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亦愛足球：綠茵場上的最後一道禁忌

「踢球的不喜歡同性戀，同性戀也不喜歡踢球的。」5月16日晚，在巴黎南郊一家旅館的酒吧間，36歲的勒梅爾（Yoann Lemaire）大口喝着生啤，緩緩說道。勒梅爾個子很高，恰恰擁有這兩個看似矛盾的身份認同：同性戀球員。勒梅爾曾效力法國北部地區的一支省級業餘足球隊，在2005年公開自己的性取向。他是法國第一個出櫃的業餘球員。

作為業餘球員，勒梅爾並不以踢球為生，但在球隊出櫃依然嚴重影響到了他的生活。在2018年俄羅斯世界盃開幕時，他把一部題為《同志亦愛足球，兩者不相矛盾》 的紀錄片帶到了公眾視野之中。意在打破綠蔭場上的同性戀禁忌，勒梅爾作為紀錄片中的主線人物，不僅探訪足球界大腕，還回訪了當年侮辱他的球員。十多年過去了，曾經侮辱過他的球員解釋說：他們不是歧視同性戀，只是通過言語上鄙視對方，增強自己的男子漢氣概，在球場上樹立威望。

相比業餘足球，職業足球對同性戀更為敏感。縱觀世界足球史，公開出櫃的男性職業球員屈指可數。1990年，英國著名球員賈斯汀·法沙努（Justin Fashanu）出櫃，但遭遇了球場內外恐同言行的夾擊。1998年，年僅37歲的法沙努自殺身亡。至今，在役期間出櫃的，便只有瑞典乙級聯賽現球員安頓·海森（Anton Hysen）和英國前利茲聯球員、美國前國腳羅比·羅傑斯 （Robbie Rogers）。

法國民調所 Ipsos 在2018年的一份報告顯示，三分之一足球迷在觀賽時都曾辱罵過同性戀。在球場上，恐同甚於種族和性別歧視，是綠蔭場上最嚴重的歧視類型。勒梅爾說：「相較整個社會，足球界的觀念更加落後和封閉。」足球像一面放大鏡，現實生活中的大男子主義、競爭意識、金錢至上觀以及對差異的不寬容，都很容易在綠茵場上找到自己碩大的倒影。

「真正的男子漢」

勒梅爾接受端傳媒採訪的第二天便是「國際不再恐同日」。勒梅爾受體育部邀請，從老家趕到巴黎，參加紀錄片的小範圍提前放映。勒梅爾下榻的旅館有餐廳和酒吧兩個區域，採訪本來要在更加明亮的餐廳進行，但服務員示意我們去酒吧。面對「驅逐」，勒梅爾抱怨說「等下也不會在你們這兒吃飯了」。服務員可能聽到這句話，特意過來道歉。不管在生活中，還是球場上，勒梅爾都不是一個好惹的主。

讓勒梅爾公開出櫃的是2005年一場頗具轉折意義的比賽。當時的情形也與他強硬的性格有關，他說，「整場比賽，大家都在喊我基佬。我母親當時在觀眾席看球，後來幾個人找到她，說她兒子不是真正的男人。我差點跑過去把他們通通按倒在地。裁判罰我紅牌，把我逐出賽場。這場比賽過後，我正式出櫃。」

此前，勒梅爾曾開玩笑似的跟要好的隊友間接透露過自己的性取向。球員洗澡時，喜歡談論風流事，這時他會插科打諢說：「你們有妹子摟，我有小哥抱。」大家開始不相信，覺得勒梅爾人高馬大，球場上老跟人打架，平日裏還喜歡喝啤酒，一副「純爺們兒」做派，怎麼可能是同性戀？後來說得多了，他們也覺得這可能是真的，但也多一笑而過。

新球員則沒那麼友好，他們與勒梅爾不熟，有時會當着他的面問：「那個基佬就是他？」他們所在的 FC Chooz 俱樂部屬中等水平，雖是業餘隊，但比賽會有排名、分紅和獎金，球員之間都有競爭。勒梅爾和其他三四個人踢中衞，但每次只能一人上場。比賽前，大家都暗中較勁。勒梅爾說：「有競爭的地方，就有反同。級別越高，競爭越激烈。」壞心眼、小伎倆和歧視同性戀的言語，會在競爭最激烈的場合出現。

在法國青訓中心這個未來球星的孵化器，便是一個明爭暗鬥的舞台——這裏只有5%的少年有機會成為職業球員。2013年，法國體育心理研究學者安東尼·邁特（Anthony Mette）對13個足球俱樂部進行問卷調查，121名職業球員和123名青訓球員給出匿名回覆，其中41%的職業球員和50%的青訓球員仇視同性戀。

