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鄉人——孟浪：詩人與世界互相拒絕，卻又互相拯救

今年2月，詩人孟浪主編的《同時代人：劉曉波紀念詩集》於台港兩地同步出版，這部書收錄了近200位華文作者紀念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的詩作。編纂多時，書籍終於出版，孟浪卻在此後不久因腦水腫和腦血管阻塞於香港一度入院。個性低調的他，僅由妻子、也是詩人與學者的杜家祁發文交代近況，盼周邊親友不必擔心，「祝福和祈禱就已足夠」。

在這不久之前，孟浪於花蓮家中接受了端傳媒專訪。面對兩岸三地局勢劇變，漂流在中港台三地之間的他，彷彿無法鬆懈片刻，停止對中國政權打壓民主人權的憂心。

一頭及肩灰白髮，孟浪與記者一見面就自顧自劈哩啪啦說起話來，約半小時過去，才突然停頓，意識到記者還沒開始提問。訪談過程中，孟浪的話匣子就像一株生命力十足的藤生植物，不斷分叉、蜿蜒、成長，開出一朵又一朵花。待察覺自己偏離主題太遠，才略顯尷尬笑說：「所以剛剛的問題是什麼我又忘了？」

孟浪，原名孟俊良，祖籍浙江紹興，出生於上海吳淞。從求學階段，他就開始創辦地下刊物（編註，由於中國出版受控，曾經，有獨立思想的書籍或刊物往往並不取得出版機構書號，而自行印刷流傳），中國現代詩重要群落「海上詩群」主要代表詩人之一，參與發起中國獨立作家筆會（現名獨立中文筆會）。

一個人打從出生就是場尋根之旅，表面上34歲以前，他好像都住在家鄉，但內心深處卻一直感覺在不停地流浪。

選文學是飛蛾撲火？

1976年，毛澤東逝世，文化大革命也跟著畫下句號。兩年後的7月，孟浪準備參加高考。當時，整個社會都還停留在中國共產黨迫害陰影下，強調思想創作表達的文科便成為了老一輩人害怕子女就讀的領域。

「當時我們的中學班主任就是被文革迫害過的。」即使大環境令孟浪在中學的最後半年轉為理科，但他內心依舊對文學懷抱熱情。對高考，他從準備考試到選填志願都消極敷衍，心想「光學系聽起來比較乾淨吧！」，就這樣誤打誤撞進入上海機械學院（現名上海理工大學）。

所幸時代背景並未就此扼殺了孟浪的創作欲。年僅17歲的他抱持著「不寫作毋寧死」的滿腔熱血，與另外兩名中學同學鬱郁、冰釋之自封「文學三劍客」，成立文學秘密小團體，寫信抒發對文學的狂熱，每逢碰面便交換創作，徹夜長談。

時至今日，孟浪仍清楚記得，大學期間他讀到羅大岡撰寫的《論羅曼·羅蘭》，羅曼·羅蘭（Romain Rolland）青年寫作期的格言「不寫作毋寧死」，曾深深觸動年少孟浪的內心；而羅曼·羅蘭成為作家的顛簸過程，更讓他飛蛾撲火般無法壓抑內心想要追尋文學的衝動。

孟浪回憶自己大學期間，正是中國官方嚴禁自發刊物的敏感時期，儘管明知稍有不慎就替自己惹來風險，但大三那年他們三人還是本著「這是心靈的自由和表達的需要」，創辦地下雜誌《MN》。孟浪解釋，MN隱含著「送葬者（Mourner）」含義，創刊號封面題著專輯中文名「形象危機」。對他們而言，當時中國正面臨著社會價值與自我價值認同的崩解，身為年輕學子的他們，雖身處被官方整肅的「政治異議運動」的暴風圈外，反更像這個時代的送葬者。

開始意識到自己是名送葬者、覺醒者，與叛逆者，當身分認同危機症候群第一次出現在孟浪身上，他便慎重地下了決定——要將成為詩人與作家當成畢生的選擇。

社會變革，詩人誕生

笑稱「不學外文」的孟浪表示，自己所有思想多半來自華文，即使社會環境變化或多或少影響了他，仍不及書籍對他的影響力。「閲讀有超越現實的力量」，而孟浪的讀物從文學、哲學、社會科學，乃至電影、戲劇。

自大學開始住校獨立生活，而課餘就讓自己完全沉浸在閲讀世界。隨著文化大革命結束，大量文革期間被查封的中外書籍開始解禁，成為滋養孟浪的養分。他甚至認為自己作為一名詩人的誕生，基本上與當年中國社會變革軌跡同步。

