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鐵站打工記：通車了，我們成為「光榮」的螞蟻

【編者按】《人民日報》以稱讚高鐵有種神奇功能——將時間「折疊」、空間「壓縮」，來慶賀香港高鐵線開通。本文作者在高鐵開通前，進入西九龍高鐵站任職清潔工和車務助理，並以文字紀錄一個半月的高鐵旅程，看看864.2億港元建造的高鐵站，工人的價值被放在哪？一地兩檢設定之下，公平、自由、知情等權利，將在這個40萬平方米空間內如何被壓縮？高鐵員工（特別是外判員工）未來可以有椅子坐、有水喝、有張飯桌吃飯，而非卑微得被踐踏也只能沉默的勞動螞蟻嗎？

李亞妹無法呼叫那公平的靈魂來面對這個龐大的工程，和她一起在香港高鐵西九龍站做清潔和車務助理的同事，幾乎每天勸她說「算吧！是這樣的啦！」後來李亞妹也沉默不語。她無法抗拒一個站裏的階級監控，因為那是正常的管理，底層員工沒有知情權，每天請不必問為什麼，乖乖等著被擺放位置才是好員工，日子沒有價值，只有吃、拉、等收工。

李亞妹想逃走。她的上司說，你來這個巢是你的「光榮」，地底的高鐵開往另一邊境時，你便是歷史上的開荒牛、香港西九龍站的開荒牛！李亞妹在想——我這類勞工，不過是你們置於地底爬行的螞蟻。

第一章：一部水機的階級

蟻是一種群聚的生物，蟻是一旦被困，必奮命逃走的。

最初李亞妹到高鐵做清潔工，架步（休息室）就在西九龍站控制室後方。控制室是港鐵員工專用的地方，裏面放了一部蒸餾水機，李亞妹和同事每天到那水機盛水喝。

自從有一天車站請來一個法師——那人是港鐵開站必用的法師（李亞妹稱他為「港鐵蘇民峰」），他開了個壇拜祭關帝爺、念經、切燒豬後，控制室忽然守衛森嚴，後門封鎖，前門拉起圍欄，貼上一張手寫的紙：「此水機供西九龍車站同事使用，其餘工友，請使用其他水機，或自備飲用水，多謝合作！」

喝水這回事接下來在架步裏討論了好幾天。

好姐在這站裏做了4個月，見慣風浪，從背包裏抽出3個保溫水壺：「看！我們每天也背三枝水回來！」領班的大家姐不知從哪搬來一大罐蒸餾水，吩咐說：「這是偷回來的水，不要大聲告訴其他人呀。」早更幾個脾胃差的，受不了冷水，大家姐於是問上司可否買個熱水壺在架步裏煲水，上司一聽，「等等，這個問題我要問問上層，交給我處理。」過幾天，大家姐買了個插電熱水壺回來。

水機的事算告一段落，李亞妹也明白，控制室裏都是機密，閉路電視的監控螢幕、試動車的成敗結果，非人人可接近，這實在合情合理。她只是不明白，水機明明可以移動，或者可多買一部，事情的解決方法偏偏是：將人分為「同事」和「工友」兩種，隨便一張手寫的告示奪走工友的權利。

控制室的機密

清潔這種「工友」分為三更，早更、中更和通宵更，港鐵外判給惠康清潔公司，聘了差不多30人，早更佔18人，通宵更只有5、6人，9小時日薪一律350港元，一小時飯鐘無薪（即時薪$43.75）。聽說港鐵要求通車後總共聘150名清潔工，於是惠康清潔登報：「請大量清潔」，沒寫薪金，沒任何要求，於是什麼人也來見工，77歲的、講普通話的、做寫字樓的又或派信的，全部請！後來請來的人都辭職了，惠康清潔便外判獵頭公司找了些散工回來，一樣9小時飯鐘無薪，日薪450元（即時薪$56.25），散工比全職高薪造成的分化則是後話。

