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鄉人——孟浪：詩人與世界互相拒絕，卻又互相拯救

今年2月，诗人孟浪主编的《同时代人：刘晓波纪念诗集》于台港两地同步出版，这部书收录了近200位华文作者纪念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诗作。编纂多时，书籍终于出版，孟浪却在此后不久因脑水肿和脑血管阻塞于香港一度入院。个性低调的他，仅由妻子、也是诗人与学者的杜家祁发文交代近况，盼周边亲友不必担心，“祝福和祈祷就已足够”。

在这不久之前，孟浪于花莲家中接受了端传媒专访。面对两岸三地局势剧变，漂流在中港台三地之间的他，仿佛无法松懈片刻，停止对中国政权打压民主人权的忧心。

一头及肩灰白发，孟浪与记者一见面就自顾自劈哩啪啦说起话来，约半小时过去，才突然停顿，意识到记者还没开始提问。访谈过程中，孟浪的话匣子就像一株生命力十足的藤生植物，不断分叉、蜿蜒、成长，开出一朵又一朵花。待察觉自己偏离主题太远，才略显尴尬笑说：“所以刚刚的问题是什么我又忘了？”

孟浪，原名孟俊良，祖籍浙江绍兴，出生于上海吴淞。从求学阶段，他就开始创办地下刊物（编注，由于中国出版受控，曾经，有独立思想的书籍或刊物往往并不取得出版机构书号，而自行印刷流传），中国现代诗重要群落“海上诗群”主要代表诗人之一，参与发起中国独立作家笔会（现名独立中文笔会）。

一个人打从出生就是场寻根之旅，表面上34岁以前，他好像都住在家乡，但内心深处却一直感觉在不停地流浪。

选文学是飞蛾扑火？

1976年，毛泽东逝世，文化大革命也跟著画下句号。两年后的7月，孟浪准备参加高考。当时，整个社会都还停留在中国共产党迫害阴影下，强调思想创作表达的文科便成为了老一辈人害怕子女就读的领域。

“当时我们的中学班主任就是被文革迫害过的。”即使大环境令孟浪在中学的最后半年转为理科，但他内心依旧对文学怀抱热情。对高考，他从准备考试到选填志愿都消极敷衍，心想“光学系听起来比较干净吧！”，就这样误打误撞进入上海机械学院（现名上海理工大学）。

所幸时代背景并未就此扼杀了孟浪的创作欲。年仅17岁的他抱持著“不写作毋宁死”的满腔热血，与另外两名中学同学郁郁、冰释之自封“文学三剑客”，成立文学秘密小团体，写信抒发对文学的狂热，每逢碰面便交换创作，彻夜长谈。

时至今日，孟浪仍清楚记得，大学期间他读到罗大冈撰写的《论罗曼·罗兰》，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青年写作期的格言“不写作毋宁死”，曾深深触动年少孟浪的内心；而罗曼·罗兰成为作家的颠簸过程，更让他飞蛾扑火般无法压抑内心想要追寻文学的冲动。

孟浪回忆自己大学期间，正是中国官方严禁自发刊物的敏感时期，尽管明知稍有不慎就替自己惹来风险，但大三那年他们三人还是本著“这是心灵的自由和表达的需要”，创办地下杂志《MN》。孟浪解释，MN隐含著“送葬者（Mourner）”含义，创刊号封面题著专辑中文名“形象危机”。对他们而言，当时中国正面临著社会价值与自我价值认同的崩解，身为年轻学子的他们，虽身处被官方整肃的“政治异议运动”的暴风圈外，反更像这个时代的送葬者。

开始意识到自己是名送葬者、觉醒者，与叛逆者，当身分认同危机症候群第一次出现在孟浪身上，他便慎重地下了决定——要将成为诗人与作家当成毕生的选择。

社会变革，诗人诞生

笑称“不学外文”的孟浪表示，自己所有思想多半来自华文，即使社会环境变化或多或少影响了他，仍不及书籍对他的影响力。“阅读有超越现实的力量”，而孟浪的读物从文学、哲学、社会科学，乃至电影、戏剧。

自大学开始住校独立生活，而课余就让自己完全沉浸在阅读世界。随著文化大革命结束，大量文革期间被查封的中外书籍开始解禁，成为滋养孟浪的养分。他甚至认为自己作为一名诗人的诞生，基本上与当年中国社会变革轨迹同步。

