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片观影手记：“病毒”一样的内参片在中国曾象征着权力与身份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一个富有神秘色彩的词汇不时在北京等大城市回荡：“内参片”。它是电影词汇，也是文化词汇、政治词汇，中国的重大历史事件也有它措手其间。

所谓内参片，绝大多数是外国电影作品，是中国的意识形态管理部门挑选出来做非公开放映，以供给一些经过特许的人观赏的影片。内参片的放映范围都很小，最极端的时候一场放映只为一个高端观众。

那时候，背诵一下你看过的内参片片单，人家就能知道你有身份，有关系网，这份摆谱还不显山，不露水，显得那么得低调。享用内参片，在中国一度是阶级的象征、政治地位的象征、家庭出身的象征。（注：鉴于本文语境，所有外语片译名使用中国译名）

内参片：禁止接触，违者严惩

《阳光灿烂的日子》中有个放映内参片的场景：几个小孩偷偷溜进军队大院的礼堂看内参片，银幕上正在放映《罗马之战》（Kampf um Rom I, 1968）中一个女子的上身裸体镜头。小孩们被发现了，一个身穿军装的老军人问“小孩在哪里？不看了！”。一个陪护在老军人旁边的青年女子站起来大声呵斥：“这是部受批判的电影，毒性非常之大，小孩看了会犯错误的，会犯很大的错误！”于是小孩全都被赶出去。

现实生活中，据说1970年10月四川遂宁曾经在组织内参片放映时派当地驻军0211部队的战士把守影院大门。

那时，未经允许观看内参片会被处罚，这是一个普通人不得染指的禁脔。

谁要是去看看我的档案，就会发现里面有一张处分决定。

1970年代末期，我在南京师范大学读本科。学校里有时组织教师悄悄看些内参片，都打着政治学习的旗号。某日，一些教师在看《解放》（Osvobozhdenie, 1970——1972），一部前苏联拍摄的战争巨片。我偷偷溜进去躲在后排观看，不一会就被发现了，于是马上停止放映。我硬赖在那里不走，最后是保卫处来人把我拖出教室。

因为这事，我得到一个警告处分。考研究生时，这事差点改变我的人生轨迹。因为我报考的导师沈嵩生颇为犹豫，有点不敢要我。他当时是北京电影学院的院长，录取一个受过处分的学生算怎么回事？再次感谢我的恩师，他最后还是不拘一格录取了我。

我考取的是中国电影资料馆与北京电影学院联合招生的研究生部。来到中国电影资料馆，看到资料馆的库存影片目录，这才知道中国的国家领导人和北京的大院干部及子弟能看到那么多电影。

内参片：年代和品种

放映内参片的大致时间起点是在文革中的1970年代初。当时有两个领导人发出指示翻译了一些内参片。为了提高样板戏创作人员的艺术修养，江青指示上海电影厂翻译配音了一批影片，其中比较著名的有《红菱艳》（The Red Shoes, 1948）《简爱》（1970年英国版）《鸽子号》（The Dove, 1974）。周恩来指示要注意日本军国主义回潮现象，于是文化部组织电影厂翻译了一批日本表现二战时期历史的电影作品。文革初期，高校等单位组织过小规模放映《清宫秘史》（1948）《武训传》（1951）等影片供大批判，如果从这时算起，内参片放映的时间起点也可以提前到1967、1968前后。

作为一个高端文化活动，内参片放映大约在1980年代末就结束了。随着盗版VCD和DVD的流行，外国电影大部分都唾手可得，内参片也就不那么显得高端、那么资源稀缺了。1990年代商业大潮浪涛汹涌，往日的所谓红色贵族和文化精英不再靠一两部内参片找寻居高临下的优越感，他们顺畅地转换为官场弄权、商海弄潮的当代英雄。

今天，盗版碟接替了内参片的启蒙功用。我认识的一些碟青年、硬盘青年、电影发烧友，收藏的外国电影都能跟中国电影资料馆比拼一下数量。如果要是某一类影片，比如成人A片（Pornography movie ）随便一个民间发烧友的收藏都超过中国电影资料馆。

