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津“土生土长”的杨姗姗，是在很偶然的情况下才意识到“天津港大爆炸”已经过去十年了。
今年8月18日，高中时最好的同学给她发来了婚礼邀请函，久未联系的两人从这些年各自的变化一直聊到了读书时的事。回顾著学生时代的照片，杨姗姗在许久不用的QQ空间相册看到2015年8月自己发过的一条“说说”：希望家乡早日挺过难关。
“竟然过去了十年了，如果不是要找照片，我根本不会想起。”杨姗姗不可思议。
2015年8月12日22时51分，天津市滨海新区天津港瑞海公司危险品仓库发生火灾爆炸，共造成165人遇难、8人失踪、798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达68.66亿元。
杨姗姗还记得，这场爆炸让“向来没什么新闻”的天津吸引了全国的目光，新闻和讨论不断。而十年后的今天，它并没有因为“十周年”引发太多讨论。仅《凤凰周刊》于8月7日发布了一篇讲述一名幸存消防员的报道，但发表不久后就被删除。
天津港大爆炸是中国建国后最严重的一次爆炸事故。历时一年半的调查给事件画上了句号，人们在“遗忘”中感受著这里的漫长改变。它给当地带来了哪些长远影响？它是天津衰落的转折点还是只是一个“挡箭牌”？
“如果没有那场爆炸”
杨姗姗发现，天津在今年8月突然又火了起来。不是因为“爆炸十周年”的时间节点，而是8月31日至9月1日在天津举办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一名在天津待了三十年的市民说：天津为了这场峰会“卯足了劲”，“街道从来没清洁得那么干净，各种设备以及灯光布景都在换新。”
和“天津灯光秀”“天津美景”有关的短视频出现在各社交平台首页，视频里人头攒动，评论区全国各地的网友不住赞叹。一些天津IP的网友惋惜道：“如果不是那场爆炸，天津的发展一定会比现在好。”
十年前爆炸发生的当晚，杨姗姗正在滨海新区当时最大的商场和表姐聚餐。她们想看场电影，父母怕太晚了不安全，几个人于是一起回来。杨姗姗后知后觉，正是这个决定让她们避过了一场危机。商场距离天津港爆炸事故的核心地点只有不到两公里，足够让商场附近的地面在一瞬间被震裂。表姐隔天发给她的视频里，周围高档小区房子的窗户都被拍碎在地上，整幢楼发生了倾斜。
杨姗姗家距离商场二十多公里，依然能感受到爆炸的威力。她刚洗漱好躺在床上，忽然听到远处传来“轰”的一声。接著，巨浪拍得窗户和窗框“哗啦”作响，像是要从四面八方裂开。杨姗姗以为地震了，猛地坐起，打开房间门喊“爸妈”。在阳台吸烟的父亲回了声“这呢”，稍显凝重地安抚了妻女两句，又皱起眉。他隔著窗子向远处看，说这不像地震：大地有摇晃，但冲击更像是从南边某个位置“平直”地“撞”过来的。
父亲是河北人，1978年唐山大地震时他刚八岁。1990年，他到天津滨海新区北部的天津化工厂工作，也在附近买房、结婚。工厂会宣传些安全知识，也偶尔出过几次“小事”，他得出结论：可能是某个地方爆炸了。
这在第二天得到证实。九点多醒来，杨姗姗的手机不断涌出消息，她加入的高校新生群和班级群里，同学们都在关心她的情况。现场的“惨烈”视频以及小道消息不断在群中刷屏：连接天津市主城区和滨海新区的唯一地铁临时停运；进入现场救援的消防员们因企业和管理方瞒报仓库中的危化品而在之后的爆炸中牺牲。杨姗姗记得她妈妈看著手机就流下了泪：“这些孩子都跟你差不多大，可能比你大一些。”
接下来几天，官方宣传逐渐夺回话语权，轮番上热搜的变成了“众志成城”的标语和对“最美逆行者”的称赞。杨姗姗发现，一些网民的风向变了：“以前是哀叹灾难中丧生的人，义愤填膺说要追责。现在都在夸赞天津是有爱的城市。”
关注逐渐冷却，事故调查和处理结果陆续公布。2016年11月，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公布，事故共造成165人遇难、6人失踪、798人受伤住院治疗，直接经济损失达68.66亿元，事故单位24名直接责任人和25名相关职务犯罪被告人被分别判处死缓、无期、有期等刑罚。
但爆炸给天津带来的影响，很难就此盖棺定论。
