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體時代我們如何「悼亡」？當你寫下「R.I.P.」的時候

名人逝世，每每引起網絡上的悼念潮。美國政界人物麥凱恩（John McCain）逝世，網民一致慨歎痛失一個高水平的政治家；《櫻桃小丸子》的作者櫻桃子過身，網民則紛紛緬懷跟「小丸子」一起度過的少年時期。至於月前香港歌手盧凱彤猝逝，所引起的網絡哀悼風潮更不在話下了。

在網絡時代，「哀悼」不再是單純的私人情感事務。我們習慣在社交媒體表達對名人逝世的悼念之情，從簡單一句「R.I.P.」，到洋洋灑灑的千字悼言，或甚是網民之間對逝者評價的討論和爭議，所牽涉的遠不止於個人對死者的悼念，更與網民之間大量複雜而綿密的情感互動有關。網絡上的「集體悼亡」正在改變集體情感的塑造方式、建構社群裏的身份認同，有時更引發各種公共倫理和爭議。「悼亡」如今已演變成持續運作的公共性事件，而網絡，則成了「悼亡情感政治」的發酵場域。

面對公眾的「死亡」

英國《衛報》（The Guardian）有一個名為「訃告」（Obituary）的欄目，專門報導名人逝世的消息，從政治人物、學者，到明星、作者、藝術家等，什麼界別的名人都有。有一段時間，我會定期瀏覽這欄目，涼薄一點說，我是為了知道「誰死了」而看的。由於欄目裏的界別太過繁雜，大部份逝世者我都不認識，偶然遇上一兩個熟悉的名字，我都會心下一喜，但隨即又會為他或她的死訊而惋惜，心裏不禁冒出一句：「原來他／她已過世了！」。我會把消息在臉書上分享，並順手留言道：「R.I.P.」。

網絡資訊爆炸讓我們更容易接收到名人逝世的消息，尤其是一些未必是一般人都會認識、只屬某個特定界別的名人。但反過來說，訃告消息泛濫，幾乎三天兩夜就有一則新訃告上載，我們對名人逝世的消息也變得愈不敏感。尤其對於早已離開公眾視野的名人，若剛好錯過了訃告，我們很可能連他或她是否早已過世，亦未必記得清楚。

現代陰謀論中有一個叫「曼德拉效應」（Mandela Effect）的說法，論者聲稱，很多美國人都「記得」南非前總統曼德拉（Nelson Mandela）是在1980年代死於獄中（實情是他在2013年才過身），這很可能是「平行宇宙」所造成的結果。這當然是無稽之談，但我在2000年前後就讀大學本科時，卻意外地遇過一個類似的「李維史陀效應」：我一直以為，結構人類學大師李維史陀（Claude Lévi-Strauss） 跟如傅柯（Michel Foucault）、拉康（Jacque Lacan，拉岡）等法國文化理論大家一樣，早在1980年代已然謝世，但直至2009年我讀研究院之際，才驚訝地聽到消息：原來李維史陀剛剛以百歲高齡辭世。

這些名人的「死亡時間」，很可能已被錯誤記憶推前：早在他們淡出其所屬界別、不再對公眾發揮影響力之際，他們就已經「死了」。

不難對這個現代提供一個反陰謀論的科學解釋：人的記憶是不可靠的。對於已隱世不出的名人，我們往往只記得他們盛年時期的功績，而忽略了他們的晚年生活。我們或許比「很多美國人」記性好，記得曼德拉在1990年代當過南非總統，卻未必注意他卸任總統後，原來還在世上生活了十多年；讀過文化研究的學生一定知道，李維史陀的理論大大影響了1960年代歐陸哲學的結構主義轉向，卻不一定知道在他的理論已在學術界不再流行之後，他還過了多少年黯淡的退休生活。

