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冬奧會到世界盃，俄羅斯「舉國之力」政治表演

被世界盃改寫的城市

葉卡捷琳堡（Yekaterinburg）中央體育場是本屆世界盃的第一個「網紅」。

這座位於葉卡捷琳堡西南的體育館，距離城市的地標「滴血教堂」只有十五分鐘車程。賽事尚未開始，這裏已經被至少三家國際體育媒體評選為本屆世界盃的「第一體育館」。中央體育場的照片不斷被發在社交媒體上，每次出現都能輕易引起大量轉發——原因只有一個，它的「擴容改造」工程充滿創意。這座建於1950年代的體育館沒有達到國際足聯可容納四萬人的要求，於是，俄羅斯拆掉了看台兩端的外牆，然後在外面搭建了臨時看台以增加坐席。至少一萬人將坐在這兩座半空中的臨時看台上看球。

完成於1950年代的蘇聯新古典主義的建築風格，加上過去幾年為世界盃籌備而進行的改造工程，在外界眼中，中央體育館成了俄羅斯國家的一個縮影：極具時代特色的歷史建築，「簡單粗暴」的改建思路，以及不按常理出牌的一貫作風——某種意義上，這座場館幾乎概括了主辦國的一切特徵。

或許因為國土面積實在廣袤，或許因為俄羅斯國足實力不足（目前俄羅斯男足在國際足聯排名第70位，中國隊第75位），即使距離開幕式只有幾天時間，俄羅斯國內各地的「世界盃氣氛」並不濃厚，除了零星出現的宣傳海報，最重要的提示物還是這些或新建、或翻修過的運動場館。

本屆賽事將在俄羅斯11個城市的12座體育場舉行。除了因為擴容工程的神來之筆而一夜躥紅的葉卡捷琳堡中央體育場，還包括了曾作為1980年莫斯科夏季奧運會主賽場的莫斯科「盧日尼基」體育館，2014年索契（Sochi）冬季奧運會主賽場「菲什特」體育館，此外，聖彼得堡、薩蘭斯克、加里寧格勒和薩馬拉等七個城市也修建了全新的體育場館。

外來者對於俄羅斯中小城市的第一印象，多半是還停留在1970-1980年代的城市交通系統、頗顯敝舊的居民區，近年翻新過的政府及銀行辦公大樓，以及蘇聯時代或更早以前遺留下來的紀念碑、紀念像和教堂。在這樣的背景色之上，這些嶄新的龐然大物不可避免地成了城市景觀中最引人注目的一部分。

在喀山（Kazan），完工於2013年的喀山競技場位於市中心區宮殿山下，與喀山克里姆林宮僅一街之隔，同一旁仿造盧浮宮建築的「金字塔」購物中心一道，共同構成了城市的現代化面貌。在伏爾加格勒（Volgograd），2018年剛剛修完的伏爾加格勒競技場經過了刻意設計，與城市地標——「祖國的召喚」巨型雕像——彼此呼應，已經成了新城市形象的代表。即使是在只是改造了舊建築的葉卡捷琳堡，中央體育場與它周邊的新建築一起，也隱隱形成了城市的新建設中心。

與奧運會一樣，世界盃向來鼓勵主辦國修建新的運動場館，相信能借此推動當地體育事業發展，但也因此常常遭遇政治和成本投入方面的非議。最近幾年，不少觀察者相信，此類國際體育賽事所期望的資源投入，只有在極少數政治體制能夠低成本地調動起大量資源的國家才有可能。

從這個角度看，俄羅斯是一個典型例子，一方面是多年來幾乎停滯的城市建設，另一方面卻是資源高度集中後帶來的無所不能。一如2014年的索契冬奧會，2018年的世界盃在資金投入上超過了140億美元，已經作為「史上最昂貴的世界盃」名垂史冊。

以國家為主角的表演賽

此類國際體育賽事所期望的資源投入，只有在極少數政治體制能夠低成本地調動起大量資源的國家才有可能。

值得追問的是，這些投入究竟會在哪些角度發揮其影響——世界盃已經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參與賽事主辦的中小城市的面貌，但這會是這些城市乃至俄羅斯的新開端嗎？剛剛經歷了冬奧會的索契最能作為參考，但它提供的卻並非一個正面案例。

2014年的索契冬奧會，俄羅斯投入了在奧運會歷史上空前絕後的550億美元（打破了此前北京奧運會440億美元的記錄），幾乎直接重建了索契全城，更完成了在亞熱帶氣候地區舉辦冬季奧運會的壯舉。自籌備工作開始算起，有關建設工程中存在嚴重腐敗行為的指控就一直不絕，但俄羅斯政府對此始終不聞不問，總理梅德韋傑夫（Dmitry Medvedev）甚至曾直白地表示，索契的腐敗「並沒有超過國家普遍水平」，比起腐敗具體程度，更重要的是這句話背後的態度：俄羅斯政府並不想追查其中的財務問題。

這與冬奧籌辦工作中的受益者都與統治階層精英關係匪淺有關。但2013年，普京在視察索契工程進度時也曾當著媒體鏡頭對現場官員大發雷霆。因此呈現出的優先級次序十分清晰：對俄羅斯政府而言，確保冬奧會如期成功舉辦是超越一切的目標，在此之後，一切問題則都不再是問題。

