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80、90后历史老师的六四自白：对我重要的事，对学生重要吗？

香港悼念六四事件的合理性，今年继续受到来自青年一代的质疑，至少7间大学学生会表示，将缺席支联会维园六四集会，同时，至少4间大学学生会表明，不会举办或出席任何与六四相关的悼念活动，认为平反六四并非港人责任。

在大学学生会切割六四的同时，课堂内对六四历史的教授也越见困难。初中历史课程改革，课程大纲咨询文件继续排除六四事件，惹来社会舆论批评，这意味著将来的历史教科书有否涵盖六四，取决于教科书出版商是否自行加入内容。另一方面，中学六四教育的辅助内容——民间剧场“六四舞台”，自2016年起，其演出的学校数目便由以往的40多间骤跌至28间。今年，六四舞台共有26场到校巡演，另有两场在教协场地演出，出席率均不足四成。

当年轻一代主动切割六四，而六四教育资源又慢慢流失时，六四记忆的传承会否逐渐式微？在思潮与课纲都不利六四传承的情况下，老师对学生的面授更显重要。历史老师作为历史记忆传递的重要一环，他们现在是如何向学生教述六四的？他们自身又对六四有著怎样的情感和思考？本土主义思潮对他们的教学有造成影响吗？

端传媒寻访了七十后、八十后及九十后出生的中学中史老师，三个世代的“历史人”，有怎样的六四教育方法，和各自的六四故事？

“七十后”陈仁启：对我很重要的事，对学生未必很重要

作者按：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教协）学术部副主任陈仁启，成为中史老师已经19年了。他受七八十年代港人爱国情怀影响，大学选读中史，办《国风》杂志，组织同学回大陆交流。他说自己从来是一个中国人，自嘲为“大中华胶”。

1989年，陈仁启14岁。香港市民声援北京学生的几场大型游行，是他参与的第一场游行。6月3日晚，他守著收音机，一宿无眠。六四成了他人生中最震憾的回忆之一。十九年教学生涯，陈仁启每年都会向学生讲解六四事件。他认同支联会纲领，认为中国没有民主，香港也不会有民主。传承六四记忆的责任感与中国人身份认同，在他，是一种紧密的联结。

我每年会抽时间教六四。其实政府的课程大纲，无论初中高中，都没写明要教六四。但通常初高中的中史教科书都会有一点六四内容，这是因为课程大纲有提及“改革开放”，六四属于改革开放进程遇到的问题。初中教科书提及六四，通常就七、八行字左右；高中的话，加上图画、文字，都有一到两页。

以我了解的情况，初中好多时候都不教六四。原因很简单：没时间教。由远古时代到魏晋南北朝，由隋朝到明朝，已经用完中一、中二时间，清朝到当代则已经去到中三了，所以如果真要教六四，主要在中三。到了中三，很多学校教到1949年就完了，六四根本没时间教。

如果从考试内容来说，初中考试是学校自己订的，有教就考，没有教就不考。高中要考公开试（香港中学文凭考试，DSE），它从来都没明著出过六四考题。我们都知道，政府是不敢出六四题的。

经历过六四的那代人，譬如我，就会对六四感觉比较强烈。我觉得有责任将事情告诉给年轻人。不过，经历过六四的那一代老师，有些已经退休，有些将近退休。这班人慢慢少下去，开始出现新一代的、没经历过六四的老师了。六四究竟是怎样呢？对新一代老师来说，可能只存在于课本、课堂，或者纪录片里。他们对六四的感受跟我们这一代一定很不同。如果再加上赶书赶到死，怎会特地抽时间来讲六四呢？

六四对我来说，冲击很大。1989年，我十四岁，在香港念书。当时在电视里见到学生上街，都觉得他们是为国家好，希望国家贪污腐败能得到改善。香港那时有多次游行，我也和全班同学一齐去。到了6月3日，从电视上看到，炮轰啊、火烧啊、民主女神像倒下啊……那晚我们都没怎么睡，看了电视后，整晚躺在床上听收音机。早上起来，见到电视画面——整排的坦克！有个人站在坦克前……这对我冲击非常大。为什么那些为了爱国而走出来的学生，要受到政府这样血腥的镇压？当时真的很愤慨。