青訓中心是同性戀歧視的重災區，邁特解釋說，這是足球訓練的特殊之處，球員很早進入青訓中心，跟外界少有接觸，生活比較封閉，大家時刻保持競爭狀態，相互之間非常兇悍。

將同性戀和男子漢氣概對立，在球場上是一種話術和策略。足球被認為是男人的運動，崇尚雄性荷爾蒙氣質。教練常掛在嘴邊的便是：「不要跟個基佬一樣，上了戰場，得做一個真正的男子漢」。

勒梅爾當年教練的做法就很有代表性。這位教練明確表示，自己不是教育者，不談形而上的價值觀，唯一職責便是讓隊伍贏球。在出櫃之後，勒梅爾雖身在球隊，但因為不被團隊其他成員接受，一直沒有機會上場，最終在2010年被開除。足球作為一項集體運動，管理層視團隊和諧至關重要，球員需遵循共同範式，因此任何差異和爭論都可能作為影響集體成績的因素，而被剔除在外。用教練的話說，因為勒梅爾的性取向「讓隊友很難堪，影響大家贏球」。

這名教練至今都懷疑勒梅爾到底是不是同性戀。如何證明自己是同性戀？面對前教練的疑問，勒梅爾哭笑不得，但這似乎反向證明了他在別人眼中所謂的男子漢氣概。「我老愛跟人打鬥，這可能是男子漢氣概的一種。可我這麼做，也是因為受了不公平對待，並不是為了突出自我，也不是為了獲得存在感。」他無奈地說。

「沉默是金」

63歲的華耶（Olivier Rouyer）是法國至今唯一一位公開出櫃的職業足球運動員。華耶曾17次入選國家隊，他在2008年公開自己的同性戀身份時，離退役已有二十年。華耶年輕時在南錫足球俱樂部踢右邊鋒，他個頭不高，但速度極快，人稱「飛毛腿」。他在接受端傳媒採訪時說：「同性戀球員與其他球員一樣，具備速度和力量，但偏見的力量強大，一般人很難將這兩者結合起來。」

華耶和勒梅爾在球場經歷的性別身份偏見，在女球員身上卻以相反的形式呈現：一個會踢球的女性，那她就可能是拉拉。在女足領域，同性戀議題並非禁忌。以2015年在加拿大舉行的第7屆女足世界盃為例 ，當時500名球員裏有14名球員已公開出櫃。

法國體育心理研究學者安東尼·邁特解釋說，在體育界，相較男同，大家對女同要更加寬容。此外，女性球員之間也會相對寬容，但問題大多來在球隊領導層和教練，他們會公開抱怨球隊「同性戀氛圍」，擔心這會影響球隊形象。

華耶一語道出，足球的問題主要出在高層：「足協應該對教練加強培訓。一個小孩不知道自己喜歡女孩還是男孩，如果找到教練，問他該怎麼辦？多數情況下，卻沒人知道應該如何解釋。」

華耶說：「青訓中心的年輕人思想都很閉塞，在他們眼裏，不存在同性戀。」他做過教練，覺得遇到這種情況，應該多開導，讓這些孩子知道，喜歡同性也沒什麼大不了的。

2008年，法國《球隊雜誌》（Equipe Magazine）做了一篇華耶人物專訪。採訪中，他第一次主動向媒體提及自己的性取向：「對，我是同性戀。現在我公開講出來，不希望再有猜疑和不安。足球這行不喜歡出格的人。但我52歲了，很幸福，是時候把這一切都講出來了。」

在事業頂峰時，為掩人耳目，他的女性朋友曾來救場扮作情侶。但後來他墜入愛河，不想繼續假裝。不過，他也從未公開承認，但在業界小範圍內，大家可能隱約知曉華耶的個人選擇。或許由於他的剋制和低調，這個半公開的秘密對他的球員事業沒有造成致命打擊。

這卻可能是終結他教練生涯的原因——他曾回到目睹自己成長的南錫俱樂部當教練，卻在1994年被解職。他記得當時大家在背地裏對他指指點點，因此一直懷疑，那次被解職與他的同性戀身份有關。十年過後，俱樂部主席終於證實他的猜測，承認當時那麼做，是因為聽信了別人的「小報告」。

後來，華耶成了一名足球評論員。從2008年出櫃到現在十年時間裏，他從一家電視台跳槽到另一家電視台，但貼在他身上的那張標籤，卻依舊沒變：他仍是法國第一個，也是最後一個出櫃的職業球員。

華耶曾以為自己出櫃後，會有更多職業球員解放自我、公開談論這個話題。但球場上的同性戀禁忌，卻沒有質的變化。華耶理解他們。本來就比較封閉的足球業，在1990年代末期，隨着自由轉會制度的生效，逐步進入「金元」時代。在全球化背景下，大量資金流入綠茵場，球員「明星化」加速，觀眾數量倍增、輻射全球，各利益鏈交錯且涉及面廣。