控制室其中一個機密，包括閉路電視的監控。售票大堂到清潔的架步不過是一分鐘步程，頭頂設了7部閉路電視，連接至控制室的螢幕，由港鐵員工看著。各種工作的指示，於是隨著頭頂的天眼而來：

「聽說有個人第一天上班，閉路電視拍到那人拍照，第二天被炒了！」

「站長在閉路電視看見有人坐在椅休息，現在站內的椅都加了封條不能坐。」

「收工不要穿便服到控制室簽名呀，站長看見了不好。」

大家姐的18年

只有架步裏沒有被監控。「講電話、看訊息都回來架步做吧。」大家姐一次又一次提醒，如此一來，架步不得不成為最忠實的歸宿。

架步裏都是碰過屎尿的廁刷地拖，抹布整齊掛架上，地下是天拿水漂白水。午飯每個人捧個保暖飯壺，一把匙勺，飯都扒入口便算。招弟連吃了幾天的梅菜扣肉，說是方便煮；好姐是個順德人，有時醃青瓜醃紅蘿蔔木耳；大家姐這時候往往坐在架步正中央位置，邊夾塊木耳吃，邊開始說她在港鐵成長這18年。

「18年前我只有一張家務助理的證書，我去紅磡站的公廁做，以為清潔只是屋企那種，一上班，主管叫我拿鎚仔去清廁所，我心想你那是什麼廁所！原來那種廁所是一排不鏽鋼、像是狗牢，中間有條坑通往各個狗房，主管還叫我用手摸一摸坑裏有沒有石仔啦，有石便用鎚仔揼，我那時戴著口罩，一路揼，那些石和屎尿一起向左、向右飛向我臉，我心想我是否要淪落至此。但這份工是我向佛祖祈求的，那時我也是重案組（一身也是債），結婚後沒有出來做過事，3800元的人工，18年前的3800元呢！結果我堅持，人家給機會我，我也做好本份……所以我很明白每個人背後也有原因，我女兒教我，做人要有同理心……」

翌日一早，大家姐收到江燕辭職的Whatsapp，說是「語言不通」。大家姐著她午飯回來商量，江燕於是穿了一條連身透視的紅色旗袍、高跟鞋回來告別。江燕才來上班兩三天，她是湖南人，本來爸爸在香港住，退休後爸爸回大陸，倒是江燕60歲退休後來了香港，那一年，她一直在高級西餐廳做廚房。餐廳的人都說英文，她索性什麼話也少說，不說英文也不說廣東話。高鐵算是她第一份真正接觸香港人的工作，但同事說的話她聽不明白，若每個工作安排要別人翻譯她也覺得麻煩了人。江燕扭著身子在架步出現，經過那些地拖坐下來，大家姐又霸氣地坐在架步正中央，她嘗試掩飾她的廣式普通話，逐字逐字吐出：「慢—慢—學，開—站—後—就—是—你—的—天—地。」

架步裏坐的幾乎都是語言不通的過來人。好姐說，以前問人唱散紙（零錢），音咬得不正說成了「你有無生痔瘡」。架步的人都大笑，何萍叫江燕留下來，「你就跟著我們！」大家姐也和江燕約定，「那你每天教我一句標準國語」，江燕也就留下來。

曾有人觀察100隻螞蟻在透明玻璃裏如何掙扎逃脫，逃走是為了食物，那麼箱裏放兩隻蟑螂屍體，也就沒有螞蟻需要逃了。

第二章：我們最好一無所知

樹根年初退休，一天也沒有休息，翌日便到油站打工，露天曝曬的做過，非露天的也做過，汽油的味道一樣難聞，每日聞8至9小時，他覺得，再聞下去一定會折壽。

他讀報找工作，看見高鐵聘請大量清潔工。樹根心想，若連洗廁所也可承受，也算是一種成就了。上班第一日，大家姐便著樹根拿廁刷去洗男廁，樹根拿漂白水、地拖、水桶出發，有屎他用廁刷一刷便消失，水濺上他的身他也無所謂，一個人刷乾淨17格馬桶後，他所期待的精神上的成就，就此毫無感覺成為日常工作。