「一個人很難堅持下去」，每回想起這段青春年歲，孟浪總會感謝一起走過風雨飄搖年歲的故友。他強調，要是當年沒有另外兩名中學同學互相打氣、彼此激勵，或許自己的創作能量也不會一路延續至今。

大學畢業後，孟浪進入深圳大學編輯出版中心工作。當年香港還沒回歸，一次偶然機會，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邀請他到香港。但因當時出境中國難過登天，況且他又被視為「思想不夠純正」分子，最後終未得到出境批准。

說起來，即使下半輩子四處漂流，孟浪的人生上半場共在中國土地生活了34年；直到1995年9月，1980年代中後期的印度作家Salman Rushdie因出版《魔鬼詩篇》被伊朗宗教領袖追殺，引發世界許多關注，輿論普遍認為作家的言論與出版自由有必要受到保障，而六四事件以後中國對言論與公民自由的扼殺，讓孟浪有機會受邀到美國布朗大學擔任客座教授，這才是他第一次真正呼吸到自由的空氣。

曾經，他離開中國、旅居香港的理由是自由，而如今逐漸失去自由的香港，不再有理由讓孟浪留下。

未離故鄉，也是異鄉人

然而在真正展開異鄉生活以前，一直在中國汲取各種創作養分的孟浪，即便自我認同是中國公民，內心深處卻一直認為自己是名「形而上的異鄉人」。

我有無數個祖國
我有無數條道路
無數的我閃閃爍爍

你唯一的祖國
你唯一的道路
唯一的一個你正在熄滅

「當我背著祖國走，祖國也背著我。祖國天天在我身上，怎麼還會有異鄉的感覺？」微略皺著雙眉，孟浪難以用言語解釋這種明明身處故鄉、卻彷彿人在他鄉的孤單。他表示，一個人打從出生就是場尋根之旅，表面上在34歲以前，自己好像都住在家鄉，實際上內心深處卻一直感覺在不停地流浪。

真正來到異鄉土地後，孟浪心底的尋根之旅依然未曾中斷。2001年，他與一群海外中國作家共同發起成立「中國獨立作家筆會」（現名獨立中文筆會），成為維繫海外中國自由人士力量的重要組織之一，也讓他在詩人身分以外，又多了一個人權工作者名號。

1999年，台北國際書展登場，孟浪從波士頓前往觀摩，這是他第一次踏足台灣。當時的他，還未曾想過自己有朝一日將落腳這片土地。後來他認識了出身於台北的妻子，兩人於2002年成婚。2006年底，他隨著妻子旅居香港，妻子在香港中文大學任教，自己則持續從事文壇創作相關工作。

在港期間，除了創作，孟浪也參與獨立出版社及書社籌劃創立，並與香港銅鑼灣書店創辦人林榮基、桂民海交情頗深。然而，隨著香港言論與出版自由不停倒退，孟浪身邊的夥伴一個個遭受波及，也埋下了他內心想要離開香港的種子。

「香港正在淪陷，我離開至少有一半原因跟這有關」，身為一名創作者，孟浪認為，他比一般人更加關心言論自由、思想自由，乃至於出版自由與司法獨立。然而，隨著越來越多中國資本大型書店進駐香港，政局的快速變化讓人們學會了自我審查。於是，趕在掌權者出手干涉以前，越來越多孟浪口中的「我們的書籍」，一本又一本地被下架。

據孟浪觀察，香港整體社會呈現頹敗氛圍，早在銅鑼灣書店事件發生前，香港的言論自由空間已明顯被限制壓縮。曾經，他離開中國、旅居香港的理由是自由，而如今逐漸失去自由的香港，不再有理由讓孟浪留下。最後，受不了眼睜睜看見香港成為半獨裁城市的孟浪，毅然選擇了離開。

台灣的倒退疑慮

對比兩岸三地現況，孟浪直指，中國是「既進步又倒退」，香港則「持續在淪陷」，台灣「雖然有進步，但也不是沒有倒退的疑慮」。因為習慣居住在華文社會，無奈離開香港的孟浪於2015年選擇落腳台灣。我們坐在他賣掉中國房子而購置的、位於花蓮的新居裏，三層樓高的別墅沒有太多傢俱與擺設，倒是書房內滿滿的各種書籍。孟浪隨手拿起幾本展示，都是在中國無法出版的「禁書」。

「台灣社會再怎樣不理想，都已經是華人社會最理想的。」即使落腳台灣不過兩年多，長期關注兩岸三地政局變化的孟浪表示，在台灣，只要是明眼人都知道，台灣主要是一個以資本主義為導向的工商社會。即使認同資本主義市場運作規律，但孟浪仍不忘提醒，一個社會裏頭的要角都應該有基本的良知，並展現在自己的專業領域。然而台灣社會目前卻是政治家忙著兑現支票、企業家只顧賺錢第一，這讓整體社會在思想價值上的進步相當有限。

