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课就是照本宣科？美、德、台北、香港历史课堂大比拼

历史科是基础教育重要科目，而怎样让青年人学历史课，则关乎教育实施者想培养新一代怎样的头脑：是死记硬背、被灌输意识形态的？还是具备基本解读、讨论与思辨能力的？

“好可惜。若非近年的政治问题，中史科在香港教育体系中总是被学生及学校忽视、甚至鄙视的一科。”访谈期间，历史教育研究学者、在大学培训历史科老师的简丽芳这样感慨。“连学校决策层也觉得‘历史’就是照本宣科，教育者也不必很多专业资格吧。哪位体育老师课节不够，就给你塞一两班初中‘中史’吧。”制作今次专题过程中，访谈所遇的前线老师也都表示无奈：人们总觉得历史教育是“小儿科”，不是一门专业；觉得凭常识就可以做历史老师。

到底死记硬背、单向灌输之外，历史还可以怎样教？不同的教法会有什么不同的效果和意义？ 我们就和来自美、德、台湾、加拿大的几位历史教育工作者和其历史课的真正“用家”中学生聊一聊，关于历史课的多种可能。

“连学校决策层也觉得‘历史’就是照本宣科，教育者也不必很多专业资格吧。哪位体育老师课节不够，就给你塞一两班初中‘中史’吧。”

美国：历史课可以让你看穿真假新闻

斯坦福大学历史教育学群（Standford History Education Group ），是一个著重发展教授学生历史素养（Historical Literacy）、而非历史资料的课程的组织。Sam Wineburg是这个组织的创办人，他和同事们期望通过自己开发的课程，帮助学生建立如何探究史源（Sourcing）、将史料脉络化（Contextualise）以及建立观点的技能。他们开发的“像史家一样阅读”的教案，已经在美国许多高中的历史课中试行，亦可免费下载。以下是Sam Wineburg对端传媒讲述的情况。

这个年代再‘背诵’年份地点，太没有意义。我们让学生知道，经常耳濡目染的历史故事、一锤定音的历史课叙事方式，其实只是众多观点之一，或只是多重筛选的结果。

Sam Wineburg：斯坦福大学玛格烈特·杰克斯教育与（荣誉）历史讲座教授；斯坦福大学历史教育学群（Stanford History Education Group）创办人；著有《Reading Like a Historian: Teaching Literacy in Middle and High School Classrooms》；积极推动美国历史教育改革，为历史老师培训及提供支援。

“在我念书的年代，我单靠脑袋就可以记得20个电话号码，但我现在只会背得出太太的电话号码。因为所有信息都在弹指之间，我们没有再花脑力去‘背诵’。历史科也一样，这个年代再‘背诵’年份地点，太没有意义。”

“我们开发的教案，就是利用历史学界都提出过的问题，挑战学生视为常识、唯一的历史事迹。然后小心选择史料，让他们像真正的历史学家一样，从史料里找到合理的答案。我们开发的教案中，每一次都以一个问题做起始，其中一条问题就是问‘林肯是一位种族主义者吗？’对美国学生而言，林肯是自由平等的象征，怎可能是歧视黑人的种族主义者？然而，林肯确实在一场1858年的伊利诺州渥太华参议员竞选辩论中，说过‘黑白种族之间确实存在差异’、‘两者无法在完全平等基础下生活’等等在今天看来绝对带有歧视成分的的说话。（作者注：在去年弗吉尼亚州种族主义者示威期间，白人优越论者亦喜欢以这一事件说明林肯也是一位种族主义者）这里，我们要让学生了解林肯说话的脉络：如林肯身处的时代、演说场合、对手是谁等；再让他们看其他的史料，例如看林肯在其他场合的书信内容。再让学生从史料找证据去辩论，到底林肯是不是一名种族主义者。”

“我们让学生知道，经常耳濡目染的历史故事、一锤定音的历史课叙事方式，其实只是众多观点之一，或只是多重筛选的结果。历史发展比我们常听到的历史故事，可真复杂得多。”

“哪怕大部分学生毕业后不会再念历史，却必然会面对这样一个真假新闻难分、观点爆炸的世界。历史阅读素养却可以提升他们的信息素养（Information Literacy）。例如看到一条信息，我们如何判断那是否可信呢？可惜的是，据我们之前的研究发现，原来许多美国大学生甚至无法辨别出网站里哪些内容是广告商的赞助内容。而历史学家必须培养的能力，像判辨信息来源(Sourcing)、脉络化(Contextualise)信息的出处、查看信息产生的场合等等，其实非常适用于学生信息／新闻真假难分的当下，那是公民素养的一部分。”