李亞妹拿了個水桶，反過來坐，和樹根坐在架步走廊，樹根說起以前他當郵差的，是個公務員。

那年他18歲，中五剛畢業，去考警察，考消防，都考不上，樹根後來考郵差，趕在1979年入行，月薪950元，派的是香港這邊寄上大陸的家書，或是大陸寄過來的小郵包，例如一枝白花油。朝八晚四，加班有錢，不加班可以明天繼續派。樹根有時不加班，四點收工往工廠做電鍍呀磨光呀，那是工業百花齊放的年代呀。

接下來是掙扎，掙扎日子如何過得更好——每月人工儲起來，月薪由950元加至26000元，樹根離了兩場婚，避世避上深圳，買了個單位供，年初退休取長俸，賣深圳的單位再在清遠買了碧桂園來養老。

一場家暴

樹根覺得，來到這步他開始沒法籌謀未來。他買的樓是大陸的樓、境外的樓，他也沒有把握中港兩地資產不相審查這種「幸福」還維持多久。他們這種成長背景的人，生命本來就倚靠香港和內地之間的夾縫而維持，但於樹根而言，這個時代怎麼失去了溫柔？一地兩檢依然像是突然來一場家暴：「有人進來你屋企（家裏），說將你屋企割一半地方給她。家暴就是這樣發生，家暴就是這樣發生！你對父母說，所得的反應是忍下啦忍下啦！」樹根說。

這場家暴並無關乎800億元的工程換來多少人坐高鐵的經濟算式，又或是內地口岸邊界搬進香港境內，樹根所氣憤的是事情通過的程序——這高鐵站地底的B5層究竟是什麼？為什麼隱瞞？為什麼連我們也沒法到達？

我們在站內一無所知，也最好是一無所知。

「今天有沒有VIP到？」

「阿Sir，早晨！」大家姐一大早到控制室向港鐵員工問好。

清潔工每天有兩個最重要的工作，早上一回、下午一回——到九龍站的美心西餅取控制室員工的早餐和下午茶。通常阿笑負責25份早餐，樹根負責$200下午茶，都是大家姐最信任的人。何萍有次口快，「怎麼連這些工作也是清潔做？」架步的人立刻叫她「收口」。

大家姐在控制室放下早餐，順道問阿Sir，「今天有沒有VIP到？」阿Sir拿了本簿子看看，「有，兩點半！」

「那有沒有路線圖？」

「我們也不知確實的路線圖，應該肯定會經F出口。」阿Sir一副難為的表情。

VIP到訪幾乎每天發生，李亞妹上班第一天是港鐵CEO梁國權來看看環境，後來有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TVB來拍攝也是大事，每塊鋼鐵要擦到反光。

午飯後，兩點半左右，大家姐的電話又響，「國務院來巡查？」

大家姐急忙拉了8個人出發，到B3離境關口拾垃圾。到了離境大堂，8個人在逾100部閉路電視下，左手拿黑色垃圾袋，右手彎身拾水樽、舊報紙等等。由離境的香港關口，經過那條劃在地下的黃色界線，一邊寫著內地口岸線，一邊寫著香港口岸線，跨一步便踏進內地法例區域。李亞妹每天在這條黃色線之間來回不知多少次，在9月4日前。

遠處，突然來了上百名西裝人士，還沒看得見一張清晰的面孔，阿笑便說「走啦走啦殺到來啦！」大家姐帶著8個人猶如逃難一樣，一路走一路繼續執垃圾。他們也如賊一般，躲到職員通道裏，樓梯不知通往何處，推門到了垃圾站，迷路了。