類似的傾向絕非俄羅斯所獨有，甚至可以說，直到這裏為止，除了異常高昂的財政成本之外事情都還沒有任何特殊之處。國際賽事所具有的展示性質，讓它們先天地更接近於一場表演。在這一意義上，無論是1996年美國亞特蘭大警察向無家可歸者發放出城車票以確保他們離開城市，還是2016年巴西里約主辦方希望貧民窟消失在觀眾視線中的努力，其動因都是相似的——期望通過舉辦一場體育比賽來使國家變得更好，這未免有些過分理想主義，現實案例也已經表明，幾乎所有重大賽事中的主辦方都是在「賠本賺吆喝」，能實現收支平衡的寥寥無幾。

研究體育賽事影響力的英國布萊頓大學學者湯姆林森（Alan Tomlinson）和揚（Christopher Young）明確指出，不僅主權國家借國際體育賽事展示自我的訴求無可厚非，而且這恰恰就是兩大國際賽事——奧運會和世界盃——得以在短期內迅速發展成全球盛會的關鍵。如今的國際體育賽事更多地是一種景觀政治：用建築、環境與電視轉播展現好的一面，集中公眾注意力，從而打造自身對外形象甚至重塑某些自我認知，如果沒有這樣的動機，這些國際大賽甚至可能已經被經濟因素拖垮。

不過，俄羅斯所追求的要比一般意義上的「展示自我」更多。2016年，俄羅斯在索契冬奧會上以國家體制掩護興奮劑大規模使用的消息曝光，最終導致多位運動員成績被宣布撤銷。俄羅斯更在其後的2018年平昌冬奧會上遭遇全面禁賽。這意味着，俄羅斯想要的已不止是作為主辦國展示自身國力，即使以奧運會的標準，索契冬奧會的表演性質也是空前——興奮劑醜聞曝光後，俄羅斯體育界已有多人出面舉證，認為使用興奮劑的強制要求來自國家最高層，整件事的操作過程更表明了這絕非任何人的一時衝動，而是深思熟慮精心安排的結果。

那是2014年年初，烏克蘭危機還是個陌生名詞，俄羅斯與外界的關係還沒有惡化。甚至可以說，當時的俄羅斯正在為融入世界做近年來最後一次嘗試。這讓這場表演的目的尤為耐人尋味。如果不發生後來的意外，以如此精力和財力「砸」出來的索契奧運會本應成為俄羅斯人的驕傲之源：從燦如星斗的文學藝術寶藏，到幾十年來的國家發展成就，那屆冬奧的開幕式表演呈現的正是任何人所能想到的最好的俄羅斯。能夠作為東道主圓滿主持世界級賽事，亦是1980年以後俄羅斯人始終未償的夙願，更何況，在大多數人無從知曉幕後手段的情況下，俄羅斯還如願奪下了獎牌榜第一名。

然而，現實並非如此。2014年2月22日全面爆發的烏克蘭危機，讓全世界幾乎立即遺忘了索契——那剛好是冬奧閉幕式的前一天，而俄羅斯在烏克蘭發生的事件中從來也不是旁觀者。

烏克蘭危機

一次性展示項目

早在冬奧開幕以前，索契場館的工程質量問題就已頻遭曝光，賽後幾年，場館閒置的消息更已經不是新聞。「菲什特」體育館在冬奧會時的唯一作用是舉辦開幕式及閉幕式，如今則幾乎再無用武之地——除了即將開幕的世界盃，新的國際賽事很少踏足這裏，而這個海濱小城市沒有自己的足球俱樂部。美聯社的一則報導提及，俄羅斯正在考慮將聖彼得堡球隊「迪那摩」遷往索契，但此方案同時遭到了聖彼得堡和索契兩邊的憤怒抗議。

即使在最保守的意義上，索契的先例也不可避免地會影響到對俄羅斯世界盃的理解。畢竟，俄羅斯在索契冬奧籌辦期間同時申辦世界盃的最初動機，就是為了錦上添花式地鞏固俄羅斯藉21世紀第一個十年的經濟快速增長建立起來的「大國復興」的國際形象。如果說2007年申奧的目的在於表明「俄羅斯站起來了」，那麼2010年申辦世界盃就是要構建一個「俄羅斯站穩了」的新的象徵。很難說這與具體城市或地區的發展有什麼直接相關性。

而與當年索契相類似的問題已經出現在多個城市。在葉卡捷琳堡，距離中央體育場最近的地鐵站也有一公里，步行路程近半小時，地面交通主要依靠公交車與老式電車。在規劃世界盃比賽場館時，這裏曾是計劃中市內第二條地鐵線上的重要一站，2013年，反對派候選人羅伊茲曼（Yevgeny Roizman）在葉卡捷琳堡市長選舉中將此事列入了自己的競選承諾之內，並成功當選為全俄唯一一個反對派市長，撥款事項隨後被無限期延宕，這條地鐵線並未動工。羅伊茲曼在2018年5月辭職。