如果模糊地划分，内参片大概有五种。

第一种，就是中国电影资料馆收藏的外国电影胶片拷贝，其实这就是内参片的主体。这些拷贝中有许多是从香港购买来的院线放映后废旧拷贝，因为那里放映的外国电影拷贝都做好了中文字幕。大部分外国电影拷贝没有中文字幕，放映时都要聘请翻译做现场同声传译。

第二种，是按照国家领导人的指示，从这些馆藏的外国资料拷贝里挑选出来加以翻译配音的外国电影。当时被作为内参片放映的，大多是这一类。来到电影资料馆后，我发现像《啊，海军》（1969）《巴顿将军》（Patton, 1970）这样的外国电影早都做好了中文配音。1978到1989这十来年被称为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思想有限解禁，许多电影和书籍被重新发行。在此时，这些翻译配音的内参片中有极少数被中影公司拿出来全国发行公映。比如江青自称非常喜欢的以航海故事写爱情的《鸽子号》，以及《出水芙蓉》（Million Dollar Mermaid, 1952）《简爱》（1970）等。

后来北京的各个部委大院干部及其子弟们回忆中经常提到的内参片大多就是这一类，经常被人们谈到的作品有《山本五十六》（1968）《啊，海军》《军阀》（1970）《中途岛海战》（1976）。我读研究生时在中国电影资料馆看过美日合拍的《虎！虎！虎！》（Tora! Tora! Tora! 1970），那部作品从日军的视角描写偷袭珍珠港行动。

这第二种内参片在放映时都冠以“批判”的名义。批判规模最大、批判调门最高的是针对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的纪录片《中国》（Chung Kuo – Cina, 1972）的讨伐。1973年12月30晚上，全体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调看了《中国》。1974年1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评论员撰写的文章《恶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批判安东尼奥尼拍摄的题为〈中国〉的反华影片》，全国展开对这部影片的批判。

当时工厂里派我去影院观看《中国》并撰写批判文章。我记得，影片配上了一个铿锵有力的中文批判词音轨。派去写批判稿就能有两三天不到车间干活，我挺高兴。直到2004年，这部影片还在电影学院惹了点小麻烦。那年电影学院文学系的教师潘若简策划举办了《安东尼奥尼电影回顾展》。她知道有点敏感，特地把《中国》排在最后一部放映。当时这场放映在京城是一票难求。放映后有人来找文学系主任钟大丰谈话，似乎是有人告了状。有趣的是钟大丰、潘若简他们确实不知道来谈话的人是什么部门、什么职务，真的是“有关部门”。2016年，上海电影博物馆主办《安东尼奥尼回顾展》，片目中也没有《中国》。

第三种内参片被称为过路片，大多是从香港的导演或片商、外国使馆文化部门暂借出来，或者外国导演、片商来访偶尔带来的影片。电影学院的学生观摩也偶尔也会从使馆或者文化机构——比如德国的文化机构歌德学院、法国使馆等——借一些过路影片来放映。

1988年，电影学院的教师张献民有一次从法国使馆借来一部16毫米法国电影做教学放映。教务处的老师命令他必须对其中的裸体镜头、两性亲热镜头进行处理。于是他只好亲自站在放映机跟前，影片中的热点镜头出现时，他就用手在放映机镜头前遮挡。这时候我们一帮学生和青年教师就在放映厅大叫起哄。这情景像极了今天郭德纲说相声时跟观众互相答茬说笑。可怜张献民同时还拿着话筒做同声翻译，用手在放映机上遮挡时，手还被滚烫的镜头给灼伤了。

还有一类过路片最具有中国特色。有人把香港热映过的武打片拷贝借到广州，然后直送北京中南海做盗版放映，过几天再归还到香港。样板戏《红灯记》中李玉和的扮演者浩亮在文革中是大红人，他跟香港影评人列孚讲过一则轶闻。当年的那个最高领袖最高统帅最高元首看过李小龙的《精武门》（1972）后非常喜欢，就要给他一人反复放映，拷贝就一时不能归还香港。借片子的人不敢泄露天机，还没法跟香港片商交代，弄得好不尴尬。据说李连杰1974年观看《精武门》时，放映人员跟他们什刹海体校的师生强调，这是供批判用的。