高鐵站內泛濫出一條河道

我們最好一無所知——或者這樣理解，在港鐵高層、普通員工、外判管理層、外判員工的架構下，「工友」或是被統一稱為清潔姐姐的這個群體，屬於最底層的一群，他們勞動卻不具「生產力」，例如地盤工人可以建出一個世界最大的站來，例如保安有確保安全的實用價值，但是清潔工夫屬於門面追求，又或是添加人的舒適感，並不為這個864.2億元的高鐵站生產了些什麼，清潔工於是只被視作一種執行命令的工具、解決需要的工具，當需要獲得解決了，你們請藏起來，因為清潔工人本身並不體面。所以，當任何國務院或是那些不知名的VIP來訪，十幾廿個清潔工人都必須擠在架步裏，最好不要隨便走出大堂。

又有一個問題來了。

一個港鐵員工來清潔房門口說：「姐姐，水浸呀，可以過來幫幫忙嗎？」於是阿笑和李亞妹、好姐、樹根都提水桶、大水刮、掃把垃圾鏟，穿好各自的水鞋出動。

水浸常有，下雨天過後，總得拿些水桶放在站內各漏水處盛水，只是這次水浸的程度特別嚴重：這根本是一條河 ！這裏是的士駛到的士站前經過的候車路，估計至少3000呎。十幾廿人手裏拿的只是掃把、地拖，而且整條河的去水位，只有一個。

好姐拿起大水刮，雙腳下蹲紮了個穩穩陣陣的馬，看準眼前唯一的去水位，深呼吸一口氣快馬以急步推動水刮，將水推向那個只有一個手掌大的去水渠蓋。李亞妹心想，根本沒有可能。其餘十多人一字排開，有人在上游用垃圾鏟一下一下將水鏟入水桶，有人在中游接過裝滿的水桶倒在去水位。阿笑邊倒水邊嘮叨：「哪有可能這麼大地方只有一個去水位，還要設在高位！」大家姐曾經推來一架吸水機，要有人坐上去駕駛那種，結果人還沒坐上去，機器一碰水便壞機。後來再推另一部吸水機來，但一條河的水都已經被清潔工合力鏟到水渠，這些螞蟻也剛好到點收工。

翌日早上回來，沒有人再問起昨日那場水浸，水去掉了，事情也就解決，至於這群工友如何掩飾了一個去水位的錯誤設計，以後沒有人再提起。

阿笑和好姐早入職，屬惠康清潔請回來的散工，沒福利，但日薪計比全職的高。好姐常說，通車後，這裏就沒有我們的事了。三兩個散工形成一個圈子，有一群說潮汕話的又是一個圈子，江燕、何萍她們說普通話的又是一個圈子。到B4M樓層清潔，有6間房，包括經理室、車長休息室、車站辦公室，另加2個男女廁，至少要4個人處理2、3小時。但B4M的路最難記，李亞妹跟著何萍和江燕在找路時，何萍說，「我們一定要找到路，千萬不要被人看扁。」

李亞妹後來在站內找到車務助理的工作，也就決心離開。不久後江燕給她傳訊息，說她辭工了。江燕一直放不下她的不甘心，她連清潔工的制服也不屑拿回家，怕老公知道她做清潔。後來她和何萍吵了一場，就是何萍怪她在B4M工作得太久，結果兩個人在架步吵個驚天動地後，兩個人都辭了工不相往來。

若要以薪金和地位來衝量，李亞妹的轉職算是在西九龍站內升了級。結果她發現那只是逃入另一個陷阱，很多人心甘情願墮入的陷阱。

第三章：1/4內地，3/4香港

高鐵站聘車務助理，招聘廣告寫月薪13877元、中五學歷以上，其餘的幾乎全無要求。外判公司國際永勝集團（IWS）包辦西九龍站內的保安服務、票務、動車上的乘務，還有車務。簽約那天，來了30多人，一批批螞蟻在永勝的會議室中聽著主管解釋要求，每隻螞蟻都顯得雀躍，在主管說話完畢時，他們差點要拍手鼓掌。

主管目無表情說，「公司不設任何試用期，一旦簽了約，你們若想離職，最少要提前一個月通知。」但是合約上每個職位的薪金，與招聘廣告中所列的薪金也不一樣，例如車務的薪金是13877元，其中有1500元是表現獎金，如有無故曠工、被投訴等情況便會扣除，變相底薪只是12377元。

