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维园大台的六四聚会：走过29年的自由文化音乐节

整理“自由文化音乐节”的资料时，才知道它前身名为“天安门音乐祭”、“异议声音”，始于1990年6月，即与支联会维园六四悼念晚会同年同月诞生。

今年的6月3日，也就是昨夜，自由文化音乐节在石硖尾赛马会创意艺术中心的天台举办，十几队表演单位在台上唱歌、读诗、舞蹈，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对六四的情感与诉求。而就在6月4日的今晚，维园又将依旧有一片烛光的海。是诉诸哀恸、仇恨，还是在对事件的反思中拓阔想像力与创造力，两处场所有著对八九六四截然不同的记忆处理与延续方式；而两边又共同有著29年的时间厚度，并且也预计将30年、31年、32年⋯⋯如此走下去。时间持续检测人心和意志，也一路形塑社会的模样。

“黑鸟”乐队（注：香港1980年代初成立的无政府乐队，是为香港独立音乐、地下乐队之先锋）曾在2007年出版的20余年作品结集《在黑夜的死寂中唱歌》中写到：“社会运动是最易清洗人的广场。时间是唯一的检标。在过程中身份的笃定与转移，恍眼间便成为可足参考的历史。”而自由文化音乐节，作为自发、自主、持续的民间纪念活动，主要由香港社运文艺人士及公众人士参与，它怎样形成维园之外另一处思考六四的传统聚会？以香港与中国语境之历年变迁，这处纪念与聚会，又如何流传与延续，坚持在现实中再度发声？

六四只是另一次军暴

他们期望把历史的视点与光谱再拉阔，关注当下如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等议题，不再把六四视为单一事件，或停留在六四悲恸的情意结中，而丧失掉战斗力。

“平反六四？不！中国整个近代史人的生命也要平反。”作为自由文化音乐节历年主要召集人之一，郭达年（Lenny，也即黑鸟乐队主创）提出他对六四最坚定、深切的回应。

事实上，觉悟发生得比这个“音乐节”更早。自1990年6月，Lenny等人开始召集每年一次的“六四天安门纪念音乐祭”。直至97回归，历史交替之时，Lenny 和一班“艺行者”成员（注：郭达年于1997年创立的名号，沿着民众剧场和黑鸟文化实践的脉络而生，最早在网络世界设立Artivist的domain）率先提出“没有自由的文化，就没有自由的生命”的理念，他们组织多个艺术行动，如“后九七的自由生态”民间研讨会、音乐会，还广邀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寄来“录像明信片”，声援香港言论自由面临的危机。他们期望把历史的视点与光谱再拉阔，关注当下如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等议题，不再把六四视为单一事件，或停留在六四悲恸的情意结中，而丧失掉战斗力。

“六四在中国近代史里是‘失守’，但它不是唯一一次军暴。由‘天安门音乐祭’、到‘异议声音’，再到2003年改名为‘自由文化音乐节’，数次易名，因为我们想把六四的议题拉阔，而不是缩窄。”而Lenny本人思考民主运动的起点，比六四再早10年。1979年魏京生在北京民主墙张贴大字报《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结果被逮捕、打压。Lenny曾在2015年《号外》访问中说，当时许多青年如他，开始著重讨论民主，这场民主运动正是乐队黑鸟产生和成形的历史背景。

“继续再拉阔，也不只共产党屠杀人民，国民党到台湾时也因为恐惧共产党而屠杀人民；同样不只中国，其他国家也发生过各种暴政。年轻人要慢慢形成完整的世界观，审视各种政治暴力，共同寻找出路。”Lenny顿了一顿，发出一个无法能简单回答的诘问：“我们应从人类文明的前文后理，了解每一场屠杀、镇压背后，究竟人类文明出了什么问题？”

又在《在黑夜的死寂中唱歌》中读到Lenny命名“黑鸟”的想法：“诸多近世社会运动的历程，无不与命脉有一种隐然的痕迹。我们都从废堆中新生而起。”想像一代又一代人沿著“后六四”、“后九七”或“后雨伞”，如同黑鸟，学习著“断翅飞翔”。“我们把记忆留住，是因为它有再生的力量。”他说。

