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承受之重」：在盧旺達大屠殺陰影下長大的年輕人

大屠殺24週年，悲愴依舊

每年的4月7日至14日是盧旺達大屠殺的紀念週。2018年的4月初，盧旺達首都基加利（Kigali）各處陸續掛起了「Kwibuka24」的橫幅，意為「紀念24週年」，標示著一年一度哀悼期的開始。紀念週期間，所有公共娛樂活動都被禁止。公務員只工作半天，以便下午出席有關大屠殺的討論與悼念活動。不管是巴士車箱內播出的音樂影片，還是電視、電台的節目，均以講述大屠殺歷史與悼念死難者為主題。公車裡、街道上，盧旺達人流露著哀傷的神色。

這場大屠殺發生在1994年4月7日至7月4日，由當時的掌權者胡圖人（Hutu）針對圖西人（Tutsi）發起，深刻烙印在親歷屠殺的一代人的腦海里。據聯合國估算，約有80萬人在大屠殺期間喪生。盧旺達政府則表示，遇難人數超過100萬人（當中一成是溫和的胡圖人，其餘皆為圖西人）。

盧旺達的胡圖人、圖西人與特瓦人

如今，整整24年過去了。盧旺達的年輕一代，在大屠殺的陰影下逐漸成長起來。據盧旺達國家統計研究所2012年的數據，如今，14至26歲的青年是盧旺達最大的人口組成部份，約佔全國人口40%。他們有的是受害者的下一代，年紀尚輕就失去家人；有的則是加害者的下一代，要在成長過程中，正視大屠殺的真相。抹不去的悲愴與憤怒、歷史與偏見，通通加載在了這些年輕人的身上。

2018年紀念週第一天，黃昏時刻，我與大批身著印有「Kwibuka Twiyubaka」（意譯：「藉紀念去建立自我」）T恤的盧旺達青年人一起，聚集在國會；隨後，在盧旺達總統夫人及官員的領行下，我們由國會步行至國家和平體育館，參與館內舉行的燭光晚會。當年，這個體育館是聯合國軍隊開設的臨時保護地，託管了數以千計逃離追殺的圖西族難民。此刻，場館內座無虛席，三萬人聆聽哀歌，很多人手持白色蠟燭，在燭光中默默哀悼。

當一位年約三十歲的年輕倖存者講述她親歷的悲劇時，我身邊的一名女子突然開始嚎哭大叫。等到大會義工上前探究時，四面八方的人群彷彿受她影響，陸續傳來相類似的尖叫聲，撕破寂靜的長空。一個個哀悼的年輕人或被抬離場館，或在大會義工攙扶下離開。我身後的一位女子被抬走時候，一直乾嚎著：「媽媽，媽媽……」讓人動容。

悼念極易勾起當事人的經歷，仿若再現當時可怕的情景。有盧旺達人告訴我，在悼念期間出現情緒崩潰的現象，在早年更為普遍，如今情況已經有所改善。根據盧旺達衛生部的資料，單在2014年4月至7月大屠殺紀念時期，就收錄了超過三千宗精神創傷個案，而2016年同期則有逾二千五百宗。

來自「盧旺達大屠殺畢業生倖存者協會」的教育專員卡拉穆斯塔（Emile Karamusta）說：「醫治精神創傷是一段漫長的過程。」

現年三十歲的卡拉穆斯塔俊朗高大，與他會面的日子正好是紀念週的週末，我們在基加利的一間餐館坐下，圖西人卡拉穆斯塔聊起了大屠殺對他的影響。

大屠殺持續了將近百日，對卡拉穆斯塔而言，當時的畫面至今仍歷歷在目。卡拉穆斯塔7歲便遭受喪親之痛，在危險中倖存；在成長的歲月裏，一幕幕大屠殺的景象——遍地屍首、血染河流、與兄弟逃亡，如電視重播一樣，持續纏繞著卡拉穆斯塔。與許多盧旺達新世代一樣，卡拉穆斯塔承襲著國家歷史的創傷。