這12377元當中，另有1000元是上培訓課的費用，永勝的主管說是港鐵要求每個員工上班前必須接受培訓，有些職位要花一天時間上課、有些職位要花三天，必須上過課才有1500元的表現獎金，但是這三天上課沒有薪金，而且這筆費用是由永勝預先墊支的，所以員工若在3個月內離職，必須在月薪裏扣回1000元，即是底薪再減1000元，只剩11377元。

反抗＝自我毀壞

「你覺得簽了合約沒有問題，麻煩過兩日正式上班。」主管說。

會議室的30隻螞蟻排著隊簽合約，李亞妹和安娜簽了約，簽約的螞蟻，也和她們一樣，心知肚明這是一間銖錙必較的公司，但是他們過往遇過公司也沒比這裏好多少。安娜以前做過的足浴店，老闆娘四處抹黑員工，像是抹黑她勾引店內的男按摩師，比起這些人格侮辱，扣錢制的管理方式倒沒什麼。旁人一邊呢喃一邊簽約說，安份守己、做好本份就好了。

安娜並不想在高鐵工作，對她來說，高鐵只是一種交通工具，和普通地鐵沒什麼分別。她才22歲，一個最美好的年紀，卻常為生命的迷惘而想一了百了。安娜喜歡小朋友，最想做幼兒教育，中六考完DSE文憑試後，她用了2萬多元讀過半年毅進課程，本來父母為她付，但父母身體不好退了休，她自己也負擔不起學費，於是就沒繼續。沒有一張實實在在的證書，她根本沒有權利談什麼興趣，或者獨立。後來的工作月薪都是1萬至1.2萬，一半要交給父母。安娜說我們對於社會階層形成的各種不公，也只有接受。

安娜沒有看見什麼機會，生活處處都是錢銀引申的問題，在家聽見母親嫌她賺錢少。她初時計劃賺13877元一個月，可以和拍拖3年的男友搬出去住，最近分了手，她也不知究竟為了什麼繼續做，但合約簽了，她若離開，七除八扣就會只剩1萬餘的底薪。李亞妹有時懷疑，安娜對於不公平並沒有接受，她常在進行一種自我毀壞式的反抗。有次她月事到，又頭暈發燒，寧願面青口唇白繼續在月台站崗，也不允許自己請病假，因為公司規例是，一請病假就會扣除一日薪金和一日勤工錢，加起來共700元。安娜還有氣力說笑，「我死也會死回（西九龍站）來。」

天眼的「指示」

車務助理的工作分為兩種，一是客戶服務為主的「6碼」（6小時工作），分為兩更；二是列車閘口檢票及月台協助的「8碼」（8小時工作），分為三更。6碼和8碼的薪金相差2000元，加起來已聘最少300人。300人於上班後，必須一直站，不許坐，每人每日只有1次15分鐘的小休，8碼另有1小時午飯時間。

站崗位置附近若有椅子可坐，李亞妹總會偷坐，安娜也想坐，但她害怕港鐵的人經過，會向上司投訴，連累自己的主管捱罵；她又怕被頭頂的閉路電視拍下，連累全部同事以後也沒得坐。試過有其他同事被主管說，「小心點，椅子不能坐，有人昨日坐了候車大堂的椅子，被閉路電視拍下，你沒發現今天全個關口的椅子都拉上封條不讓坐嗎？」

天眼給的「指示」，李亞妹每次聽見總是無明火起，整個站都是天眼的監控方式，也勉強可以說是保安理由，但是人們被利用為「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的傳播工具，視天眼為至高無上的「指示」，散播著的各種恐怖，李亞妹後來聽到有點作嘔。