“一个人很难坚持下去”，每回想起这段青春年岁，孟浪总会感谢一起走过风雨飘摇年岁的故友。他强调，要是当年没有另外两名中学同学互相打气、彼此激励，或许自己的创作能量也不会一路延续至今。

大学毕业后，孟浪进入深圳大学编辑出版中心工作。当年香港还没回归，一次偶然机会，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邀请他到香港。但因当时出境中国难过登天，况且他又被视为“思想不够纯正”分子，最后终未得到出境批准。

说起来，即使下半辈子四处漂流，孟浪的人生上半场共在中国土地生活了34年；直到1995年9月，1980年代中后期的印度作家Salman Rushdie因出版《魔鬼诗篇》被伊朗宗教领袖追杀，引发世界许多关注，舆论普遍认为作家的言论与出版自由有必要受到保障，而六四事件以后中国对言论与公民自由的扼杀，让孟浪有机会受邀到美国布朗大学担任客座教授，这才是他第一次真正呼吸到自由的空气。

曾经，他离开中国、旅居香港的理由是自由，而如今逐渐失去自由的香港，不再有理由让孟浪留下。

未离故乡，也是异乡人

然而在真正展开异乡生活以前，一直在中国汲取各种创作养分的孟浪，即便自我认同是中国公民，内心深处却一直认为自己是名“形而上的异乡人”。

我有无数个祖国
我有无数条道路
无数的我闪闪烁烁

你唯一的祖国
你唯一的道路
唯一的一个你正在熄灭

“当我背著祖国走，祖国也背著我。祖国天天在我身上，怎么还会有异乡的感觉？”微略皱著双眉，孟浪难以用言语解释这种明明身处故乡、却仿佛人在他乡的孤单。他表示，一个人打从出生就是场寻根之旅，表面上在34岁以前，自己好像都住在家乡，实际上内心深处却一直感觉在不停地流浪。

真正来到异乡土地后，孟浪心底的寻根之旅依然未曾中断。2001年，他与一群海外中国作家共同发起成立“中国独立作家笔会”（现名独立中文笔会），成为维系海外中国自由人士力量的重要组织之一，也让他在诗人身分以外，又多了一个人权工作者名号。

1999年，台北国际书展登场，孟浪从波士顿前往观摩，这是他第一次踏足台湾。当时的他，还未曾想过自己有朝一日将落脚这片土地。后来他认识了出身于台北的妻子，两人于2002年成婚。2006年底，他随著妻子旅居香港，妻子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自己则持续从事文坛创作相关工作。

在港期间，除了创作，孟浪也参与独立出版社及书社筹划创立，并与香港铜锣湾书店创办人林荣基、桂民海交情颇深。然而，随著香港言论与出版自由不停倒退，孟浪身边的伙伴一个个遭受波及，也埋下了他内心想要离开香港的种子。

“香港正在沦陷，我离开至少有一半原因跟这有关”，身为一名创作者，孟浪认为，他比一般人更加关心言论自由、思想自由，乃至于出版自由与司法独立。然而，随著越来越多中国资本大型书店进驻香港，政局的快速变化让人们学会了自我审查。于是，赶在掌权者出手干涉以前，越来越多孟浪口中的“我们的书籍”，一本又一本地被下架。

据孟浪观察，香港整体社会呈现颓败氛围，早在铜锣湾书店事件发生前，香港的言论自由空间已明显被限制压缩。曾经，他离开中国、旅居香港的理由是自由，而如今逐渐失去自由的香港，不再有理由让孟浪留下。最后，受不了眼睁睁看见香港成为半独裁城市的孟浪，毅然选择了离开。

台湾的倒退疑虑

对比两岸三地现况，孟浪直指，中国是“既进步又倒退”，香港则“持续在沦陷”，台湾“虽然有进步，但也不是没有倒退的疑虑”。因为习惯居住在华文社会，无奈离开香港的孟浪于2015年选择落脚台湾。我们坐在他卖掉中国房子而购置的、位于花莲的新居里，三层楼高的别墅没有太多家具与摆设，倒是书房内满满的各种书籍。孟浪随手拿起几本展示，都是在中国无法出版的“禁书”。

“台湾社会再怎样不理想，都已经是华人社会最理想的。”即使落脚台湾不过两年多，长期关注两岸三地政局变化的孟浪表示，在台湾，只要是明眼人都知道，台湾主要是一个以资本主义为导向的工商社会。即使认同资本主义市场运作规律，但孟浪仍不忘提醒，一个社会里头的要角都应该有基本的良知，并展现在自己的专业领域。然而台湾社会目前却是政治家忙著兑现支票、企业家只顾赚钱第一，这让整体社会在思想价值上的进步相当有限。

