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新闻在东南亚：最大的散播者是政府

编按：从2016年美国大选之后，社交媒体上“假新闻”四处流传的问题逐渐受到重视。众所皆知，假新闻藉社交媒体四处流窜，对社会公众影响深远，但假新闻的源头出自哪里？谁在泡制假新闻？g0v.news所属记者，日前在一场于台北举行的工作坊中，采访了包括日本、印度和东南亚多国的与会代表后写成本篇报导，由端传媒与”g0v news”共同发布，全文免费开放阅读。

假新闻议题席卷全球，随著社群媒体的大量使用，操控/管制社群平台上的言论成为许多政府的目标。一些国家执政党运用社群与人民互动，制造友善的形象，并发布假新闻攻击敌对政营，甚至将抵制不实信息作为立法理由，实则用以箝制言论自由。

实际上，台湾的东南亚邻居是“不实信息”的重灾区。根据自由之家2017年的调查，东南亚的网路自由度普遍偏低，而政府干预网路自由的程度升高，其中有几个重要的因素包含：政府影响媒体、政府聘用网路评论者散布支持政府言论、选举假新闻等。另外，根据无国界记者在2017年的报告指出，所有东南亚国家的媒体自由度全球排名都在100之后，近年更是下滑，主要来自政府对于媒体的控制。

从东亚到南亚国家，假新闻与不实信息出现的面貌与原因各有不同，这些国家的人们又是如何看待这些议题？g0v.news 在台湾民主基金会与开放文化基金会于六月底主办的“Combatting disinformation”工作坊当中，采访了数十位东南亚国家的记者、研究员与NGO工作者（加上印度与日本），他们指出假新闻主要来自政府。特别在菲律宾、柬埔寨、越南这三个国家中，可以发现政府不仅制造假新闻，且共通点都是利用社群媒体来扩大不实的言论。

菲律宾：杜特蒂被控是假新闻制造者

在菲律宾，最大的不实信息经常出自该国总统杜特蒂的口中。菲律宾事实查核组织Vera Files的董事长Ellen Tordesillas表示，高达六成的菲律宾成人相信菲律宾政府积极抵制假新闻，她强调这是错的，因为杜特蒂就是菲律宾第一名的假新闻制造者。比方说当外界抨击政府的扫毒行动中死亡的都是穷人时，杜特蒂表示因为有钱人不会贩毒。根据Vera Files的统计，光是2017年，杜特蒂在公开发言提及冰毒与穷人的关联，就有22次。

除了政策上的不正确发言，杜特蒂对于女性政治人物也做出了许多不实指控。菲律宾前司法部长，现任参议员德利马（Leila De Lima）因批评杜特蒂政府的政策，而受到来自杜特蒂的人身攻击，除了公开她的私人生活，还形容她为不道德的女人。德利马甚至被指控贩运毒品，遭到起诉入狱。根据菲律宾性别平权组织GANDA执行长Naomi Fontanos 表示，菲律宾女性纷纷在社群媒体上标注“EveryWoman”、“I am a woman and I resist”来声援德利马。

另一起案例则是菲律宾第一位女性副总统莱妮·罗布雷多（Leni Robredo），莱妮与杜特蒂分属不同政党，在政策上也有诸多歧见。杜特蒂除了对莱妮的衣著开玩笑，还暗指她所属政党舞弊以赢得副总统职位，甚至有意篡夺总统一职。最后，莱妮辞掉内阁职务位。另外，杜特蒂甚至使用公帑来聘请支持杜特蒂政府的假新闻网站Thinkingpinoy经营人涅托（R.J. Nieto）成为外交部顾问。

菲律宾人目前最常使用的社群媒体是Facebook，围绕著杜特蒂而产生的各种假新闻在Facebook上扩散更加严重。Naomi认为这反映了菲律宾社会既有的状况，像是沙文主义、父权等，而在社群的加温下，此状况更加严重。

菲律宾的知名媒体Rappler深受此现象困扰，Rappler与Facebook一直有许多密切的合作，像是合作举办2016年菲律宾总统大选的论坛，Facebook也优先提供Rappler即时阅读文章的服务。2016年的论坛反应热烈，这活动提升了Rappler在菲律宾的地位，也提供给当时的候选人杜特蒂一个舞台。