港鐵不知在什麼年代定下來的條例：「員工使用手機是死罪！」（港鐵的說法是，員工不應因為私人用途使用手提電話或其他通訊設備，因為要確保車務運作安全，和照顧乘客需要）於是李亞妹上班第一日，同事好心提醒，「聽說有人被閉路電視拍到站崗時用手機拍照，第二日被炒了。」李亞妹想起，當日她做清潔工時，貪玩拍了一張關帝爺前切燒豬的照片，在場保安看見了，指著她硬要她立刻刪除相片，沒被炒掉該算是走運。可是，所有車務的日常工作安排和溝通，多數都用Whatsapp發布，每個人也要躲在柱後偷偷摸摸的。

看管黃色邊界的尼泊爾人

監控特別嚴厲的，是在一地兩檢那邊黃色邊界。跨過B3離境大樓地下一條黃色界線，一邊寫「香港口岸線」，一邊寫「內地口岸線」，一步跨過去，就進入內地管轄範圍。黃色邊界線的頭頂安了12部閉路電視，旁邊坐了一個尼泊爾來的保安，12小時看管眼前這條黃色線。

尼泊爾人來頭不少，他拿手機裏持步槍的相告訴李亞妹，他和太太的家族都是啹喀兵，他父母在香港還是殖民地年代時來香港當兵，後來回尼泊爾，送他到印度當兵，2001年美國打阿富汗時，他被送到阿富汗去，一個炸彈就在他面前炸開，炸死身邊13個同胞。他跑到洞裏藏起來，拾回一條老命返尼泊爾，決定來香港做保安，他說了超過10次「dangerous」，來高鐵這3年，他有時被派在陽光下曬，有時被派在黃色線前呆坐，這些日子他沒再說「dangerous」，縱使李亞妹後來發現他的日薪比同公司的本地人少了200元。

黃色線行前幾步，有三個警崗，安排了3個印度保安座陣，印度人留了一臉白鬚，白天在崗位戴了幅圓形太陽眼鏡，呆呆遠望香港的邊界，背後是簡體字寫的「勤務督導台」。通宵看守的，攜了私家大班椅回來坐，是那種高貴的藍色丁絨布，綑了條金邊的高椅，早上起床便在旁邊的洗手間刷牙，再用鋼鐵杯沖他們家鄉的奶茶喝。

第五章：守門人

警崗前方是離境大堂的內地關口，另有個巴基斯坦男人看守。在黃色界線前的香港關口，每條電子過關通道安裝了一部如iPad大的面部識別平板，每條通道頭頂至少有3部閉路電視。巴基斯坦男人駐守的內地關口，櫃位前也有面部識別的平板。經過面部識別後，離開離境大堂，便是18個月台的入閘檢票口和候車大堂。

月台的神奇之處在於，《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關於在廣深港高鐵西九龍站設立口岸實施「一地兩檢」的合作安排》（簡稱《合作安排》）列明，18個月台都屬於內地範圍，月台有動車停泊的時候，每個車廂也是屬於內地管轄，不過當車駛走了，空洞的路軌則是屬於香港範圍。這樣想來，高鐵動車如同多拉A夢的隨意門呢，放了一道門在就是內地、沒了這道門就是香港，不神奇嗎？

有時，6碼和8碼的同事在月台蕩來蕩去時，隔著一道路軌在討論：「大吉利事有人跌入路軌，那是行使香港的法律還是內地法律呢？香港警察有權站在內地範圍的月台來救援嗎？」還有一些更切身的問題：「那我們在月台出了事，等同在內地範圍出事，我們的香港勞工保險包不包？」港鐵回覆指，如在路軌上發生緊急情況，香港人員會由香港口岸區到場處理，員工在內地口岸區工作，猶如在香港工作，權益與香港無分別。

車務助理在月台駐守，還有一個重要責任。每個月台的首尾共設了4道白色的門，只有一個身位寬，門上附開關的鎖。港鐵的員工向車務助理解釋，路軌是香港的，月台是內地的，動車停泊後，月台的首尾分別有一個身位的縫隙，所以特別安置了這些門。那人沒有把話說清楚，李亞妹猜測，他意思是免得有人從那條縫之間非法入境。車務助理的責任，就是在動車駛入站前，將白色的門打開，免得白色門會劃花動車的車身，車停好了，乘客下車前，再將門鎖上，並且看守這條縫不被任何人穿過。

