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观：这堂「死亡课」，未来的医生放下科学，只学陪伴和告别

住在这里，直到生命尽头

安德烈·李(Andre Lee)和大卫·卡斯提尔斯(David Castillejos)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大三学生，也是一对好朋友。每周五，他们会放下所有的事情，一起去见两位他们共同的朋友、两个比他们年长超过40岁的女性。他们坚持这样的时间表已经一年半了。他们知道她们始终在那里，但她们从来没有奢望过他们一直来。对于年龄相差巨大的人来说，友情往往比爱情还要困难。

安德烈有着纯正的美国口音和典型的亚洲面孔, 他和大卫并肩坐着，需要回答问题的时候，安德烈会自然地把问题转给大卫。大卫一头金发，身材纤瘦。他滔滔不绝地讲着，同时不忘用眼神跟安德烈确认。

我是在特伦斯·卡迪诺·库克健康护理中心（Terence Cardinal Cooke Health Care Center, 后文简称“TCC”）的会议室里见到他们的。根据官方介绍，TCC的宗旨是“为那些需要亚急性康复护理、并且在住院后无法回家自理生活的人，创造最佳生活质量的医护中心”。他们的两位好朋友D女士和X女士（受访者和机构要求使用病人的化名）就住在这里的透析病房（Dialysis Unit）接受透析治疗。与此同时， D女士是个盲人，X女士是精神分裂患者。

安德烈和大卫是通过志愿者项目认识她们的。在那个项目中，他们每周在TCC工作四个小时，陪伴被指定的“长期陪伴对象”，以及帮护士做些临时工作。刚开始时，面对这两个处于生命绝境的年长女性，他们慌张而不知所措，只能找到一些生硬的话题：“你们今天过得怎么样”、“身体好一些了吗”等等。 但即使他们什么都不说，他们的存在已经是她们封闭生活中最重要的新鲜事。

“一开始我们维持这段关系的方式总是让我觉得虚伪，直到我们开始互相开玩笑的时候，这段关系才变得真实起来，”大卫到现在都清楚地记得，他们之间起到“破冰作用“的笑话。D女士向他们讲述她年轻的时候如何热衷户外运动，如何用一把手枪杀死了一头鹿。两个男孩瞪大了眼，想象着眼前这个已经失去视力的矮小女人是如何驯服了一头鹿。两个女人被他们的天真逗乐了，虽然开端是一个义务性的关系，结果其发展与其它感情的发展没有分别。从认识到熟悉，再到互相信任甚至依赖。

他们的关系甚至让大卫的女朋友感到“嫉妒”，有时她会抱怨说：“你跟她们在一起的时间有时候比我还多！”，大卫会赶紧解释说：“天哪，她们就像是我的祖母一样！” 话虽然这么说，但是在他们的关系中，年龄和疾病都是在被逐渐忘却的事情。

60多岁的她们已经是TCC相对年轻和健康的“居民”了——在这里居住的人都被称为“居民”，而不是“病人”。因为这里不是一个人只提供治疗的医院，而是一个大多数人一旦搬进来就不会再离开的居住地。不同于医院，这里提供生活社区性的服务，是一个旨在生活，而不仅仅是治疗的地方。也不同于普通养老院，这里提供全天专业的医疗陪护，选择住在这里的人往往身体没有紧急的危险，但疾病已经难以痊愈，生命的长度已经有了期限，大部分都失去了自理能力。所以虽然TCC就在纽约中央公园的东北边，但是很少有居民可以走出大门。对于大部分的人，他们往往只能停留在指定的楼层，每一层楼都有密码，一旦有人擅自开门到达不应该去的楼层，整幢楼都会响起警报。

TCC的三幢大楼之间互相连接，在内部穿行时会有一种四通八达的错觉。除了必备的医疗措施以外，TCC还有不同宗教的教堂、小型植物园、小剧场、图书馆、多媒体中心等等。一天的活动安排通常会在早上十点开始，教堂礼拜、音乐演出、手工课、园艺课、生日派对……似乎在生命走向尽头的时候，他们的每一天都在这里浓缩着渡过。

