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冬奥会到世界杯，俄罗斯“举国之力”政治表演

被世界杯改写的城市

叶卡捷琳堡（Yekaterinburg）中央体育场是本届世界杯的第一个“网红”。

这座位于叶卡捷琳堡西南的体育馆，距离城市的地标“滴血教堂”只有十五分钟车程。赛事尚未开始，这里已经被至少三家国际体育媒体评选为本届世界杯的“第一体育馆”。中央体育场的照片不断被发在社交媒体上，每次出现都能轻易引起大量转发——原因只有一个，它的“扩容改造”工程充满创意。这座建于1950年代的体育馆没有达到国际足联可容纳四万人的要求，于是，俄罗斯拆掉了看台两端的外墙，然后在外面搭建了临时看台以增加坐席。至少一万人将坐在这两座半空中的临时看台上看球。

完成于1950年代的苏联新古典主义的建筑风格，加上过去几年为世界杯筹备而进行的改造工程，在外界眼中，中央体育馆成了俄罗斯国家的一个缩影：极具时代特色的历史建筑，“简单粗暴”的改建思路，以及不按常理出牌的一贯作风——某种意义上，这座场馆几乎概括了主办国的一切特征。

或许因为国土面积实在广袤，或许因为俄罗斯国足实力不足（目前俄罗斯男足在国际足联排名第70位，中国队第75位），即使距离开幕式只有几天时间，俄罗斯国内各地的“世界杯气氛”并不浓厚，除了零星出现的宣传海报，最重要的提示物还是这些或新建、或翻修过的运动场馆。

本届赛事将在俄罗斯11个城市的12座体育场举行。除了因为扩容工程的神来之笔而一夜蹿红的叶卡捷琳堡中央体育场，还包括了曾作为1980年莫斯科夏季奥运会主赛场的莫斯科“卢日尼基”体育馆，2014年索契（Sochi）冬季奥运会主赛场“菲什特”体育馆，此外，圣彼得堡、萨兰斯克、加里宁格勒和萨马拉等七个城市也修建了全新的体育场馆。

外来者对于俄罗斯中小城市的第一印象，多半是还停留在1970-1980年代的城市交通系统、颇显敝旧的居民区，近年翻新过的政府及银行办公大楼，以及苏联时代或更早以前遗留下来的纪念碑、纪念像和教堂。在这样的背景色之上，这些崭新的庞然大物不可避免地成了城市景观中最引人注目的一部分。

在喀山（Kazan），完工于2013年的喀山竞技场位于市中心区宫殿山下，与喀山克里姆林宫仅一街之隔，同一旁仿造卢浮宫建筑的“金字塔”购物中心一道，共同构成了城市的现代化面貌。在伏尔加格勒（Volgograd），2018年刚刚修完的伏尔加格勒竞技场经过了刻意设计，与城市地标——“祖国的召唤”巨型雕像——彼此呼应，已经成了新城市形象的代表。即使是在只是改造了旧建筑的叶卡捷琳堡，中央体育场与它周边的新建筑一起，也隐隐形成了城市的新建设中心。

与奥运会一样，世界杯向来鼓励主办国修建新的运动场馆，相信能借此推动当地体育事业发展，但也因此常常遭遇政治和成本投入方面的非议。最近几年，不少观察者相信，此类国际体育赛事所期望的资源投入，只有在极少数政治体制能够低成本地调动起大量资源的国家才有可能。

从这个角度看，俄罗斯是一个典型例子，一方面是多年来几乎停滞的城市建设，另一方面却是资源高度集中后带来的无所不能。一如2014年的索契冬奥会，2018年的世界杯在资金投入上超过了140亿美元，已经作为“史上最昂贵的世界杯”名垂史册。

以国家为主角的表演赛

此类国际体育赛事所期望的资源投入，只有在极少数政治体制能够低成本地调动起大量资源的国家才有可能。

值得追问的是，这些投入究竟会在哪些角度发挥其影响——世界杯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参与赛事主办的中小城市的面貌，但这会是这些城市乃至俄罗斯的新开端吗？刚刚经历了冬奥会的索契最能作为参考，但它提供的却并非一个正面案例。

2014年的索契冬奥会，俄罗斯投入了在奥运会历史上空前绝后的550亿美元（打破了此前北京奥运会440亿美元的记录），几乎直接重建了索契全城，更完成了在亚热带气候地区举办冬季奥运会的壮举。自筹备工作开始算起，有关建设工程中存在严重腐败行为的指控就一直不绝，但俄罗斯政府对此始终不闻不问，总理梅德韦杰夫（Dmitry Medvedev）甚至曾直白地表示，索契的腐败“并没有超过国家普遍水平”，比起腐败具体程度，更重要的是这句话背后的态度：俄罗斯政府并不想追查其中的财务问题。

