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亦爱足球：绿茵场上的最后一道禁忌

“踢球的不喜欢同性恋，同性恋也不喜欢踢球的。”5月16日晚，在巴黎南郊一家旅馆的酒吧间，36岁的勒梅尔（Yoann Lemaire）大口喝着生啤，缓缓说道。勒梅尔个子很高，恰恰拥有这两个看似矛盾的身份认同：同性恋球员。勒梅尔曾效力法国北部地区的一支省级业余足球队，在2005年公开自己的性取向。他是法国第一个出柜的业余球员。

作为业余球员，勒梅尔并不以踢球为生，但在球队出柜依然严重影响到了他的生活。在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开幕时，他把一部题为《同志亦爱足球，两者不相矛盾》 的纪录片带到了公众视野之中。意在打破绿荫场上的同性恋禁忌，勒梅尔作为纪录片中的主线人物，不仅探访足球界大腕，还回访了当年侮辱他的球员。十多年过去了，曾经侮辱过他的球员解释说：他们不是歧视同性恋，只是通过言语上鄙视对方，增强自己的男子汉气概，在球场上树立威望。

相比业余足球，职业足球对同性恋更为敏感。纵观世界足球史，公开出柜的男性职业球员屈指可数。1990年，英国著名球员贾斯汀·法沙努（Justin Fashanu）出柜，但遭遇了球场内外恐同言行的夹击。1998年，年仅37岁的法沙努自杀身亡。至今，在役期间出柜的，便只有瑞典乙级联赛现球员安顿·海森（Anton Hysen）和英国前利兹联球员、美国前国脚罗比·罗杰斯 （Robbie Rogers）。

法国民调所 Ipsos 在2018年的一份报告显示，三分之一足球迷在观赛时都曾辱骂过同性恋。在球场上，恐同甚于种族和性别歧视，是绿荫场上最严重的歧视类型。勒梅尔说：“相较整个社会，足球界的观念更加落后和封闭。”足球像一面放大镜，现实生活中的大男子主义、竞争意识、金钱至上观以及对差异的不宽容，都很容易在绿茵场上找到自己硕大的倒影。

“真正的男子汉”

勒梅尔接受端传媒采访的第二天便是“国际不再恐同日”。勒梅尔受体育部邀请，从老家赶到巴黎，参加纪录片的小范围提前放映。勒梅尔下榻的旅馆有餐厅和酒吧两个区域，采访本来要在更加明亮的餐厅进行，但服务员示意我们去酒吧。面对“驱逐”，勒梅尔抱怨说“等下也不会在你们这儿吃饭了”。服务员可能听到这句话，特意过来道歉。不管在生活中，还是球场上，勒梅尔都不是一个好惹的主。

让勒梅尔公开出柜的是2005年一场颇具转折意义的比赛。当时的情形也与他强硬的性格有关，他说，“整场比赛，大家都在喊我基佬。我母亲当时在观众席看球，后来几个人找到她，说她儿子不是真正的男人。我差点跑过去把他们通通按倒在地。裁判罚我红牌，把我逐出赛场。这场比赛过后，我正式出柜。”

此前，勒梅尔曾开玩笑似的跟要好的队友间接透露过自己的性取向。球员洗澡时，喜欢谈论风流事，这时他会插科打诨说：“你们有妹子搂，我有小哥抱。”大家开始不相信，觉得勒梅尔人高马大，球场上老跟人打架，平日里还喜欢喝啤酒，一副“纯爷们儿”做派，怎么可能是同性恋？后来说得多了，他们也觉得这可能是真的，但也多一笑而过。

新球员则没那么友好，他们与勒梅尔不熟，有时会当着他的面问：“那个基佬就是他？”他们所在的 FC Chooz 俱乐部属中等水平，虽是业余队，但比赛会有排名、分红和奖金，球员之间都有竞争。勒梅尔和其他三四个人踢中卫，但每次只能一人上场。比赛前，大家都暗中较劲。勒梅尔说：“有竞争的地方，就有反同。级别越高，竞争越激烈。”坏心眼、小伎俩和歧视同性恋的言语，会在竞争最激烈的场合出现。

在法国青训中心这个未来球星的孵化器，便是一个明争暗斗的舞台——这里只有5%的少年有机会成为职业球员。2013年，法国体育心理研究学者安东尼·迈特（Anthony Mette）对13个足球俱乐部进行问卷调查，121名职业球员和123名青训球员给出匿名回复，其中41%的职业球员和50%的青训球员仇视同性恋。