那麼，我們所記得的這些名人的「死亡時間」，很可能已被錯誤記憶推前：早在他們淡出其所屬界別、不再對公眾發揮影響力之際，他們就已經「死了」。

舊時代，旁觀媒體哀悼

我們所經驗的，不過是「全城旁觀媒體如何進行哀悼」，卻非社會上每一個體幽微曲折的哀傷情感和悼亡方式。

在網絡時代，「訃告」密集得如墳場名單一般，「維基百科」上有一個年度逝世人物列表，列出了所有「名人」的死亡時間。名人逝世的消息變得太容易獲得，而有資格位列「名人」（維基百科稱為「人物」）的人也因資訊爆發而愈來愈多，我們對名人逝世消息的消化也出現了「認知疲勞」。我甚至試過，每當我在臉書上看見有人分享附有一名人黑白照的貼文時，都會下意識覺得：那「又」是一則「訃告」了吧？

我是給香港電視餵食長大的，我記得在前網絡時代，我們對名人逝世消息的記憶，通常都十分深刻。舊媒體處理名人逝世的消息是單向式，電視播導消息，觀眾靜坐家中收看，而我的童年時代就是這樣經歷了兩次最難以忘懷的名人逝世事件：女星翁美玲自殺，港督尤德（Edward Youde）在任內逝世，都是發生在1980年代。我對兩人記憶特別強烈，是因為那是我初嘗因名人之死而自感哀傷的滋味，翁美玲是我童年時第一個迷戀的女明星，對於她，我有著粉絲的痴愛；而尤德則是在出訪北京、跟中國政府討論香港回歸問題時，心臟病發逝世的。當年我太年輕，不懂香港政治，但他的猝死確實對我相當震撼。在我聽到消息的那一刻，我感到很哀傷，隨即亦體會到一種坐困愁城的共同感，只有當年的香港人才會明白。

可是，當我試圖回憶兩人逝世之時，坊間是怎樣哀悼他們的，卻發覺全無記憶。在電視時代，每當遇上名人逝世消息，首先電視台會以「特別新聞報導」的方式作簡報，然後在恆常的午間或晚間新聞作詳盡報導。到了第二天，報章頭條會刊登全版消息，並接著數天在較次版面上作專題跟進、刊出評論文章或社會人士的悼念文告等等。然後，事件會逐漸被公眾淡忘，一切歸於日常。

像我這樣的「普通市民」，往往只能被動地接收名人死亡的消息，也只能被動地接收媒體報導有關「全城哀悼」的「消息」——香港媒體早就用上「全城哀悼」這樣說法，形容名人逝世後的集體情緒，但「全城」只是一個抽象而經不起驗證的說法：誰知道社群之中到底有多少人會真正感到哀傷呢？在舊媒體時代，我們所經驗的，不過是「全城旁觀媒體如何進行哀悼」，對於社會上每一個體幽微曲折的哀傷情感和悼亡方式，並未在「全城哀悼」此等空詞裏呈現出來。

社交網站使我們對名人的哀悼變得零散、複雜和難以統合。在「哀悼名人死亡」這一事情上，社交網站則成了讓集體哀傷迴盪發酵的「情感迴音室」——我將之戲稱為「網絡追思會」。

社交媒體，負面情緒的生產

社交網站使我們對名人的哀悼變得零散、複雜和難以統合，「全城哀悼」或「全國哀悼」之類的修辭亦更顯空洞無義，但我們反而能夠更了解他者的哀悼方式。近日香港歌手盧凱彤墮樓身亡，消息一出，馬上震驚臉書。消息大概在當日中午傳出，馬上受到網媒持續追訪，網民不斷追蹤分享。而在同一時間，社交網站立時被「洗版」，網民紛紛貼出悼念之言、分享盧凱彤的歌曲、或轉貼盧凱彤生前好人感人肺腑的悼詞。

一時之間，社交網站瀰漫著千般滋味的哀傷愁思，網民互相轉貼和留言，旋即把這種哀痛迅速放大。我本來不是盧凱彤歌迷，對她的猝逝，最初只是愕然多於悲傷，但我在半天之內持續地讀到大量言詞悲痛的悼詞，人既非草木，也無可避免被這種哀悼氣氛所感染。