然而在杜特蒂竞选团队与部分支持者也熟悉社群操作后，开始发布假新闻攻击Rappler与其他新闻媒体。Rappler的创办人雷萨（Maria Ressa）调查政府利用社群媒体的现象，并发布文章批评杜特蒂，却在Facebook上遭到各种仇恨言论攻击。杜特蒂除了屡屡指控媒体撰写假新闻。今年，他更以外国资金为理由，吊销Rappler的媒体牌照，并拒绝该媒体记者进入总统府采访。Rappler的记者Paige Occeñola表示，因菲律宾人还是习惯使用Facebook，所以Rappler只能持续跟Facebook保持又爱又恨的关系，她强调他们仍坚守查核与报导的准则。

被问道杜特蒂争议不断，为什么还是如此受欢迎？Paige耸肩笑著说不知道，她说大部分的人很少看外国媒体的报导，就算看到外媒批评杜特蒂，他们会觉得外国人诋毁他们的总统。过去也是记者的Ellen表示：“我在当记者时，就必须不断做查证，而我们在做的事实查核工作，就像在进行调查报导一般。”她认为事实查核非常具挑战性，当不实信息被查证后，人们拒绝删除，甚至不愿意相信，查核工作变得十分困难，不只因为耗时，而且政府也不愿将信息公开。

柬埔寨：执政党的政治控制

柬埔寨选举刚结束，来自柬埔寨的独立记者与人权组织工作者在投票前受访时忧心忡忡。对于柬埔寨的假新闻状况，他们直接表示假新闻的主要来源是来自政府。选前的执政党柬埔寨人民党从1979年就执政到现在，洪森（Hun Sen）政府去年十一月解散了最大在野党救国党（CNRP），除了在九月份以密谋叛国的罪名逮捕救国党领袖，还禁止118名救国党党员参政5年。

社群媒体的使用使得政治攻讦控制更加铺天盖地。该名独立记者表示，Facebook在2015年进入柬埔寨后，成为最多人使用的社群媒体。2017年柬埔寨的上网人口已达一千万人，而Facebook的使用者早已超过百万人。他表示社群媒体来得太快，民众普遍缺乏媒体素养，常未经确认就转发信息，而执政党也透过Facebook来攻击反对党，制造抹黑攻击的言论，以及宣传执政党关于国家发展、和平的策略，他认为这个现象在选举前十分明显。

此外，柬埔寨政府也箝制新闻自由，特别是独立媒体，去年无国界记者也指出柬埔寨政府对于独立记者的敌意从2016年就明显上升。来自柬埔寨的独立记者也表示，政府的确对独立媒体的确不友善，甚至以国家安全为理由，审查网路上的言论，一不小心就会触法，导致独立媒体数量下降。一名柬埔寨人权组织工作者也表示，目前柬埔寨政府的所作所为，都严重伤害人权，导致新闻自由、言论自由被侵害。

越南：执政党利用假新闻控制社会

“执政党是最大的假新闻来源。”来自越南非营利组织Legal Initiatives for Vietnam（LIV）的郑友龙（TRINH , HUU LONG）指出。1975年越战结束后，越南共产党成为唯一的执政党，政府越来控制社会的方式就是政令宣传，新闻媒体也在政府的控制之下。政府运用错误或是半真半假的信息来描述政治人物与社会现况，例如只让人民看到美国负面的形象，多呈现一些暴力事件，用片面的信息让人们误解其他国家以及民主政体。

在社群媒体的部分，Facebook是越南人最常使用的社群媒体，越南的上网人口大约是七千万人，而Facebook的用户数已超过五千万人，高达70%，这显示了越南人使用Facebook的比例之高。

郑友龙表示，政府在Facebook上创了许多粉丝专页，透过这些粉丝专页传递不实信息，而且有许多匿名的帐号会不断分享这些信息。越南政府甚至成立了网路部队，称为47 部队（47 force），用来监控社群媒体上的言论。

越南于今年六月通过《网路安全法》（cyber security law），该法令要求科技公司必须在越南设立办公室，并将资料储存在越南；甚至要配合政府要求，缴交用户的资料。郑友龙表示《网路安全法》是目前越南最大的议题。根据 LIV 的研究指出，整部法案透露出明显来自于中国网路安全法的痕迹，特别是在规范的部分，例如“针对政权有危害的信息”、“要求所有上网者提供真实身份”、“服务器必须架设在本地”、“网路公司必须协助安全机构”等。尽管没有证据越南政府“照抄”中国网路安全法，但无疑受到中国版本许多启发，该法案也在越南本地引起许多争议。