青训中心是同性恋歧视的重灾区，迈特解释说，这是足球训练的特殊之处，球员很早进入青训中心，跟外界少有接触，生活比较封闭，大家时刻保持竞争状态，相互之间非常凶悍。

将同性恋和男子汉气概对立，在球场上是一种话术和策略。足球被认为是男人的运动，崇尚雄性荷尔蒙气质。教练常挂在嘴边的便是：“不要跟个基佬一样，上了战场，得做一个真正的男子汉”。

勒梅尔当年教练的做法就很有代表性。这位教练明确表示，自己不是教育者，不谈形而上的价值观，唯一职责便是让队伍赢球。在出柜之后，勒梅尔虽身在球队，但因为不被团队其他成员接受，一直没有机会上场，最终在2010年被开除。足球作为一项集体运动，管理层视团队和谐至关重要，球员需遵循共同范式，因此任何差异和争论都可能作为影响集体成绩的因素，而被剔除在外。用教练的话说，因为勒梅尔的性取向“让队友很难堪，影响大家赢球”。

这名教练至今都怀疑勒梅尔到底是不是同性恋。如何证明自己是同性恋？面对前教练的疑问，勒梅尔哭笑不得，但这似乎反向证明了他在别人眼中所谓的男子汉气概。“我老爱跟人打斗，这可能是男子汉气概的一种。可我这么做，也是因为受了不公平对待，并不是为了突出自我，也不是为了获得存在感。”他无奈地说。

“沉默是金”

63岁的华耶（Olivier Rouyer）是法国至今唯一一位公开出柜的职业足球运动员。华耶曾17次入选国家队，他在2008年公开自己的同性恋身份时，离退役已有二十年。华耶年轻时在南锡足球俱乐部踢右边锋，他个头不高，但速度极快，人称“飞毛腿”。他在接受端传媒采访时说：“同性恋球员与其他球员一样，具备速度和力量，但偏见的力量强大，一般人很难将这两者结合起来。”

华耶和勒梅尔在球场经历的性别身份偏见，在女球员身上却以相反的形式呈现：一个会踢球的女性，那她就可能是拉拉。在女足领域，同性恋议题并非禁忌。以2015年在加拿大举行的第7届女足世界杯为例 ，当时500名球员里有14名球员已公开出柜。

法国体育心理研究学者安东尼·迈特解释说，在体育界，相较男同，大家对女同要更加宽容。此外，女性球员之间也会相对宽容，但问题大多来在球队领导层和教练，他们会公开抱怨球队“同性恋氛围”，担心这会影响球队形象。

华耶一语道出，足球的问题主要出在高层：“足协应该对教练加强培训。一个小孩不知道自己喜欢女孩还是男孩，如果找到教练，问他该怎么办？多数情况下，却没人知道应该如何解释。”

华耶说：“青训中心的年轻人思想都很闭塞，在他们眼里，不存在同性恋。”他做过教练，觉得遇到这种情况，应该多开导，让这些孩子知道，喜欢同性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2008年，法国《球队杂志》（Equipe Magazine）做了一篇华耶人物专访。采访中，他第一次主动向媒体提及自己的性取向：“对，我是同性恋。现在我公开讲出来，不希望再有猜疑和不安。足球这行不喜欢出格的人。但我52岁了，很幸福，是时候把这一切都讲出来了。”

在事业顶峰时，为掩人耳目，他的女性朋友曾来救场扮作情侣。但后来他坠入爱河，不想继续假装。不过，他也从未公开承认，但在业界小范围内，大家可能隐约知晓华耶的个人选择。或许由于他的克制和低调，这个半公开的秘密对他的球员事业没有造成致命打击。

这却可能是终结他教练生涯的原因——他曾回到目睹自己成长的南锡俱乐部当教练，却在1994年被解职。他记得当时大家在背地里对他指指点点，因此一直怀疑，那次被解职与他的同性恋身份有关。十年过后，俱乐部主席终于证实他的猜测，承认当时那么做，是因为听信了别人的“小报告”。

后来，华耶成了一名足球评论员。从2008年出柜到现在十年时间里，他从一家电视台跳槽到另一家电视台，但贴在他身上的那张标签，却依旧没变：他仍是法国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出柜的职业球员。

华耶曾以为自己出柜后，会有更多职业球员解放自我、公开谈论这个话题。但球场上的同性恋禁忌，却没有质的变化。华耶理解他们。本来就比较封闭的足球业，在1990年代末期，随着自由转会制度的生效，逐步进入“金元”时代。在全球化背景下，大量资金流入绿茵场，球员“明星化”加速，观众数量倍增、辐射全球，各利益链交错且涉及面广。