“记者最喜欢问我，做这些事背后有什么意义？我从来做任何事都不是意义先行。先有诞生，意义是后来才产生的。我们从不是意念的来源或时代意义。我们只是白鸽，叼著信息带给一个时代而已。”Lenny自六四以后（或更早自黑鸟及民众剧场时代开始），积极编织人的网络，透过行为艺术、诗歌、音乐、故事、出版等文艺形式介入群众运动，开启了以文化进占社区的实践，将文化与艺术作为一种抗争符号。自由文化音乐节也是其中一种实践。

“不同的人了解社会不妥当后，守在不同的岗位。人与人之间的结盟与互助，那才是人唯一的安全网。”他从没有在废堆中绝望过，自黑乌及民众剧社时代就开始人心、人性建设的工作。

2002年，Lenny进入了学联社会资源中心（即自治八楼）工作。2003年6月4日凌晨，他与一班自治八楼的年青人用一幅布画，包裹起尖沙咀“自由战士”雕像（法国雕塑者Cesar Baldaccini制作，1992年改名为“飞翔的法国人”）。巨型布画上写著“人民必胜”，这也是黑鸟1989年推出专辑《民众拥有力量》的封面。2003年，《基本法》23条的立法如箭在弦之年，也是“异议声音——天安门音乐祭”改名为“自由文化音乐节”的年份。

“不同的人了解社会不妥当后，守在不同的岗位。人与人之间的结盟与互助，那才是人唯一的安全网。”——郭达年

每年6月3日晚：具备了广场性质的相见

Terry 作为自治八楼的成员，曾与其他自治八楼成员主办2004年至2007年的自由文化音乐节，也在部分年份参与演出及支援工作。我透过电话与他联系，询问另一个群众活动“异议声音”与自由文化音乐节之间的前因后果。

“2003年‘异议声音——天安门音乐祭’改名为自由文化音乐节，也没有一定说是6月3日夜晚举办。但过后有老朋友来电邮，说继续希望用‘异议声音’的名字在2004年6月3日尖沙咀文化中心外集会，回响‘天安门’，我觉得有意思，在友侪间传播信息，就这样开始。”自2004年至今，每年6月3日夜晚8时，“异议声音”的集结就发生在尖沙咀中心自由战士雕塑前的公共空间。

每年在此之前，友侪间都会收到一封“异议声音”的匿名电邮，上面写道：“请带同你的发声、展演、播放器具⋯⋯共构一个自主发声、自由起动、汇聚分享、聆听诉说、互育共行的民化艺术广场。”

根据Lenny的说法，不少“异议声音”的参与者，也曾经参与或帮忙筹办自由文化音乐节，两者彼此像一种延伸、生长。“即使那年没有‘自由文化音乐节’，‘异议声音’也继续集会。”他说。

“1980年代，民众剧场和黑鸟尝试挑战和反思表演者、观众的距离，提出政治和艺术从来不分开，是以艺术介入政治的雏型。‘异议声音’和‘自由文化音乐节’作为同一个脉络和系统而生，这层关系挺重要。”90后青年阿草最初因为参与八楼而接触自由文化音乐节和“异议声音”，他曾在2015年自由文化音乐节参与即兴演出，由台湾乐手思农弹奏，他朗读谭作人的文章《1989：见证最后的美丽——一个目击者的广场日记》。

“谭作人作为外省大学生，赴京参与六四后，再回到自己的地方，继续参与其他抗争。四川地震后，他发起‘公民调查’，却被当局以过往六四的文章入罪，判监五年。那是一份非常重要的六四文本。我的理解，六四从来未结束。现在、未来，正是六四——作为体制对人的侵略的延伸。”阿草14岁开始去维园集会，第一次情感很震撼，第二年已受不了那种温驯、去政治化的氛围，大家跟随时间表就完成整场悼念，下年再见，集会沦为“一口埋葬六四的棺材”。