華耶口中的「他們」，如今面臨巨大的壓力，擔心出櫃之後，會被球隊官員和隊友欺辱、被球迷嫌棄、被贊助商拋棄，擔心之前運轉良好的世界突然停止。

第一個出櫃卻未能善終的英國球星法沙努，像一個揮之不去的陰影，在二十年後，依舊籠罩着綠茵場。法沙努是尼日利亞裔前鋒，20歲時以100萬英鎊轉會到知名俱樂部諾丁漢森林隊，成為英國首位轉會身價過百萬的黑人球員。這是他人生最為得意的時刻。但是，因為後來的同性戀傳聞，他經歷了不少羞辱和禁賽指令，加之長期負傷，事業很快跌落谷底。1990年，法沙努通過媒體公開自己的同性戀身份，後來去了美國執教。1998年，他在倫敦一個廢棄工廠裏上吊身亡——死前兩個月，法沙努在美國因性侵未成年人指控遭警察調查。

2008年5月，以他命名的「賈斯汀行動」（the Justin Campaign）協會成立，反對足球場上歧視同性戀的言行。英國足壇也多次發起類似「彩虹鞋帶」的宣傳活動。但是禁忌依舊。法沙努死後，英國足壇只有羅傑斯在2013年公開自己的同性戀身份，出櫃同時並宣布退役。不過離開英國之後，他又重回美國球場，成為首位在北美頂級體育聯賽出場的出櫃男運動員。

2011年，瑞典球員海森成為繼法沙努之後，第二名在役期間出櫃的職業球員。他在低級別球隊踢球，並未遇到大規模歧視圍攻。海森推測說，如果在最頂級的聯賽踢球，出櫃後的遭遇或許不同。德國第一個出櫃的職業球員是托馬斯·希策爾斯佩格（Thomas Hitzlsperger）。他曾在德甲踢球，後多次入選國家隊。與華耶一樣，希策爾斯佩格也是等到退役之後，才在2014年初公開同性戀身份。不同的是，他沒有等上二十年，而是在退役幾個月之後，便通過媒體宣布出櫃。

2011年，法國兩名體育記者出版《性、足球和俱樂部》一書，匿名採訪了在法甲踢球的一位同性戀球員。這位球員也知道，如果出櫃，他肯定能幫助到球場內外的許多人。但他不想當英雄，考慮到自己和家人，寧願做一個自私的人，絕對不會出櫃。他說：「只要一天在職業聯賽踢球，就一天不能透露自己的真實身份。這就是現實。」

如果少數同志球員被迫沉默，是因為必不得已，那大多數異性戀球星選擇沉默、不願予以支援的理由，則更加微妙。在拍攝紀錄片時，勒梅爾採訪了很多入選國家隊的職業球員，希望他們發聲支援，為打破這一禁忌做點事情。大部分球員都拒絕了這一請求，倒並非反同，而是害怕自己講錯話。

在俱樂部，律師會時刻提醒球員，公開發言時要注意；公關團隊走穩妥路線，同樣不會建議球員談論類似同性戀等敏感議題——「不要談政治、宗教，也不要談同性戀。你的工作不是教育別人，也不是成為榜樣。好好踢球，賺錢為主，幹好你的工作最重要。」畢竟，不說話總不會出問題。

足球是社會的一面鏡子

2016年12月11日是個週日，巴黎的冬天很冷，但城市西南部的王子公園體育場內氣氛卻火熱無比。在這場法甲比賽中，巴黎聖日耳曼將對陣尼斯俱樂部。聖日耳曼的球迷佔據主場優勢，人數眾多，他們穿着深色球服，高舉「我們在巴黎」的標語，個個歡欣鼓舞。

比賽開始前，觀眾席上突然出現一陣嘈雜聲。仔細聽，才知道他們齊聲喊道：「尼斯人——是基佬，尼斯人——是基佬」（”Les Niçois c’est des pédés”）。這是球場上常見的一幕。聖日耳曼團隊在推特官方賬戶做直播時，還特意發了這一視頻。不過，一個小時後，這條推文被刪。

今年50歲的布列特（Pascal Brethes）是「巴黎同性戀足球俱樂部」（Paris Foot Gay）的聯合創始人，他在比賽現場聽到辱罵同性戀的話語時，總會特別憤怒。生氣時，身邊常有人辯解：「看球時大家都這麼講，習慣而已，並非真正的反同。」布列特聽了更加生氣：「這就好像我罵別人是黑鬼，但後來解釋說，玩笑而已。這就是赤裸裸的歧視。」

球場上，種族歧視現象仍時有發生，但要弱於同性戀歧視。法國《隊報》（L’Équipe）足球記者格邁（Hugo Guillemet）向端傳媒解釋：球員如果是種族歧視的受害者，更容易採取抗議行動或訴諸法律；但在同性戀歧視層面，球員則不會因此冒着暴露自己性取向的風險去追責。