“不过我得强调，老师应该选一些有学术价值、真有讨论空间的问题。假如在课堂上谈David Irving 的观点（纳粹大屠杀否定者），讨论“纳粹大屠杀有没有发生过”，我就很不同此意。有价值、确有争议（legitimate）的历史问题多不胜数，为甚么偏要选一个学术界都已达到共识、无真正争议的问题（即纳粹大屠杀是否真的发生）？这可算是我的底线吧。”

学生必然会面对这样一个真假新闻难分、观点爆炸的世界。历史阅读素养却可以提升他们的信息素养（Information Literacy）。

香港：我们的“历史”存在许多版本

Paul Hart 是香港李宝椿联合国际书院国际预科文凭课程(The 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IB)的高中历史科老师。该校招收来自各地的精英学生，IB课程著重知识探究和尊重多元价值，授课形式和日常作业俱不同于香港主流的新高中，而毕业生也多在海外升学。Paul Hart在加入这份工作前，曾在加拿大专修历史，毕业后先后在加沙及杜拜的国际学校教授历史。五年前，他来到香港，开始在“李宝椿”教书。

“李宝椿联合国际书院”的学制为国际预科文凭课程，简称IB。
“我曾经去过不同地方教历史，如加沙、杜拜。我在加沙教书一年，任教的国际学校全都是巴勒斯坦同学。整个学期都很混乱，期间不时有老师被绑架；期末，我们的学校都被炸毁了。离开那里后，我向人自嘲，在加沙教历史的一年不单开拓了眼界，也变得刀枪不入了(bullet-proof)。那时离开象牙塔，是希望看看历史冲突如何体现在真实世界，亲身在地上感受，我可以肯定，现实真的比理论残酷好多。”

“然后去到杜拜，又是另外一个世界。那里环境较安全，但学术自由很有限。在那里，如果说了触犯禁忌的话，可会被逐出境。那时候我已经在教IB学制，学生说，想学以巴之间的历史。但那是该区的禁忌（杜拜并不承认以色列为国家），于是我写了信去教育部门申请，却从未收过回音。不过，到最后我还是很信任那些学生，照旧有教那个课题。他们也很守信用，没有说出去，所以我也安然无恙。”

这里的历史课，很重视历史书写（Historiography）的概念。但最重要的，是要向他们介绍不同历史学者对这件事的诠释和观点。

“来到香港，‘李宝椿’的历史课又是另一个世界，在这里感觉自由多，起码我不必担心因为在课内表述了某些观点而招来横祸。这里的学生来自五湖四海，亚洲、欧洲、中美洲等，都是很有才华和能力的年轻人，都放眼于世界或本地的一级大学。历史班只有10多人，讨论气氛非常热烈。”

“这里的历史课，很重视历史书写（Historiography）的概念。在IB预科的官方历史课纲的引言，就强调了必须要让学生知道历史有很多诠释角度。其实这是比较高层次的历史讨论方法，我也是读大学时才意识到这回事。所以，我们班内的年轻人都觉得很新鲜。举例说，我们的课程包括中国近代史（该课程提供不同地区的历史，让各国学校按身处的地区或其他需要选择开办），同学对文化大革命都很有兴趣。我会先给他们看一些基本资料，对那个时代先有基本认识。毕竟任何有力观点，都是建基于证据和史实之上。
但最重要的，是要向他们介绍不同历史学者对这件事的诠释和观点。比如文革的百家争鸣，我除了让他们知道事件经过外，也著重让他们知道，有史家认为毛泽东早有预谋要揪出反革命份子，但也有人认为毛并非有预谋，他在一开始实在低估了反对（共产党）的力量。”

“这种辩论非常重要，哪怕许多同学本来对中国史一无所知，也非常享受当中。不过，历史班的同学文化、国籍、成长背景都不一样。在某些历史议题上的看法、辩论的表现，也有某种倾向。例如谈到欧洲的帝国主义，我观察到，某些来自殖民者国家的同学在这些论题时，就表现得零舍沉默，有别于平时的活跃，仿佛在沉思国家从前军事扩张的合理性，以及为殖民地带来的后果。这点是挺特别的。虽然课程取态非常开放，同学很享受课堂的历史思辩，考试压力可能比考香港文凭试的学生少一点。但我得说，学生一样会担心考试、也要做一些操练。毕竟，完成课程后他们也得考IB文凭试、答考卷，而成绩可会左右他们的大学申请。”