孟浪进一步分析，由于两岸目前不确定性非常严重，台湾社会处于追求小确幸的状态，忘记了对未来应该有的警惕与积极作为。即使这几年偶尔会在公众言论界或是知识学术界出现超越党派立场的发言，但诉求社会进步的理性声音，经常被主流媒体传递的喧嚣信息给遮蔽。

面对政治，文人的距离感

谁能把石头扔得更远
谁能把石头扔成了子弹

手臂举成了枪杆
谁能把石头扔得更远
谁能把石头扔成了炮弹
爆炸翻动著田园
谁能把石头扔得更远
谁能把石头扔成了导弹
国家和国家向天长叹
谁能把石头扔得更远
谁能把石头扔成了核战
国家和国家化作青烟

——《愚行之歌──致人类》

对于孟浪的诗歌作品，同出生于中国、目前定居台湾的中央研究院文哲所研究员杨小滨高度评价。他指出孟浪诗歌衔接了朦胧诗与后朦胧诗两阶段，风格一方面继承朦胧诗潮时期，诗歌创作介入政治社会姿态；另一方面摆脱了早期诗人多以简单直觉方式，呈现对某种意念的阐发。

杨小滨表示，他与孟浪虽然过去旅美时曾合作编辑异议知识份子色彩的《倾向》杂志，但在社会运动实践上，孟浪的实际参与程度远比他深。然而孟浪却没因此把自己定位成社运工作者，没把诗歌创作当成是政治行动的工具，反而让自己保持著文人的距离感，清醒又成熟地试图不把文学作品变成社运口号。

杨小滨进一步评析，孟浪以更复杂、更有诗意、更具个人风格的方式，呈现他对政治社会的关怀，而不仅仅是书写自己在某层面上的情绪反应。在孟浪的作品中，他看见了美学的背景、成熟的中国经验，甚至看见了孟浪自我质疑的倾向，而不是一种高高在上的态度。而这风格在杨小滨眼中，让孟浪的诗歌更有弹性与力量。

他解释，当中国政权逐渐朝向极权发展，当自己所反对的一方占据了最绝对化的威权发声管道，该如何规避自己从反抗极权到落入建立另一种极权的可能，这成为了许多当代社会运动者必须思考的课题。杨小滨举例，历来许多政治文学匍匐于某个政治时期而生，然而一面倒地支持或反对，反而无法看见整个政治行动中的问题。孟浪则以外在批判、内在批判，及自我批判，让作品即使具备浓厚的政治意识，也不妨碍其更加深远的历史价值。

“两岸的悲剧也会是世界的悲剧”

谈起选择落脚台湾，孟浪坦承，过去虽然听闻花莲，但自己一向对自然风景没有特别兴趣，许多台湾的知名景点根本没去过，是一名“不及格的陆客”。2014年，已经动了离开香港的念头的孟浪，受到东华大学艺术与设计系教授潘小雪邀请，前往花莲参加二二八纪念活动论坛。上半辈子住遍了大城市，年过半百后，孟浪开始不再喜欢人多的地方，因此，人口相对不那样密集的花莲，成为了他与另一半的下一站。

然而孟浪却没因此把自己定位成社运工作者，没把诗歌创作当成是政治行动的工具，反而让自己保持著文人的距离感，清醒又成熟地试图不把文学作品变成社运口号。

如今的他，笑称生活已被创作、出版、笔会、发呆四件事情分头占据，即使他旅居美国的华人朋友对于两岸局势无法乐观看待，预言他得做好若干年后再度飞往美国的准备。但孟浪仍期盼，两岸领导人都能够有智慧，不要被一时的国族意识形态、个人膨胀的自我野心蒙蔽双眼，继续让两岸维持和平现状。

“两岸的悲剧也会是世界的悲剧”，孟浪认为。无论统一还是独立，言论自由都应该存在，身为一名“言论自由派”，他认为两岸关系应该在社会气氛都没有太过强烈的对立下，才有办法慎重思考出下一步的可能性。

孟浪认为，诗人与世界存在对立关系，“本质上两者互相拒绝，却又是互相拯救。”世人多半认为诗人是怪人、是稀有动物，但却又对诗产生渴望与需求。诗人存在的目的是为了拯救世界，假如无法压抑内心拒绝世界的冲动，很有可能选择了却余生。而现阶段的孟浪，将持续尝试著在拒绝世界与拯救世界中找到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