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体时代我们如何“悼亡”？当你写下“R.I.P.”的时候

名人逝世，每每引起网络上的悼念潮。美国政界人物麦凯恩（John McCain）逝世，网民一致慨叹痛失一个高水平的政治家；《樱桃小丸子》的作者樱桃子过身，网民则纷纷缅怀跟“小丸子”一起度过的少年时期。至于月前香港歌手卢凯彤猝逝，所引起的网络哀悼风潮更不在话下了。

在网络时代，“哀悼”不再是单纯的私人情感事务。我们习惯在社交媒体表达对名人逝世的悼念之情，从简单一句“R.I.P.”，到洋洋洒洒的千字悼言，或甚是网民之间对逝者评价的讨论和争议，所牵涉的远不止于个人对死者的悼念，更与网民之间大量复杂而绵密的情感互动有关。网络上的“集体悼亡”正在改变集体情感的塑造方式、建构社群里的身份认同，有时更引发各种公共伦理和争议。“悼亡”如今已演变成持续运作的公共性事件，而网络，则成了“悼亡情感政治”的发酵场域。

面对公众的“死亡”

英国《卫报》（The Guardian）有一个名为“讣告”（Obituary）的栏目，专门报导名人逝世的消息，从政治人物、学者，到明星、作者、艺术家等，什么界别的名人都有。有一段时间，我会定期浏览这栏目，凉薄一点说，我是为了知道“谁死了”而看的。由于栏目里的界别太过繁杂，大部份逝世者我都不认识，偶然遇上一两个熟悉的名字，我都会心下一喜，但随即又会为他或她的死讯而惋惜，心里不禁冒出一句：“原来他／她已过世了！”。我会把消息在脸书上分享，并顺手留言道：“R.I.P.”。

网络信息爆炸让我们更容易接收到名人逝世的消息，尤其是一些未必是一般人都会认识、只属某个特定界别的名人。但反过来说，讣告消息泛滥，几乎三天两夜就有一则新讣告上载，我们对名人逝世的消息也变得愈不敏感。尤其对于早已离开公众视野的名人，若刚好错过了讣告，我们很可能连他或她是否早已过世，亦未必记得清楚。

现代阴谋论中有一个叫“曼德拉效应”（Mandela Effect）的说法，论者声称，很多美国人都“记得”南非前总统曼德拉（Nelson Mandela）是在1980年代死于狱中（实情是他在2013年才过身），这很可能是“平行宇宙”所造成的结果。这当然是无稽之谈，但我在2000年前后就读大学本科时，却意外地遇过一个类似的“李维史陀效应”：我一直以为，结构人类学大师李维史陀（Claude Lévi-Strauss） 跟如傅柯（Michel Foucault）、拉康（Jacque Lacan，拉冈）等法国文化理论大家一样，早在1980年代已然谢世，但直至2009年我读研究院之际，才惊讶地听到消息：原来李维史陀刚刚以百岁高龄辞世。

这些名人的“死亡时间”，很可能已被错误记忆推前：早在他们淡出其所属界别、不再对公众发挥影响力之际，他们就已经“死了”。

不难对这个现代提供一个反阴谋论的科学解释：人的记忆是不可靠的。对于已隐世不出的名人，我们往往只记得他们盛年时期的功绩，而忽略了他们的晚年生活。我们或许比“很多美国人”记性好，记得曼德拉在1990年代当过南非总统，却未必注意他卸任总统后，原来还在世上生活了十多年；读过文化研究的学生一定知道，李维史陀的理论大大影响了1960年代欧陆哲学的结构主义转向，却不一定知道在他的理论已在学术界不再流行之后，他还过了多少年黯淡的退休生活。

那么，我们所记得的这些名人的“死亡时间”，很可能已被错误记忆推前：早在他们淡出其所属界别、不再对公众发挥影响力之际，他们就已经“死了”。

旧时代，旁观媒体哀悼

我们所经验的，不过是“全城旁观媒体如何进行哀悼”，却非社会上每一个体幽微曲折的哀伤情感和悼亡方式。

在网络时代，“讣告”密集得如坟场名单一般，“维基百科”上有一个年度逝世人物列表，列出了所有“名人”的死亡时间。名人逝世的消息变得太容易获得，而有资格位列“名人”（维基百科称为“人物”）的人也因信息爆发而愈来愈多，我们对名人逝世消息的消化也出现了“认知疲劳”。我甚至试过，每当我在脸书上看见有人分享附有一名人黑白照的贴文时，都会下意识觉得：那“又”是一则“讣告”了吧？

我是给香港电视喂食长大的，我记得在前网络时代，我们对名人逝世消息的记忆，通常都十分深刻。旧媒体处理名人逝世的消息是单向式，电视播导消息，观众静坐家中收看，而我的童年时代就是这样经历了两次最难以忘怀的名人逝世事件：女星翁美玲自杀，港督尤德（Edward Youde）在任内逝世，都是发生在1980年代。我对两人记忆特别强烈，是因为那是我初尝因名人之死而自感哀伤的滋味，翁美玲是我童年时第一个迷恋的女明星，对于她，我有著粉丝的痴爱；而尤德则是在出访北京、跟中国政府讨论香港回归问题时，心脏病发逝世的。当年我太年轻，不懂香港政治，但他的猝死确实对我相当震撼。在我听到消息的那一刻，我感到很哀伤，随即亦体会到一种坐困愁城的共同感，只有当年的香港人才会明白。