台北：我们问，为甚么是郑南榕？

如今在台湾，有一群历史教育工作者尝试推动 Sam Wineburg 所倡仪的“像史家一般阅读”(Reading Like a Historian)的历史教育方式，并将之“在地化”。这批老师来自西松高中、北一女中、建国高中等，他们在台大历史系宋家复教授的带领下，尝试写一些台湾在地的、具启发性的教案，如“郑南榕争取言论自由与台湾民主运动”、“是‘弃’还是‘留’（台湾）？”、“什么影响了康熙的决定”等。接受采访的王一平，正是台北市立西松高级中学历史老师。

“在历史课中，老师做得最多的就是做表格、工作纸，帮学生整理历史事件、起因结果，帮他们考试。自己在台湾当历史老师的年资也超过十年了，也开始觉得有点倦。有时想，如果一直到退休，历史课都在说‘这个考’、‘这个不考’，会好无聊。所以当发现有一群有心的历史学者、老师在钻研历史课的不同可能，我就觉得要试一试，也算是自己找乐趣的方法吧。”

“平常教书，书本上都把所有历史大事的结论写得一清二楚，黑白分明半点不含糊，学生读历史，把书上的结论记好就可以；而我们现在的做法，就是在现行的课程上，希望找出一些本来很有争议、很有趣的题目，将它拆出来，再搜集不同出处的阅读材料，做深入和有意思的历史讨论。比如解严后的民主化进程，教科书用很短的篇幅就草草说完；又因为媒体常常谈论，所以学生觉得自己很了解这个段落的历史。于是，我就选了台湾民主化和言论自由的代表人物郑南榕做切入，从一个看似显浅、具体的问题开始挑战同学的理解：‘郑南榕自焚事件，是在解严之前，还是之后？’”

传统的历史课，教科书直接给出结论，却从来没有展示这个结论是怎么推出来的；这种学习方法下，我带著他们经历一下从资料中找结论的过程。

“同学都觉得，郑南榕自焚这样悲壮的事，一定是威权统治下才发生，所以一定是解严之前的事。然后，我给他们发资料、看近代大事件的时序。他们会好讶异，郑南榕原来自焚于1989年。那是解严以后的事。带著这个有趣问题，我就可以继续给他们看其他来源不同的资料，让他们慢慢意识到，整个民主化进程有其时代背景，郑南榕不是唯一的重要人物，那时期也有很多其他因素同时出现，像其他民间组织，甚至国民党内本身的改革力量；然后再请学生作更深、关于“写历史”的思考：既然争取台湾民主化、言论自由的人物／组织／因素这么多，为甚么最被大众记住的，偏偏是郑南榕？”

“这种由问题开始、再从历史材料找答案的上课方法，对我的高中学生来说，非常新鲜。毕竟，传统的历史课，教科书直接给出结论，却从来没有展示这个结论是怎么推出来的；这种学习方法下，我带著他们经历一下从资料中找结论的过程。这个历史教学方法，其实是在台大历史系宋家复教授（注：宋家复本身亦翻译了前文Sam Wineburg的著作）的指导下，我们好几位来自台湾不同中学的历史科老师在这两年间发展出来的方法。至于实行成效吗？呀，那也是我最挣扎的地方。我任教的高中，同学的能力很不错，也面对很大的公开考试、升学压力。他们在课后会跟我开玩笑，说老师，这个上课模式真是很好很有启发呀，但马上担心，按这样的模式教授，我们如何考得完所有课程？ ”

“是的，从考核升学的实际角度来说，这方法很不划算，花那么多时间在读和讨论一个课题——而那部分可能仅占考卷总分的1%或2％。所以，我们都在努力寻找平衡点，也不寄望这种方法用于每一课当中。但任何事，总要有起步点。我寄望我们可以一步一步地松绑历史教育吧。”

老师非常著重我们的反思，却没有强加观点在我们身上。

德国：我们用了一整年学习纳粹德国的历史

Maria Elena Handtrack 成长于德国巴登符登堡(Baden-Württemberg)，她在当地完成初中课程，现在香港的高中留学。她回顾了自己在德国上历史课的情形。

“德国每一个州份都有一定自主规划自己的课纲，甚至公开考试，所以各州的历史科总有些不一样。但有一点共同是德国的历史课非常重视纳粹独裁、屠杀犹太人的历史，甚至有规定要花一定比例的授课时数在这个课题上。就以我为例吧。我在12岁读6年班的时候才开始接触历史课，那些历史课可能跟许多人的经验一样，先从石器时代说起，然后是中世纪、文艺复兴⋯⋯我的学校的IT设施很一般，课堂不见得要用IPAD、手提电脑，但历史老师很喜欢要我们就某历史主题做海报，气氛很轻松。”