居民中还会有自己的“居民委员会”，每周二固定开会，居民代表和TCC的各部门代表都一起参加会议。他们可以在会上讨论任何问题，比如“最近的菜太咸了”、“某个护士对我态度不好”、“即使我家人愿意让我继续接受治疗，我只想静静等待上帝把我带走”……

一堂死亡课

最初，TCC对哥伦比亚大学的医学预科的学生开放实习的机会，2012年开始才有了一个以学期为单位的志愿者项目。2016年秋天，哥大正式成立了一门被称为“生命的终结（Life at the end of life）”的“死亡课”。

“死亡课”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安德烈和大卫所在的志愿者项目，学生每周需要自己安排时间去TCC进行四个小时的志愿者服务；另外一部分是每周固定的课堂时间，学生和教授进行 “研讨会”式的讨论。

学生会在课堂上讨论自己做志愿者时遇到的问题，比如：“是否应该询问陪护对象的病情”、“如何面对他们抗拒沟通的态度”、“是否应该把自己的私人手机号码告知他们”、“当陪护对象本人不想接受治疗，而他／她的家属不同意的时候，应该怎么办”等等。课程大纲还设立了必读书目、每周引导讨论的教授、并且规定了学生的作业要求和最后的评分要求。

去年秋天第一次开课，报名人数超员，19个人成为第一个批“生命的终结”课上的学生。他们需要完成上课、志愿者服务、三篇短报告和一篇期末长论文，而评分75%来自于志愿者和课堂的参与度。分数由生物学教授罗伯特·波拉克（Robert Pollock）最后评定。

波拉克教授是最早实现让哥大的学生前往TCC实习的人，但他所在的生物科学学院并不同意开设这样一门课程，因为考核人员认为“和快要死的人待在一起不是生物学”。

“这当然是深刻的生物学，还有什么比在道德层面人性化更生物的呢？”他在哥大校园里的办公室里接受了我的采访，一提起学院的不支持他就情绪激动了起来。

我问他为什么要坚持设立课程，而不只是志愿者项目：学生甚至不需要付费就能做志愿者，却要付学费给课程。“很多大学都有服务性的项目，比如让学生去帮助贫穷的地方的人，但这样的活动除了让他们觉得自己很幸运以外，他们什么都学不到，”波拉克解释：“我们不是一个服务性的机构，我们付出也是为了回报。”对于“生命的终结”，波拉克教授认为，让那些处于生命开端的18、19岁人，向80、90岁的人学习如何面对死亡的恐惧，将是受用一生的教义。他认为学会带着对死亡的敬畏生活，并且学会用“生”来克服“死”的恐惧，会让所有学生变成更好的人。

除了广泛意义上的学会面对死亡的恐惧以外，对未来的医学学生生来说， “生命的终结”提醒着这些未来的医生，“医学”这个概念还有一个本质舒属性是“陪伴”。当死亡将要如期而至， “医术”再无能为力的时候，“医学”本身还没有结束。就算不能治疗，“陪伴”也是医学终极的一部分。

“但在美国，‘医学’现在只意味着‘治疗’。这在个观念下，死亡被看作是医学的失败，但这绝对是对医学对永生的幻想。死亡是进化演变的必然结果，我们必须接受这一点，医学也得帮助我们去面对这一点”，波拉克教授谈到现有医学教育的欠缺之处，而这正是这堂“死亡课”想要弥补的。

在“生命的终结”第一节课上，波拉克教授对学生说：“这节课不是科学课，不要急于回答任何问题，你需要做的，就是陪伴另外一个人”。甚至他认为对于学生中那些未来的医生来说，让他们尽早了解医疗的局限，尽早见证死亡，有利于日后在他们的职业生涯中，面对当他们的医术束手无策的时候，所带来的心理危机。

这的确不同于大部分赋予学生能力、知识的课程，这门课展现给学生学习的边界、学科的局限，是可能的最坏境况。波拉克坚持，只有知道一件事情的局限，才真正知道了它的可能性。

学习告别

姗米亚·阿百丁（Samia Abedin）今年大二。这个印度女孩脸上长着我所见过的女孩中最多的青春痘，它们暗藏在她油腻的皮肤下面，随时蓄势待发。我有些不敢直视她，害怕我的眼神会伤害到她。谈话间，她自己向我提起了这些年，脸上的痘痘给她带来的困扰。也正是因为她在看病时，医生一次次草草诊断、无视痘痘给她带来的心理阴影等等，使她想要成为一个她理想中的医生，一个不单单是开药给病人的医生。