如此高密度的哀悼情緒在我的臉書出現，說明了我有很多欣賞盧凱彤的網絡朋友。網絡文化理論經常提醒我們，社交網站的「迴音室」效應會令我們只接收到跟自己品味立場相近的資訊，而在「哀悼名人死亡」這一事情上，社交網站則成了讓集體哀傷迴盪發酵的「情感迴音室」——我將之戲稱為「網絡追思會」。

傳統媒體倫理會要求我們盡量避免過度渲染死亡新聞的細節，以防引起連鎖反應，影響社群情緒；但社交網站卻無法阻止對名人逝世消息被鉅細靡遺的分享和轉發。在晚近的情感政治論述裏，經常觸及一個關於負面情緒的生產性問題，我們一度以為，負面情緒為洪水猛獸，而在現代精神病學的脈絡裏，哀傷憂鬱的情緒更常常被病理化。但一般的「正向思考」缼乏對哀悼情感的反思性和同理心，造成對哀傷情緒的壓抑，甚至過份要求「放下」傷痛的情感勒索。社交網站的流動性和片碎，有時反為我們提供了排遣傷痛的渠道：每一個人對名人逝世的哀悼都是駁雜不同的，也是自主自發的，而不應該是單一化的「正向」或「負面」情感累積。

悼念盧凱彤的文字很多，不少是表達對盧凱彤的感激和欣賞，但更多是直接坦露自己的傷痛和不捨。過去我們經常擔心，社交網站會消除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的界線，進而蠶食公共領域的理性溝通基礎。然而在「網絡悼亡」這一現象上，我對公共領域的「情感公共性」卻仍保持審慎樂觀的態度：「哀悼」本是單純的私人情感事務，社交網絡卻給予「將哀悼公共化」的契機，透過分享網民班駁紛雜的哀悼形態，我們既可向別人坦露自己的傷痛，也能跟感受相近的他者建立情感聯繫。我們當然不能在一些全屬私人性質的哀悼（如哀悼死去的至親）中得到如此效果，但起碼在對名人的哀悼之上，則有這樣的可能。

社交網站的流動性和片碎，反為我們提供了排遣傷痛的渠道：每一個人對名人逝世的哀悼都是駁雜不同的，也是自主自發的。「哀悼」本是單純的私人情感事務，社交網絡卻給予「將哀悼公共化」的契機。

迴音室，情緒與品味

另一方面，「網絡悼亡」也影響了媒體選擇報導名人逝世消息的方式。近年不少外國知名作家和音樂人的離世消息，都是首先在社交網站掀起悼念熱潮，主流媒體才慢一步作跟進報導。在2016年，我們一連失去了三位深受歡迎的文化名人：大衛‧寶兒（David Bowie）、翁貝托‧埃可（Umberto Eco）和李歐納‧柯恩（Leonard Cohen），儘管三人俱是蜚聲國際的大師，卻並非一般普羅大眾都熟悉的人物。他們的死訊在網絡上「大熱」，跟「文化小眾」的迴音室效應頗有關連，當這些名人受到一部份網民的哀悼（最好還要得到「網絡輿論領䄂」加持），繼而轉載他的生平軼事、作品和評論，其他網民也亦開始關注起來，形成新的情感投注。網民合力轉發寶兒和柯恩在youtube上的多首名曲，也重新談論埃可的小說和文化理論怎樣影響他們的文青時代。

這些「網絡悼亡」熱潮是由網民集體選擇，他們根據自己的「小眾文化品味」，選擇了他們希望悼念的對象。主流媒體則在這品味之上，為這些已然發酵的悼念風潮補上完善的專題論述。