滨海新区的开发始于1994年，它是天津经济的重要支点，整合了天津东部沿海的塘沽区、汉沽区、大港区以及上述行政区中的多个功能区，包括东疆港保税区和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2014年，滨海新区GDP达到8760亿元，占天津总GDP的近六成。这里为天津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也吸引了众多外来人口。2016年，滨海新区常住人口达299.42万，外来人口为171万，占比达到57.2%。
“滨海新区里市区很远，以前按地理位置讲算是远郊区。它唯一一条地铁，实际上就是为了方便市区的人来这里上下班。”一名在开发区某制造业企业工作了二十年的员工表示。
瑞海国际物流有限公司的危化品仓库，正位于天津港东北部的东疆港保税区内。这里停留著众多进口品牌汽车，也有许多跨国电子企业的仓储设施。爆炸发生后，这些企业陆续转仓、绕行其他沿海港口。距保税区不到十公里，以电子、汽车、石化为支柱产业的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同样受到影响，事故发生后，丰田一汽的工厂停工三天，供应链一度中断。
爆炸的余波，在天津工作的人有著切身感受。2015年8月起，天津加快了“转移化工企业”的步伐。滨海新区对583家危化企业分类整治，85家在2016年内全部关停或外迁，67家在2016年底前复查，431家在2017年前限期整改，逐步复产。
杨姗姗的父母2016年2月收到通知，随工厂一同前往六十公里外的南港工业区，或者服从分配去附近的消防队、街道办。她父母所在的天津化工厂（简称“天化”）位于滨海新区北部，隶属于天津渤海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距爆炸发生点有二十多公里。工厂一万多名员工都面临著和杨姗姗父母一样的抉择。
“年轻些的还能过去，成家的怎么走？”杨姗姗父亲说。他用积蓄做起了小买卖，母亲则去附近的街道办做了一名保洁，每月拿著两千块工资。某天，一个“不对付”的老同学来街道办事，盯著她母亲半天，大笑著说：“哎呀，这不是老天化人嘛，怎么在这儿扫起地来了。”当天，母亲是边骂边哭说起这件事的。
母亲的反应并不奇怪。成立于1938年的天津化工厂从杨姗姗“爷爷”辈时就是当地的支柱企业。父母年轻时，“在天化工作”是相亲时的金字招牌。“这样的工厂全滨海新区有多少家？像我们这样没有亲历大爆炸却亲历后续影响的家庭不知道有多少。”杨姗姗说。
衰落的迹象
杨姗姗的父母认为，早在爆炸前，天津衰落的预兆就已经在慢慢显现了。
自2010年起，杨姗姗父亲明显感觉到天化的效益逐年变差，工资下滑、待遇降低，连逢年过节必发的海鲜、冻肉也没了。这不仅是天化这一家化工厂的境遇。从2010年起， 天津工业产值的增速连年降低，2014年创下15年以来的新低。
这和2008年后中国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推出的“四万亿投资计划”和“十大产业振兴计划”等政策有直接关系。在地方政府的鼓励下，全国各地的化工厂盲目扩张，这也引致了许多产业“产能过剩”﹑“打价格战”等问题。
“厂里生产出的东西只能便宜卖，打价格战，结果就是恶性循环。”杨姗姗父亲说。“现在都提倡环保、绿色经济。重工业在这个背景下更脆弱了，赶上点重大活动就全厂关停，一连好多天。这么多年都一样。”2025年上合峰会前夕，许多化工厂的职工皆表示，工厂收到环保限令，要求暂时关停。
杨姗姗没感受过父母口中“工业”和“老国营工厂”的黄金年代，对“好工作”的印象全来自影视作品和社交媒体：西装革履、坐办公室，从事的是金融等被称为第三产业的工作。父母常告诫她，以后要做体面些的“脑力活”，她们这些“新时代”的人不能再做“体力活”。
亲戚中，最接近“体面”这个词的是她叔叔，在天津经开区从事制造业，下班后衣服干干净净，不用每天穿著“脏兮兮”的蓝色工作服。“我叔叔这样的工作在天津市已经排前列了，好像整个天津都少有我小时候想像中的这种体面些的工作。”杨姗姗说，“我到了深圳才发现，很多城市都已经有转型，而天津，属于在上一棒时跑得很快，却没有接棒的，只能拖著疲累的身体越跑越慢。”
