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承受之重”：在卢旺达大屠杀阴影下长大的年轻人

大屠杀24周年，悲怆依旧

每年的4月7日至14日是卢旺达大屠杀的纪念周。2018年的4月初，卢旺达首都基加利（Kigali）各处陆续挂起了“Kwibuka24”的横幅，意为“纪念24周年”，标示着一年一度哀悼期的开始。纪念周期间，所有公共娱乐活动都被禁止。公务员只工作半天，以便下午出席有关大屠杀的讨论与悼念活动。不管是巴士车箱内播出的音乐影片，还是电视、电台的节目，均以讲述大屠杀历史与悼念死难者为主题。公车里、街道上，卢旺达人流露着哀伤的神色。

这场大屠杀发生在1994年4月7日至7月4日，由当时的掌权者胡图人（Hutu）针对图西人（Tutsi）发起，深刻烙印在亲历屠杀的一代人的脑海里。据联合国估算，约有80万人在大屠杀期间丧生。卢旺达政府则表示，遇难人数超过100万人（当中一成是温和的胡图人，其余皆为图西人）。

卢旺达的胡图人、图西人与特瓦人

如今，整整24年过去了。卢旺达的年轻一代，在大屠杀的阴影下逐渐成长起来。据卢旺达国家统计研究所2012年的数据，如今，14至26岁的青年是卢旺达最大的人口组成部份，约占全国人口40%。他们有的是受害者的下一代，年纪尚轻就失去家人；有的则是加害者的下一代，要在成长过程中，正视大屠杀的真相。抹不去的悲怆与愤怒、历史与偏见，通通加载在了这些年轻人的身上。

2018年纪念周第一天，黄昏时刻，我与大批身着印有“Kwibuka Twiyubaka”（意译：“藉纪念去建立自我”）T恤的卢旺达青年人一起，聚集在国会；随后，在卢旺达总统夫人及官员的领行下，我们由国会步行至国家和平体育馆，参与馆内举行的烛光晚会。当年，这个体育馆是联合国军队开设的临时保护地，托管了数以千计逃离追杀的图西族难民。此刻，场馆内座无虚席，三万人聆听哀歌，很多人手持白色蜡烛，在烛光中默默哀悼。

当一位年约三十岁的年轻幸存者讲述她亲历的悲剧时，我身边的一名女子突然开始嚎哭大叫。等到大会义工上前探究时，四面八方的人群仿佛受她影响，陆续传来相类似的尖叫声，撕破寂静的长空。一个个哀悼的年轻人或被抬离场馆，或在大会义工搀扶下离开。我身后的一位女子被抬走时候，一直干嚎着：“妈妈，妈妈……”让人动容。

悼念极易勾起当事人的经历，仿若再现当时可怕的情景。有卢旺达人告诉我，在悼念期间出现情绪崩溃的现象，在早年更为普遍，如今情况已经有所改善。根据卢旺达卫生部的资料，单在2014年4月至7月大屠杀纪念时期，就收录了超过三千宗精神创伤个案，而2016年同期则有逾二千五百宗。

来自“卢旺达大屠杀毕业生幸存者协会”的教育专员卡拉穆斯塔（Emile Karamusta）说：“医治精神创伤是一段漫长的过程。”

现年三十岁的卡拉穆斯塔俊朗高大，与他会面的日子正好是纪念周的周末，我们在基加利的一间餐馆坐下，图西人卡拉穆斯塔聊起了大屠杀对他的影响。

大屠杀持续了将近百日，对卡拉穆斯塔而言，当时的画面至今仍历历在目。卡拉穆斯塔7岁便遭受丧亲之痛，在危险中幸存；在成长的岁月里，一幕幕大屠杀的景象——遍地尸首、血染河流、与兄弟逃亡，如电视重播一样，持续缠绕着卡拉穆斯塔。与许多卢旺达新世代一样，卡拉穆斯塔承袭着国家历史的创伤。