這種情緒如此普遍，也是如此準確地描述了當下的時代精神：網絡愈快，我們愈害怕失去；但藉著網絡，我們反而重獲了哀悼舊物的能力。

再舉一例：近日過世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V‧S‧奈波爾（V. S. Naipaul），則沒有引起任何悼念熱潮，關注和討論幾乎不見於臉書。可以想像，若按照舊媒體「平衡報導」的機制，奈波爾所得到關注不應該比埃可或馬奎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來得少。但實情卻是，網民的小眾口味選擇了誰有「資格」成為集體悼亡的對象，奈波爾在生前死後都沒有得到網民的青睞，我們也沒有看到媒體對奈波爾逝世的大肆報導。

對於作家、音樂人或其他文化名人之死，既近且遠，即使符合我們的小眾品味，也未必有痛失摯親的切膚之哀，取而代之的，往往是一份惶然若失的文化失落感。經典精神分析理論將「哀悼」（mourning）理解為將欲望從逝去對象身上逐步撤離的心理過程，但在文化名人身上，哀悼中的欲望撤離過程卻附加了移情作用：把哀悼對象從逝者轉移到逝者背後的文化氛圍。有一個老掉牙得很但仍然聽得人心酸的說法，經常在對文化名人的悼詞中出現：「他／她的是死，代表了一個時代的終結。」時代其實早已終結，只是在失去這些文化名人的當下，我們才驚覺，才開始去哀悼。

世界失去了埃可，也早已不再有像埃可這樣的通才型文化大師；而寶兒和柯恩的美麗早已全部創作完成，他們各自代表了一種不可複製的音樂探索水平，我們終得接受一個沒有他們新作的音樂世界。又或者，在對近月離世的香港文化名人林燕妮和劉以鬯的集體哀悼情緒裏，也隱約嗅到對昔日香港文化的痛惜之情，這種情緒如此普遍，也是如此準確地描述了當下的時代精神：網絡愈快，我們愈害怕失去；但藉著網絡，我們反而重獲了哀悼舊物的能力。

從悼亡到公共議題

網絡悼亡本是情感政治，卻能引發各種公共倫理議題的討論，它對網絡公共性的衍生性和形塑力，值得細意考察。在網絡上進行哀悼，不必然是集體憂鬱，也不必然是廉價的情感表達，一千個哀悼中的網民，就有一千種情感形態。

從哀傷到失落，從失落轉而對逝者的反思、批評、以至昇華至公共倫理的討論，這又是另一種網絡悼亡的情感轉化。2015年，烏拉圭作家愛德華多‧加萊亞諾（Eduardo Galeano）逝世，同日德國作家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也離世了。論知名度，曾獲諾貝爾文學獎的格拉斯肯定較高，可是政治立場決定網民品味，曾寫出《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這樣具左翼人道主義精神的作品的加萊亞諾，竟意外獲得網民一致正面評價。反觀曾有參加納粹黨衛隊往績的格拉斯，則遭到相對嚴厲的批評。恰是兩位文學水平旗鼓相當、但政治評價南轅北轍的作家意外同日逝世，為網民製造了一場文學的「大悼念日」：為著要悼念當代世界文學中最優秀的腦袋，我們有機會重新檢視「文學與政治」一類十分重要但千頭萬緒的議題。

至於「林奕含事件」怎樣摧化兩岸三地的「#MeToo」風潮，我也不用多說了。網絡悼亡本是情感政治，卻能引發各種公共倫理議題的討論，它對網絡公共性的衍生性和形塑力，值得我們細意考察。在網絡上進行哀悼，不必然是集體憂鬱，也不必然是廉價的情感表達，一千個哀悼中的網民，就有一千種情感形態。哀悼既是情感的撤離，也是重新投注情感，我們悼念名人，可以是個人莫可名狀的哀傷，可以是集體情感的重新寄托，也可以是失落於時代的逝去，亦可以是重探公共議題的良機。我還是相信，「情感的多樣性」應當是一個嚴肅的公共倫理的議題，而在網絡悼亡的過程中，這個問題顯得相當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