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2015年12月30日发布于赵晗个人博客，端传媒获授权转载。文中人物均使用化名。
里约初春的黄昏，我独自站在总长近5公里的科帕卡巴纳（Copacabana）海滩，面向南回归线，等待松哥的到来。浊浪排空，海水冰凉。我看到一位男子赤身向海中走去，他张开双臂，迎向每一次大浪，消失在翻滚的白浪中，却未被击倒。
2015年11月中旬，我在巴西首都巴西利亚参加世卫组织举办的一次会议。会后申请了三天假期，来到里约热内卢。在科帕卡巴纳海滩，我等待着的松哥，是里约的一名华人牧师。
里约热内卢在葡萄牙语中的意思是“一月的河”，1763年至1960年一直是葡萄牙帝国以及巴西的首都，目前是巴西第二大城市。这里居住着大约10万华人，其中大多数来自中国广东。而这些广东人全部来自同一个地方──岭南著名侨乡台山。他们做着同一种职业──卖角仔（一种油炸面食）。其中绝大多数人通过偷渡或其他途径非法滞留在巴西。松哥成立的教会，就服侍这个群体，用松哥自己的话说，他们“好似迷羊”。
我和松哥虽初次见面，却倍感亲切。这可能因为松哥和我都有着香港经历。他30年前从出生地香港来到巴西讨生活，我10年前从出生地北京前往香港读书工作。在葡萄牙语的世界，两个操着香港广东话的人，一见如故。
松哥驾车载我从热闹的里约市中心，穿越绵延的贫民窟，驶过破烂的巴西大道时，松哥心有余悸，“前几天我路过这里，赶上公路两侧的贫民窟黑社会交火，子弹飞来飞去，我们都趴在地上，九死一生，”松哥感叹，“巴西的治安是越来越差了，贫民窟的事情警察也管不了。”但他却望向我说，“你一定要去贫民窟看看。”
一小时后，我们到达了松哥居住的里约下辖A市，松哥的公寓在一幢老式的葡国居民楼里，面向A市的中心小广场。
“饿了吗？”松哥拍着肚子说，“我带你去吃点好的。”
广东角仔称霸巴西
无需刻意观察，就能发现巴西街头有一种小吃特别火。这是一种带馅的油炸面食，葡萄牙语叫做“Pastel”，广东话叫做“角仔”，北方人可以理解为炸油饼。全巴西的角仔口味或许不同，但规矩是一样的：长方形的是牛肉馅，圆锥形的是鸡肉馅。
“角仔最初是广东台山人发明的，风靡整个巴西，后来巴西人看角仔这么挣钱，纷纷学会了，”松哥骄傲地说，“但角仔还是广东人做的好吃。”选店秘诀是观察店面服务人员，只要是华人在收钱，就一定是广东台山人开的。
巴西的亚洲移民并不算多。华人移民巴西有着200年左右的历史，整个巴西的华人人口约40万，其中约30万生活在巴西第一大城市圣保罗。
19世纪初期，巴西皇室若昂六代想绕开英国商人从事茶叶种植，他最先引进了中国人。但这一种茶计划最终失败了。中国人最先踏上巴西的移民历程充满屈辱，他们通过被称为“卖猪仔”的形式进入巴西，做着开矿、修路、种茶等苦力工作，受尽逼迫。
第二次华人移民潮发生在19世纪中叶，与第一次不同的是，这时已经有了一份名为“CULI”（苦力）的合同保护他们，陈明中国人在巴西不是奴隶，而是工作员，做满八年后，准许他们可以回国。
第三次移民潮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末。这时有大量台湾人以及各国华侨涌入巴西，其中不乏商人。
广东人是最早移民巴西的华人，也是改变巴西街头小吃格局的角仔的发明人。在第二次移民潮中，一些广东台山人在葡萄牙人的面包店里打工，不久便发明了角仔这种松脆可口的食品。加入牛肉、鸡肉、奶酪作为馅料，更添美味。不过光吃角仔似乎还少了点什么，台山人很快发现角仔加一杯鲜榨甘蔗汁是绝配。
不仅台山人这么认为，巴西老板也觉得很美味。台山人建议老板允许他们在店中卖些角仔一试，没过多久，角仔火遍巴西。角仔店，更成了巴西中国人的地标，确切的说是巴西广东台山人的地标。
但松哥并没有带我去街区的华人角仔店，因为“去了他们一定不肯收钱”。因此松哥带我来到一家巴西人开的街边角仔店。一个喷香的牛肉角仔，配一杯甜冽的甘蔗汁，只要人民币不到五元。
19年未曾对话的母女
很快，台山人的角仔被大量模仿，巴西当地人或其他国家移民开角仔店的越来越多，角仔从全盛期的一美元一个，到今天的约0.3美元一个，身价大跌。
“二十年前干这个还是很赚钱的，”松哥回忆，那时有大量的台山人偷渡来巴西，干满三年还够蛇头的债，自己开一家角仔店开始挣钱。之后恨不得把整条村的人都偷渡来卖角仔。
