁工，于是惠康清洁登报：“请大量清洁”，没写薪金，没任何要求，于是什么人也来见工，77岁的、讲普通话的、做写字楼的又或派信的，全部请！后来请来的人都辞职了，惠康清洁便外判猎头公司找了些散工回来，一样9小时饭钟无薪，日薪450元（即时薪$56.25），散工比全职高薪造成的分化则是后话。

控制室其中一个机密，包括闭路电视的监控。售票大堂到清洁的架步不过是一分钟步程，头顶设了7部闭路电视，连接至控制室的萤幕，由港铁员工看著。各种工作的指示，于是随著头顶的天眼而来：

“听说有个人第一天上班，闭路电视拍到那人拍照，第二天被炒了！”

“站长在闭路电视看见有人坐在椅休息，现在站内的椅都加了封条不能坐。”

“收工不要穿便服到控制室签名呀，站长看见了不好。”

大家姐的18年

只有架步里没有被监控。“讲电话、看信息都回来架步做吧。”大家姐一次又一次提醒，如此一来，架步不得不成为最忠实的归宿。

架步里都是碰过屎尿的厕刷地拖，抹布整齐挂架上，地下是天拿水漂白水。午饭每个人捧个保暖饭壶，一把匙勺，饭都扒入口便算。招弟连吃了几天的梅菜扣肉，说是方便煮；好姐是个顺德人，有时腌青瓜腌红萝卜木耳；大家姐这时候往往坐在架步正中央位置，边夹块木耳吃，边开始说她在港铁成长这18年。

“18年前我只有一张家务助理的证书，我去红磡站的公厕做，以为清洁只是屋企那种，一上班，主管叫我拿锤仔去清厕所，我心想你那是什么厕所！原来那种厕所是一排不锈钢、像是狗牢，中间有条坑通往各个狗房，主管还叫我用手摸一摸坑里有没有石仔啦，有石便用锤仔揼，我那时戴著口罩，一路揼，那些石和屎尿一起向左、向右飞向我脸，我心想我是否要沦落至此。但这份工是我向佛祖祈求的，那时我也是重案组（一身也是债），结婚后没有出来做过事，3800元的人工，18年前的3800元呢！结果我坚持，人家给机会我，我也做好本份……所以我很明白每个人背后也有原因，我女儿教我，做人要有同理心……”

翌日一早，大家姐收到江燕辞职的Whatsapp，说是“语言不通”。大家姐著她午饭回来商量，江燕于是穿了一条连身透视的红色旗袍、高跟鞋回来告别。江燕才来上班两三天，她是湖南人，本来爸爸在香港住，退休后爸爸回大陆，倒是江燕60岁退休后来了香港，那一年，她一直在高级西餐厅做厨房。餐厅的人都说英文，她索性什么话也少说，不说英文也不说广东话。高铁算是她第一份真正接触香港人的工作，但同事说的话她听不明白，若每个工作安排要别人翻译她也觉得麻烦了人。江燕扭著身子在架步出现，经过那些地拖坐下来，大家姐又霸气地坐在架步正中央，她尝试掩饰她的广式普通话，逐字逐字吐出：“慢—慢—学，开—站—后—就—是—你—的—天—地。”

架步里坐的几乎都是语言不通的过来人。好姐说，以前问人唱散纸（零钱），音咬得不正说成了“你有无生痔疮”。架步的人都大笑，何萍叫江燕留下来，“你就跟著我们！”大家姐也和江燕约定，“那你每天教我一句标准国语”，江燕也就留下来。

曾有人观察100只蚂蚁在透明玻璃里如何挣扎逃脱，逃走是为了食物，那么箱里放两只蟑螂尸体，也就没有蚂蚁需要逃了。

第二章：我们最好一无所知

树根年初退休，一天也没有休息，翌日便到油站打工，露天曝晒的做过，非露天的也做过，汽油的味道一样难闻，每日闻8至9小时，他觉得，再闻下去一定会折寿。

他读报找工作，看见高铁聘请大量清洁工。树根心想，若连洗厕所也可承受，也算是一种成就了。上班第一日，大家姐便著树根拿厕刷去洗男厕，树根拿漂白水、地拖、水桶出发，有屎他用厕刷一刷便消失，水溅上他的身他也无所谓，一个人刷干净17格马桶后，他所期待的精神上的成就，就此毫无感觉成为日常工作。

