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书店佬林荣基：书枱不屈膝，我尽我本份

林荣基这阵子说的话，是他过往大半辈子说话的总和。

自从6月16日举办记者发布会、揭露自己被内地部门扣押的经历以来，这位一直“少说话多做事”的开书店的人，频频接受本地和外国传媒的访问，经常一坐就是一天，面对记者及摄影镜头，滔滔不绝的回应问题。

“其实我不善于与别人沟通，少说话，有时候看书、思索一下，不会想多谈。”60岁的林荣基这样形容过往的自己。

经常光顾铜锣湾书店的客人都记得，林荣基常常顶着一头乱发，独自坐在收银处低头看书，他沉默寡言，客人提问，才淡淡地回应一句半句。有时客人让他推荐书，他也只是默默地拿出书来，说一句：“这几本也不错。”

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就只是这样一名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书店店长，做过发行、图书代理，后来自立门户，开设铜锣湾书店。在这个炒卖投资、讲求高效的城市，他艰难地经营着这间盈利微薄的书店。

但这一切在2015年10月被彻底改变。他经深圳去东莞看望朋友时，突然被内地相关部门人士带走，拘禁八个月后才被放回香港。第三天，林荣基思前想后，决定不再沉默，向公众透露拘禁详情及背后真相。

6月28日，林荣基依旧一头乱发，在立法会接受端传媒专访。回想这近大半年所经历的跌宕起伏，林荣基语带唏嘘地说：“那些是命运，不是我控制的。”

小学毕业的读书人

记者早前请他以书表达自己近日的心情，他沉思数秒，缓缓念出香港作家舒巷城的诗《书枱》：“我没见过屈膝的书枱，虽然我见过屈膝的读书人。”

林荣基自言爱看书，也爱写作。空闲时他喜欢写点文章，抒发读书所思、生活随感，又或点评社会时政，但就从未发表。他尴尬地说：“写得不好，不敢献丑呢！”

林荣基说自己小时候，在学校不读书，成绩平平，小学毕业便终止了学业。“后来我开书店，老师都说想不到。”他笑着说，露出鬼马的笑容。

说（书）好也没用，因为老板会从商业角度考虑，但这也不能怪责任何人，因为这里是商业社会。

但枯燥的学校课堂外，林荣基却是个书不离手的书痴。“无聊才看书嘛！小时候游手好闲，因为无聊，经常到小童群益会（编按：非牟利机构）的图书馆看书。初时看漫画，从《财叔》开始，到后来漫画题材了无新意，便开始接触文学。”小说、历史、散文、诗词，能看的他全部都看。

小学毕业后的十多年里，他自言为谋生什么都做，是个典型为“揾食（谋生）”的香港打工仔，他说：“像个杂工，涉猎过不少行业，但都不太感兴趣，每份工都做不下去，那时很迷茫，不知自己想投身哪个行业。”

80年代后期，他终于走进自己感兴趣的行业，进入中华书局从事图书代理，四年后再转到田园书屋，同样也是管发行、做代理。

不过，他很快发现理想和商业之间的矛盾。当时香港书籍一般在书店零售时以八折出售，他发现台湾有许多好书，但由于书籍版权贵、印量不高等，批发价是原价七折，换言之，书店只有一成差价的收入。“有些情况就是书本身好，但根本拿不了代理。其实说（书）好也没用，因为老板会从商业角度考虑，但这也不能怪责任何人，因为这里是商业社会。”

我们没什么本事，只好卖书，主要也是因为自己也喜欢看书，感觉自己能维持，也能得益。

1993年，当时37岁的林荣基决定自立门户，开一间书店，卖自己眼中的好书。他离开了田园书屋，先在观塘开设“金石书店”，但生意冷清。一年之后，1994年，他看准了商业区铜锣湾，决定关闭金石书店，在铜锣湾东山再起。当时的铜锣湾，几乎没有什么书店，林荣基向两个朋友借了十多万，在铜锣湾书店现址对上一层、即三楼开业，几年之后，才搬到二楼。