孟浪進一步分析，由於兩岸目前不確定性非常嚴重，台灣社會處於追求小確幸的狀態，忘記了對未來應該有的警惕與積極作為。即使這幾年偶爾會在公眾言論界或是知識學術界出現超越黨派立場的發言，但訴求社會進步的理性聲音，經常被主流媒體傳遞的喧囂訊息給遮蔽。

面對政治，文人的距離感

誰能把石頭扔得更遠
誰能把石頭扔成了子彈

手臂舉成了槍桿
誰能把石頭扔得更遠
誰能把石頭扔成了炮彈
爆炸翻動著田園
誰能把石頭扔得更遠
誰能把石頭扔成了導彈
國家和國家向天長歎
誰能把石頭扔得更遠
誰能把石頭扔成了核戰
國家和國家化作青煙

——《愚行之歌──致人類》

對於孟浪的詩歌作品，同出生於中國、目前定居台灣的中央研究院文哲所研究員楊小濱高度評價。他指出孟浪詩歌銜接了朦朧詩與後朦朧詩兩階段，風格一方面繼承朦朧詩潮時期，詩歌創作介入政治社會姿態；另一方面擺脱了早期詩人多以簡單直覺方式，呈現對某種意念的闡發。

楊小濱表示，他與孟浪雖然過去旅美時曾合作編輯異議知識份子色彩的《傾向》雜誌，但在社會運動實踐上，孟浪的實際參與程度遠比他深。然而孟浪卻沒因此把自己定位成社運工作者，沒把詩歌創作當成是政治行動的工具，反而讓自己保持著文人的距離感，清醒又成熟地試圖不把文學作品變成社運口號。

楊小濱進一步評析，孟浪以更複雜、更有詩意、更具個人風格的方式，呈現他對政治社會的關懷，而不僅僅是書寫自己在某層面上的情緒反應。在孟浪的作品中，他看見了美學的背景、成熟的中國經驗，甚至看見了孟浪自我質疑的傾向，而不是一種高高在上的態度。而這風格在楊小濱眼中，讓孟浪的詩歌更有彈性與力量。

他解釋，當中國政權逐漸朝向極權發展，當自己所反對的一方佔據了最絕對化的威權發聲管道，該如何規避自己從反抗極權到落入建立另一種極權的可能，這成為了許多當代社會運動者必須思考的課題。楊小濱舉例，歷來許多政治文學匍匐於某個政治時期而生，然而一面倒地支持或反對，反而無法看見整個政治行動中的問題。孟浪則以外在批判、內在批判，及自我批判，讓作品即使具備濃厚的政治意識，也不妨礙其更加深遠的歷史價值。

「兩岸的悲劇也會是世界的悲劇」

談起選擇落腳台灣，孟浪坦承，過去雖然聽聞花蓮，但自己一向對自然風景沒有特別興趣，許多台灣的知名景點根本沒去過，是一名「不及格的陸客」。2014年，已經動了離開香港的念頭的孟浪，受到東華大學藝術與設計系教授潘小雪邀請，前往花蓮參加二二八紀念活動論壇。上半輩子住遍了大城市，年過半百後，孟浪開始不再喜歡人多的地方，因此，人口相對不那樣密集的花蓮，成為了他與另一半的下一站。

然而孟浪卻沒因此把自己定位成社運工作者，沒把詩歌創作當成是政治行動的工具，反而讓自己保持著文人的距離感，清醒又成熟地試圖不把文學作品變成社運口號。

如今的他，笑稱生活已被創作、出版、筆會、發呆四件事情分頭佔據，即使他旅居美國的華人朋友對於兩岸局勢無法樂觀看待，預言他得做好若干年後再度飛往美國的準備。但孟浪仍期盼，兩岸領導人都能夠有智慧，不要被一時的國族意識形態、個人膨脹的自我野心矇蔽雙眼，繼續讓兩岸維持和平現狀。

「兩岸的悲劇也會是世界的悲劇」，孟浪認為。無論統一還是獨立，言論自由都應該存在，身為一名「言論自由派」，他認為兩岸關係應該在社會氣氛都沒有太過強烈的對立下，才有辦法慎重思考出下一步的可能性。

孟浪認為，詩人與世界存在對立關係，「本質上兩者互相拒絕，卻又是互相拯救。」世人多半認為詩人是怪人、是稀有動物，但卻又對詩產生渴望與需求。詩人存在的目的是為了拯救世界，假如無法壓抑內心拒絕世界的衝動，很有可能選擇了卻餘生。而現階段的孟浪，將持續嘗試著在拒絕世界與拯救世界中找到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