在巴西挣了一定的钱后，解决身份问题便是头等大事，而巴西的法律恰恰给偷渡客留了一条活路：只要在巴西生孩子并入籍，父母作为监护人便可获得巴西永久居留权，不计前嫌。另外一条路，就是等巴西每隔十年左右的“大赦”，会归化一批“黑户”。
“这么多年，我见过太多的父母把孩子当做工具，”在松哥家里，同为香港移民的松嫂向我吐露她的痛心：“太多华人生孩子是来利用的，不是来爱的。”她指着家中墙壁上的一张照片说，这个家庭就是一例。
图片上是一对母女，她们的面貌具有典型的岭南人特征。女孩叫做Mary，今年19岁，马上考大学，母亲叫阿英，40多岁。
“19年了，她们从未言语沟通过。离晒大谱（太离谱了）！”松嫂很生气。
阿英也是台山人，早年跟随一位大她近二十岁的老乡来到巴西，做角仔店帮工。时逢角仔全盛期，可谓数钱到手软。之后阿英为解决身份问题生下了Mary。但很快，她发现那个男人还有好几个女友以及孩子。
为了把所有醒着的时间都用在挣钱上，阿英把孩子放在一个巴西保姆家。有时很长时间都不过问一下。在Mary的整个童年，巴西保姆就是她的妈妈。Mary只会讲葡萄牙文，一句广东话或普通话也不会说。至于保姆待Mary如何，阿英并不关心。在那一街区很多认识阿英的人看来，“她眼里只有钱”。
之后阿英又生了一个女儿，同样放在巴西保姆家寄养，同样不和女儿沟通。现在阿英跟着另一个年近六十的男人同居，Mary跟着他们居住，Mary的妹妹跟着亲生父亲，与父亲的女朋友以及其他弟妹生活在一起。
三年前有北美教会来探访松哥所在的教会，他们鼓励Mary学习英文。现在Mary已经可以用英文进行基本沟通对话。她在教会用葡萄牙语教儿童主日学，我和她交流，成为了朋友。临回国前，Mary邀请我来到她家。房间昏暗而凌乱。Mary屋子里的灯坏了很久，一片黑暗。“我习惯了，只是进去睡觉。”
Mary在狭小的客厅复习补考的功课，今年她的生物和化学没有及格。如果补考再不合格，她就无缘大学了。而她的梦想，是去大学读教育学。
我送给Mary一只来自尼加拉瓜的白鸟雕塑作为礼物，她高兴坏了，捧着鸟和我自拍。我对她说，“你在我眼中就像这只鸟，圣洁、美丽，”Mary的眼角湿润了。
“19年了，我从未和我妈妈说过话，”Mary说。在我和Mary互动的过程中，她的母亲一直用广东话在一旁搭话，“你是北京来的？我明年想去北京旅游可不可以找你带我？”她并不关心我和Mary在谈些什么，Mary又因何流泪。
阿英端上来一个切开的橙子，指着Mary说：“她从来不吃水果。”我递了一块橙子给Mary，Mary吃了，说很甜。我问她为何不吃水果，Mary说她喜欢吃，只是从来不吃她妈妈给她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Mary说她最喜欢心理课和葡萄牙语课，她的英文成绩也很不错。我与Mary在交谈的过程中，阿英总是埋怨：“个女好蠢！唔识讲中文！（这个女儿好蠢，不会讲中文）”我问阿英：“那她小时候你怎么不教她呢？”阿英没有回答。
我鼓励Mary她的英文说得很好，“那么有没有考虑学习中文？”Mary说：“机会是有的，但我从来没有动力学中文。”
一位当地华人二代告诉我，由于自小被巴西保姆带大，听的语言、吃的东西、思维和做事方式都是巴西式的。他们纠结于自己的身份，在说中文时甚至会有羞耻感，觉得中国菜吃起来很奇怪 。更糟的是，当他们觉得自己的父母不爱他们时，巴西人却是非常热情的。他们在家中经常亲吻自己的孩子，边亲边说“我爱你”。在巴西，处处可见这样的亲子行为。
而阿英此刻最关心的问题，是尽快把两个女儿嫁给有钱人。
我告辞的时候，Mary表露出极大的不舍。“你知道吗，我过去从来不觉得有谁可以理解我。但是今天，我觉得你可以明白我在说什么。谢谢你。”
Mary送我到大门口，昏暗的楼道，一盏日光灯打在她的脸上，泪光闪耀。“我们还会再见面吗？”Mary问我。
角仔店命案
松哥创办的教会一共有三四十人，全部是广东台山人，全部从事角仔生意，绝大多数通过蛇头进入巴西。他们当中，不乏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
每个蛇头的收费不同，搞定一个台山人过来巴西，人均20万人民币左右。通常三年可以还清蛇头，之后的收入，就都是自己的了。若是干得好，也可以自己开店，通过蛇头把其他家乡人弄过来。
