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德政：当一座城市失去一间唱片行，写在Other Music关门这天

There is nothing so stable as change.

──Bob Dylan

我上回离开纽约是2007年秋天的事情，那时在位的美国总统仍是小布希，欧巴马和希拉蕊正在民主党内争夺竞逐总统大位的入场券；贾伯斯刚向世人宣布iPhone将永远改变人们的生活习惯，而我还未注册Facebook的帐号。

听起来是否很像寒武纪的事了？八年匆匆过去，我坐在飞向纽约的航班上，脑子里不断思索着“时间”这件事：时间的真相是什么？我们对于时间的觉察，会随着生命经验的累积而改变吗？过去的时间是被记忆拉长或缩短了，或反过来，记忆在时间的作用下，被扭曲或重塑了？

我不是哲学家，更不是物理学家，但我记得奥地利作家褚威格在他一篇小说中说过这段话：“时间的力量终究是深厚的，不可抗拒的年龄增长会淡化一切的情感。年龄增长这种事，说穿了，就是愈来愈不害怕面对过去。”

关于纽约，我有太多的过去得要面对，或许这是行前我心情一直忐忑不安的缘故，所谓的近乡情怯。

我在布鲁克林的旅舍用过早餐，坐上驶往曼哈顿的L线地铁，在心里召唤出一把时间的量尺，试着测量八年在我的生命刻度上所代表的意义。倘若是国三到大四的那八年，它确实漫长，我经历过两次联考，以及许多人生中的第一次。倘若是过去的这八年，它犹如光速般飞过，任何事都是一晃眼，什么人都是好久不见，各种感觉都是重新想起。

我从联合广场探出了头，秋高气爽的9月天，晨光洒落在广场的石阶上。路边卖热狗的餐车、手里拿着咖啡匆忙过街的上班族、靠在对方身上消磨时间的情侣、长椅上优雅读报的銀发老人，还有计程车司机猛力按下的喇叭声，一切的一切，纽约别来无恙。

同时我却注意到，原本开在百老滙和东十四街交叉口那间巨大的彷若影音宫殿的维珍唱片行（Virgin Megastore）已经收掉了，现在是一家花旗银行。

我向下城走去，脚步不由自主地放慢下来，我觉得自己好像一个时间的侦探，手持记忆的地图在街头巡逻，一面对照昨日的轮廓与今日现状之不同，一面处理着油然而生的百感交集。我走入圣马克街，拜访以前最爱蹓跶的东村，发觉几家常去的酒吧都消失了，曾经像春花开满了街坊的唱片行近乎全军覆灭，唯有Sounds是幸运的生还者，不过它的门窗边缘贴着几张斗大的海报：

Close Out! Final Days! Final Sale! Everything Must Go!!!

看来，它的大限也不远了。我踏进Sounds，那位我犹记得长相的黑人老板自个儿守在收银机后方，神情漠然。我们聊了几句，临走前我向他说了声谢谢。

这一路上的气氛和从前相比有一种明显的转变，差别究竟在哪儿，一时之间我也说不上来，但我知道，有一个地方，会是这趟稍嫌失望的东村回顾之旅的救赎，它那面蓝橘相间，向尼克队及大都会队致意的店旗，会在晴空底下飘扬。

我由拉法叶街转入东四街，眼前所见让我感到安心——纽约最酷的唱片行Other Music屹立在那熟悉的位置。它是我初访纽约时第一间造访的唱片行，也是我在那里读书的几年内，除了学校、地铁站、中国城的快餐店，进出次数最频繁的一处场所。

“你还在，真好。”我几乎就要这么脱口而出。

1995年12月，三个二十出头岁的青年一同创办了Other Music，他们三人先前都在布里克街上的Kim’s Underground唱片行担任店员。Kim’s Underground如今当然也不在了，现址教人唏嘘地变成一家唱卡拉OK的店。

Other Music诞生的那个月，披头四在解散25年后发行了新的单曲〈Free As A Bird〉，光是在英国首周便卖出十多万张；盘踞告示牌单曲排行榜冠军的是Mariah Carey与Boyz II Men合唱的〈One Sweet Day〉；P2P软体的先驱Napster也尚未问世。众声喧哗的90年代刚进行了一半，全球唱片市场一片荣景。

店名的来历，是因为当时它对面一整个街区是淘儿唱片行（Tower Records）的旗舰店，淘儿资本充裕，选品包山包海，和它拼藏量绝非生存之道。Other Music于是专精在小众音乐的领域，即店名意指的“另一种音乐”，善用面积不大的空间，成为一间不折不扣的音乐风格选物店（Music Select Shop）。

传统的唱片行Buyer，职责是向各大厂牌订购新发行的作品，并时时盘点店内的热卖品项，避免库存不足。Other Music的采购不仅如此，他的角色更像一名Curator，将触角伸向各式各样的小厂牌，把眼界放到本地或他乡仍不太出名但潜力无穷的新进艺人身上，以自身丰富的音乐素养，替爱乐者扩展多元的品味，延伸聆听的向度。