可是，当我试图回忆两人逝世之时，坊间是怎样哀悼他们的，却发觉全无记忆。在电视时代，每当遇上名人逝世消息，首先电视台会以“特别新闻报导”的方式作简报，然后在恒常的午间或晚间新闻作详尽报导。到了第二天，报章头条会刊登全版消息，并接著数天在较次版面上作专题跟进、刊出评论文章或社会人士的悼念文告等等。然后，事件会逐渐被公众淡忘，一切归于日常。

像我这样的“普通市民”，往往只能被动地接收名人死亡的消息，也只能被动地接收媒体报导有关“全城哀悼”的“消息”——香港媒体早就用上“全城哀悼”这样说法，形容名人逝世后的集体情绪，但“全城”只是一个抽象而经不起验证的说法：谁知道社群之中到底有多少人会真正感到哀伤呢？在旧媒体时代，我们所经验的，不过是“全城旁观媒体如何进行哀悼”，对于社会上每一个体幽微曲折的哀伤情感和悼亡方式，并未在“全城哀悼”此等空词里呈现出来。

社交网站使我们对名人的哀悼变得零散、复杂和难以统合。在“哀悼名人死亡”这一事情上，社交网站则成了让集体哀伤回荡发酵的“情感回音室”——我将之戏称为“网络追思会”。

社交媒体，负面情绪的生产

社交网站使我们对名人的哀悼变得零散、复杂和难以统合，“全城哀悼”或“全国哀悼”之类的修辞亦更显空洞无义，但我们反而能够更了解他者的哀悼方式。近日香港歌手卢凯彤堕楼身亡，消息一出，马上震惊脸书。消息大概在当日中午传出，马上受到网媒持续追访，网民不断追踪分享。而在同一时间，社交网站立时被“洗版”，网民纷纷贴出悼念之言、分享卢凯彤的歌曲、或转贴卢凯彤生前好人感人肺腑的悼词。

一时之间，社交网站弥漫著千般滋味的哀伤愁思，网民互相转贴和留言，旋即把这种哀痛迅速放大。我本来不是卢凯彤歌迷，对她的猝逝，最初只是愕然多于悲伤，但我在半天之内持续地读到大量言词悲痛的悼词，人既非草木，也无可避免被这种哀悼气氛所感染。

如此高密度的哀悼情绪在我的脸书出现，说明了我有很多欣赏卢凯彤的网络朋友。网络文化理论经常提醒我们，社交网站的“回音室”效应会令我们只接收到跟自己品味立场相近的信息，而在“哀悼名人死亡”这一事情上，社交网站则成了让集体哀伤回荡发酵的“情感回音室”——我将之戏称为“网络追思会”。

传统媒体伦理会要求我们尽量避免过度渲染死亡新闻的细节，以防引起连锁反应，影响社群情绪；但社交网站却无法阻止对名人逝世消息被钜细靡遗的分享和转发。在晚近的情感政治论述里，经常触及一个关于负面情绪的生产性问题，我们一度以为，负面情绪为洪水猛兽，而在现代精神病学的脉络里，哀伤忧郁的情绪更常常被病理化。但一般的“正向思考”缼乏对哀悼情感的反思性和同理心，造成对哀伤情绪的压抑，甚至过份要求“放下”伤痛的情感勒索。社交网站的流动性和片碎，有时反为我们提供了排遣伤痛的渠道：每一个人对名人逝世的哀悼都是驳杂不同的，也是自主自发的，而不应该是单一化的“正向”或“负面”情感累积。

悼念卢凯彤的文字很多，不少是表达对卢凯彤的感激和欣赏，但更多是直接坦露自己的伤痛和不舍。过去我们经常担心，社交网站会消除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界线，进而蚕食公共领域的理性沟通基础。然而在“网络悼亡”这一现象上，我对公共领域的“情感公共性”却仍保持审慎乐观的态度：“哀悼”本是单纯的私人情感事务，社交网络却给予“将哀悼公共化”的契机，透过分享网民班驳纷杂的哀悼形态，我们既可向别人坦露自己的伤痛，也能跟感受相近的他者建立情感联系。我们当然不能在一些全属私人性质的哀悼（如哀悼死去的至亲）中得到如此效果，但起码在对名人的哀悼之上，则有这样的可能。

社交网站的流动性和片碎，反为我们提供了排遣伤痛的渠道：每一个人对名人逝世的哀悼都是驳杂不同的，也是自主自发的。“哀悼”本是单纯的私人情感事务，社交网络却给予“将哀悼公共化”的契机。