李亚妹拿了个水桶，反过来坐，和树根坐在架步走廊，树根说起以前他当邮差的，是个公务员。

那年他18岁，中五刚毕业，去考警察，考消防，都考不上，树根后来考邮差，赶在1979年入行，月薪950元，派的是香港这边寄上大陆的家书，或是大陆寄过来的小邮包，例如一枝白花油。朝八晚四，加班有钱，不加班可以明天继续派。树根有时不加班，四点收工往工厂做电镀呀磨光呀，那是工业百花齐放的年代呀。

接下来是挣扎，挣扎日子如何过得更好——每月人工储起来，月薪由950元加至26000元，树根离了两场婚，避世避上深圳，买了个单位供，年初退休取长俸，卖深圳的单位再在清远买了碧桂园来养老。

一场家暴

树根觉得，来到这步他开始没法筹谋未来。他买的楼是大陆的楼、境外的楼，他也没有把握中港两地资产不相审查这种“幸福”还维持多久。他们这种成长背景的人，生命本来就倚靠香港和内地之间的夹缝而维持，但于树根而言，这个时代怎么失去了温柔？一地两检依然像是突然来一场家暴：“有人进来你屋企（家里），说将你屋企割一半地方给她。家暴就是这样发生，家暴就是这样发生！你对父母说，所得的反应是忍下啦忍下啦！”树根说。

这场家暴并无关乎800亿元的工程换来多少人坐高铁的经济算式，又或是内地口岸边界搬进香港境内，树根所气愤的是事情通过的程序——这高铁站地底的B5层究竟是什么？为什么隐瞒？为什么连我们也没法到达？

我们在站内一无所知，也最好是一无所知。

“今天有没有VIP到？”

“阿Sir，早晨！”大家姐一大早到控制室向港铁员工问好。

清洁工每天有两个最重要的工作，早上一回、下午一回——到九龙站的美心西饼取控制室员工的早餐和下午茶。通常阿笑负责25份早餐，树根负责$200下午茶，都是大家姐最信任的人。何萍有次口快，“怎么连这些工作也是清洁做？”架步的人立刻叫她“收口”。

大家姐在控制室放下早餐，顺道问阿Sir，“今天有没有VIP到？”阿Sir拿了本簿子看看，“有，两点半！”

“那有没有路线图？”

“我们也不知确实的路线图，应该肯定会经F出口。”阿Sir一副难为的表情。

VIP到访几乎每天发生，李亚妹上班第一天是港铁CEO梁国权来看看环境，后来有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帆，TVB来拍摄也是大事，每块钢铁要擦到反光。

午饭后，两点半左右，大家姐的电话又响，“国务院来巡查？”

大家姐急忙拉了8个人出发，到B3离境关口拾垃圾。到了离境大堂，8个人在逾100部闭路电视下，左手拿黑色垃圾袋，右手弯身拾水樽、旧报纸等等。由离境的香港关口，经过那条划在地下的黄色界线，一边写著内地口岸线，一边写著香港口岸线，跨一步便踏进内地法例区域。李亚妹每天在这条黄色线之间来回不知多少次，在9月4日前。

远处，突然来了上百名西装人士，还没看得见一张清晰的面孔，阿笑便说“走啦走啦杀到来啦！”大家姐带著8个人犹如逃难一样，一路走一路继续执垃圾。他们也如贼一般，躲到职员通道里，楼梯不知通往何处，推门到了垃圾站，迷路了。

高铁站内泛滥出一条河道

我们最好一无所知——或者这样理解，在港铁高层、普通员工、外判管理层、外判员工的架构下，“工友”或是被统一称为清洁姐姐的这个群体，属于最底层的一群，他们劳动却不具“生产力”，例如地盘工人可以建出一个世界最大的站来，例如保安有确保安全的实用价值，但是清洁工夫属于门面追求，又或是添加人的舒适感，并不为这个864.2亿元的高铁站生产了些什么，清洁工于是只被视作一种执行命令的工具、解决需要的工具，当需要获得解决了，你们请藏起来，因为清洁工人本身并不体面。所以，当任何国务院或是那些不知名的VIP来访，十几廿个清洁工人都必须挤在架步里，最好不要随便走出大堂。

又有一个问题来了。

一个港铁员工来清洁房门口说：“姐姐，水浸呀，可以过来帮帮忙吗？”于是阿笑和李亚妹、好姐、树根都提水桶、大水刮、扫把垃圾铲，穿好各自的水鞋出动。

水浸常有，下雨天过后，总得拿些水桶放在站内各漏水处盛水，只是这次水浸的程度特别严重：这根本是一条河 ！这里是的士驶到的士站前经过的候车路，估计至少3000呎。十几廿人手里拿的只是扫把、地拖，而且整条河的去水位，只有一个。