「如果你有屠殺經歷帶來的精神創傷，並且要在跟它在戰鬥當中，為自己的未來奮鬥，這是十分困難的。」卡拉穆斯塔凝重地說。

當殺戮降臨到卡拉穆斯塔家人身上時，剛巧卡拉穆斯塔與長兄在田裡務農，萬幸避過胡圖人的殺戮。一位家族的朋友過來報信，讓他們設法逃走：「胡圖人要來殺你全家。」不過，依然有很多溫和的胡圖人幫助圖西人，卡拉穆斯塔便是成功藏身在一位胡圖族朋友的家裡，直至屠殺結束。

然而，卡拉穆斯塔的父親與兩位兄弟都在大屠殺期間被殺害，他回憶說：「加害者將他們扔至了尼亞巴隆哥河（Nyabarongo River）。」當時，胡圖人政府領袖說，圖西人來自埃塞俄比亞，要將圖西人扔到該河去，讓河水送他們返回埃國。

尼亞巴隆哥河是盧旺達主要的河流，被視為尼羅河的源頭，卻也是昔日無數圖西人被淹死或葬身之地。每年4月至5月是雨季，盧旺達總是下起傾盆大雨。河水暴漲，黃澄澄的泥流混雜雨水，令人憶起那一年，殘缺屍首漂浮在河面上的情景。

卡拉穆斯塔說，大屠殺的印記曾是他生命中最黑暗的部份。大屠殺後，跟卡拉穆斯塔一樣，許多孩子成長於單親家庭，部份失去雙親，甚至所有家人。據盧旺達國家統計局的資料，在2000年，全國14歲或以下兒童當中22.3%喪失父親或母親，失去雙親的則為4.9%。

憎恨可以被挪用，傷痕也會傳給下一代

在盧旺達等東非國家發行的媒體《東非人》在2017年指出，盧旺達大屠殺已二十多年，但是倖存者與加害者的下一代患有精神創傷的案例，卻愈見增加。當時年紀尚輕、對屠殺記憶模糊的年輕人，並非不受歷史後遺的影響，而大屠殺出現的禍根——對另一方群體的排拒與憎恨，也可以被挪用並傳至下一代。

奎澤拉（Jean Pierre Kwizera）今年26歲，現在是盧旺達一非盈利機構「基督教復和與社會援助」的「創傷治療與復和」項目鄉村協調員，經常隨機構專責團隊在各村莊工作。在眾多協調員中，奎澤拉較為年輕的，性格含蓄，但總是面帶笑容。不過，奎澤拉說，過去有一段很長的時間，他一直沒有笑過。

大屠殺發生時，他還是一個2歲的嬰孩。奎澤拉生於一個跨「族」家庭，父親是胡圖人，因此奎澤拉也被視為胡圖人，終免於屠殺劫數。但是，因為父親是一名酒鬼，又喜歡追逐其他女人，最終與身為圖西人的母親的關係出現感情問題，導致離婚。年少的奎澤拉隨父親生活，每當他細問父親：「為何母親要離開我們呢？」父親總是告訴他：「你的母親是圖西人，她不喜歡我們，因為我們是胡圖人。」

奎澤拉無法分辨父親的說話是否屬實。缺乏正確的資訊，父親的回覆卻足以令他對圖西人產生憤恨。隨著繼母、父親以及支持他一家經濟的叔叔相繼離世，成長期的奎澤拉跌入低谷，對未來頓失希望。直至2015年，他參加了一個有關創傷治療的工作坊，他始笑逐顏開。

當他被問到現在對胡圖人與圖西人的看法，他沒有直接回應，只是說：「大屠殺至今經已經24年，我們忙於重建國家與我們自己。我希望幫助國家建立和平，並將和平傳遞至下一代。」如同我在當地的觀察與接觸，盧旺達青年在國家團結論述影響下，大多以「盧旺達人」作其身份認同。對奎澤拉和很多同齡人來說，創傷治療與人與人之間的復和，遠比以族群區分你我更為重要。