这是一间大约500平方呎的夫妻店，林荣基做店长，妻子做会计。除了在店面卖书，林荣基还跟学校联络做书展推广，那时年近40岁的林荣基，在没有电梯的书店旧楼三楼，一箱箱把沉重的图书搬到地下，又再运去各区学校，回来时又自己逐箱搬回书店。身型瘦削的他说：“当时体力还算应付得到，四五十箱书都搬得到。”

林荣基形容，经营书店的确很花时间，压力也很大，但收入却只是“打份工”：“我们没什么本事，只好卖书，主要也是因为自己也喜欢看书，感觉自己能维持，也能得益，那就一路做了，也不敢请人，因为请不来。”

一本禁书养一家书店20年

今天，铜锣湾书店几乎等同“禁书”或“政治敏感书”的代名词，但林荣基说，开店之初，书店定位是“小说专卖店”，卖的是小说和文史哲题材的书：“有段时间，很流行探案、翻译侦探小说，就是卖这类型，并以文学、历史、哲学辅助，政治书籍很少。”

在台湾，当时有关大陆的政治敏感书已开始蓬勃发展。林荣基印象最深的，是1991年出版的内地作家王力雄在台湾出版的政治寓言小说《黄祸》，据说在香港大卖。

就在铜锣湾书店开业的1994年，台北又出版了《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这本揭秘中共最高领导人的书同样在香港获得极高销量。

“《毛泽东私人医生》很厉害，我们业内一直说，田园书屋到今天一直屹立不倒，就靠这本书，一本书可以养这家店20年。”同样专营政治敏感书的书店人民公社老板邓子强向记者介绍。田园书屋经营者对端传媒记者表示，这个说法夸张了，但1989年之后，中国政治书的确开始蓬勃发展。

当时常常到台湾拿书的林荣基留意到，此类有关中国政治的敏感书最先在台湾出版，后来逐渐也转到香港出版、出售。

2003年沙士过后，政府推出自由行政策，赴港旅游的内地市民突然增多，在内地难以接触到的中国政治敏感书籍大受欢迎。同样在这一年，后来在香港被失踪的书商李波第一次自己出版了《上海帮的黄昏》，讲述陈良宇事件的内幕，从写作、编辑、封面设计都由李波一人包办。据其妻子蔡嘉苹于2016月1月接受端传媒访问时透露，《上海帮的黄昏》当时销量非常好，也让原本从事设计行业的李波从此下决心走上禁书之路。

也在2003年这一年，因为巨大的市场需求，铜锣湾书店放弃了“小说专营店”的定位，开始涉猎政治敏感书籍，此后，这类书在书店中的比例不断增加。

“一些烂书，夹着一些质素高的书卖”

林荣基记得，最初他卖的政治书籍许多有真材实料，例如明镜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角力十六大》，“预测中国高层的变动，他预测的那个人事安排几乎百分之一百准确”，而同样由明镜出版的《晚年周恩来》，则是由前周恩来生平研究小组组长，逃亡美国后撰写的。

但后来，市面上出现越来越多的“政治八卦书”，不少出版的新书，出版社和作者名字都是假名、化名。

“看作者名字就知道了，如果他是确实有内容的就不用改名，因为以前看过『张三』的书是不行，读者就不会再选择『张三』，于是他就经常改名，加上开始抄袭了，水准就一直下降。”林荣基说。

以市场来说，不能不这样做，因为都要卖钱，其实就是一些烂书，夹着一些质素高的书卖。

巨流出版社就是这类政治八卦书的出版大户。2012年，李波与桂民海、吕波等人一同成立巨流，乘着当年的薄熙来事件、王立军事件和中共换届，大量出版政治内幕书，市场很好。当时，铜锣湾书店只是销售通路之一。林荣基留意到，巨流出版的书，作者和编者名字经常变化，“排出来的书，可以100本也不同编者”。但面对市场压力，他还是继续售卖这些书，只是会摆在靠后一点的书架上。