好姐拿起大水刮，双脚下蹲扎了个稳稳阵阵的马，看准眼前唯一的去水位，深呼吸一口气快马以急步推动水刮，将水推向那个只有一个手掌大的去水渠盖。李亚妹心想，根本没有可能。其余十多人一字排开，有人在上游用垃圾铲一下一下将水铲入水桶，有人在中游接过装满的水桶倒在去水位。阿笑边倒水边唠叨：“哪有可能这么大地方只有一个去水位，还要设在高位！”大家姐曾经推来一架吸水机，要有人坐上去驾驶那种，结果人还没坐上去，机器一碰水便坏机。后来再推另一部吸水机来，但一条河的水都已经被清洁工合力铲到水渠，这些蚂蚁也刚好到点收工。

翌日早上回来，没有人再问起昨日那场水浸，水去掉了，事情也就解决，至于这群工友如何掩饰了一个去水位的错误设计，以后没有人再提起。

阿笑和好姐早入职，属惠康清洁请回来的散工，没福利，但日薪计比全职的高。好姐常说，通车后，这里就没有我们的事了。三两个散工形成一个圈子，有一群说潮汕话的又是一个圈子，江燕、何萍她们说普通话的又是一个圈子。到B4M楼层清洁，有6间房，包括经理室、车长休息室、车站办公室，另加2个男女厕，至少要4个人处理2、3小时。但B4M的路最难记，李亚妹跟著何萍和江燕在找路时，何萍说，“我们一定要找到路，千万不要被人看扁。”

李亚妹后来在站内找到车务助理的工作，也就决心离开。不久后江燕给她传信息，说她辞工了。江燕一直放不下她的不甘心，她连清洁工的制服也不屑拿回家，怕老公知道她做清洁。后来她和何萍吵了一场，就是何萍怪她在B4M工作得太久，结果两个人在架步吵个惊天动地后，两个人都辞了工不相往来。

若要以薪金和地位来冲量，李亚妹的转职算是在西九龙站内升了级。结果她发现那只是逃入另一个陷阱，很多人心甘情愿堕入的陷阱。

第三章：1/4内地，3/4香港

高铁站聘车务助理，招聘广告写月薪13877元、中五学历以上，其余的几乎全无要求。外判公司国际永胜集团（IWS）包办西九龙站内的保安服务、票务、动车上的乘务，还有车务。签约那天，来了30多人，一批批蚂蚁在永胜的会议室中听著主管解释要求，每只蚂蚁都显得雀跃，在主管说话完毕时，他们差点要拍手鼓掌。

主管目无表情说，“公司不设任何试用期，一旦签了约，你们若想离职，最少要提前一个月通知。”但是合约上每个职位的薪金，与招聘广告中所列的薪金也不一样，例如车务的薪金是13877元，其中有1500元是表现奖金，如有无故旷工、被投诉等情况便会扣除，变相底薪只是12377元。

这12377元当中，另有1000元是上培训课的费用，永胜的主管说是港铁要求每个员工上班前必须接受培训，有些职位要花一天时间上课、有些职位要花三天，必须上过课才有1500元的表现奖金，但是这三天上课没有薪金，而且这笔费用是由永胜预先垫支的，所以员工若在3个月内离职，必须在月薪里扣回1000元，即是底薪再减1000元，只剩11377元。

反抗＝自我毁坏

“你觉得签了合约没有问题，麻烦过两日正式上班。”主管说。

会议室的30只蚂蚁排著队签合约，李亚妹和安娜签了约，签约的蚂蚁，也和她们一样，心知肚明这是一间铢锱必较的公司，但是他们过往遇过公司也没比这里好多少。安娜以前做过的足浴店，老板娘四处抹黑员工，像是抹黑她勾引店内的男按摩师，比起这些人格侮辱，扣钱制的管理方式倒没什么。旁人一边呢喃一边签约说，安份守己、做好本份就好了。

安娜并不想在高铁工作，对她来说，高铁只是一种交通工具，和普通地铁没什么分别。她才22岁，一个最美好的年纪，却常为生命的迷惘而想一了百了。安娜喜欢小朋友，最想做幼儿教育，中六考完DSE文凭试后，她用了2万多元读过半年毅进课程，本来父母为她付，但父母身体不好退了休，她自己也负担不起学费，于是就没继续。没有一张实实在在的证书，她根本没有权利谈什么兴趣，或者独立。后来的工作月薪都是1万至1.2万，一半要交给父母。安娜说我们对于社会阶层形成的各种不公，也只有接受。