李亞妹沒有想過，自己一個外判員工會成為一國兩制縫隙間的「守門人」。

9月4日後，不再一樣

9月4日凌晨起，西九龍站的B3、B4樓層成為禁區，正式交由內地管轄。一切開始不一樣。

上班的閘口被拆掉後，連水機也拆掉，整個西九龍站再沒有公開使用的水機了。9月4日凌晨上班時，同事說香港的區旗和中國的國旗在閘口處升起了，往後每天早上8點升旗。

尼泊爾、印度、巴基斯坦人都在一夜間消失了——他們事前全然不知道內地800個關員將在9月4日取代他們本來站崗的位置。他們說，公司事前沒有任何通知，只告訴他們隨時要準備好離開，或者再調動他們到別的基建當保安。

所有車務助理不能再進入B3、B4的內地範圍，早早做了禁區證的，也不能進入，300人全被安排擠在B1、B2的香港範圍，包括每個出入口、的士站、巴士站等位置站崗。

站的每一層可遙望B3層的內地範圍，李亞妹在樓上看著地下的內地員工，頭幾天，看到他們在站內組了個觀光團，在內地的範圍導賞一圈，有人拿了單反、擺姿勢拍照留念，還有團體照。他們可以移動的範圍也只有站內的四分之一，留了幾天，日子悶了，他們開始坐在候車大堂的椅子（也就是先前說過那些因為閉路電視拍到有人坐而被封的椅子），看手機消磨時間。

李亞妹忽然覺得，這種距離也算浪漫，兩者隔著一層遙望，你看他，他看你，隔著的是兩個地方的法例，還有兩地人民的政治防線。

山竹的紛擾

接下來大約有兩周時間，有禁區紙的車務助理陸續可以到內地關口站崗了，程序大致是，先過關到內地範圍，再到月台模擬列車到站時，開關路軌旁那幾道白色門；但是港鐵的人說，現在只是演練，還沒收到通知，通車後的「守門人」究竟是月台上的港鐵員工、還是外判的車務助理。

然後山竹來了。

天文台早早預報這是史上最強的颱風，也早早預報16號周日晚最接近香港。車務助理在14號才接到一個Whatsapp的通知說，合約上寫明有颱風也必須上班，「因我們提供的是服務性行業」。打8號風球時，員工可以搭的士到最近的港鐵站乘地鐵上班，將收據交回公司申報。而且要等到下一更有足夠人手來接班，確保運作正常。

問題來了，車務助理的早更，5點半便要開始站崗，就算找到的士到港鐵站，凌晨未有站開門，打風又沒有通宵巴士，那怎麼辦？還有，打風期間，的士多數開天殺價，也未必有收據，那怎麼辦？邦Sir的上司直至15號早上也沒有回答這些疑問。到收工前，邦Sir才傳話，公司說早更可以坐港鐵的頭班車回來上班。

李亞妹住在粉嶺，搭東鐵，是露天行車路段，9號風球便停駛。她幾個同事住在東鐵沿線的，怕凌晨睡醒掛了9號，東鐵停駛沒車回站，於是約定晚上搭通宵巴士的尾班車，回來西九龍站過夜。天文台在16號凌晨1時許，掛上8號風球，他們摸黑到超級市場買了幾大袋食物回站。6點後，港鐵開了，其餘的人陸續回站上班，並且為他們這群「東鐵難民」，送來熱咖啡和早餐。