八十年代，整个社会氛围都很爱国、很热烈的。我一向都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即使是六四镇压之后。到现在我都是这样认同的，我是中国人，没变。

我真的很“大中华胶”。1997年，我在教育学院念书，又读中史、又读中文，还举办“中文中史学会”，又办了一本刊物叫《国风》，专门讲中国文史和现代化问题。那时还没流行大学生回内地，我们自己组织了一个团，带二、三十个同学上广州。

在这样的情感之下，六四对我来讲，有很特别的意义。我在讲六四时，如果同学在笑、在聊天，我就会骂他们。这么严肃的事情，起码一定要尊重它，尊重死难者。

我教六四通常都“唔跟书”（不按照课本）。我给学生播短片，解释当时社会环境——大陆经济发展落后，政治改革也没进展，学生要求处理贪污腐败问题。然后说我们那时候怎样守著电视机，看到什么新闻画面。我也会找当年无线电视的新闻片段给他们看，或者介绍书籍，比如《李鹏六四日记》。和课本说的“清场”不同，我会用“镇压”去描述这个事件。这明显就是镇压，不用避的，影片都看得到，没法骗人的。

6月4日，中共出动解放军，在天安门广场进行清场，把运动平息。事后，颇受国际社会的议论。

五六年前“占中”时，讲起六四，学生还挺专心的，下课还会追问。热血沸腾的，可能晚上就自己去六四集会了。可能是当时整个社会气氛问题吧？那时“反国教”、“占中”，年轻人觉得自己可以改变社会。

最近一两年，学生“听啲唔听啲”（不留心听六四课），他们觉得，有什么好理会的呢？还不如看一下《瑯琊榜》、《中国好声音》、《中国有嘻哈》。他们留意这些多过六四。其实现在社会也不鼓励孩子去留意时事吧。

现在的孩子真的很“佛系”。社会整日担心年轻人搞“港独”，傻啦，都不了解年轻人。其实关心社会是很辛苦的。我每天教书对著他们，他们连功课都欠交，还有空跟你去搞“港独”？“冇你哋咁好气”（懒得理你）！

为什么还要教六四？从道义上讲，这是一个历史科老师的责任，在可行的空间、事件里，让学生知道历史。我经常讲，六四影响中国后来整个政治和经济发展，这是从教学的脉络去看的。另外，因为自己的感情，我很相信六四一定会得到平反。东汉那些宦官之祸、党锢之祸，历史最终都会还他们一个公道。

我常常反省，不要将自己的情感塞给学生。当我觉得六四很重要的时候，对学生未必很重要。六四我亲身经历，感受最深，我可以讲我上街、讲我游行，但我必须以一种客观的态度，将这件事说给学生听。我提醒自己不要那么感情用事。

我强调我现在还是很爱国的。到现在这一刻，这个政府是没有反省的。如果不面对六四，只会令国家走向错误的方向。当在错误的方向越走越远时，一定会“撞板”（碰壁）的。

“八十后”叶嘉林：比起爱国情怀，我更想孩子关怀公共利益

作者按：叶嘉林（化名）成长于“后八九”，对六四事件似乎保持相当理性的距离，他说自己这一代没上一代那么强烈的国族认同和爱国情怀。他认为自己中国人身份认同感是很强的，但若问他是哪里人，他会首先答“香港人”。

叶嘉林从未想过要悼念六四，也没参加过维园晚会。可他也不同意对六四切割，希望让学生不仅毋忘镇压事实，更不要忘记当年的诉求和社会状况。他认为自己不是因爱国情怀去教授六四，而是因重视近代知识分子的责任和实践。对记者的提问，叶嘉林总能娓娓道出细致想法，这些想法乍听像互相矛盾，细细拨开却又能自洽，正好在充满爱国情怀的一代，与对六四疏离感渐增加的一代之间，勾勒出中间坚实的坐标点。