“我同意维园在普罗政治上有价值和意义，但在广场属性、运动属性，它是不合格的。”“而自由文化音乐节一脉的艺文人，以一种更有机、与自我和运动相连系的凝视与尝试。每年‘异议声音’的集会，更进一步在结构上，把对六四的回望提升至切身回归的层次。”

2006年起，阿草选择每年参与“异议声音”集会，它脱离了一场表演的框架，容许任何一种艺术形式，没有时间表或主办单位，从不作场地申请或知会。“参加‘异议声音’是麻烦。因为它完全地开放，没有为任何人准备既成的答案，所以你必须自己带来自己的功课。没有人会知道下一秒发生什么事，只能靠著自身对人与民主的肯认，平等地磨合结果。它对不论管治者与反抗者而言，都是挑衅，有著当年六四的广场属性，我们共同经历如同历史的虚无。”他仔细地分析道。

Terry后来在电邮补充一句：“异议声音的性质并不合大部份香港人的口味，但毕竟发生了这些年，在极小的范围，亦为一些人所知及细味。”

“它对不论管治者与反抗者而言，都是挑衅，有著当年六四的广场属性，我们共同经历如同历史的虚无。”——阿草

安那其精神：“自己干”

香港草根民谣乐队“迷你噪音”主音老B，也是每年前往“异议声音”集会的参与者。“我觉得六三比六四有意思，更接近我的心情。1989年天安门镇压，正正发生在6月3日晚上。”

“六四对我个人冲击好大。当年4月底我开始支援民运⋯⋯直到六四发生了。往后我投身民运支援及青少年教育工作，过了几年觉得很累，有必要重新思考这件事，歌曲《记号》写的正是六四10周年的个人反思。我想把六四变成一个记号，成为将来其他人发动力量的支点，想鼓励大家寻找新的力量。”每年6月3日夜晚，老B都在“异议声音”集会唱同一首歌《记号》，像一场个人的悼念仪式。

“迷你噪音”的前身“噪音合作社”在1998年成立。此后，老B以乐队的名义参与过几次由Lenny主办的自由文化音乐节，包括在尖沙咀文化中心外、麦花臣球场、太空馆演讲厅、梅窝等。一直以来，音乐节不接受商业赞助，不被行政垄断；海外或本土的表演者没有车马费，需要音响就借，或者自己搬来，发挥互相协助的精神；音乐会是开放、自发且不收费，各人发挥所长，宣传也避免使用脸书这种支配性强的社交媒体等。

老B觉得，倡导无政府主义的Lenny作为活动的召集人，自由文化音乐节邀请的乐队、组织和交往的方式属于安拿其的展示。“这像Lenny发动的一个召集，它可以形成传统，但有其弱点，它没有整合为团体或组织，形成持久的合作关系和默契。如果不由Lenny发动，就没有人继续做，这是一个问题。如果有更多人主动发起，在自由文化音乐节的基础上，再做更多组织和策划，那么除了‘异议声音’，也许还有其他的延伸。”老B引申的也是安那其“自己干”的精神。

根据自治八楼成员Terry在电邮里补充，早在2003年至2007年的自由文化音乐节，是由自治八楼推动及主办。其中2007年那次，发生在皇后码头、爱丁堡广场，音乐会连同一系列抗争活动，提出“皇天后土归人民，人民有权去参与及决定香港的城市规划。集体行动，实践港人治港精神。”

Terry在电邮写道：“那年，自由文化音乐节响应天星码头与皇后码头抗争的本土行动，那年应理解为由‘本土行动’主办。”这反映出自97回归及2003年后，自由文化音乐节不再仅仅是六四纪念音乐会，或者要必然地聚焦六四，它可以回应当下的社会议题，而且不限地域、国界，而是兼容更多抵抗者的声音。包括它在2005年香港举行世贸部长级会议之前，讨论及反思全球化、本土等议题；在2009年容纳反迁拆保卫菜园村、反高铁的表态，请来“农村武装青年”唱出台湾土地议题的歌曲；2015年在锦上路举行的那次音乐会，是呼应新界东北发展计划及城乡问题等。