“如果你有屠杀经历带来的精神创伤，并且要在跟它在战斗当中，为自己的未来奋斗，这是十分困难的。”卡拉穆斯塔凝重地说。

当杀戮降临到卡拉穆斯塔家人身上时，刚巧卡拉穆斯塔与长兄在田里务农，万幸避过胡图人的杀戮。一位家族的朋友过来报信，让他们设法逃走：“胡图人要来杀你全家。”不过，依然有很多温和的胡图人帮助图西人，卡拉穆斯塔便是成功藏身在一位胡图族朋友的家里，直至屠杀结束。

然而，卡拉穆斯塔的父亲与两位兄弟都在大屠杀期间被杀害，他回忆说：“加害者将他们扔至了尼亚巴隆哥河（Nyabarongo River）。”当时，胡图人政府领袖说，图西人来自埃塞俄比亚，要将图西人扔到该河去，让河水送他们返回埃国。

尼亚巴隆哥河是卢旺达主要的河流，被视为尼罗河的源头，却也是昔日无数图西人被淹死或葬身之地。每年4月至5月是雨季，卢旺达总是下起倾盆大雨。河水暴涨，黄澄澄的泥流混杂雨水，令人忆起那一年，残缺尸首漂浮在河面上的情景。

卡拉穆斯塔说，大屠杀的印记曾是他生命中最黑暗的部份。大屠杀后，跟卡拉穆斯塔一样，许多孩子成长於单亲家庭，部份失去双亲，甚至所有家人。据卢旺达国家统计局的资料，在2000年，全国14岁或以下儿童当中22.3%丧失父亲或母亲，失去双亲的则为4.9%。

憎恨可以被挪用，伤痕也会传给下一代

在卢旺达等东非国家发行的媒体《东非人》在2017年指出，卢旺达大屠杀已二十多年，但是幸存者与加害者的下一代患有精神创伤的案例，却愈见增加。当时年纪尚轻、对屠杀记忆模糊的年轻人，并非不受历史后遗的影响，而大屠杀出现的祸根——对另一方群体的排拒与憎恨，也可以被挪用并传至下一代。

奎泽拉（Jean Pierre Kwizera）今年26岁，现在是卢旺达一非盈利机构“基督教复和与社会援助”的“创伤治疗与复和”项目乡村协调员，经常随机构专责团队在各村庄工作。在众多协调员中，奎泽拉较为年轻的，性格含蓄，但总是面带笑容。不过，奎泽拉说，过去有一段很长的时间，他一直没有笑过。

大屠杀发生时，他还是一个2岁的婴孩。奎泽拉生于一个跨“族”家庭，父亲是胡图人，因此奎泽拉也被视为胡图人，终免于屠杀劫数。但是，因为父亲是一名酒鬼，又喜欢追逐其他女人，最终与身为图西人的母亲的关系出现感情问题，导致离婚。年少的奎泽拉随父亲生活，每当他细问父亲：“为何母亲要离开我们呢？”父亲总是告诉他：“你的母亲是图西人，她不喜欢我们，因为我们是胡图人。”

奎泽拉无法分辨父亲的说话是否属实。缺乏正确的信息，父亲的回复却足以令他对图西人产生愤恨。随着继母、父亲以及支持他一家经济的叔叔相继离世，成长期的奎泽拉跌入低谷，对未来顿失希望。直至2015年，他参加了一个有关创伤治疗的工作坊，他始笑逐颜开。

当他被问到现在对胡图人与图西人的看法，他没有直接回应，只是说：“大屠杀至今经已经24年，我们忙于重建国家与我们自己。我希望帮助国家建立和平，并将和平传递至下一代。”如同我在当地的观察与接触，卢旺达青年在国家团结论述影响下，大多以“卢旺达人”作其身份认同。对奎泽拉和很多同龄人来说，创伤治疗与人与人之间的复和，远比以族群区分你我更为重要。