我在“占中”那年开始教中史，每年尽量抽出一堂课去教六四。今年教得慢，六四快到了，我才教到抗日战争，感觉没可能追到进度。三千年历史，一年教一千年，如何教得完？

六四课堂上，我会将西方和香港媒体当年对六四的描述，与中国政府的党报新闻剪报，两边摆在一起，让学生去思考。我不想只讨论有没有伤亡、有没有坦克屠城，这些都有新闻影片，非常清楚。反而值得去讨论的，是当年那些学生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社会大背景是什么。今日有没有满足到那些学生的诉求呢？不要忘记镇压，也不要忘记她们的初衷。一个延续是，怎样去改善中国？

开始教中史那年正好“占中”，我给学生看一些很特别的资料，写当时中国官媒比如新华社，如何形容天安门的学生只是为了不用上学而参加运动。这些描述就跟“占中”时《大公报》对学生的描述一样。这引发了当时同学们的一些共鸣，他们会想：身边有些朋友“走堂”（跷课）去占中，难道都是为了不用上学吗？显然并不是这样。

我觉得新一代学生对政治的冷漠程度是空前的。2014那年，学生是很关心政治的，也很“黄丝”（支持占中／雨伞运动）。现在我接触到的孩子，可能有两种，一种就像本土派那样，觉得六四不关我事，邻国（中国）就是惨；另一种觉得“又说政治”，觉得很烦不想理会。

六四在我心中，其实并不是一件很大、很重要、很有个人情绪的事情。

第一次接触六四，是在中六的时候。那时的中史老师是一个很老土的人，他就很套路地说说自己当年的经历，北京情况如何，香港市民怎样看待这件事。我那时就觉得是一件历史事件而已，坦白说跟听到“黄巾之乱”没什么差别。

直到大学，我自己上网找了一些新闻片段，亚视、无线那些，觉得有点震撼了。印象最深刻的，是看到军队“清场”的时候，真的听到枪声，黑漆漆，镜头都在晃动。还有那个记者说，自己趴在公厕顶，就著大树的掩盖，才拍下这些片段。那一刻我觉得这竟是一个战场。片段又看到早上有些光的时候，人们四处奔跑，还有人中枪，整个身体都是血，被拖上救护车。我记得有群学生在碑前唱歌，刘晓波一把将别人的枪抢了过来，不停往地上敲，说我们不要暴力，我们是和平的。结果那枪敲也敲不坏。我就想，不过是一群普通人罢了，为何政府要弄成这样？

教六四的原因，并不是因为爱国情怀吧。坦白说，我那个年代，没什么national identity。不过，中国人身份认同，我是很强的，也很爱中国。我常对学生说，我爱国肯定多过你们，不用质疑我。党和国家，我分得很清楚；我知道现在很多人分不清的。

如果妳问我是什么人，我会答香港人。一直如此。和上一代不同，我对大陆的乡下情感很弱，认知基本就是放烟花，that’s all. 一年可能回去一次。

我教学生六四，是希望他们有些使命感。读书人要关怀公共事务。近代中国有很多知识分子用生命去希望改变中国，作为一个读书人，你不可以辜负他们。见到这么多人流血牺牲去追求一件事，你是否也有点使命？读书人是有种责任的。新一代孩子，对“公共”的概念并不关注，只看个人利益。我想学生了解，当时的知识分子在追求什么。

我知道本土派说自己不是中国人不需要悼念六四，不过暂时我的学生还不懂去想这些。我知有些大中华派是因为要建设民主中国而去关注六四，但我自己不是因爱国情怀而去教六四。我从未想过要去悼念六四。我觉得六四集会是一个仪式，是很煽情的聚会，而不是去探求事情背后的内容。而且我年龄比较大时才接触六四，不是亲历者，感觉很难融入这种悼念性活动。但我会买很多书，和当年报章的特刊，从很理性的历史研究去看待六四。