差一點罷工

8點幾，9號風球了，邦Sir的電話響，掛線後他說上司叫大家到月台站崗。

「不是吧，9號風球沒走，我們在這裏Stand by已經算給面子了，還要我們出去站崗？」

「（假設通車後）這個站已經不運作了，還站什麼崗？這些算什麼主管？」

「沒禁區證！」

「不去！」

「沒回鄉證！」

「你告訴公司，我們罷工！」

李亞妹沒見過他們反抗的樣子，說話的時候每個人面紅耳赤。螞蟻一旦被困，必奮命逃走。她覺得眼前沒有螞蟻，沒有弱小。

「來吧，出去走個圈吧。」邦Sir聽完他們的話，低聲說。

人最脆弱的是情感，或者憐憫，或者體諒。「如果不是邦Sir你對我們好，我們並不會給面子！」於是沒了剛才的面紅耳赤，螞蟻又一群群站崗去了。不只是車務助理，保安、清潔工也開工了。

他們在站內隔著玻璃看風，看雨，看浪一般的水打在天幕4000塊玻璃。浪退回去，又捲回來，風聲像是女人的尖叫，困在站內環迴。

10號風球了，10幾人藏在更衣室裏吃午飯（這是車務助理每天生活的樣子，每天躲在更衣室裏開飯），「我有點後悔入了這間公司。」有人說。「我們沒可能改變任何事情，唯有改變自己的心態，接受它。」其他人回答。然後他們繼續吃飯，有的人倚著牆睡。

「邦Sir，你要租一間房嗎？我在尖沙咀訂了間民宿，200多元。」「東鐵難民」又開始籌謀明天如何上班了。十號風球，的士都三倍、五倍收費，算起來還不如在附近租房過一晚划算。男男女女住東鐵沿線的加起來有6個人，分別租了兩間房。十多人各自在收工前，找好回家的鐵路路線，臨走前，每人也吩咐對方，「到家記得報平安。」

終章：行囊沒有希望的過客

全回到家了，他們一個個在群組述說回家的路多少塌樹，大步檻過安全回家時，「東鐵難民」在群組傳來一句：「那民宿真伏（騙人），根本就是劏房！」

天亮後山竹走了，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說，高鐵在颱風後安然無恙，從基建角度，「是經得起考驗，好安全，好大安慰」。但打風宣布停工是不負責任、沒有法律基礎，市民有不滿拿特首出氣完全沒問題。李亞妹在想像，「東鐵難民」裏4個大男人擠在民宿劏房瑟縮的樣子，他們需要的是一個出氣桶嗎？她想起Alain Touraine說的「我們到底是奴隸？還是背著行囊滿懷希望的過客？」

螞蟻自己也認為，勞動裏沒有自由，勞動裏只有不幸，逃到哪個世界也一樣。

高鐵今天終於通車，李亞妹他們以為在站內每天演習了一個多月的工作程序要派上用場了。前幾天，上司突然說6碼的工作時數加至7個半小時（港鐵的規例是，工時8小時以上才有45分鐘吃飯時間），李亞妹開始看懂公司的盤算了。上司告訴8碼的人，你們現在的職責是填補6碼休息、上廁所的空檔。安娜和8碼的人在討論，我們該要被遺棄了……他們試著組織這幾天發生的事。

一個被派去控制電梯的人被困在電梯內不舒服，一走出電梯，上司便說她沒有緊守崗位，炒掉。

一個被乘客的輪椅輾腳工傷的人，休息一星期回來上班，上司問他：「你究竟還有沒有留下來的決心？」

一個在月台坐的人，上司看見立即發出警告說，「你違反了員工守則！」

重點可能是，8碼的薪金比6碼多2000元，並且多一小時午飯時間。

李亞妹忽然明白，似乎每個人身上一直背負一個數字責任——高鐵為香港創造1萬個職位，所以外判公司當初毫無要求什麼人也請，職責重疊也無所謂，通車以後，有多少人繼續在巢裏當開荒牛，有多少人是被逼逃走的過客，那是另一個不需要公開的數字了。

高鐵今天終於通車，李亞妹的同事沒有感受任何「光榮」，他們憂心著如何不被上司抓住痛腳，他們惆悵著離開這個巢後，哪個巢裏沒有不幸。

（為保護文中提及的高鐵員工，人物全是化名，部分關鍵細節經作者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