从数据来看，2015年，和天津GDP排名接近的北京、上海、广州、杭州等城市的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均在40%以下，而2005年至2015年，天津第二产业产增加值占比均在40%以上，最高的一年达到56%。爆炸发生的前一年，石油天然气开采、黑色冶炼等排名前五的工业，合计达到全市工业的46.8%。而同时期，重庆、苏州等工业城市的支柱产业则是汽车和电子信息制造业。
2018年，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刘刚教授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说：产业结构调整的滞后，尤其是重化工产业产值在工业结构中占比过高，是天津经济增长遭遇困境的重要原因。
天津并非没有想过“转型”。2009年，天津滨海新区将“于家堡金融区”定位为全国金融改革创新基地，计划未来以证券、保险、基金等新金融为主；2011年天津提出要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但这些尝试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区域规划下并不顺利。2014年“京津冀一体化”提出时，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北京的“大城市病”，疏解“非首都功能”。对于这项政策，天津和河北流传著“北京吃肉、天津喝汤、河北刷碗”的俗语。
“说是协同发展，其实都是给北京吸血。”在天津开发区从事制造业的王郎愤懑道。
京津冀协同发展启动后，除部分科研机构分支落地天津，北京有名的“低端”产业，如“动物园”和“大红门”批发市场就迁往了天津。时任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所长肖金成在接受采访时称，强调三地错位发展，北京的定位依然是政治、文化、国际交往和科技四大中心，天津则从曾经的“北方经济中心”变为“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国陆路航运核心区”等。
“天津卫的卫就体现在这里了。”王郎说，“它可以发展，但发展再好也有个上限。一个门面、保安，怎么可能比主子还好看？”但他也认为，即使没有北京的制约，天津的发展可能也不如想像中“迅猛”。天津在爆炸事故发生前的“繁荣”，“本身就有虚假的成分在，”王朗认为。
王朗所称的“虚假繁荣”是指滨海新区GDP的“虚胖”情况。
2018年，滨海新区2016年GDP被修正，从万亿元降到6654亿元，降幅达33.5%。天津市统计局表示，这个变化并不会影响全市GDP数据，因为全市汇总时已将各区重复计算的部分去除了。但2019年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后，天津全市GDP总值也被大幅调整。被挤掉的水分主要来自于部分企业重复统计、部分产值虚高等。
“以前总嚷嚷著，滨海新区超过浦东新区了，天津追赶上海也指日可待。”王郎苦笑，“都是假的。”
“鬼城”滨海新区
大家对“滨海新区会带著天津再次腾飞”的确信，并非毫无依据。数据之外，一些肉眼可见的改变也在发生。
马玉峰在滨海新区长大，自2011年他上中学起，回家路上总能时不时看到一幢幢办公楼平地而起，现代化的高铁站、图书馆、商场也陆续出现。这些建筑集中的位置，曾经是出租车司机也很少去拉客的“荒地”，2008年，它摇身变为“于家堡”金融区，在天津的规划中，这会是未来“全球最大的金融区”。同样在这份规划里的还有响锣湾商务区——未来的“中国曼哈顿”。
杨姗姗回想，当时大家的信心，并非都是对宏大叙事的推崇，也不只是经济上行时期的乐观，滨海新区的确有过成功的案例。