“正式在历史课谈纳粹德国，是读9年班、十五六岁的时候。一整年的历史课，谈的就是纳粹德国，气氛严肃得多。我们先从一战说起，讲德国的战败如何发展到后来纳粹政权的冒起。说到纳粹政权下的暴行，老师会给我们先看历史照片，做好多解说。那确实是非常牵动同学情绪的课题。毕竟纳粹德国好像好远，却又和我们身处的社会那么近。德国是从那段历史走过来，今天德国宪法的第一条就声明，人性尊严不可侵犯、国家权力有义务尊重和保护它。”

“尤其是，我本身住的就是移民社区，学校里许多同学都是外地移民、没有德国护照的。好些移民同学都很不安，他们也在想，如果自己也生于那个时候，自己会否也会被送进集中营，成为被迫害的一员呢？班内其他在德国长大的孩子，本身都同那段历史有很多连系，例如有同学的祖父母一辈本身就是纳粹的受害者；或反过来，上一代就是纳粹成员之一。事实上，我就读的学校Johannes-Kepler-Gymnasium，本身就是在1937年纳粹年代成立的。旧校长也曾告诉我们，当年有人提议用一位纳粹高级军官的名字命名学校，幸得当时几位老师争取，学校才得以用现在的名字营运(Johannes Kepler乃德国重要数学及天文学家)。”

“我们这一代人，和那段历史，有太多连系。我挺欣赏老师在教授这题目时的做法。他们留给我们很多空间去思考和沉淀感受。不过，他们会让我们看很多直到今天仍有争议的问题，如让我们讨论那时候的普通德国人到底是否知道纳粹党的暴行，还是他们也是共谋者、在默许事情发生呢？老师非常著重我们的反思，却没有强加观点在我们身上。”

“当然，最震撼的，要数历史课安排的集中营参观，那是我们必须参加的活动。那一次，我们去了慕尼黑的达豪集中营（Dachau Concentration Camp）。虽然参观之前，我们早就都知道那里有多残忍。但去到现场仍然觉得很震动。现场空旷，像有很多个足球场——而当你知道，这个规模的空间，是用来谋杀，我们都觉得无法接受。所以，我想老师将纳粹历史安排在9年班再正式教授，也不无道理——年纪太小，应该很难消化这回事吧。不过，在德国初中，我们了解的二战都是和纳粹德国有关的，甚至不知道原来日本、美国也牵涉在内。来香港后，换了另一视角，又看到很不同的东西。这点倒也很有趣。”

老师留给我们很多空间去思考和沉淀感受。不过，他们会让我们看很多直到今天仍有争议的问题，如让我们讨论那时候的普通德国人到底是否知道纳粹党的暴行，还是他们也是共谋者、在默许事情发生呢？

美国：在历史课的短剧里扮演John Adams

美国学生Connor Goldrick曾住在纽约州及宾夕法尼亚州，现在他在香港的高中留学，他也向我们介绍了自己在美国的历史课情况。

“在读小学3年级（约8岁）的时候，我们已经有历史课了。不过小学历史课谈的很简单，比如说说世界历史大事。在美国，每个州的历史课都一定要教授该州的历史。小学那几年我住在纽约，历史课说了好多纽约往事，像从前被荷兰人、英国人殖民的历史。当时的历史课，老师提了一个活动，要我们画一幅纽约州的地图。哈，但我们这批8、9岁的小学生很认真，画出了各个城市，也有图标那些，并不儿戏的。现在看来，其实挺有趣。”

“到中学，在9年级（约15岁）或以上的时候，我的学校也开办了AP（Advanced Placement，大学预修课程）课程，我就修过‘美国史’、‘美国政府与政治’和‘世界史’（注：AP课程模仿大学本科课程，亦设有公开考试；成绩可用美国大学申请之用）。比较特别的是‘美国史’那一门课，历史老师教‘波士顿大屠杀’时，安排我们几位同学排了一套短剧，有人扮John Adams、有人扮英国兵，那一次是蛮好玩的。但我得说，这并非历史课的典型。一般来说，高中AP历史课是颇学术的。”

“我们的历史科考试当然要写议论题目。但不说不知，‘多项选择题’不时出现在我们的历史科考试中。比如AP公开试中，全卷四成的分数，其实都是来自多项选择题。一般人听到多项选择题，就觉得只是考背诵，很低层次呀。但我觉得还可接受吧，比较常见的是按史料出问题，选项都是一些综合性的句子，例如会问‘以下哪一项最能概括尼克逊的外交政策’那些。当然，要考好成绩也必要熟知史实，背诵是少不了。但跟最低层次的背‘年份’、‘地点’那种考核方法相比，这还算是比较高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