安娜没有看见什么机会，生活处处都是钱银引申的问题，在家听见母亲嫌她赚钱少。她初时计划赚13877元一个月，可以和拍拖3年的男友搬出去住，最近分了手，她也不知究竟为了什么继续做，但合约签了，她若离开，七除八扣就会只剩1万余的底薪。李亚妹有时怀疑，安娜对于不公平并没有接受，她常在进行一种自我毁坏式的反抗。有次她月事到，又头晕发烧，宁愿面青口唇白继续在月台站岗，也不允许自己请病假，因为公司规例是，一请病假就会扣除一日薪金和一日勤工钱，加起来共700元。安娜还有气力说笑，“我死也会死回（西九龙站）来。”

天眼的“指示”

车务助理的工作分为两种，一是客户服务为主的“6码”（6小时工作），分为两更；二是列车闸口检票及月台协助的“8码”（8小时工作），分为三更。6码和8码的薪金相差2000元，加起来已聘最少300人。300人于上班后，必须一直站，不许坐，每人每日只有1次15分钟的小休，8码另有1小时午饭时间。

站岗位置附近若有椅子可坐，李亚妹总会偷坐，安娜也想坐，但她害怕港铁的人经过，会向上司投诉，连累自己的主管挨骂；她又怕被头顶的闭路电视拍下，连累全部同事以后也没得坐。试过有其他同事被主管说，“小心点，椅子不能坐，有人昨日坐了候车大堂的椅子，被闭路电视拍下，你没发现今天全个关口的椅子都拉上封条不让坐吗？”

天眼给的“指示”，李亚妹每次听见总是无明火起，整个站都是天眼的监控方式，也勉强可以说是保安理由，但是人们被利用为“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的传播工具，视天眼为至高无上的“指示”，散播著的各种恐怖，李亚妹后来听到有点作呕。

港铁不知在什么年代定下来的条例：“员工使用手机是死罪！”（港铁的说法是，员工不应因为私人用途使用手提电话或其他通讯设备，因为要确保车务运作安全，和照顾乘客需要）于是李亚妹上班第一日，同事好心提醒，“听说有人被闭路电视拍到站岗时用手机拍照，第二日被炒了。”李亚妹想起，当日她做清洁工时，贪玩拍了一张关帝爷前切烧猪的照片，在场保安看见了，指著她硬要她立刻删除相片，没被炒掉该算是走运。可是，所有车务的日常工作安排和沟通，多数都用Whatsapp发布，每个人也要躲在柱后偷偷摸摸的。

看管黄色边界的尼泊尔人

监控特别严厉的，是在一地两检那边黄色边界。跨过B3离境大楼地下一条黄色界线，一边写“香港口岸线”，一边写“内地口岸线”，一步跨过去，就进入内地管辖范围。黄色边界线的头顶安了12部闭路电视，旁边坐了一个尼泊尔来的保安，12小时看管眼前这条黄色线。

尼泊尔人来头不少，他拿手机里持步枪的相告诉李亚妹，他和太太的家族都是啹喀兵，他父母在香港还是殖民地年代时来香港当兵，后来回尼泊尔，送他到印度当兵，2001年美国打阿富汗时，他被送到阿富汗去，一个炸弹就在他面前炸开，炸死身边13个同胞。他跑到洞里藏起来，拾回一条老命返尼泊尔，决定来香港做保安，他说了超过10次“dangerous”，来高铁这3年，他有时被派在阳光下晒，有时被派在黄色线前呆坐，这些日子他没再说“dangerous”，纵使李亚妹后来发现他的日薪比同公司的本地人少了200元。

黄色线行前几步，有三个警岗，安排了3个印度保安座阵，印度人留了一脸白须，白天在岗位戴了幅圆形太阳眼镜，呆呆远望香港的边界，背后是简体字写的“勤务督导台”。通宵看守的，携了私家大班椅回来坐，是那种高贵的蓝色丁绒布，捆了条金边的高椅，早上起床便在旁边的洗手间刷牙，再用钢铁杯冲他们家乡的奶茶喝。

第五章：守门人

警岗前方是离境大堂的内地关口，另有个巴基斯坦男人看守。在黄色界线前的香港关口，每条电子过关通道安装了一部如iPad大的面部识别平板，每条通道头顶至少有3部闭路电视。巴基斯坦男人驻守的内地关口，柜位前也有面部识别的平板。经过面部识别后，离开离境大堂，便是18个月台的入闸检票口和候车大堂。