“根据安那其的精神，我们根本不需要领袖，它可以由金钱、军队、权力堆砌而成。每个人都应该用自己的理念参与、介入，共同寻找出路啊！”

如何承传：为何犹豫越来越多？

这样的“挪用”与自发行，动正是Lenny乐于看见的。自由文化音乐节曾在1999年、2011年至2013年停办了数次，Lenny解释，1999年自己母亲过身，2011年则是他病得最严重之时。“有时我挺心淡，大家认为要一定由郭达年主办，希望由我带头做，但音乐节是属于大家，任何人也可以拿来使用。”他特别提到“2015自由文化音乐节”，有班年轻DJ希望把不同的元素带入音乐节，那年他们自发找来乐队，推著喇叭，占领添马公园及眼前的一片维港。那年，一群年轻人玩音乐，彻夜不眠。

Lenny说：“自由文化音乐节嘛，年轻人有新的想法，就让他们实践。”2015年算是一次较有组织及规模，吸纳到多元声音及艺术形式的音乐节。行为艺术家Vinci Mok也有帮忙筹备2015自由文化音乐节，当时一众人希望2016、2017年继续筹办，结果办不成。

“讨论过程中，大家先疑惑是否继续叫‘自由文化音乐会’，讨论地点日期、配套或者音乐风格等，正因为完全开放讨论，也等待所有人共识一致，我们讨论的内容多丰富，最后也无法落实。”Vinci思考，究竟过份小心、犹豫的背后原因是什么。“反高铁时，大家迅速地做许多行动，做行为艺术，办音乐会等，疯狂做各种支援。反对国民教育、雨伞运动之后，像担心秋后算帐或者受抨击，大家的犹豫越来越多，仿佛等待著Lenny下决定。在台湾则很不一样，新生代走出来，明知道有批评，但愿意承担和选择背负结果，反而出现更多新的艺文活动。”结果，自由文化音乐节停办了两年。而Lenny在年轻人定义、辩论不休之际，则另外制作了收录关于六四的声音作品文件《九歌》一及二。

后来我就著这些问题与Lenny再谈一次，就在西环码头，正午烈日当空。我们藏身簷篷的阴影下，吹著海风。那天是他第三个周末，带著最新音乐作品《抱灵赋》四出歌贩演唱，炎夏有点不近人情，他颈上裹著毛巾，抱著结他，多少听众前来也好，他却没缺席过一场。

“社会希望从不落在年轻人身上，也不在老一辈，而是所有人，但大家却永远寻找领袖跟随。”——郭达年

为什么今年又再复办自由文化音乐节？原来莫昭如找来Lenny，说“临时六四纪念馆”设在石硖尾赛马会创意艺术中心（JAACA），希望周遭发生更多与六四有关的活动。“我问JAACA有没有场地可租，有。然后找来一班音乐人、诗人、艺术家，他们又愿意参与。我再做一点宣传，‘2018年自由文化音乐节’就这样成事，好简单。”Lenny耸耸肩说。

当我们谈及自由文化音乐节如何继续办下去，以及关于承接的问题，却发现要重复地讨论到人的政治觉醒、“自己干”、独立自主等精神向往，像扣连著历史如何转移、更生的诘问。“这是大家的事，但大家总觉得这是某人的事，这在社会运动的层面是不健康的。看天安门广场事件、自由文化音乐节或者雨伞运动也好，都有著互相排斥、鄙视和利用其他人造就自己的现象。社会希望从不落在年轻人身上，也不在老一辈，而是所有人，但大家却永远寻找领袖跟随。”

Lenny说到自己被如此安放及默认在“领袖”位置，并非公平的对待：“根据安那其的精神，我们根本不需要领袖，它可以由金钱、军队、权力堆砌而成。每个人都应该用自己的理念参与、介入，共同寻找出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