华耶口中的“他们”，如今面临巨大的压力，担心出柜之后，会被球队官员和队友欺辱、被球迷嫌弃、被赞助商抛弃，担心之前运转良好的世界突然停止。

第一个出柜却未能善终的英国球星法沙努，像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在二十年后，依旧笼罩着绿茵场。法沙努是尼日利亚裔前锋，20岁时以100万英镑转会到知名俱乐部诺丁汉森林队，成为英国首位转会身价过百万的黑人球员。这是他人生最为得意的时刻。但是，因为后来的同性恋传闻，他经历了不少羞辱和禁赛指令，加之长期负伤，事业很快跌落谷底。1990年，法沙努通过媒体公开自己的同性恋身份，后来去了美国执教。1998年，他在伦敦一个废弃工厂里上吊身亡——死前两个月，法沙努在美国因性侵未成年人指控遭警察调查。

2008年5月，以他命名的“贾斯汀行动”（the Justin Campaign）协会成立，反对足球场上歧视同性恋的言行。英国足坛也多次发起类似“彩虹鞋带”的宣传活动。但是禁忌依旧。法沙努死后，英国足坛只有罗杰斯在2013年公开自己的同性恋身份，出柜同时并宣布退役。不过离开英国之后，他又重回美国球场，成为首位在北美顶级体育联赛出场的出柜男运动员。

2011年，瑞典球员海森成为继法沙努之后，第二名在役期间出柜的职业球员。他在低级别球队踢球，并未遇到大规模歧视围攻。海森推测说，如果在最顶级的联赛踢球，出柜后的遭遇或许不同。德国第一个出柜的职业球员是托马斯·希策尔斯佩格（Thomas Hitzlsperger）。他曾在德甲踢球，后多次入选国家队。与华耶一样，希策尔斯佩格也是等到退役之后，才在2014年初公开同性恋身份。不同的是，他没有等上二十年，而是在退役几个月之后，便通过媒体宣布出柜。

2011年，法国两名体育记者出版《性、足球和俱乐部》一书，匿名采访了在法甲踢球的一位同性恋球员。这位球员也知道，如果出柜，他肯定能帮助到球场内外的许多人。但他不想当英雄，考虑到自己和家人，宁愿做一个自私的人，绝对不会出柜。他说：“只要一天在职业联赛踢球，就一天不能透露自己的真实身份。这就是现实。”

如果少数同志球员被迫沉默，是因为必不得已，那大多数异性恋球星选择沉默、不愿予以支援的理由，则更加微妙。在拍摄纪录片时，勒梅尔采访了很多入选国家队的职业球员，希望他们发声支援，为打破这一禁忌做点事情。大部分球员都拒绝了这一请求，倒并非反同，而是害怕自己讲错话。

在俱乐部，律师会时刻提醒球员，公开发言时要注意；公关团队走稳妥路线，同样不会建议球员谈论类似同性恋等敏感议题——“不要谈政治、宗教，也不要谈同性恋。你的工作不是教育别人，也不是成为榜样。好好踢球，赚钱为主，干好你的工作最重要。”毕竟，不说话总不会出问题。

足球是社会的一面镜子

2016年12月11日是个周日，巴黎的冬天很冷，但城市西南部的王子公园体育场内气氛却火热无比。在这场法甲比赛中，巴黎圣日耳曼将对阵尼斯俱乐部。圣日耳曼的球迷占据主场优势，人数众多，他们穿着深色球服，高举“我们在巴黎”的标语，个个欢欣鼓舞。

比赛开始前，观众席上突然出现一阵嘈杂声。仔细听，才知道他们齐声喊道：“尼斯人——是基佬，尼斯人——是基佬”（”Les Niçois c’est des pédés”）。这是球场上常见的一幕。圣日耳曼团队在推特官方账户做直播时，还特意发了这一视频。不过，一个小时后，这条推文被删。

今年50岁的布列特（Pascal Brethes）是“巴黎同性恋足球俱乐部”（Paris Foot Gay）的联合创始人，他在比赛现场听到辱骂同性恋的话语时，总会特别愤怒。生气时，身边常有人辩解：“看球时大家都这么讲，习惯而已，并非真正的反同。”布列特听了更加生气：“这就好像我骂别人是黑鬼，但后来解释说，玩笑而已。这就是赤裸裸的歧视。”

球场上，种族歧视现象仍时有发生，但要弱于同性恋歧视。法国《队报》（L’Équipe）足球记者格迈（Hugo Guillemet）向端传媒解释：球员如果是种族歧视的受害者，更容易采取抗议行动或诉诸法律；但在同性恋歧视层面，球员则不会因此冒着暴露自己性取向的风险去追责。