这与冬奥筹办工作中的受益者都与统治阶层精英关系匪浅有关。但2013年，普京在视察索契工程进度时也曾当著媒体镜头对现场官员大发雷霆。因此呈现出的优先级次序十分清晰：对俄罗斯政府而言，确保冬奥会如期成功举办是超越一切的目标，在此之后，一切问题则都不再是问题。

类似的倾向绝非俄罗斯所独有，甚至可以说，直到这里为止，除了异常高昂的财政成本之外事情都还没有任何特殊之处。国际赛事所具有的展示性质，让它们先天地更接近于一场表演。在这一意义上，无论是1996年美国亚特兰大警察向无家可归者发放出城车票以确保他们离开城市，还是2016年巴西里约主办方希望贫民窟消失在观众视线中的努力，其动因都是相似的——期望通过举办一场体育比赛来使国家变得更好，这未免有些过分理想主义，现实案例也已经表明，几乎所有重大赛事中的主办方都是在“赔本赚吆喝”，能实现收支平衡的寥寥无几。

研究体育赛事影响力的英国布莱顿大学学者汤姆林森（Alan Tomlinson）和扬（Christopher Young）明确指出，不仅主权国家借国际体育赛事展示自我的诉求无可厚非，而且这恰恰就是两大国际赛事——奥运会和世界杯——得以在短期内迅速发展成全球盛会的关键。如今的国际体育赛事更多地是一种景观政治：用建筑、环境与电视转播展现好的一面，集中公众注意力，从而打造自身对外形象甚至重塑某些自我认知，如果没有这样的动机，这些国际大赛甚至可能已经被经济因素拖垮。

不过，俄罗斯所追求的要比一般意义上的“展示自我”更多。2016年，俄罗斯在索契冬奥会上以国家体制掩护兴奋剂大规模使用的消息曝光，最终导致多位运动员成绩被宣布撤销。俄罗斯更在其后的2018年平昌冬奥会上遭遇全面禁赛。这意味着，俄罗斯想要的已不止是作为主办国展示自身国力，即使以奥运会的标准，索契冬奥会的表演性质也是空前——兴奋剂丑闻曝光后，俄罗斯体育界已有多人出面举证，认为使用兴奋剂的强制要求来自国家最高层，整件事的操作过程更表明了这绝非任何人的一时冲动，而是深思熟虑精心安排的结果。

那是2014年年初，乌克兰危机还是个陌生名词，俄罗斯与外界的关系还没有恶化。甚至可以说，当时的俄罗斯正在为融入世界做近年来最后一次尝试。这让这场表演的目的尤为耐人寻味。如果不发生后来的意外，以如此精力和财力“砸”出来的索契奥运会本应成为俄罗斯人的骄傲之源：从灿如星斗的文学艺术宝藏，到几十年来的国家发展成就，那届冬奥的开幕式表演呈现的正是任何人所能想到的最好的俄罗斯。能够作为东道主圆满主持世界级赛事，亦是1980年以后俄罗斯人始终未偿的夙愿，更何况，在大多数人无从知晓幕后手段的情况下，俄罗斯还如愿夺下了奖牌榜第一名。

然而，现实并非如此。2014年2月22日全面爆发的乌克兰危机，让全世界几乎立即遗忘了索契——那刚好是冬奥闭幕式的前一天，而俄罗斯在乌克兰发生的事件中从来也不是旁观者。

乌克兰危机

一次性展示项目

早在冬奥开幕以前，索契场馆的工程质量问题就已频遭曝光，赛后几年，场馆闲置的消息更已经不是新闻。“菲什特”体育馆在冬奥会时的唯一作用是举办开幕式及闭幕式，如今则几乎再无用武之地——除了即将开幕的世界杯，新的国际赛事很少踏足这里，而这个海滨小城市没有自己的足球俱乐部。美联社的一则报导提及，俄罗斯正在考虑将圣彼得堡球队“迪那摩”迁往索契，但此方案同时遭到了圣彼得堡和索契两边的愤怒抗议。

即使在最保守的意义上，索契的先例也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对俄罗斯世界杯的理解。毕竟，俄罗斯在索契冬奥筹办期间同时申办世界杯的最初动机，就是为了锦上添花式地巩固俄罗斯借21世纪第一个十年经济快速增长而建立起来的“大国复兴”的国际形象。如果说2007年申奥的目的在于表明“俄罗斯站起来了”，那么2010年申办世界杯就是要构建一个“俄罗斯站稳了”的新的象征。很难说这与具体城市或地区的发展有什么直接相关性。

而与当年索契相类似的问题已经出现在多个城市。在叶卡捷琳堡，距离中央体育场最近的地铁站也有一公里，步行路程近半小时，地面交通主要依靠公交车与老式电车。在规划世界杯比赛场馆时，这里曾是计划中市内第二条地铁线上的重要一站，2013年，反对派候选人罗伊兹曼（Yevgeny Roizman）在叶卡捷琳堡市长选举中将此事列入了自己的竞选承诺之内，并成功当选为全俄唯一一个反对派市长，拨款事项随后被无限期延宕，这条地铁线并未动工。罗伊兹曼在2018年5月辞职。