第四种是内参片中其中极少数的有许可放映，是一种特许的半公开放映。1984年8月到9月，当时归属于文化部的中国电影资料馆举办了英国电影回顾展，展映和内部放映影片40余部。一时间盛况空前，北京的小西天资料馆和北京城里的几个放映点都是人头攒动、一票难求。黄牛党倒卖电影票，左手进右手出，如鱼得水，小有进账。每到电影回顾展我总会小小发愁，买票要央求主管学术活动的老师，给朋友送票往往要自己贴钱。

1984到1988年，中国电影资料馆相继举办了意大利电影回顾展、法国电影回顾展、日本电影回顾展、瑞典电影回顾展、葡萄牙电影展、前苏联电影展。这些影展在北京、长春、上海、广州等地放映、讨论。其影响像病毒、像草种在华夏大地扩散飘散，演化为中国艺术家们的丰富艺术营养和强大思想启示。

法国电影回顾展放映的《火之战》（La guerre du feu, 1981）有做爱场景，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陈荒煤为此写了检查，据说是因为有人告状说它“黄色”。其实那是导演雅克·阿诺（Jean Jacques Annaud，《兵临城下》《狼图腾》等片的导演）一部十分严肃的人类学影片。其中的做爱场景之一是表现史前人类如何从原始的 doggy style 性交摸索出面对面式做爱。

第五种内参片是一些被禁止放映（俗称“被枪毙”）的大陆电影，从建国初期的《我们夫妇之间》（1951）《武训传》到改革开放年代的《苦恋》（1980）《枫》（1980）《瞬间》（1979）等。当年南京师范大学的老师赴北京参加文代会，回来后跟我们大发牢骚，抱怨不给他们看《苦恋》。我读研究生时看过《枫》。这部影片根据郑义的小说改编，描写文革中红卫兵受红色意识形态蛊惑参加武斗的惨剧。电影用视觉形象将青年的死亡和激情燃烧后的幻灭感写得很有震撼力。

《武训传》《清宫秘史》等影片则是在文革开始的1960年代末就作为批判影片在高校等地组织过放映讨论。2010年前后，北京电影学院放过《武训传》，还有不少人来找我要票。其实那时候这部作品已经有了正式出版的 DVD。

1976年上，中国还拍摄了一些“文集内片”。报告文学作者叶永烈回忆，当时由“中央直接交办”拍了一些才子佳人题材的戏曲，只供一个高端观众享用，他是毛泽东。

等级森严的内参片，谁能看？

文化垄断是为了制造一种等级身份，也是对某个集团内部及其周边群体的精神犒赏和贿赂。当年内参片的放映管理极为认真，有着森严的等级和刻意营造的管理程序。

在电影资料馆念研究生的时候，我有时被指令跟随工作人员去东郊片库提片子。那套手续非常认真严格，领胶片时要在一个大本上填写放映单位，经手人等等，归还时也要逐项填写清楚。因为干这个活计，我偷窥到一点国家机密。原来电影资料馆收藏的外国影片只能借出在三四个地方放映，胶片往来还得有工作人员专人押送。我在那个登记本上偷窥到，北京只允许四、五个放映地点：电影资料馆，北京电影学院教学放映厅（就是现在的北三环的金狮麟酒店）人民大会堂某某放映室、政协礼堂，印象最深的是还有个政治局某某放映室。

有时候，看不看内参片、谁能够看内参片还会引出国家级矛盾。当年江青受毛泽东重托主管文艺，文艺界的大小事情都会跟她汇报。1975年上，有些军队的领导人调看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海霞》（1975）和一些资料影片。文化部长于会泳就把这事跟江青说了。根据历史资料记载，江青闻听后大为不满：“他们不管文艺，看那个干什么？”接着，江青就有具体指示：“今后要搞一个制度，片子一律不能随便外借”。于是，1975年3月5日和8日，于部长先后两次向中国电影公司下达了内容相近的命令：“所有外国资料片、封存片、资料片、过路片、未完成片，除总理、洪文、江青、文元可调看外，对其它人一律不准供片”（ 《红色往事：1966-——1976年的中国电影》翟建农着，台海出版社 2001年，343页）。于会泳在当时炙手可热，身居高位，他是文化部部长、中央委员。