回音室，情绪与品味

另一方面，“网络悼亡”也影响了媒体选择报导名人逝世消息的方式。近年不少外国知名作家和音乐人的离世消息，都是首先在社交网站掀起悼念热潮，主流媒体才慢一步作跟进报导。在2016年，我们一连失去了三位深受欢迎的文化名人：大卫‧宝儿（David Bowie）、翁贝托‧埃可（Umberto Eco）和李欧纳‧柯恩（Leonard Cohen），尽管三人俱是蜚声国际的大师，却并非一般普罗大众都熟悉的人物。他们的死讯在网络上“大热”，跟“文化小众”的回音室效应颇有关连，当这些名人受到一部份网民的哀悼（最好还要得到“网络舆论领䄂”加持），继而转载他的生平轶事、作品和评论，其他网民也亦开始关注起来，形成新的情感投注。网民合力转发宝儿和柯恩在youtube上的多首名曲，也重新谈论埃可的小说和文化理论怎样影响他们的文青时代。

这些“网络悼亡”热潮是由网民集体选择，他们根据自己的“小众文化品味”，选择了他们希望悼念的对象。主流媒体则在这品味之上，为这些已然发酵的悼念风潮补上完善的专题论述。

这种情绪如此普遍，也是如此准确地描述了当下的时代精神：网络愈快，我们愈害怕失去；但藉著网络，我们反而重获了哀悼旧物的能力。

再举一例：近日过世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V‧S‧奈波尔（V. S. Naipaul），则没有引起任何悼念热潮，关注和讨论几乎不见于脸书。可以想像，若按照旧媒体“平衡报导”的机制，奈波尔所得到关注不应该比埃可或马奎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来得少。但实情却是，网民的小众口味选择了谁有“资格”成为集体悼亡的对象，奈波尔在生前死后都没有得到网民的青睐，我们也没有看到媒体对奈波尔逝世的大肆报导。

对于作家、音乐人或其他文化名人之死，既近且远，即使符合我们的小众品味，也未必有痛失挚亲的切肤之哀，取而代之的，往往是一份惶然若失的文化失落感。经典精神分析理论将“哀悼”（mourning）理解为将欲望从逝去对象身上逐步撤离的心理过程，但在文化名人身上，哀悼中的欲望撤离过程却附加了移情作用：把哀悼对象从逝者转移到逝者背后的文化氛围。有一个老掉牙得很但仍然听得人心酸的说法，经常在对文化名人的悼词中出现：“他／她的是死，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终结。”时代其实早已终结，只是在失去这些文化名人的当下，我们才惊觉，才开始去哀悼。

世界失去了埃可，也早已不再有像埃可这样的通才型文化大师；而宝儿和柯恩的美丽早已全部创作完成，他们各自代表了一种不可复制的音乐探索水平，我们终得接受一个没有他们新作的音乐世界。又或者，在对近月离世的香港文化名人林燕妮和刘以鬯的集体哀悼情绪里，也隐约嗅到对昔日香港文化的痛惜之情，这种情绪如此普遍，也是如此准确地描述了当下的时代精神：网络愈快，我们愈害怕失去；但藉著网络，我们反而重获了哀悼旧物的能力。

从悼亡到公共议题

网络悼亡本是情感政治，却能引发各种公共伦理议题的讨论，它对网络公共性的衍生性和形塑力，值得细意考察。在网络上进行哀悼，不必然是集体忧郁，也不必然是廉价的情感表达，一千个哀悼中的网民，就有一千种情感形态。

从哀伤到失落，从失落转而对逝者的反思、批评、以至升华至公共伦理的讨论，这又是另一种网络悼亡的情感转化。2015年，乌拉圭作家爱德华多‧加莱亚诺（Eduardo Galeano）逝世，同日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也离世了。论知名度，曾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格拉斯肯定较高，可是政治立场决定网民品味，曾写出《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这样具左翼人道主义精神的作品的加莱亚诺，竟意外获得网民一致正面评价。反观曾有参加纳粹党卫队往绩的格拉斯，则遭到相对严厉的批评。恰是两位文学水平旗鼓相当、但政治评价南辕北辙的作家意外同日逝世，为网民制造了一场文学的“大悼念日”：为著要悼念当代世界文学中最优秀的脑袋，我们有机会重新检视“文学与政治”一类十分重要但千头万绪的议题。

至于“林奕含事件”怎样摧化两岸三地的“#MeToo”风潮，我也不用多说了。网络悼亡本是情感政治，却能引发各种公共伦理议题的讨论，它对网络公共性的衍生性和形塑力，值得我们细意考察。在网络上进行哀悼，不必然是集体忧郁，也不必然是廉价的情感表达，一千个哀悼中的网民，就有一千种情感形态。哀悼既是情感的撤离，也是重新投注情感，我们悼念名人，可以是个人莫可名状的哀伤，可以是集体情感的重新寄托，也可以是失落于时代的逝去，亦可以是重探公共议题的良机。我还是相信，“情感的多样性”应当是一个严肃的公共伦理的议题，而在网络悼亡的过程中，这个问题显得相当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