她是“生命的终结”第一批的19个学生之一，她说这门课让她第一次接近了医学的理想。她的陪护对象是患有严重抑郁症的盲人X先生（应采访对象要求化名），当她认识他的时候，他孤僻、对人群抗拒。这让原本因为痘痘的原因害怕接触人的珊米亚看到了自己。

她跟X先生交流的对策，是不断问他人生中经历过的趣事，让他觉得自己的故事原来有人在意。慢慢的，X先生开朗起来。“他其实很擅长跟女性交往，女人缘特别好，” 姗米亚说起他现在有很多“女朋友”的故事。有一天，一个女志愿帮X先生剪好指甲、整理好衣服、搀着他来到餐厅吃饭。X先生开心得向所有人炫耀，说这个是我的“女朋友”。从此以后，很多志愿者都成了他的“女朋友”，女志愿者们会逗他，“到底哪个是你最喜欢的女朋友？”他也会清晰地、笑着回答出全名。

“如果我了解了他的故事，他了解了我的，那就像是我们带着彼此的故事生活下去。我和他互相影响了对方，就算有一天他突然去世了，他的故事，在我这里得到了永生。”姗米亚说。

安德烈和大卫的正式志愿者服务时间已经过去一年了，但他们仍然每周固定时间到TCC报到。“我做不到就这样说走就走了，不回来了，” 安德烈告诉我，连放寒假离开纽约一阵子他们都会提心吊胆，很怕她们会突然出什么状况。

从去年圣诞节课程结束之后，姗米亚没有再回去过TCC。对于X先生目前的身体情况，她既想了解，又怕了解。

很多志愿者的陪护对象都在项目期间去世了，或者在志愿者离开之后很快就去世了。他们知道，毕业后他们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一直回来，甚至还很有可能会离开纽约。他们很怕提起分别的事情，但又怕只字不提有一天必须分别的时候，对方会受不了。

“生命的终结”学期的最后一节课就是讨论“如何告别”。很多学生都表示还会一直回去，但真正能这么做的人很少。TCC的志愿者项目负责人WinlandWenlan Zheng在学期结束的时候，会帮学生准备好圣诞卡片，让他们在走的时候送给他们的长期陪护对象。

学生们可以告诉他们的陪护对象，下次什么时候再来，或者再也不来了，但是不可以不辞而别。

WinlandWenlan自己是那个始终没有跟TCC告别的人。这个来自杭州的中国女孩也毕业于哥大，在TCC做志愿者之后留了下来工作，负责管理和发展整个志愿者项目。她带着我在TCC大楼的各层走了一圈，很多居民一看见她，都会远远地呼唤她的英文名“Alice”。我在TCC采访的一个下午都由WinlandWenlan领着，她甚至给我做了一份完整的志愿者培训，其中的内容从紧急救护，到教志愿者如何正确洗手；从TCC完整的历史，到每层楼警报状况等等。

采访结束，她带我穿过大厅到门口。在大厅的角落里，有位坐在轮椅上的居民看到WinlandWenlan，目光就躲闪到了一边。她看见了，径直走到了他的面前：

“是不是还在抽烟？”
“我…… 是的。”
“医生说了你不能再抽烟了，你答应了我戒烟。”
“是的 Alice,我记得。”
“那你要不要听医生的话，能不能不让我失望？”
“可以的，Alice, 我会努力的。”

那个瘦弱的中年男人用一种敬畏又羞愧的眼神，看着WinlandWenlan，像一个做错了事的孩子。而她则变成了试图“管束”他的亲人。他的周围的墙上挂着TCC的居民在艺术课上画的画。那些画的颜色明媚，笔触幼稚，像极了幼儿园孩子的儿童画。而这个处在生命尽头的我男人面对Alice的样子，也像极了一个还不懂事的孩子。他正在变得越来越虚弱，但此时此刻，在这个通向大门口、而他也永远也不能再从这里走出去的大厅，他身上呈现出生命最原始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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