内参片也会被反复审查。有的外国资料影片曾经作为内参片供内部学习放映，但引起某个或某些领导的注意，认为有问题，也会被枪毙。我上研究生时看过一部前苏联电影《悔悟》（1987），它对斯大林的极权统治进行了入骨三分的批判。后来此片被当时的广电部长下令禁演，从此被打入冷宫严禁放映。现在本片的盗版 DVD 在中国大陆到处能够买到。

在非正常国家，电影总是个大事情，它绝不止是影院幻象，它不时在搅动庙堂风云。

内参片台词进入中国重大历史事件

1971年9月13日，中国的副统帅林彪乘坐的飞机夜航奔向苏联，在蒙古的温都尔汗地区坠毁。

后来我们工人也必须参与声讨林彪。在口头宣读的批判材料中，最有冲击力的就是那个《五七一工程纪要》，据说是林立果组织人写的。听了以后我们几个青年工友们躲起来偷偷议论，赞叹他们讲得真好。许多描述是点到了极权主义制度的死穴。比如“政治绞肉机”、“国富民穷”“ 统治集团内部上层很腐败、昏庸无能”、“当代秦始皇”。其中有一个词我们不明觉厉，也没人能够解释：“江田岛精神”。

北京有许多人知道这个词，因为，他们看内参片。

1970年4月，周恩来访问朝鲜，在双方的联合声明里说日本的军国主义已经复活。当年，文化部就组织翻译了《啊，海军》《山本五十六》《日本海大海战》（1969）。

“江田岛精神”是《啊，海军》等作品里的重要点题意念。

我读研究生时在电影资料馆看过《啊，海军》，那部作品由村山三郎 （Mitsuo Murayama ）导演。其主角平田一郎是一位来自农村的青年，进入江田岛上的日本海军兵学校，成为一名坚定、坚强的军国主义战士，最后作为日本最后的海军飞行员奔赴冲绳岛作战，去迎接樱花飘落一样的死亡。所谓江田岛精神，大致就是某种坚韧顽强、为国效忠的精气神。

历史记载，林立果在看完《啊，海军》《山本五十六》等内参电影后，兴奋地对身边参与“提前接班”计划“大舰队”“小舰队”成员说：“我们也是联合舰队，我们也要有江田岛精神”。“江田岛精神”就此从内参片台词进入中国重大历史节点，成为十分传神的关键词。《五七一工程纪要》要求参与成员“坚决做到一切行动听指挥，发扬江田岛精神。不成功便成仁”。

除了历史文件的文字描述，我对林立果及其同僚们的形象性了解来自一部被枪毙的内参片《瞬间》（1979），此片由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彭宁等人联合编剧导演。1980年11月间，为了配合对江青、张春桥、吴法宪、黄永胜等人的公开审判，此片曾经短暂公映，但很快就被命令停映撤出影院。我们观看这部影片时，老师对我们严格命令：必须带批判的眼光，严禁对外提起。《瞬间》中的林立果的形象十分帅气英俊，他提到“江田岛精神”时语气神情带着崇敬仰慕。影片开场是林立果驾驶直升机在空中做训练飞行，形象动作精神干练。接着是他站在沙盘前听取毛泽东行踪的汇报，颇有点指挥若定，决胜千里的将门风范。

这部被枪毙的内参片中还有一段林立果和朋友们在别墅的窗前弹奏吉他哼唱摇滚的镜头。我在1985年前后看到这些画面，心中有些感叹、有些思考：他们这些宫廷里头的王公贵族在物质上和文化是一种垄断专享而绝不是与世界的接轨，与文明的对话。这只是中国土地上的文化孤岛、信息孤岛，跟今天的北韩无异。这种文化和信息的独享无法形成思想高地，不会进入公共领域的讨论交流。

内参片的话语和精神进入了重要的历史文件，影响了中国历史，这也是奇异国度的非正常电影现象。想想这些禁止放映，这些恩准特许公映和那种准许公映后又禁止放映的“追毙”，这些特权内部的高端秘密放映，不得不说一声荒诞。极权主义擅长造就文化沙漠，在这方面他们永远效率惊人，功成名就。