凡是地下的、实验的、另类的、无法归类的；凡是拉丁民谣、欧陆迷幻、日本庞克、法式香颂；凡是自由爵士、黑死金属、前卫噪音、极微电子，这些各异其趣的音乐风格，在Other Music小小的店面中，日复一日合奏出引人入胜的即兴曲目。

这里的畅销乐团，譬如Neu!、Stereolab、Godspeed You! Black Emperor，在连锁唱片行多半会被视为冷门组合，而早在《寻找甜秘客》电影上映之前，主角Sixto Rodriguez几张罕见的作品就可以在Other Music的货架上被识货的乐迷找到了。

可想而知，店员应该臭屁到不行，每个都自认是全世界听最多音乐的人对吧？果真如此，Other Music不会备受爱戴与推崇，店里的气氛友善，想待多久就待多久，不会给人非买不可的压力。店员们有问必答，深受顾客信赖，在面对面的交流经验中，帮你找到你正在找的，也帮你发掘“你不知道自己正在找的”。

我以为，那样的引荐功能，是唱片行尚未被时代淘汰的主要原因。

以前下了课搭地铁回家前，我总喜欢多绕一段路，去Other Music浏览专辑封面看起来都好诱人的新片上架区，随手翻翻惊喜无限的二手黑胶区，一边偷听店员和熟客们聊天。停留的时间其实不会太长，但那短暂的十几分钟里，总会有一股电力，或者说元气借由耳朵灌注到身体里面。

我抱着相同的期待，拉开那一扇我曾经拉开过无数次的门。

上午11点多，三面落地窗像三格电影胶卷，反射着日光，并且框住了街景；几幅新专辑的宣传看板布置在窗面上：Beirut、Low、Beach House，皆是我喜爱的团体。大卫鲍伊的巨幅海报张贴在一面墙上，替他这阵子重发的经典名盘造势，除此之外，整家店的样子和我印象中完全吻合，连椅子、梯子、杂志架的摆放位置仿佛都不曾移动。

但随着逗留的时间愈长，我渐渐察觉到一些不同：CD的数量变少了，甚至出现空的架子，黑胶所占的比例则明显增加。不晓得是不是刚开门不久的缘故，来客并不踊跃，但照理说，接近中午时会有附近的上班族和NYU的学生进来光顾，然而，我几乎要将店里播放的那张Cocteau Twins 的《Blue Bell Knoll》整张都听完了，客人依旧稀稀疏疏，店员闲闲地在柜枱后面翻着杂志。

这种“恬淡”的景况，和我记忆里总是门庭若市、生气勃勃的Other Music，感觉好不一样了。

2016年5月，信箱内捎来一封Other Music的电子邮件，我加入它的Mailing List已经十多年了，原以为是每周例行的新片资讯，标题却是“Other Music to Close on June 25th”。我心想，若是当日店休，脸书公告即可，何必煞有介事地发一封通告信？

点进去一读，我的心整个凉了下来，原来，它要在6月25日永久歇业了。

当下的情绪很复杂，觉得惋惜，觉得感伤，却也有一丝庆幸，至少我在不久之前回去看了它几眼。另一方面，实在称不上意外，在网路无远弗届的威力下，实体唱片宛如夕阳工业，虽然黑胶的销售逆势上扬，仍无力扭转大局。Other Music的业绩和全盛时期相比，整整掉了一半，房租却涨了一倍，这一来一往，关店已成必然。

网路商务的发达，也稀释了Other Music的“不可替代性”，从前唯独它有进货管道的珍稀唱片，eBay说不定也搜寻得到，盘况可能还更好，这还是针对那些“仍在购买实体唱片”的死忠乐迷来说。这年头，你也明白，最夯的就是串流音乐服务，音乐根本不再需要实际拥有了，它是一种云端上的虚拟货币，供你在需要时提领，然后到社交场合上与其他人交易。

事实上，早在串流音乐仍未兴起的2007年，淘儿唱片不敌实体唱片市场的颓势，黯然宣布倒店。Other Music极有尊严地比竞争对手多撑了九年，只不过，这则可歌可泣的大卫对抗歌利亚巨人的故事，大卫最终也无法力挽狂澜，跟着倒了下去。

消息公布以后，在音乐界各领域都激起广泛的回响，曾经光顾过的乐迷、寄售过专辑的乐手、合作过的厂牌，乃至于仍辛苦坚守着岗位的同行，透过各种方式向它表达谢意。Other Music召集过去的店员回来顾店，并结算出店史的销售总榜（第一名是苏格兰乐团 Belle & Sebastian的《If You're Feeling Sinister》）。

此外，下东城的Bowery Ballroom将举办“Other Music Forever”纪念演唱会，庆祝打过这美好的一仗，共襄盛举的艺人Yo La Tengo、Bill Callahan、Sharon Van Etten、John Zorn皆是这里的“杰出校友”，俨然是一场热闹的同乐会。

种种的致敬中，最动人的是一面竖立在威廉斯堡的看板，使用了Other Music的配色与字体写道：