1984年，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正式开始建设。这块在荒地上建成的区域后来成了滨海新区企业最密集、经济最繁荣的地方。
杨姗姗还记得，2013年暑假，她打车和表姐一起到某家购物中心吃饭。司机一路和她闲聊，叹自己错过了一个机会：十几年前，经开区刚建设起来时，他就准备在这附近买房，家人百般劝阻，觉得在这荒凉的地方投资无异于是直接扔钱。没想到，如今开发区的房价在整个天津都排得上名，他看中的小区，均价快要破五万一平。
司机说，这次的开发重心是“于家堡”金融区和“响锣湾”商务区，同样在荒地上建造，还多了经开区都少有的“国家重点扶持”。家人相信他的眼光，不想再错过一次，主动支持他在这里买了房子。杨姗姗能感觉到他对未来的期待、对把握住时机的欢喜。
但这回，滨海新区的实际情况远未能达到预期。2014年起，有关“滨海新区鬼城”的报道陆续出现，媒体们发现，“全球最大金融区”的写字楼空置率过高，晚上七点后一片黑暗，像是无人区。
一些观点认为，滨海新区在进行金融创新上，除了面临“地方政府自主性小、审批限制大”等固有困境外，还存在“缺乏实体产业支持”这一问题。对于滨海新区鬼城的现状，台湾学者陈蓉怡在论文中指出：“通过新区带动房地产和招商引资，用土地财政反刍基础建设，在选址上也有很多违背客观经济规律，形成了多点开花或者是孤岛式新区的状况。”
杨姗姗对“钢筋水泥”没有兴趣，每次回家时望著烂尾的高楼只会想到那位司机：“真是造物弄人，这司机损失了两次。”
滨海新区的困境，也是整个天津的缩影。
王郎前两年结婚，在天津主城区买了房，休假时习惯骑行，他发现，天津的几个地铁站竟都建在了格外空旷、少有人烟的地方。“尤其是北竹林站。突兀地立在一片杂草和废墟里。晚上路灯都很少。”去年12月他把这个发现发到了社交平台上，最高赞的评论说：建地铁根本不是为了方便，都是为了卖地。
一些文件指出，天津财政收入对土地依赖度过高，2015年全市土地出让收入1160亿元，占地方财政收入的四成以上。
对于“卖地”的说法，当时正读高中的杨姗姗深有同感。她就读的高中是当地一家示范性高中，从高二起，班里就陆续会新进来一些“外地同学”。高考前，班里一共38个人，来自山东、河北等地的考生占比超过三分之一。
高考移民的涌入与“蓝印户口”政策有关。上世纪90年代至2000年代，为了吸引投资，部分城市和经济开发区引入“蓝印”政策，蓝印户口可在教育、医疗、就业等方面享受与常住户口相近的市民待遇。出于“推动房产市场繁荣”这一目的，许多城市都将蓝印与买房绑定。2002年起，因房价高涨和高考移民压力，蓝印政策逐步取消。天津直到2014年才宣布停止，是最晚叫停这个政策的城市。
对于许多“蓝印”家庭而言，天津这座城市最大的吸引力是高考。
杨姗姗回忆，“网上讨伐北京、上海高考容易时，很容易忽略天津，但其实天津高考真的挺简单的。”她记得刚上大学时，山东同学有些带著点不甘地说：你们的卷子太简单了，我们高一时就拿你们的高考题练手。而与之相对，天津考生的数量在全国始终位于最低一档，各名校给天津的录取名额，却和许多省份相当。
“在当时来看，这（高考移民）对我们天津考生来说是不公平的。”杨姗姗说，“外地考生太强了，一来就是前几名，我们高中都是六点下课，没有晚自习，他们初中起就晚上十点下课了，这怎么比？”
一名孩子已经从大学毕业十年的天津家长对此仍忿忿不平，他认为很多高考移民考完就会把房子卖掉，拿了优惠，却不会给天津带来什么贡献。他说：“你说政府可能不知道吗，那不可能，但为了卖地，只能牺牲天津人的利益。说是吸引人才，但人家孩子高考完了房子卖了就走了。”
根据官方数据，截至2014年，天津共发出了三十多万个蓝印名额，他们为天津市商品房的销售数据贡献了超过15%的占比。2018年起，为引进人才，天津宣布了“海河英才”计划，截至2023年共引进47.7万人，但天津全市常住人口的数量依然在逐年减少。
“有些遗忘并不只是出于本能”
王郎2012年刚从河北来天津工作，闲暇时习惯逛逛贴吧。在“地域黑”流行的年代，“哪里最好”同样能引来大众讨论。他印象里，“津吹”们很热衷的一个说法是：只有上海，能与天津相提并论。
2015年起，这样的讨论慢慢变少了。而后“雄安新区”的出现，直接打碎了王郎和很多天津人心的信心。