月台的神奇之处在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关于在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设立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简称《合作安排》）列明，18个月台都属于内地范围，月台有动车停泊的时候，每个车厢也是属于内地管辖，不过当车驶走了，空洞的路轨则是属于香港范围。这样想来，高铁动车如同多拉A梦的随意门呢，放了一道门在就是内地、没了这道门就是香港，不神奇吗？

有时，6码和8码的同事在月台荡来荡去时，隔著一道路轨在讨论：“大吉利事有人跌入路轨，那是行使香港的法律还是内地法律呢？香港警察有权站在内地范围的月台来救援吗？”还有一些更切身的问题：“那我们在月台出了事，等同在内地范围出事，我们的香港劳工保险包不包？”港铁回复指，如在路轨上发生紧急情况，香港人员会由香港口岸区到场处理，员工在内地口岸区工作，犹如在香港工作，权益与香港无分别。

车务助理在月台驻守，还有一个重要责任。每个月台的首尾共设了4道白色的门，只有一个身位宽，门上附开关的锁。港铁的员工向车务助理解释，路轨是香港的，月台是内地的，动车停泊后，月台的首尾分别有一个身位的缝隙，所以特别安置了这些门。那人没有把话说清楚，李亚妹猜测，他意思是免得有人从那条缝之间非法入境。车务助理的责任，就是在动车驶入站前，将白色的门打开，免得白色门会划花动车的车身，车停好了，乘客下车前，再将门锁上，并且看守这条缝不被任何人穿过。

李亚妹没有想过，自己一个外判员工会成为一国两制缝隙间的“守门人”。

9月4日后，不再一样

9月4日凌晨起，西九龙站的B3、B4楼层成为禁区，正式交由内地管辖。一切开始不一样。

上班的闸口被拆掉后，连水机也拆掉，整个西九龙站再没有公开使用的水机了。9月4日凌晨上班时，同事说香港的区旗和中国的国旗在闸口处升起了，往后每天早上8点升旗。

尼泊尔、印度、巴基斯坦人都在一夜间消失了——他们事前全然不知道内地800个关员将在9月4日取代他们本来站岗的位置。他们说，公司事前没有任何通知，只告诉他们随时要准备好离开，或者再调动他们到别的基建当保安。

所有车务助理不能再进入B3、B4的内地范围，早早做了禁区证的，也不能进入，300人全被安排挤在B1、B2的香港范围，包括每个出入口、的士站、巴士站等位置站岗。

站的每一层可遥望B3层的内地范围，李亚妹在楼上看著地下的内地员工，头几天，看到他们在站内组了个观光团，在内地的范围导赏一圈，有人拿了单反、摆姿势拍照留念，还有团体照。他们可以移动的范围也只有站内的四分之一，留了几天，日子闷了，他们开始坐在候车大堂的椅子（也就是先前说过那些因为闭路电视拍到有人坐而被封的椅子），看手机消磨时间。

李亚妹忽然觉得，这种距离也算浪漫，两者隔著一层遥望，你看他，他看你，隔著的是两个地方的法例，还有两地人民的政治防线。

山竹的纷扰

接下来大约有两周时间，有禁区纸的车务助理陆续可以到内地关口站岗了，程序大致是，先过关到内地范围，再到月台模拟列车到站时，开关路轨旁那几道白色门；但是港铁的人说，现在只是演练，还没收到通知，通车后的“守门人”究竟是月台上的港铁员工、还是外判的车务助理。

然后山竹来了。

天文台早早预报这是史上最强的台风，也早早预报16号周日晚最接近香港。车务助理在14号才接到一个Whatsapp的通知说，合约上写明有台风也必须上班，“因我们提供的是服务性行业”。打8号风球时，员工可以搭的士到最近的港铁站乘地铁上班，将收据交回公司申报。而且要等到下一更有足够人手来接班，确保运作正常。

问题来了，车务助理的早更，5点半便要开始站岗，就算找到的士到港铁站，凌晨未有站开门，打风又没有通宵巴士，那怎么办？还有，打风期间，的士多数开天杀价，也未必有收据，那怎么办？邦Sir的上司直至15号早上也没有回答这些疑问。到收工前，邦Sir才传话，公司说早更可以坐港铁的头班车回来上班。