在基督教復和與社會援助統籌和平教育工作的比基尼馬拿（Paul Bigirimana）說：「大屠殺後出世的一代對屠殺的理解普遍來自於家人和所屬社區。」由於對屠殺認知不深，新世代容易受偏差說法影響，加上過去十多年數以萬計加害者出獄，回到所屬村莊，與受害者隔鄰而居，若然上一代的怨恨未除，彼此的猜疑容易衍生扭曲的思想。

比基尼馬拿舉例：「有些家長會警告子女：『不要和某某家庭說話，因為他們會殺害你的兄弟、父親與叔叔。』有些家長又會說：『不要和那些家庭的孩子玩耍，因為那些家庭的指證令你的父親坐牢。」潛移默化，孩子容易對別家庭產生偏見，以為加害者的家人全是惡毒的，又或諉過他人，將對方塑造成問題的元凶。

跟任何遭受過可怕暴行的社會一樣，盧旺達在大屠殺後不得不面對持續的社會創傷，下一代的盧旺達人，也無可避免承受上一代人所經歷的後遺症。

盧旺達大屠殺發生在全國各處村莊，深入百姓住所。大屠殺而產生的集體創傷，無疑是全國性的。盧旺達衛生部於2009年進行研究，發現28.5%成人患有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2017年，《東非人》引述盧旺達官方研究全國PTSD患者的比率，同樣是逾四分之一（26%）。

因屠殺而頓失家庭依靠或無處為家的新一代，後來逐漸組成了互助組織，包括代表大專生與中學生「大屠殺學生倖存者協會」（AERG），以及代表大專畢業生組織的「大屠殺畢業生倖存者協會」。後者目前共有三千位會員，該會安排每三十人成為一組，組成「小家庭」，互相照顧，並每月定期會面。

卡拉穆斯塔也在2010年加入畢業生倖存者協會，在那裡，彼此同為倖存者，成員的經歷有較他更為糟糕的，有曾經輟學的，有陷入經濟困境的。「透過聆聽別人、講述自己的經歷，我的傷痛漸漸得到醫治，我也從中找到面對前路的勇氣。」卡拉穆斯塔說。

憑藉政府成立的「支持及援助大屠殺倖存者基金」，卡拉穆斯塔完成了高中課程，並入讀大專院校。現在，他不時安排成員到曾就讀的中學、大專院校進行和平教育工作。他對盧旺達的轉變而感到自豪：「今天盧旺達不排斥任何群體，無分胡圖人、圖西人。我聽聞一些加害者下一代的故事，即或他們的父親是殺人者，只要他們有能力，同樣取得政府的獎學金，可以到美國留學，回國後找得一份好工作。」

在大屠殺後短短二十多年的時間，盧旺達迅速躍起成為非洲地區最安全、經濟發展最快速的國家之一，國內生產總值從2001到2014年平均增長達8%，雖然近年有所回落，但仍高於其他新興經濟體與發展中國家的增長。貧窮線以下人口則由大屠殺後逾五成，降至少於四成。

國家重建的亮麗成績，無疑給予青年人希望。在這個以年輕人為主要人口的國家，要在屠殺廢墟中重建、成長，仍需面對不少發展限制。一方面，年輕人失業率仍然高企，達20%，另一方面，年輕人面臨的「代際創傷」仍然有待處理。

對抗「屠殺否定論」

屠殺結束不足一年，逃走到薩伊（今日的剛果民主共和國）的胡圖極端份子成立了「爭取難民及民主歸回盧旺達」組織，得到當時盧旺達軍隊高層支持。英國記者與研究員沃利斯（Andrew Wallis）指出，該組織的首要目的，乃是要說服西方國家，他們並非「一群兇手」，而是「民主」組織，真正代表盧旺達人民，並可以重新執掌這個原屬他們的國家。

沃利斯說，他們為種族清洗辯解，又訛稱大屠殺從未發生，說當時執行大屠殺、受胡圖族政府支持的民兵僅為「民防部隊」，抵禦圖西族叛軍的入侵。國際組織無國界醫生在1995年的報告也指出，這批昔日掌權的胡圖族極端份子化妝成了受害者。「爭取難民及民主歸回盧旺達」一度改名，並在2006年聯同其他組織合組成「盧旺達聯合民主力量」聯盟，對盧旺達政府施加壓力。