在莫斯科，「盧日尼基」體育館周邊森林公園被市政府定為球迷休息區，由於認為此舉勢必給當地環境造成不可逆轉的損害，莫斯科大學學生的抗議已經持續一年有餘，甚至導致了一名學生被捕。但6月10日，休息區場地正式開放，抗議並未改變任何事。

來自聖彼得堡的消息則更具娛樂性，2017年，當地的「澤尼特」體育館在完工後立刻安排了雜技表演，但由於應用的混凝土過於疏鬆，場館內「如發現漏水，請立即撥打該號碼」的提示牌隨處可見。當時挪威體育媒體 Josimar 的報導被廣為引用：「比起開幕式，這更像一場測驗，看體育館是否能承受這麼多人。」

直到現在，對於索契冬奧籌備期間的資金使用狀況仍沒有任何明確的調查，對於賽事給當地帶來的各方面影響的評估就更加無從談起，很明顯地，在俄羅斯政府看來索契冬奧的全部任務都已完成，對於一個一次性的展示項目，事後的追究毫無意義——至少從已有信息來看，本屆世界盃已經在幾乎所有方面表現出了典型的「一次性」特徵。

依賴「展示」的俄羅斯當代政治

民間對民族主義與排外情緒習以為常，官方亦徘徊在「好客主人」與「國際反俄勢力的受害者」兩種身份定位中搖擺不定。

過去二十年的俄羅斯政治極其依賴「展示」。普京一年兩次與民眾的直播連線時常被人稱道，但他從不參與任何公開辯論。莫斯科紅場閲兵式一年一度，最近幾年又加上了以二戰老兵照片為內容的「不朽的兵團」遊行，如此規模和頻率的集體活動，唯一目標就是活動本身。事實上，它們既沒有增進社會對於二戰歷史的理解，也沒有幫助提高俄羅斯軍備水平，更沒有為國家政治討論留出任何空間——與其說是「未能達成」上述目標，或許說是「試圖取代」上述目標更加符合現實。

最為極端的例子關於烏克蘭局勢。這場爆發於索契冬奧會期間的國際政治危機，在俄羅斯國內成了公眾視野中的一場「電視戰爭」。出現在俄羅斯電視屏幕上的許多畫面都被證明純屬偽造，堪稱一部拍給俄羅斯國內觀眾、二十四小時滾動播出長達一年有餘的「戰爭題材電視劇」。誠然，現實戰爭還在烏克蘭東部繼續，但在俄羅斯，它已被另一種為了展示而生產出來的東西取代了。

從1960年代開始，對於新興大眾傳媒手段可能正在重塑現實的理論猜想一直存在，但在實踐操作層面，恐怕沒有人比普京對此更有發言權。2000年8月，普京正式就任總統不到半年即出手強奪媒體控制權，很顯然，此舉是深刻理解俄羅斯政治環境的直接結果——掌握了媒體就掌握了權力，此前一年裏，正是依靠由當時壟斷着俄羅斯媒體的寡頭們一手打造的對外形象，普京才完成了從默默無聞到舉國支持的奇跡般轉變。

現實只有被展示，才有可能被公眾認知，而媒體正是掌控這一過程的鑰匙。

此後的十餘年裏，同樣的邏輯推動了全部的俄羅斯政治，現實無關緊要，重要的只是「看起來」如何。普京本人保持着週期性製造媒體熱點的習慣——小到脱掉上衣，大到轟炸或威脅轟炸別國——其他人的曝光率則被嚴格限制。毫無疑問，這套辦法行之有效：普京仍是俄羅斯總統。但其副作用同樣顯而易見，現實可以被隔絕於注意力之外，卻無法因此消失，而俄羅斯的注意力短如媒體熱點生存期，它需要的是持續不斷的新的刺激。

正是在這一角度，天然帶有展示性質的國際體育賽事與俄羅斯一拍即合，但也出於同一原因，俄羅斯所願意完成的只是一個短期展示項目。如果僅將之視為一種權力或能力的象徵，如今分布在俄羅斯11個城市的世界盃場館堪稱乏善可陳。在這方面，斯大林的地位無人能夠超越——莫斯科那七座堪稱驚世駭俗的斯大林樓已經證明瞭這一點。但是，並沒有人真想做第二個斯大林。場館的價值在於提示那場盛事的存在，它們是舞台布景，而不是任何人或任何事件的紀念碑。

毋庸諱言，對於過去幾年來一再強調「世界與我為敵」的俄羅斯，這場無論從賽事內容還是其深層意義而言都致力於促進國際交流的足球比賽如今已多少有些不合時宜。民間對民族主義與排外情緒習以為常，官方亦徘徊在「好客主人」與「國際反俄勢力的受害者」兩種身份定位中搖擺不定。但是，一如其他發生在這個國家的矛盾現實，與時時轉移的注意力相比起來，這種形象上的衝突並沒有那麼重要。

無論如何，真正重要的是有機會展示，至於展示的內容大可以自己決定，對此，俄羅斯早已經駕輕就熟——如果真的發生了某些令人不快的事件，那麼就要求電視台剪掉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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