科技公司如Google、Facebook等已跟政府接触，但他们尚未接受越南政府的要求。郑友龙认为这些科技公司不会撤出越南，只是如何与越南政府谈判。然而，令越南人担心的是，中国科技公司可能趁隙而入。郑友龙说，中国的科技公司很乐意与越南政府合作，因为他们不在意用户的隐私，届时可能会造成更大的影响。

郑友龙作为共同执行长服务的LIV创立于2014年，创办人是一群民主倡议者，他们的本业有律师、记者等。LIV的其中一个目标是经营两个独立的网路媒体， 越南本地版本为“Luat Khoa Magazine”，另一份为国际版“ The Vietnamese ”，这两个网路媒体在越南当地都被政府屏蔽，无法阅读，只能透过Facebook来接触越南的读者。郑友龙表示，越南语的媒体是希望教育越南民众，培力他们，让他们有机会参与政治，继而改变政治情况。英文版是希望让外国认识越南的情况，目前越南正在发生剧烈的改变，人民希望争取民主、言论自由，私下也会聚在一起讨论社会议题，郑友龙充满信心地说，他认为越南即将发生一些改变，因此希望能有更多国际资源协助他们。

LIV目前选择台湾作为工作据点，有三名正职员工在台湾工作。“我们希望发展一个独立、真实、提供有别主流媒体观点的独立媒体，但是在越南这么做是十分危险的事”郑友龙说，“会选择台湾是因为台湾很安全，而且台湾文化跟越南是相近的，也面临共同的威胁——中国。越南人看著台湾成功地成为一个民主国家，甚至拥有健全的公民社会，这是越南人所向往的。”他还表示他在台湾发展独立媒体的期间，也能参考观摩台湾的政治体制。

泰国：国家法律成为控制武器

泰国的政经相关的假新闻与不实信息并没有很严重，反而大多是关于商品、健康等民生的谣言在社群上流传。

泰国非营利组织The Foundation for Community Educational Media（FCEM）执行长Chiranuch Premchaiporn表示。泰国也没有事实查核组织，但FCEM推动媒体素养教育，透过演讲以及他们所成立的媒体Prachatai，希望带给泰国阅听人不同于主流媒体的信息。虽然在民间流传的不实信息并不严重，但由于主流媒体受到政府的严格控制，Prachatai试图带给民众更多信息，并促进公民参与，但面临的不是假新闻流窜，反而是政府打压，他们曾被泰国政府屏蔽网站，甚至被要求关闭。

泰国军政府的网路审查越趋严峻。据任职于公共媒体的记者WIST表示，越来越多人因刑法第112条《对王室不敬罪》（lese majeste law）以及《电脑犯罪法》（Computer Crimes Act）而入狱。泰国刑法第112条《对王室不敬罪》指出：“任何诽谤、侮辱或威胁泰皇、皇后、当然继承人或摄政王之人，处 3 年以上 15 年以下有期徒刑。”近期一著名案例为社运份子Pai Dao Din在Facebook分享了BBC报导泰国皇室的文章后，遭到逮捕。《电脑犯罪法》于2007年立法，2014年政变时，许多人因为这部法令遭到起诉，范围遍及脸书（Facebook）评论至调查报告，此法于2016年修正通过，条文内容更加模糊，被质疑是扩大政府监督及审查权限的范围，侵害人民的言论自由。

今年一名因刑法第112条入罪的杂志编辑Somyot Prueksakasemsuk服完七年刑期出狱，他是刑法第112条下最高刑期的罪犯。根据泰国法律改革团体指出，从2014最近一次政变后，有94人遭到起诉，在2014年政变前，则有超过一万个案例被告，而至今已有超过两百万起因《对王室不敬罪》而起诉的案例。

由军政府掌握的国家和平与秩序委员会（NCPO）在2014年设立，声称为了预防网路犯罪与安全，国家和平与秩序委员会设立小组来监控网路言论，就连在社群媒体上的发言都会被检视。这也导致更多人入狱。WIST表示，政变后，《电脑犯罪法》成为政府强大的武器，泰国媒体也因而产生自我审查。