在反對球場歧視言行上，同性戀平權團體成了主要的助推器。2003年底，「巴黎同性戀足球俱樂部」成立，起初組織踢球，後來更側重維權。它並不是一支同志球隊，球員中有同性戀也有異性戀，甚至後者佔了絕大多數。之所以叫這個名字，用布列特的話講，是「為了挑釁」，可以更加「清楚明瞭」地反對球場上的恐同言行。

但是，在組織球賽時，這個名字卻帶來了意想不到的困擾。每年，巴黎的業餘球隊會組織聯賽，2011年是「巴黎同性戀足球俱樂部」第五次參賽。根據抽籤結果，他們要在一場比賽中跟克雷泰伊貝波爾球隊（Créteil Bébel）對決。但是，這一球隊卻以隊員都是「虔誠的穆斯林」為由，拒絕了這場比賽。「考慮到你們俱樂部的名字和我們團隊的原則，非常抱歉，我們不能跟你們打球。我們的隊員都是虔誠的穆斯林，我們的信仰，遠遠比一場比賽要重要。」對方俱樂部主席的郵件寫道。

郵件措辭得體，語氣平和，不同於球場上聽到的激烈言辭，但布列特指責，這就是「日常生活中的歧視」；克雷泰伊貝波爾球隊則極力否認，稱是「伊斯蘭恐懼症」的受害者，同時反過來指責「巴黎同性戀足球俱樂部」以性取向組建球隊，太過社群主義，與他們對體育應保持多樣化的倡導不同。

兩個球隊陷入「身份認同」之爭，體育心理研究學者邁特對此毫不奇怪。他說，從社會層面分析，足球作為平民運動，非常流行，從青少年踢球初始，族群、文化和宗教等因素就已經融入其中。近年來，法國面臨郊區安全、難民湧入和伊斯蘭極端化等挑戰，移民融入機制是否仍然有效，引發諸多質疑，這也進一步推動民粹和民族主義的發展。這一背景下，法國社會逐漸被文化和身份認同危機撕扯，足球曾作為融入主流和階層進階的工具，如今也沒有逃離這個世代爭論，逐漸成為尋求身份認同的場所。

2004年，在巴黎聖日耳曼和宿敵馬賽俱樂部的一場球賽上，觀眾席出現了十三條歧視同性戀的標語橫條。此前兩名巴黎球員轉會到馬賽，引起球迷不滿。他們通過暗示兩人是同性戀，進行羞辱，其中一幅橫條上寫着：「老公走了，老婆也跟着去了」。這在當時引發很大爭議，在同性戀社團聲討之下，聖日耳曼俱樂部的聲譽受到不少影響。

這一風波促成了聖日耳曼俱樂部於「巴黎同性戀足球俱樂部」的合作，前者在2004年簽署了由「巴黎同性戀足球俱樂部」提議的反對同性戀歧視章程，成為法國第一個簽署該章程的俱樂部。隨後十幾年裏，另有12個俱樂部和法國職業足球聯賽組織相繼簽署該章程。

章程明確指出，對任何涉及反對同性戀的言行，都應該揭露並懲罰。但是，這個章程不具備約束性和法律效力，不涉及懲罰具體措施。布列特遺憾地說，「這個章程後來沒有走得更遠。這是個政治能動性和意願的問題。」

法國左翼時政網站《永久革命》（Révolution Permanente ）的一篇文章說：「在激烈競爭之下，球員要不斷提升自己『男子漢氣概』，這一壓力激勵他們變得更強。球場上的同性戀和性別歧視，將增加這一壓力。」綠茵場上，依然充滿用歧視同性戀的言行來激勵男子漢氣概的「方法論」；要指望以追逐競爭的大型俱樂部來採取行動轉變現狀，便有些不切實際。以巴黎聖日耳曼俱樂部為例，它曾一度走在法國足壇反對恐同運動的前沿，但至今為止，球隊比賽時場館內反同言行仍屢禁不止。

球場上同性戀和男子漢氣概的對立關係，也是當下社會性別模式的一個註腳。不過，勒梅爾還是樂觀的。2017年，27歲的法國偶像球星安東尼·格列茨曼（Antoine Griezmann）在採訪中表示，如果他是同性戀，就可能會出櫃。在一個高中的講座上，勒梅爾把格列茨曼的話複述給了一些高中生聽。「這些孩子在十分鐘前還說不喜歡同性戀，」勒梅爾回憶說，「但聽完後紛紛佩服格列茨曼的勇氣。」

「足球的潛力無窮。說不定哪天，反而是足球幫助社會改變陳舊的思想狀態。」勒梅爾笑着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