在莫斯科，“卢日尼基”体育馆周边森林公园被市政府定为球迷休息区，由于认为此举势必给当地环境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莫斯科大学学生的抗议已经持续一年有余，甚至导致了一名学生被捕。但6月10日，休息区场地正式开放，抗议并未改变任何事。

来自圣彼得堡的消息则更具娱乐性，2017年，当地的“泽尼特”体育馆在完工后立刻安排了杂技表演，但由于应用的混凝土过于疏松，场馆内“如发现漏水，请立即拨打该号码”的提示牌随处可见。当时挪威体育媒体 Josimar 的报导被广为引用：“比起开幕式，这更像一场测验，看体育馆是否能承受这么多人。”

直到现在，对于索契冬奥筹备期间的资金使用状况仍没有任何明确的调查，对于赛事给当地带来的各方面影响的评估就更加无从谈起，很明显地，在俄罗斯政府看来索契冬奥的全部任务都已完成，对于一个一次性的展示项目，事后的追究毫无意义——至少从已有信息来看，本届世界杯已经在几乎所有方面表现出了典型的“一次性”特征。

依赖“展示”的俄罗斯当代政治

民间对民族主义与排外情绪习以为常，官方亦徘徊在“好客主人”与“国际反俄势力的受害者”两种身份定位中摇摆不定。

过去二十年的俄罗斯政治极其依赖“展示”。普京一年两次与民众的直播连线时常被人称道，但他从不参与任何公开辩论。莫斯科红场阅兵式一年一度，最近几年又加上了以二战老兵照片为内容的“不朽的兵团”游行，如此规模和频率的集体活动，唯一目标就是活动本身。事实上，它们既没有增进社会对于二战历史的理解，也没有帮助提高俄罗斯军备水平，更没有为国家政治讨论留出任何空间——与其说是“未能达成”上述目标，或许说是“试图取代”上述目标更加符合现实。

最为极端的例子关于乌克兰局势。这场爆发于索契冬奥会期间的国际政治危机，在俄罗斯国内成了公众视野中的一场“电视战争”。出现在俄罗斯电视屏幕上的许多画面都被证明纯属伪造，堪称一部拍给俄罗斯国内观众、二十四小时滚动播出长达一年有余的“战争题材电视剧”。诚然，现实战争还在乌克兰东部继续，但在俄罗斯，它已被另一种为了展示而生产出来的东西取代了。

从1960年代开始，对于新兴大众传媒手段可能正在重塑现实的理论猜想一直存在，但在实践操作层面，恐怕没有人比普京对此更有发言权。2000年8月，普京正式就任总统不到半年即出手强夺媒体控制权，很显然，此举是深刻理解俄罗斯政治环境的直接结果——掌握了媒体就掌握了权力，此前一年里，正是依靠由当时垄断着俄罗斯媒体的寡头们一手打造的对外形象，普京才完成了从默默无闻到举国支持的奇迹般转变。

现实只有被展示，才有可能被公众认知，而媒体正是掌控这一过程的钥匙。

此后的十余年里，同样的逻辑推动了全部的俄罗斯政治，现实无关紧要，重要的只是“看起来”如何。普京本人保持着周期性制造媒体热点的习惯——小到脱掉上衣，大到轰炸或威胁轰炸别国——其他人的曝光率则被严格限制。毫无疑问，这套办法行之有效：普京仍是俄罗斯总统。但其副作用同样显而易见，现实可以被隔绝于注意力之外，却无法因此消失，而俄罗斯的注意力短如媒体热点生存期，它需要的是持续不断的新的刺激。

正是在这一角度，天然带有展示性质的国际体育赛事与俄罗斯一拍即合，但也出于同一原因，俄罗斯所愿意完成的只是一个短期展示项目。如果仅将之视为一种权力或能力的象征，如今分布在俄罗斯11个城市的世界杯场馆堪称乏善可陈。在这方面，斯大林的地位无人能够超越——莫斯科那七座堪称惊世骇俗的斯大林楼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并没有人真想做第二个斯大林。场馆的价值在于提示那场盛事的存在，它们是舞台布景，而不是任何人或任何事件的纪念碑。

毋庸讳言，对于过去几年来一再强调“世界与我为敌”的俄罗斯，这场无论从赛事内容还是其深层意义而言都致力于促进国际交流的足球比赛如今已多少有些不合时宜。民间对民族主义与排外情绪习以为常，官方亦徘徊在“好客主人”与“国际反俄势力的受害者”两种身份定位中摇摆不定。但是，一如其他发生在这个国家的矛盾现实，与时时转移的注意力相比起来，这种形象上的冲突并没有那么重要。

无论如何，真正重要的是有机会展示，至于展示的内容大可以自己决定，对此，俄罗斯早已经驾轻就熟——如果真的发生了某些令人不快的事件，那么就要求电视台剪掉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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