新加坡：召开公听会试图立法打击假新闻

2014年，新加坡国会通过《防止骚扰法案》（Harassment Act），扩大1997年通过的《防止骚扰法案》，将内容扩大的网路霸凌与骚扰。2017年，新加坡政府开始谈论假新闻，并试图在此议题上著力。新加坡司法部长表示立《反假新闻法》势在必行，然而到了2018年，司法部长却只发布了一份绿皮书，而不是法案。

新加坡国会也选出特别委员会来举办公听会与回应民众的疑虑，新加坡公民社会向委员会递交了许多意见，随后举办的公听会中，也邀请了递交意见的代表前来参与，其中包含学者、科技公司、内容商与公民代表。然而，公听会并不如这些参与者的预期，公听会过程著重在委员会的执行，部分议题甚至被限制只能回答是或否，导致公听会内容十分限缩。

根据路透社报导，参加公听会的科技公司包含Google、Facebook与Twitter，这些科技公司代表表达对立法的疑虑，他们认为新加坡现有的法律已足够处理假新闻议题，如何定义言论的真实，也不应该由政府来判断。独立媒体New Naratif（新叙述）的记者韩俐颖也表示，她认为立法并不是解决假新闻的好方法。

韩俐颖也参与这场公听会，她表示她被委员会委员反过来质询她写过的报导，委员认为她的报导有误导的嫌疑。并且韩俐颖说她所在的小组只有四人，却在公听会中被质询了五个小时。

New Naratif的另一名记者在递交的意见书中提到新加坡执政党人民行动党也曾制造假新闻，内容是关于1960年代的历史。，该名记者在公听会中，没被询问他关于假新闻的意见，而是围绕在新加坡的历史，他还甚至被质疑他的身家背景。

在公听会后，New Naratif的网站被禁止登记于新加坡本地，政府表示New Naratif具政治性，且媒体背后的资金来自国外，这将导致外国人在新加坡进行政治活动，而New Naratif还在上诉中。韩俐颖指出，这个特别委员会还在讨论中，目前并没有下一步明确的行动。

韩俐颖说，新加坡并没有独立的事实查核团体，政府也箝制主流媒体的报导自由，新加坡也并没有正规的媒体素养课程，人民没有被鼓励去思辨，以及质疑信息的正确与否。但现在许多公民团体会举办公民课程，邀请大家来讨论社会议题，在假新闻的部分，他们发现多来自通讯软体What’s app中，长辈会流传一些似是而非的健康信息，她认为这部分很难进行辟谣。

日本：新闻更正与事实查核的再深化

在日本，“假新闻”曾登上了2017年日本Buzzwords的前十名热门词汇。香港大学的助理教授Masato Kajimoto也曾撰文表示，日本公众人物的发言与新闻报导经常是未受到查证的。

日本第一个查核组织FactCheck Initiative Japan（简称FIJ）因而在2017年成立，创办成员有学者、律师与新闻工作者。FIJ的目标是让公民社会透过事实查核的方式来解决不实信息。去年他们与记者和查核员在众议院议员总选举中合作，查核不实的报导，并透过四家合作的媒体进行发布。他们也正在发展监测与回报系统，让事实查核流程更加顺畅。

FIJ的执行长Hitofumi Yanai也是其中一名创办人，他的本业是一名律师，在成立FIJ之前，他已做了六年的媒体监督，并设立网站GoHoo来搜集更正报导。他表示，一开始他看到纽约时报有单独的更正报导网页，不像许多网路媒体只有小小的一栏，而日本媒体也几乎没有单独的更正报导，只有朝日新闻（Asahi）有类似的页面。FIJ认为，日本媒体过度依赖政府机构以及引用匿名消息来源，报导中容易呈现部分真实或是含有个人意见，媒体对于更正报导甚至带有负面的态度。

在新闻报导之外，容易影响日本大众的不实信息大多是医药与灾难。例如，在日本大地震后，就有一则推特贴文宣称有狮子从动物园逃出来，而那则贴文在一个小时内就有两万的分享次数，后来却被证明是假消息。FIJ认为这些信息容易被查证，但不实信息在名人转发的影响下不容小觑，因此他们认为事实查核的观念非常重要。