《瞬间》的编剧和导演彭宁之一后来又拍摄了《苦恋》，那是1980年代的著名禁片，我在中国电影资料馆当学生和应邀授课多年，一直没机会看到。

内参片是思想的病毒、艺术的火种

到电影资料馆上学后，我又差点为看内参片惹麻烦。那时资料馆大放映室的电影票印刷简单，而且是五六种颜色随机使用，只不过是日期不同。我们就找电影学院美术系的同学帮忙画票。技法非常原始简单，就是把电影票有日期的部分简单涂改一下，再做点剪裁粘贴工作就可以蒙混过去。常在江边走，有时就湿了鞋。还好，这时我们研究生部的老师都还呵护我们，有惊无险，也就是把我们教训一顿警告一下，没有再用给处分之类的狠招子。

文化垄断造成信息落差，就生出赚钱的点子。在资料馆看了内参片，我就回来把影片的梗概写成电影故事，投寄给《戏剧电影报》《文汇电影时报》等报纸杂志。那时候一篇四五千字的电影故事大约能得到六、七十块稿费，这可是一笔钱了，可以让我过一个月的滋润日子。不约而同，我们好几个同学都学会了看内参片写电影故事赚稿费。到毕业时，我曾经开玩笑，把我们班同学们三年来写的几十个电影故事统计起来，附在我们发表的学术文章列表后面报送给研究生部的老师当学术成果。

看内参片写故事赚钱，是我在垄断市场上偷取的一点“套利”空间。这种垄断是特权群体对平民在文艺产品上的歧视与剥夺。这垄断剥夺了平民接受多元思想、多种生活方式与观念意识的机会。这种垄断的动机，这种对所谓“内部”与“外部”的严厉区隔深深地根植于特权群体对于“异端”的恐惧。这种恐惧不是通常所说的对外部茫然无知，而是来自一种清醒认识。特权群体明确地知道自身如何羸弱不堪，对于自己与他国、别人具有怎样的天壤之别，他们心知肚明！所以，他们看个电影都必须躲进小楼成一统。

观看内参片是一个反向的柏拉图洞穴境遇：对照现实，人们发现墙上的那些影像无比真实。观看内参片是一个无心插柳的艺术大讲堂，许多经历者都记得内参片带来的那份精美形式的震撼和启迪。

这些内参片，绝大多数是盗版放映。操办者绝无意成为普罗米修斯，但却无意中偷盗来他乡的思想火种，异域的创新之光。这是国际版的凿壁偷光，这偷窃来的半米阳光，无意中就点燃了黄土地上的海市蜃楼，城市之光。

这一束阳光能量巨大、扩散久远。在娄烨的《苏州河》（2000）那里，我们看到《维罗妮卡的双重生活》（La double vie de Véronique, 1991）；在贾樟柯那里，我们看到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在王小帅那里，我们看到《偷自行车的人》（Ladri di biciclette, 1948）；在路学长那里，我们看到《温别尔托·D》（Umberto D., 1952）；在姜文那里，我们看到《美国往事》（Once Upon a Time in America, 1984）和新好莱坞，在程耳那里，我们看到《教父》和《铁面无私》（The Untouchables, 1987）……在更多的当代艺术家作品里，我们看到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的《帝国大厦》（Empire, 1965）《口交》（Blow Job, 1963）《接吻》（Kiss, 1963）。

在艺术之外，内参片的影响更是大象无形，润物无声。它是异端思想的病毒，是另类章法的花种。这些思想的病毒、艺术的花种随风飘扬、四处扩散，真个是强大无比。思想警察把它描绘成鸩毒，自由灵魂却饮之如甘泉。

谢谢你们，那些内参片的作者。中国政府的意识形态管理部门一直把你们的作品当内参片做秘密放映，我们被迫一直看你们的盗版，我们的确获益匪浅，但我们必须得对你们说一声对不起。

本文原标题《中国内参片，它是一种强力病毒》——郝建（Deadly Virus: Internal Reference Films in China – Hao Jian），现有标题为编辑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