“以市场来说，不能不这样做，因为都要卖钱，其实就是一些烂书，夹着一些质素高的书卖。”林荣基说。考虑到市场，铜锣湾书店选择继续出售巨流出版的书籍。到了林荣基被拘禁前，政治八卦书占了书店六成至七成的生意额，支撑着书店的营运。

但在市场压力下，铜锣湾书店还是难以经营下去。2013年，业主提出租金由三万多加至四万元，一下子为书店带来压力。而当时，由于与太太感情出现裂痕，林荣基下班后干脆睡在书店，很少回家，太太很希望他卖掉书店，回家生活。

2014年9月，透过田园书屋旧同事吕波的介绍，林荣基终于决定把自己一手创立的铜锣湾书店卖给他不太欣赏的巨流出版社。临近签约之前，巨流请他留下，继续做店长，林荣基答应了。

其实也没有后悔卖盘给巨流，即使卖给黄色书商我都会照卖，我不会看顶手的是谁，问题是我可以留下来的我就不怕，因为最终决策的是我。

书店易手后，书店自然出售更多巨流出版的政治书，甚至开辟了一列专柜。身份变成了“职员”，每日负责主理书店的林荣基，却在“打工中作乐”:“我主要负责打理书店，其实我是分了类的，有些书比较八卦的，我就放在一旁，中间位置的就放质素较好的书。如果顾客懂得选择，他就会就集中在那个区域。”林荣基说：“其实也没有后悔卖盘给巨流，即使卖给黄色书商我都会照卖，我不会看顶手的是谁，问题是我可以留下来的我就不怕，因为最终决策的是我。”

“现在看回头，我们也是后知后觉”

出事前，林荣基依旧每日打理著书店，琢磨怎样在市场中生存下去，从未想过自己天天在书店的日子突然出现变局，自己有一天竟然会“被失踪”。

没有想过后期会这样暴力地摧毁一间书店，而且做得很难看。

他坦言，虽然有留意过同行在内地被判刑的消息，但他从未想过相似的事会发生在自己身上。2013年，当时72岁的香港晨钟书局出版人姚文田在深圳被拘捕，其后被控以共同走私普通货物罪，2014年被判处十年徒刑。据姚文田儿子所说，他被捕前正筹备出版流亡美国作家余杰新书《中国教父习近平》。2014年，时政杂志《新维月刊》、《脸谱》创办人王建民同样在深圳被捕，涉嫌非法经营罪。

“没有想过后期会这样暴力地摧毁一间书店，而且做得很难看。”林荣基说：“现在看回头，我们也是后知后觉。”

当事情真的发生在他身上的时候，他曾经辩驳反抗，但徒劳无功。“审问我的人初初看了我的档案，觉得我很有问题，说邮寄书的内容抵毁了国家领导人。他只是用意识型态、思想内容骂你，说你煽动，污蔑国家，而且你不能解释。我跟他们说，我寄的书的内容可以作为研究，他又不理你，又骂你二、三十句。”

我自己都希望自己有个人的幸福……，如果我有地方住，事件不影响我的，我一样去阅读，我一样去写作。

八个月后，他回到熟悉的香港，看到香港新闻，有六千人曾上街声援铜锣湾书店失踪人士，这场面震撼了他，也提醒了这位老人，他本来只是一个在香港合法经营书店的一个普通市民。究竟做错了什么？他站在九龙塘港铁站外，抽了三根烟，决心打破沉默。这一转身，他从书店收银处后面，走到舞台的正中央，从沉默寡言变成香港人眼中用真相对抗强权的典范。今年的七一游行，他还被推到游行的最前排，准备带领不认命的香港人向前行。

不过，当下，他说自己不打算全身投入政治，只想做回一个普通香港人。“大家都知道我本身已经分居几年了，打算离婚了，我自己都希望自己有个人的幸福……，如果我有地方住，事件不影响我的，我一样去阅读，我一样去写作。”

尽管经历跌宕起伏，对未来唯一的期盼，林荣基一如过去的直白简单：“生活在香港，平平静静，我尽我的本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