在基督教复和与社会援助统筹和平教育工作的比基尼马拿（Paul Bigirimana）说：“大屠杀后出世的一代对屠杀的理解普遍来自于家人和所属社区。”由于对屠杀认知不深，新世代容易受偏差说法影响，加上过去十多年数以万计加害者出狱，回到所属村庄，与受害者隔邻而居，若然上一代的怨恨未除，彼此的猜疑容易衍生扭曲的思想。

比基尼马拿举例：“有些家长会警告子女：‘不要和某某家庭说话，因为他们会杀害你的兄弟、父亲与叔叔。’有些家长又会说：‘不要和那些家庭的孩子玩耍，因为那些家庭的指证令你的父亲坐牢。”潜移默化，孩子容易对别家庭产生偏见，以为加害者的家人全是恶毒的，又或诿过他人，将对方塑造成问题的元凶。

跟任何遭受过可怕暴行的社会一样，卢旺达在大屠杀后不得不面对持续的社会创伤，下一代的卢旺达人，也无可避免承受上一代人所经历的后遗症。

卢旺达大屠杀发生在全国各处村庄，深入百姓住所。大屠杀而产生的集体创伤，无疑是全国性的。卢旺达卫生部于2009年进行研究，发现28.5%成人患有创伤后压力症候群（PTSD）；2017年，《东非人》引述卢旺达官方研究全国PTSD患者的比率，同样是逾四分之一（26%）。

因屠杀而顿失家庭依靠或无处为家的新一代，后来逐渐组成了互助组织，包括代表大专生与中学生“大屠杀学生幸存者协会”（AERG），以及代表大专毕业生组织的“大屠杀毕业生幸存者协会”。后者目前共有三千位会员，该会安排每三十人成为一组，组成“小家庭”，互相照顾，并每月定期会面。

卡拉穆斯塔也在2010年加入毕业生幸存者协会，在那里，彼此同为幸存者，成员的经历有较他更为糟糕的，有曾经辍学的，有陷入经济困境的。“透过聆听别人、讲述自己的经历，我的伤痛渐渐得到医治，我也从中找到面对前路的勇气。”卡拉穆斯塔说。

凭借政府成立的“支持及援助大屠杀幸存者基金”，卡拉穆斯塔完成了高中课程，并入读大专院校。现在，他不时安排成员到曾就读的中学、大专院校进行和平教育工作。他对卢旺达的转变而感到自豪：“今天卢旺达不排斥任何群体，无分胡图人、图西人。我听闻一些加害者下一代的故事，即或他们的父亲是杀人者，只要他们有能力，同样取得政府的奖学金，可以到美国留学，回国后找得一份好工作。”

在大屠杀后短短二十多年的时间，卢旺达迅速跃起成为非洲地区最安全、经济发展最快速的国家之一，国内生产总值从2001到2014年平均增长达8%，虽然近年有所回落，但仍高于其他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的增长。贫穷线以下人口则由大屠杀后逾五成，降至少于四成。

国家重建的亮丽成绩，无疑给予青年人希望。在这个以年轻人为主要人口的国家，要在屠杀废墟中重建、成长，仍需面对不少发展限制。一方面，年轻人失业率仍然高企，达20%，另一方面，年轻人面临的“代际创伤”仍然有待处理。

对抗“屠杀否定论”

屠杀结束不足一年，逃走到萨伊（今日的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胡图极端份子成立了“争取难民及民主归回卢旺达”组织，得到当时卢旺达军队高层支持。英国记者与研究员沃利斯（Andrew Wallis）指出，该组织的首要目的，乃是要说服西方国家，他们并非“一群凶手”，而是“民主”组织，真正代表卢旺达人民，并可以重新执掌这个原属他们的国家。

沃利斯说，他们为种族清洗辩解，又讹称大屠杀从未发生，说当时执行大屠杀、受胡图族政府支持的民兵仅为“民防部队”，抵御图西族叛军的入侵。国际组织无国界医生在1995年的报告也指出，这批昔日掌权的胡图族极端份子化妆成了受害者。“争取难民及民主归回卢旺达”一度改名，并在2006年联同其他组织合组成“卢旺达联合民主力量”联盟，对卢旺达政府施加压力。