受到該組織的影響，「屠殺否定論」在盧旺達難民以至國內仍有一定的影響力。為防止大屠殺再現，盧旺達在2003年寫入憲法，禁止歪曲歷史的「否定主義」（negationism）或「屠殺否定論」（genocide denial）；又在2008年通過法案，禁止任何散播煽動族群仇恨與清洗的「大屠殺意識形態」（genocide ideology）論述。有關上述兩項法律分別在2012年及2013年做出修訂，按照現行條文，否定主義或大屠殺意識形態罪的最短刑期為五年，最長則為九年。

盧旺達和平研究學者巴沙玻色博士（Dr. Jean de DieuBasabose）說，屠殺否定論可能潛藏於部份年輕人的思想。「這種想法可以是來自於他們的父母。有些家長曾參與過屠殺，並對自己所作感到羞恥。他們為了逃避羞恥感，最好的方法就是否定歷史。」

要對抗屠殺否定論，單以刑法阻嚇並不足夠。非盈利組織「大屠殺觀察」創辦人斯坦頓 （Gregory H. Stanton）在1996年在美國國務院作簡報時指出，「否定屠殺罪行」屬於大屠殺的最後一個階段，最合適的抵制方式是公開裁判與成立真相委員會，然後教育社會人士有關屠殺的史實，尤其是教育加害者的下一代。

為有效對抗否定主義，盧旺達政府最終在2015年修訂全國中學統一課程，把和平教育與屠殺研究融入在全國學校各個學科之中。

巴沙玻色博士正在非盈利組織安排下，為多間中學老師作和平教育的訓練，並撰寫相關教材。他觀察說：「政府表達了清晰的意願，在政策層面確實做了工夫，但我們檢視政策的推行是從實質投放的資源來衡量。」在培訓不足、教學資源欠缺下，對學校老師來說，推行和平教育仍然是一項甚具挑戰性的工作。

「年輕人在接受和平教育後，是否懂得處理那些煽動分化與敵對的力量？」巴沙玻色說，在後屠殺的社會環境下，學生能否養成獨立思考與批判思維，將是衝量政策是否「到位」的一個重要指標。

根據官方機構「國家對抗大屠殺委員會」的數據，有關屠殺否定論的個案近年有所增加，由2015年的199宗上升至2016年的329宗。一般來說，否定大屠殺的形式可以有五種：否定或破壞大屠殺證據、否定大屠殺意圖、攻擊言說真相者、指摘受害者或稱屠殺為自衛，以至否定任何與大屠殺定義相符的事實。

該委員會表示，大部份散播屠殺意識形態的人士或屠殺否定論者都居住在盧旺達境外，涉及策劃或執行屠殺的前軍人及政府官員。不過，隨著近年社交媒體逐漸在盧旺達普及，仇恨言論或否定主義的傳播不受地域所限，網絡使用者可以隱藏自己的身份散播言論。

網絡的發展對新世代的影響值得注意。不過，基於盧旺達重視鄰舍關係、強調家長意識的文化，年輕人長年受同住親屬或長輩的影響更為深遠。

28歲的中學老師達瑪森（Mvuyekure Jean Damascene) ，跟巴沙玻色學習和平教育，矢志以教育貢獻國家。大屠殺前，他的父親跟許多圖西人一樣，因被鄰居視為圖西族叛軍同夥，而遭殺害。回顧國家的歷史，他不想下一代再被仇恨與分化操控：「當你回顧盧旺達的歷史，你會發現國家統治者有很大的影響力，他甚至可以摧毀整個國家。」牢記歷史教訓，以史為鑑，是和平教育重要的一環。

達瑪森說：「我經常跟學生說，不管領袖或長輩指使你幹甚麼，在你決定行動之前，必須要問『為甚麼』、『我為何這樣做？』。如果所有人都懂得如此思考，大屠殺不會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