在日本，事实查核机制已在部分媒体中启动，像是朝日新闻就针对政治人物发言进行事实查核，并在系列文章中标注“事实查核”的标题。而NHK则是成立社群小组，称为Social Listening Team （SoLT），该小组会监测脸书与推特上的信息，在新闻发布前进行事实查核。

虽然日本已有了第一家事实查核机构FIJ，但这远远不够，日本人对于事实查核还十分陌生。FIJ执行长助理Eddy Duan表示，日本教育中没有媒体素养课程，在信息素养与电脑素养课程中，大多是电脑科技与技能的教学，缺乏思辨的课程，他认为也是一个问题。另外，他也表示FIJ面临许多挑战，首先是还在建置中的监测机制；再者是查核员人数太少，没办法进行大量的事实查核。

缅甸：社群媒体成为仇恨言论温床

在缅甸，最严重的问题就是人人都将Facebook当作网路来使用，连搜寻引擎都不用。在2017年，缅甸人持有智慧型手机为八成，而几乎每个人都有Facebook帐号。一名缅甸NGO工作者指出，大家都信任Facebook上的信息，因而难以分辨真伪。

而缅甸既有的族群、宗教等问题，并没有因为社群媒体的使用而改善，反而更加严重。Facebook刚进入缅甸时，国族主义者就在上面散布极端言论与谣言，网路上的极端言论更造成多起大规模攻击事件。激进佛教组织MaBaTha在网路上散布暴力言论，攻击伊斯兰教、穆斯林与罗兴亚人；这些极端团体将罗兴亚人蔑称为卡拉（Kalar）。尽管Facebook将“卡拉”等仇恨言论移除，但科技组织Phandeeyar与非营利组织Myanmar ICT for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MIDO）认为，这并不是有效的方式，他们认为科技公司应该深入了解当地的脉络，而不是拿一套相同的策略套在每个国家。

比起谣言，更加严重的是仇恨新闻，MaBaTha的支持者与其他激进佛教组织以国族主义合理化仇恨言论，制造对立，根据纽约时报指出，2013年激进佛教组织成员曾高举伊斯兰教是“一种无法控制出生率的动物信仰”的标志游行，也传出缅甸中部发起对穆斯林的残害行动；也有假新闻网站制作假新闻来抹黑政治人物，甚至在Facebook信息传散仇恨言论。

一些意识到仇恨言论问题严重性的缅甸人成立“Think before you trust”粉丝专页，透过即时信息协助人们辨识谣言，也会制作有趣的图文，教导人们事实查核以及媒体素养。而另一个组织MIDO也透过成立粉丝专页“Real or Not”来协助使用者辨识假新闻，同时，也积极推动媒体素养教育。据MIDO统计归纳，缅甸的假新闻有14种，包括内容农场、半真半假、改图等。MIDO的工作者表示，解决缅甸假新闻最好的方式，还是培养大众的媒体素养。

Facebook执行长马克祖克柏（Mark Zuckerberg）曾在受访中表示，Facebook在缅甸已有系统能侦测仇恨言论，并将仇恨言论下架，缅甸公民科技组织Phandeeyar从2012年便与Facebook进行合作。然而今年Phandeeyar曾写一封公开信给祖克柏，在公开信中，他们认为祖克柏美化Facebook在缅甸的情况，脸书在缅甸只透过第三方查核组织来查核不实信息，并在Facebook进行标示，离所谓的“系统”还很遥远，这封信在各大媒体上被报导。

面对在Facebook上的仇恨言论，缅甸的NPO工作者认为，并不是要群众拒绝使用Facebook，他认为Facebook某种程度上也促进言论自由，因此如何继续保持合作，让公民社会更加进步，并且保障少数群体的权益，是接下来缅甸面临的课题。

印尼：今年设立网路安全局

印尼在网路不实信息方面，今年有几个重大的消息，首先是网路安全局（National Cyber and Encryption Agency）的设立，主要是打击社群媒体上的假新闻。印尼总统佐科威（Joko Widodo）表示，网路安全局预计招募上百名的成员，希望透过有科技专长的人来协助追踪网路犯罪案件以及犯罪者，该局也会与军警和相关政府机构合作扫荡不实信息，逮捕网路犯罪者。今年二月，印尼警方就宣布逮捕数名“穆斯林网路军”（Muslim Cyber Army），他们涉嫌在社群媒体上散布极端与仇恨言论。