办理过巴西旅游签证的人都知道，其手续极其繁琐，很多人因为签证难办放弃前往巴西旅游。但是在蛇头眼中，搞定巴西海关却并不困难，“只要腐败就不难办”。一位昔日蛇头告诉我，他们有多条飞行线路进入巴西，过海关时，往往把整个海关都买通，人一到，甚至有专门的联邦警察开道，带这批人走特别的通道进入巴西。
“若是在巴西街头被查身份怎么办？”我问蛇头大哥。大哥回答我一个字：“钱。”其实贿赂警察并不需要那么多钱，但是一些角仔店员工初来乍到，不明行情，惊吓之余立即奉上几百几千美金。一来二去，露富不说，还抬高了贿赂门槛，甚至成为了当地人的抢劫目标。
丢财不算什么，有时候还要搭进去人命。两年前，阿容的丈夫被人乱刀砍死了，虽然知道凶手是谁，但至今没能缉拿归案。阿容忍住极大的悲痛，一个人照顾襁褓中的儿子。
事发阿容丈夫的角仔店。命案由刚来不久的同乡伙计所为。用的就是厨房的刀。“事发前他们已经察觉那个同乡的异常，他老对着老板说真想杀死你，只不过大家都没当回事。”松嫂介绍，凶手是阿容丈夫的发小，过去并不比人差，但是看到昔日玩伴如今变身巴西角仔大佬，不免眼红。“凭什么我给你当伙计？”也许一怒之下就杀了老板。
凶手潜逃于一个贫民窟中躲藏。一个在贫民窟开角仔店的广东人认出了他，并通知松哥。松哥马上报警。但警察是这样回复的：“贫民窟有自己的黑社会维持秩序，那个贫民窟我们根本进不去，除非你准确说出他现在躲在贫民窟的哪里，否则我们进去贫民窟也会迷路。”
贫民窟往往依山而建，其中的小路往往开在最不可思议的地方，进去后发现是另一片不可思议的住宅，仿若迷宫，即便懂得进去，也未必懂得出来。
在一个周日我和阿容一起参加教会主日崇拜。她温婉柔和，特意带我去看了教会附近的跨海大桥。路过一个巴西人开的角仔店，我说想买一个尝尝，阿容熟练地用葡语下单。为了生存，这些普通话讲不利落的台山人，却个个学会了葡语。
难过的还有松哥。“我为他（死者）主持了洗礼、婚礼、葬礼。一条龙服务。我用了很久才从这种悲伤中走出来。何况阿容。”
在松哥成立这间教会前，当地华人并没有什么团体和组织。这些血气方刚的青年男子，有的正值青春期，只身来到巴西，难抵黄赌毒的诱惑，甚至充当黑社会的打手。
松哥曾经一间一间角仔店去探访，到每家店都点些饮料喝，和店里的中国人谈信仰。终于，松哥喝出了糖尿病。
他们惦记着每个台山家庭的需要。某个角仔店老板因私设老虎机而要蹲监狱、Mary和母亲的关系很紧张、某对夫妇生了孩子拿了身份就要把孩子送回老家当留守儿童、如何让新来的年轻人迅速学习葡语、哪里可以买到中国食材……
每个主日的午餐，也是一顿广东盛宴。虽只有一个肉菜一个素菜，但对广东人来说，能吃上一顿叉烧排骨已别无他求。那些选择扎根在巴西的台山人，往往都获得了永久居留权，有的还入了巴西籍。若是角仔店经营得好，收入足够在当地买车买房。松哥松嫂一家强调家庭教育的重要，鼓励这些夫妇在经营角仔店之余，多陪孩子，而且，“一定要教他们中文，一定要和孩子沟通。”
临行前，松嫂带我去当地超市买特产。回家路上，松嫂介绍我认识楼下摆摊的一对山东夫妇。松嫂只会讲广东话，她拉上我做翻译，和这对山东夫妇攀谈。他们是淄博人，老家有人在圣保罗做小生意，就介绍他们全家过来。他们的摊上都是假货和冒牌货。
摊主大哥指着摊上粗粗细细的各种金属链子，让我随便挑。但是他很不好意思地说：“这些东西戴不到一个月就掉色，脱皮，都是假的。”我问他巴西人喜欢这些吗，他说生意不错。他们有一个五岁的女儿，在巴西出生。
坐在摊子最远处的，是他们刚刚从老家来的17岁的儿子。他一直盯着自己的手机看。松嫂问他适应巴西吗，他摇摇头说：“一句葡语不会，没有朋友，很孤独。”
“我要找人教他葡语，他这样一个人呆着不行的，”松嫂拉上我回家，她似乎已经有了主意。
我问松哥，做这些人的牧师有什么不同？松哥说：“牧羊人要在羊当中，不要在羊栏外。”
“我没有名牌大学的文凭，我没有去过名牌神学院，我不是出身大教会，但是上帝就是使用我这个卑微的器皿，去服侍这个特别的群体，”松哥望向我说：“因为我也出自他们当中。他们经历的一切，我都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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