李亚妹住在粉岭，搭东铁，是露天行车路段，9号风球便停驶。她几个同事住在东铁沿线的，怕凌晨睡醒挂了9号，东铁停驶没车回站，于是约定晚上搭通宵巴士的尾班车，回来西九龙站过夜。天文台在16号凌晨1时许，挂上8号风球，他们摸黑到超级市场买了几大袋食物回站。6点后，港铁开了，其余的人陆续回站上班，并且为他们这群“东铁难民”，送来热咖啡和早餐。

差一点罢工

8点几，9号风球了，邦Sir的电话响，挂线后他说上司叫大家到月台站岗。

“不是吧，9号风球没走，我们在这里Stand by已经算给面子了，还要我们出去站岗？”

“（假设通车后）这个站已经不运作了，还站什么岗？这些算什么主管？”

“没禁区证！”

“不去！”

“没回乡证！”

“你告诉公司，我们罢工！”

李亚妹没见过他们反抗的样子，说话的时候每个人面红耳赤。蚂蚁一旦被困，必奋命逃走。她觉得眼前没有蚂蚁，没有弱小。

“来吧，出去走个圈吧。”邦Sir听完他们的话，低声说。

人最脆弱的是情感，或者怜悯，或者体谅。“如果不是邦Sir你对我们好，我们并不会给面子！”于是没了刚才的面红耳赤，蚂蚁又一群群站岗去了。不只是车务助理，保安、清洁工也开工了。

他们在站内隔著玻璃看风，看雨，看浪一般的水打在天幕4000块玻璃。浪退回去，又卷回来，风声像是女人的尖叫，困在站内环回。

10号风球了，10几人藏在更衣室里吃午饭（这是车务助理每天生活的样子，每天躲在更衣室里开饭），“我有点后悔入了这间公司。”有人说。“我们没可能改变任何事情，唯有改变自己的心态，接受它。”其他人回答。然后他们继续吃饭，有的人倚著墙睡。

“邦Sir，你要租一间房吗？我在尖沙咀订了间民宿，200多元。”“东铁难民”又开始筹谋明天如何上班了。十号风球，的士都三倍、五倍收费，算起来还不如在附近租房过一晚划算。男男女女住东铁沿线的加起来有6个人，分别租了两间房。十多人各自在收工前，找好回家的铁路路线，临走前，每人也吩咐对方，“到家记得报平安。”

终章：行囊没有希望的过客

全回到家了，他们一个个在群组述说回家的路多少塌树，大步槛过安全回家时，“东铁难民”在群组传来一句：“那民宿真伏（骗人），根本就是㓥房！”

天亮后山竹走了，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高铁在台风后安然无恙，从基建角度，“是经得起考验，好安全，好大安慰”。但打风宣布停工是不负责任、没有法律基础，市民有不满拿特首出气完全没问题。李亚妹在想像，“东铁难民”里4个大男人挤在民宿㓥房瑟缩的样子，他们需要的是一个出气桶吗？她想起Alain Touraine说的“我们到底是奴隶？还是背著行囊满怀希望的过客？”

蚂蚁自己也认为，劳动里没有自由，劳动里只有不幸，逃到哪个世界也一样。

高铁今天终于通车，李亚妹他们以为在站内每天演习了一个多月的工作程序要派上用场了。前几天，上司突然说6码的工作时数加至7个半小时（港铁的规例是，工时8小时以上才有45分钟吃饭时间），李亚妹开始看懂公司的盘算了。上司告诉8码的人，你们现在的职责是填补6码休息、上厕所的空档。安娜和8码的人在讨论，我们该要被遗弃了……他们试著组织这几天发生的事。

一个被派去控制电梯的人被困在电梯内不舒服，一走出电梯，上司便说她没有紧守岗位，炒掉。

一个被乘客的轮椅辗脚工伤的人，休息一星期回来上班，上司问他：“你究竟还有没有留下来的决心？”

一个在月台坐的人，上司看见立即发出警告说，“你违反了员工守则！”

重点可能是，8码的薪金比6码多2000元，并且多一小时午饭时间。

李亚妹忽然明白，似乎每个人身上一直背负一个数字责任——高铁为香港创造1万个职位，所以外判公司当初毫无要求什么人也请，职责重叠也无所谓，通车以后，有多少人继续在巢里当开荒牛，有多少人是被逼逃走的过客，那是另一个不需要公开的数字了。

高铁今天终于通车，李亚妹的同事没有感受任何“光荣”，他们忧心著如何不被上司抓住痛脚，他们惆怅著离开这个巢后，哪个巢里没有不幸。

（为保护文中提及的高铁员工，人物全是化名，部分关键细节经作者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