2017年，马玉峰在北京某高校读大三，刷到“雄安新区”成立的新闻时，不自觉皱起眉。“心里不太舒服，好像什么东西被抢走了。”马玉峰说。“以前每次提到上海浦东、深圳这两个成功的案例，后面一定会跟著滨海新区，现在却变成了雄安。”
滨海新区没落前，常以“中国经济的第三增长级”的形象与深圳、浦东并列。2010年马玉峰读初二时，试卷开始频繁出现与“滨海新区”有关的考题。“这是天津的重点政策，也是国家的重点政策，一定会考，我们要多练”，一路从初中老师的口中来到高中老师的课堂上。
和很多城市一样，天津内部也存在著“市区人看不起郊区人”的鄙视链，“但提起滨海新区，他们（天津人）都特别自豪。”马玉峰说。他发自内心相信，这里一定会变成第二个上海。哪怕是爆炸后，马玉峰也相信家乡一定会恢复过来。
直到“千年大计”雄安新区的出现，更多的资源也走向了雄安。
杨姗姗现在在深圳工作，每当同事问起她是哪里人时都会惊讶，在他们印象里，天津人不会跑到这么远的地方工作。杨姗姗很难确定如今的选择能不能直接和那场大爆炸联系起来，也做不出“如果没有”的假设。但她心里清楚，和十年前相比，天津和天津人都发生了很多变化。
杨姗姗能感觉到的最直观变化是，天津的吸引力大不如以前。中学时，她和大多数人一样，都以为“哪怕考得再远，工作也会回来”，这里是她的家，也能承接住她的梦想。但大学毕业后，她只觉得天津温吞得“会把年轻人养废”，去了深圳这个“更有活力”的地方。
山东人张爽曾经是来天津发展的年轻人之一。爆炸发生那年，张爽在天津某二本院校的旅游专业读大三，目睹了天津旅游业在爆炸前后的变化。当时，学校安排他在滨海新区一家4A级景区做实习讲解员，每天工作四小时，一个月就能赚两三千。这对当时的学生来说并不是一个小数目。
事故发生后，景区客源明显减少，外地游客因为担心爆炸污染避之不及。张爽毕业后在天津做了一段时间导游，发现大部分游客都是“专程来北京顺便来看看”，问了问北京同行的收入，他也去了北京。
张爽的表弟在2020年从山东考到了天津，毕业后留在滨海新区的一家外贸公司。分数比张爽当年高不少，但收入还没他当年在景区做实习讲解员时性价比高。“天津工资三四千的公司占大多数，五千已经足够好了。这话说出去都没人信。”
今年，在表弟的邀请下，张爽回到滨海新区，发现竟和他记忆中的场景没有变。在2015年的爆炸中损坏的商场，只开著零星几家店；此前建设中的几幢高楼成了烂尾楼；为著“日均客流量达50万—60万人次”而修建的高铁站，依然冷清。
对于天津的没落，王蒙蒙也感到惋惜。和她一样，十余年前老家吉林很多人都会来天津打工。2010年王蒙蒙从职校毕业来到滨海新区，惊她讶于一个远郊区竟然比老家省会还繁华，步行街上商场林立，人潮拥挤，她入乡随俗地接受了这里的消费习惯。2022年，倒闭的店铺越来越多，她不得不离开滨海新区，去天津近郊寻找新的机会。
她和当年一同来到这里打工、现在已经离开天津的姐妹聊起来，对方不由咋舌：“如果不是那场爆炸，你也不会离开滨海了。”她回复：“如果不是那场爆炸，你也不会离开天津了。”
杨姗姗总觉得，在某个意义上她也是这场灾难的亲历者，虽然已经错过了十周年的日子，但她还是想做点什么。她在网上找了找“遗址”“纪念碑”之类的字样，打算放假回家时，去献一束花。结果再次让她惊讶。
2015年9月5日，爆炸事故发生第24天，滨海新区称将在事故原址建一个海港生态公园，并树立纪念碑，以缅怀遇难者和牺牲的救援人员。但多年过去，纪念碑仍未树立起来。这场为了纪念逝去、警惕灾难而建起的公园里，没有任何一个和这场灾难有关的标示，就像一个再普通不过的生态公园。
新搬来附近住的外地居民，也不知道十年前的爆炸，就是发生在这里。一名小红书网友称，十周年当天，她曾想去献花，但“有个大哥转来转去一直盯著”。
杨姗姗看著十年前的照片，再次陷入了和爆炸发生前那一晚怎么也睡不著的浮躁心境。“有些遗忘，可能并不只是出于人的本能。”
（文中受访者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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