根据报导指出，印尼虽然网路使用比例并非东协十国（ASEAN）中最高，但由于人口基数众多，目前有高达1.33亿的网路用户，数量为东协十国中第一。在社群媒体的使用户上，也远高于其他东协国家。而印尼最常使用的社群媒体也是Facebook，其次则是Twitter。

一名印尼NGO的工作者表示，不实信息、假新闻在印尼流传的状况严重，特别是在选举接近的时候，网路上及媒体上都充斥著谣言。他认为，对抗不实信息对印尼人来说还是非常新的议题。他也指出，印尼民众普遍缺乏媒体素养，因此容易轻信谣言。

面对社群媒体上的谣言，印尼总统佐科威呼吁民众不要轻信未经查证的信息。为了因应2019年的大选，政府当局已经宣布与科技公司达成协议，包含Google、Facebook、Line等九个社群媒体科技公司，共同对抗不实信息。

印度：政府试图立法对抗不实信息

对于不实信息议题，跨地区的非营利组织Association for Progressive Communications （APC）亚洲政策干事Gaya Khandhadai开头就问：“立法真的可以解决不实信息吗？”在各个国家，都可以见到政府部门与民间讨论是否立法对抗不实信息现象。但她认为，不实信息并不是突然出现，举例来说在印度，少数的宗教团体不只是被不实信息所针对，且来自多数群体的人们带著歧见看待这些少数人。

假新闻在印度受到公众辩论的极大重视，因为假新闻导致了多起的暴力事件。例如在Whatsapp上谣传小孩遭到绑架，结果有多人因此被误认为凶手遭到杀害。实际上假新闻中的影片不来自印度，时间也不是最近。

今年，印度政府宣布对抗假新闻的法案，如果记者制造或散布假新闻，将面临吊销执照以及禁止进入政府机构的惩罚，但这项法案因受到箝制新闻与言论自由的疑虑，不到一天，政府便撤回此法案。与此同时，印度政府还计划监测社群使用者对于政府的评论，印度政府表示这是为了社会安全的维护以及不实信息的监控。结果，印度最高法院在七月要求政府重新思考该计划。

Gaya对于立法提出许多质疑：“如何定义不实信息？怎么分辨意图不正的传散？又什么才是真实？”

马来西亚：大选前立《反假新闻法》

马来西亚总统大选刚落幕，大选前，前总理纳吉（Najib Razak）于选举前通过《反假新闻法》（Anti-Fake News Bill 2018），此法将假新闻定义为“全部或部分错误的新闻、信息、数据或报告；形式涵盖专题报导、影片或录音，以及任何可以传达文字或观念的形式。”违反该法，最高将处以五十万林吉特（约台币三百七十万）的罚金以及六年的徒刑。而这条法令也适用于境外人士与外国媒体。第一个案例是一名叶门裔的丹麦籍男子在网路上上传影片，指控警方延迟救人，遭到警方驳斥，最后该男子依《反假新闻法》定罪，处以七天拘役。

任职于马来西亚媒体Projek Dialog的Maryam Lee认为《反假新闻法》并非用来打击假新闻，而是前总理纳吉为了维护政权。而且此法中的假新闻定义模糊，任何不利于政府的言论与报导，都可能被视为假新闻。马来西亚非营利组织不愿具名的工作者直言，《反假新闻法》很荒谬，他认为马来西亚也有其他法令来限制不实信息，与其立专法来对抗假新闻，他认为政府应该多著力于媒体素养。

新任的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迪（Mahathir Mohamad）在大选曾承诺废除《反假新闻法》，但他就任后，一改选前说法，他表示会将《反假新闻法》定义地更加明确。不过根据马来西亚驻联合国代表Amran在回信给联合国时，表示新政府将在下一次议会会期中，废除该部法令。

除了立法，马来西亚存在许多对于少数族群的不实信息，包括LGBT族群、女性、华人等。不愿具名的NGO工作者表示，部份社群使用者会在Facebook上发表对少数族群的谣言，对于这些少数族群，新闻媒体甚至会用负面的报导方式来描述，他认为这是非常伤害人权的行为。部份非营利组织透过与政府沟通合作，试图从校园霸凌的角度来进行人权教育与媒体素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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