如果说随著世代更替，六四记忆也许逐渐淡出，我会觉得是可惜的。历史就是这样吧？好多当初热血沸腾的情感，最后都归于平静，甚至遗忘。

“九十后”罗煜培：说不出为什么，但不教六四好像过不了自己那关

作者按：罗煜培去年刚开始他的教学生涯，是最新一代的中史老师。去年6月4日，他特意抽了一堂课时间，教授六四内容。他还未能清楚说出自己教六四的原因，总觉得不教会过不了自己那关。他从不参加六四悼念集会，觉得自己没有冲动去悼念，对六四有一种疏离和无力感，这是陈仁启和叶嘉林都不曾有的感觉。

罗煜培形容自己是“香港中国人”。他会使用双重否定，称“我不会说六四完全不关我事”。他不认同本土派论述，认为自己不希望同六四切割，做“新香港人”；亦不觉得现实环境下，香港可以完全同中国割裂。他觉得六四和自己生活没什么关系，但仍希望它最终获得解决。

中六那年，中史老师在6月份播教协那条六四简介短片给我们看。当时是震撼的，画面里，那些人被打至头破血流，坦克车向人们碾来。

那两年我是想继续选择历史科，做中史老师。原因不仅是六四这条短片，更因为我本身喜欢中国历史文化。但这条短片也成了我的六四记忆，我现在入行当老师了，纵使不能花太多时间，我也会抽空教六四，告诉学生发生过什么事，让她们有使命感。使命感就是说，传承记忆的责任。我起码要让她们知道，六四发生过。

要问我的身份，我会说，我是“香港中国人”。近年的政治气氛，的确令我在承认中国人身份的同时，也会觉得“羞家”（羞耻）。我会选择做香港人先，但未至于要否定中国人身份。

我不会说六四完全不关我事，然后完全跟中国割裂，做新香港人。在我看来，有些人就是分不清党和国家罢了，可我分得很清楚。再说，现实就是无法与中国割裂。而且，出于道德原因，六四都应该得到平反。成果如何，对我没太大切身影响，不过没理由说六四平反不关香港人事嘛。这是普世价值的追求。连这些也不做，就要设想香港未来怎样怎样，更加是空中楼阁的事了。

去年六四那天，我教了人生第一堂六四课。给学生播放教协短片，没想到他们反应挺大。他们原先对时事没什么想法，看完片子就觉得政府怎么这么丑恶。

学生当时的表情挺严肃的，尤其看到坦克车驶进来时。我猜他们也许有思考？但说出来的想法还是比较浅的。我期望他们能联系到现在社会讨论六四的氛围，就是支联会和本土派的辩论。但他们似乎都不太知道发生什么事，无法扣连……不少学生不管世间事，各方面知识很弱，尤其不认识中国历史。

教完六四，学生们会不会出席烛光晚会，我就不知道了。我自己一次也没有参加过六四集会。我身边的朋友，乃至大学时的整个历史系，只有两个同学会去。没经历过的人未必会去悼念。我觉得那班人很惨，镇压很不对，但我没冲动去悼念，我真的没有动机去参与。有一种无力感和疏离感在那里。不在历史脉络里，我参与的方式，就是课堂上教授学生。

为什么要教六四？我觉得不得不教，但我又说不出为什么。可能觉得这事情还未得到解决？我希望社会记得这件事，尤其当有势力希望人们淡忘六四。我希望让记忆的传达维持下去，作为教师，我的使命就是让学生记得这件事。至于为什么要记住，我这刻回答不了。但我自己一直想，不教六四，我过不了自己这关。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哈。读历史的人都这样，不平则鸣？

今年，我还是会继续教六四的。

（尊重受访者意愿，文中叶嘉林为化名。实习记者徐雪莹、佘思盈、黄绮婧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