在反对球场歧视言行上，同性恋平权团体成了主要的助推器。2003年底，“巴黎同性恋足球俱乐部”成立，起初组织踢球，后来更侧重维权。它并不是一支同志球队，球员中有同性恋也有异性恋，甚至后者占了绝大多数。之所以叫这个名字，用布列特的话讲，是“为了挑衅”，可以更加“清楚明了”地反对球场上的恐同言行。

但是，在组织球赛时，这个名字却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困扰。每年，巴黎的业余球队会组织联赛，2011年是“巴黎同性恋足球俱乐部”第五次参赛。根据抽签结果，他们要在一场比赛中跟克雷泰伊贝波尔球队（Créteil Bébel）对决。但是，这一球队却以队员都是“虔诚的穆斯林”为由，拒绝了这场比赛。“考虑到你们俱乐部的名字和我们团队的原则，非常抱歉，我们不能跟你们打球。我们的队员都是虔诚的穆斯林，我们的信仰，远远比一场比赛要重要。”对方俱乐部主席的邮件写道。

邮件措辞得体，语气平和，不同于球场上听到的激烈言辞，但布列特指责，这就是“日常生活中的歧视”；克雷泰伊贝波尔球队则极力否认，称是“伊斯兰恐惧症”的受害者，同时反过来指责“巴黎同性恋足球俱乐部”以性取向组建球队，太过社群主义，与他们对体育应保持多样化的倡导不同。

两个球队陷入“身份认同”之争，体育心理研究学者迈特对此毫不奇怪。他说，从社会层面分析，足球作为平民运动，非常流行，从青少年踢球初始，族群、文化和宗教等因素就已经融入其中。近年来，法国面临郊区安全、难民涌入和伊斯兰极端化等挑战，移民融入机制是否仍然有效，引发诸多质疑，这也进一步推动民粹和民族主义的发展。这一背景下，法国社会逐渐被文化和身份认同危机撕扯，足球曾作为融入主流和阶层进阶的工具，如今也没有逃离这个世代争论，逐渐成为寻求身份认同的场所。

2004年，在巴黎圣日耳曼和宿敌马赛俱乐部的一场球赛上，观众席出现了十三条歧视同性恋的标语横条。此前两名巴黎球员转会到马赛，引起球迷不满。他们通过暗示两人是同性恋，进行羞辱，其中一幅横条上写着：“老公走了，老婆也跟着去了”。这在当时引发很大争议，在同性恋社团声讨之下，圣日耳曼俱乐部的声誉受到不少影响。

这一风波促成了圣日耳曼俱乐部于“巴黎同性恋足球俱乐部”的合作，前者在2004年签署了由“巴黎同性恋足球俱乐部”提议的反对同性恋歧视章程，成为法国第一个签署该章程的俱乐部。随后十几年里，另有12个俱乐部和法国职业足球联赛组织相继签署该章程。

章程明确指出，对任何涉及反对同性恋的言行，都应该揭露并惩罚。但是，这个章程不具备约束性和法律效力，不涉及惩罚具体措施。布列特遗憾地说，“这个章程后来没有走得更远。这是个政治能动性和意愿的问题。”

法国左翼时政网站《永久革命》（Révolution Permanente ）的一篇文章说：“在激烈竞争之下，球员要不断提升自己‘男子汉气概’，这一压力激励他们变得更强。球场上的同性恋和性别歧视，将增加这一压力。”绿茵场上，依然充满用歧视同性恋的言行来激励男子汉气概的“方法论”；要指望以追逐竞争的大型俱乐部来采取行动转变现状，便有些不切实际。以巴黎圣日耳曼俱乐部为例，它曾一度走在法国足坛反对恐同运动的前沿，但至今为止，球队比赛时场馆内反同言行仍屡禁不止。

球场上同性恋和男子汉气概的对立关系，也是当下社会性别模式的一个注脚。不过，勒梅尔还是乐观的。2017年，27岁的法国偶像球星安东尼·格列茨曼（Antoine Griezmann）在采访中表示，如果他是同性恋，就可能会出柜。在一个高中的讲座上，勒梅尔把格列茨曼的话复述给了一些高中生听。“这些孩子在十分钟前还说不喜欢同性恋，”勒梅尔回忆说，“但听完后纷纷佩服格列茨曼的勇气。”

“足球的潜力无穷。说不定哪天，反而是足球帮助社会改变陈旧的思想状态。”勒梅尔笑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