受到该组织的影响，“屠杀否定论”在卢旺达难民以至国内仍有一定的影响力。为防止大屠杀再现，卢旺达在2003年写入宪法，禁止歪曲历史的“否定主义”（negationism）或“屠杀否定论”（genocide denial）；又在2008年通过法案，禁止任何散播煽动族群仇恨与清洗的“大屠杀意识形态”（genocide ideology）论述。有关上述两项法律分别在2012年及2013年做出修订，按照现行条文，否定主义或大屠杀意识形态罪的最短刑期为五年，最长则为九年。

卢旺达和平研究学者巴沙玻色博士（Dr. Jean de DieuBasabose）说，屠杀否定论可能潜藏于部份年轻人的思想。“这种想法可以是来自于他们的父母。有些家长曾参与过屠杀，并对自己所作感到羞耻。他们为了逃避羞耻感，最好的方法就是否定历史。”

要对抗屠杀否定论，单以刑法阻吓并不足够。非盈利组织“大屠杀观察”创办人斯坦顿 （Gregory H. Stanton）在1996年在美国国务院作简报时指出，“否定屠杀罪行”属于大屠杀的最后一个阶段，最合适的抵制方式是公开裁判与成立真相委员会，然后教育社会人士有关屠杀的史实，尤其是教育加害者的下一代。

为有效对抗否定主义，卢旺达政府最终在2015年修订全国中学统一课程，把和平教育与屠杀研究融入在全国学校各个学科之中。

巴沙玻色博士正在非盈利组织安排下，为多间中学老师作和平教育的训练，并撰写相关教材。他观察说：“政府表达了清晰的意愿，在政策层面确实做了工夫，但我们检视政策的推行是从实质投放的资源来衡量。”在培训不足、教学资源欠缺下，对学校老师来说，推行和平教育仍然是一项甚具挑战性的工作。

“年轻人在接受和平教育后，是否懂得处理那些煽动分化与敌对的力量？”巴沙玻色说，在后屠杀的社会环境下，学生能否养成独立思考与批判思维，将是冲量政策是否“到位”的一个重要指标。

根据官方机构“国家对抗大屠杀委员会”的数据，有关屠杀否定论的个案近年有所增加，由2015年的199宗上升至2016年的329宗。一般来说，否定大屠杀的形式可以有五种：否定或破坏大屠杀证据、否定大屠杀意图、攻击言说真相者、指摘受害者或称屠杀为自卫，以至否定任何与大屠杀定义相符的事实。

该委员会表示，大部份散播屠杀意识形态的人士或屠杀否定论者都居住在卢旺达境外，涉及策划或执行屠杀的前军人及政府官员。不过，随着近年社交媒体逐渐在卢旺达普及，仇恨言论或否定主义的传播不受地域所限，网络使用者可以隐藏自己的身份散播言论。

网络的发展对新世代的影响值得注意。不过，基于卢旺达重视邻舍关系、强调家长意识的文化，年轻人长年受同住亲属或长辈的影响更为深远。

28岁的中学老师达玛森（Mvuyekure Jean Damascene) ，跟巴沙玻色学习和平教育，矢志以教育贡献国家。大屠杀前，他的父亲跟许多图西人一样，因被邻居视为图西族叛军同伙，而遭杀害。回顾国家的历史，他不想下一代再被仇恨与分化操控：“当你回顾卢旺达的历史，你会发现国家统治者有很大的影响力，他甚至可以摧毁整个国家。”牢记历史教训，以史为鉴，是和平教育重要的一环。

达玛森说：“我经常跟学生说，不管领袖或长辈指使你干甚么，在你决定行动之前，必须要问‘为甚么’、‘我为何这样做？’。如果所有人都懂得如此思考，大屠杀不会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